苏涛：时代之歌与草原之魂

在韩伟林笔下，“草原”并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种日常生活、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的集中体现。在长篇小说《阿穆古朗草原》中，他将对草原的思索以一种史诗性的书写呈现给读者。小说的时间节点是传统和现代交接转换之时，因此小说的叙事实际上是关于时间的叙事，是关于“现代”如何在阿穆古朗草原展开并生成的叙事，从而折射出作家的历史意识以及对草原生态的现代性思索。可贵的是，《阿穆古朗草原》并不是一首乡愁寓言或现代化进程中游牧文明消逝的挽歌，韩伟林对哀婉、忧伤等情绪有着“控制”意识，他不是简单地缅怀于传统其中，而是在本民族的历史节奏里与整个时代的步伐保持同步。小说围绕阿穆古朗草原几代人的故事展开，生命在历史的长河与时间的洪流中更替，但蒙古族人血液里流淌的是一脉相承的率直与真诚。正如文中借努尔金的思考所阐明的那样，“无论怎样，提供人们一个立场。草原到底有什么用？也许原子弹最有用。可他相信，一万年后，人类还会需要草原。”

小说前半部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红色叙述为潜在文本，内容涉及到20世纪50年代自治地方建设、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及互助组建设等。小说的后半部分将草原的生态问题放置于一个更为宏大的视野中，聚焦于合作社的建立以及对共同富裕道路的探寻。韩伟林不只是拨开时间的层层迷雾，捡拾历史的片段，梳理出一条草原游牧民族“复线的历史”。实际上，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他们或许并不了解游牧民族在时代转折中的“心灵史”。因此，韩伟林有意拒绝一种“民族志”或“地方史”式的写作，而是试图将历史变迁与时代命题下的广阔世界充分呈现。伴随着《阿穆古朗草原》中一代又一代人从青葱少年走向垂暮老年，在对新时代新政策的积极响应和不懈探索中，共同迈进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小康之路。作品从最开始“王爷就是阿穆古朗的天”、人与人之间等级分明、人的性命遭人随意践踏的旧时代，到后来在共产党领导下，消除贫困和等级、人民逐渐走向真正民主的新时代。通过永青扎布的人生历程，小说《阿穆古朗草原》展现了“人民”和“集体”这样的核心理念如何在少数民族人民心中生根发芽的历史进程。

整部小说的关键词无疑是“变”。从大清国到民国，牧民的苦日子望不到边界，但是经过共产党人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阿穆古朗草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传统到现代，由旧社会到新社会，永青扎布作为阿穆古朗草原哺育成长的代表，他的一生浓缩了阿穆古朗草原的变迁史。随着永青扎布那一代人的老去，年轻一代则逐渐建立起草原与世界之间更为宽广的联系。他们不仅是时代变革的受益者，也是推动者与参与者，这同时推演了小说主题的内在变化。如果说小说前半部分主要集中于阿穆古朗草原外在社会环境之变化，那么小说的后半部分则探索于阿穆古朗草原该走向何处的内在变化。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深入，草原的生态问题逐渐显现出来，这在小说第六章“水库风波”中被推向高潮。努尔金和巴特尔对待水库的争论，以及二人关于放牧与开矿之间的分歧，代表了年轻一代对待草原观念的巨大变化。而如何对待这种变化则是小说的亮点所在。在韩伟林笔下，草原的生态问题似乎与所谓工业化之下人性的欲望关联不大，他并不是一味对正在逝去的游牧文化进行挽歌式的回望，小说中虽有流逝和怅惋之情，但更多的是一种前进变革的希冀与热情。正如文中所言，“草原特有的方与圆、多与少、意志与智慧、传统与现代一一对接。”

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该如何取舍，使之既保有本民族特色，又能与国家的总体发展样貌保持一致，小说《阿穆古朗草原》提供了一个有启示的范例。韩伟林从一开始就让阿穆古朗与外面的世界建立起联系，从而避免了对草原的神秘化想象和书写。可以看出，作者更关心的是人间日常和真实变动中的草原，他将民族书写中潜在的“神性”转换为一种普通人的“精神性”，他在小说中所描写的一幅幅日常生活景致，源自他对草原独到而精准的观察与理解。韩伟林的写作接续的是蒙古族作家对传统和现代关系的文化思索。可贵的是，他在对现代性进行思考的同时，亦对科研学术领域内唯西方马首是瞻的“拿来主义”进行了反思与质疑：“西方那套东西解释不了中国实际。”正是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实际情形，从阿古拉到努尔金，小说中对于草原游牧系统的挖掘和保护，以及游牧民族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保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从而对防止资源耗竭性开发和避免环境恶化，提供了有理论指导价值的新途径。

这部小说的时间跨度大，人物众多，可以说是一幅阿穆古朗草原历史扇面的众生相。作家以一个蒙古族的普通家庭作为叙事中心，辅以其他各类人物，蛛网密布一般将人物的群像刻画出来。因此，阅读《阿穆古朗草原》的读者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谁是小说的主要人物？永青扎布无疑是文中穿针引线的人物，勤劳善良，受人尊敬。他对草原的一切都饱含深情，小说中对于他与乘骑“黑旋风”的情感描写颇为细致，当黑旋风被狼群咬死后，他在掩埋好骸骨后吐出满口鲜血这一情节读之让人动容。某种程度上而言，他是阿穆古朗草原人格化的典型。然而在小说的叙述过程中，永青扎布总是会“隐身”，让位于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实际上，在小说《阿穆古朗草原》中，某个人物在某一章节都可能成为其中的主要人物。有趣的是，这些人物形象总是成对出现，永青扎布和金香、铜川和南斯日玛、巴特尔和明根、努尔金和吴楚克等，无不如此，芸芸众生就像从阿穆古朗河畔生长出来的枝丫，凝聚着韩伟林多年沉浸于草原深处的观察，那里隐藏着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秘密”。由此，小说中的情感书写成为推动故事情节走向的内在力量，小说的爱情书写比例很大，那些热烈、单纯、大胆的情感书写，糅合了历史、民族性格以及原始伦理的展现，这些成为韩伟林草原书写的重要元素。

尽管小说中人物众多，但金香、南斯日玛以及戴安妮三位女性依然为小说的人物谱系增色不少。金香作为旧时代向新时代跨越的女性形象，她经历过贫苦的岁月，迎来了新时代的曙光。此外，她对于制香绝学传承人的思虑也是小说的一条内在线索。这一人物身上承载着作者对于蒙古族妇女质朴与坚守、温润与善良的赞美。她与永青扎布的爱情是贫富差距和阶级差别取缔后，实现人人平等政策的体现。可以说，她是旧社会向新社会过渡的受益者和见证者。南斯日玛则是小说中刻画颇为丰满、也是作者着墨较多的女性形象。她与金香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其人生轨迹充满了各种变数，这也暗合了阿穆古朗草原所发生的变化。她可以在爱情受挫后进入生产建设兵团，成为一名与众人一起并肩作战的兵团战士；也可以与知识青年吴喜德一起与狼群殊死搏斗，后为了保护吴喜德免受处分而选择嫁给铜川。南斯日玛最终顿悟而离开，开启甘顶寺的修行岁月，使得这一人物充满了耐人寻味的悲情色彩。

小说中另一女性形象戴安妮则代表了一种来自草原外部的视角。戴安妮这个充满西方味道的名字本就是一个隐喻，她在幼年时期意外离开家，到了异国他乡生活，“回家”因而成为她的人生执念。她也终于回到了阿穆古朗草原，以一种纯粹的方式回到了生命的原点，也由戴安妮“回归”到艾义思。当戴安妮说出“一口家乡话，周正而厚实，偶尔带出来古旧的词语，那可是如今在阿穆古朗无人可知的词汇”时，那种从未磨灭的文化血脉令人震动。戴安妮与艾义思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象征着古老与新生的融合，她是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体。在小说的前半段，《月出之光》几乎成为艾义思的代称，每逢《月出之光》这首歌出现，总会伴随着对于艾义思的回忆。而在小说的后半段，当年迈的艾义思最终带着《月出之光》回到草原，与已成为居士的南斯日玛颤巍巍紧紧拥抱在一起，构成了这部小说中极为动人的一幕。这一人物的出走与回归为这部小说增加了一种跨文化的视野，也让韩伟林对草原的思考触及到中国与世界对话的意义。

从艺术性上而言，这部小说也颇具特色。作品中的日常生活叙事占据着相当大的篇幅，这些日常生活记叙着蒙古族人民的衣食住行，也展现出蒙古族人民的精神品质。在生活的间隙，他们还会以歌声来传达心中的感受与情绪。《月出之光》《罕乌拉》《努恩吉雅》等民歌在文中反复出现，让小说在写实的总体格调之外展现出写意的点缀。此外，这部小说的语言通俗平实又富于口语化，与文中所要表达的一种游牧民族原生态的质感有关。作家在语言上看似不事雕琢，实则带给读者一种“涩涩的味道”，以及口语化的粗粝感，这尤其体现在小说中人物的日常对话中，显示出自己的风格。这部小说也比较多地运用蒙太奇的手法，将过去发生的事件与当下发生的事情剪贴在一起，以不同视角穿插叙述同一件事情，这样不但可以增加故事的丰富性，且能够将小说的结构形成一个闭合的圆环。循着这个逻辑，读者似乎可以对这部小说的结构，以及小说叙述过程中的切换和“位移”有所理解了。

由于作家潜在的史诗性追求，文本的时间跨度较长，出现的人物数量也较多，所涉及事件也较为庞杂，因而整体叙事有时会游离于主要线索，这也造成小说在节奏感和内在张力上尚有提升的空间。对于长篇小说这一文学创作的“深水区”而言，韩伟林的写作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