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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真实可触的生活是源泉

2023-02-22 11: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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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新诗的发展颇为不易,其发展长期面临来自三方面的压力——古典汉诗传统、外来现代诗歌传统和百年汉语新诗形成的自身传统。在这三者之间,彼此的特性大于共性,却又一致给予当代新诗相当程度的压力,反复诘问新诗创作的来路和新诗发展的前路。当然,日久天长,新诗也会在与这三者的切磋琢磨中,取长补短,渐渐壮大自身。进入新时代以来,当代诗人尝试着从诸多方面状写人民的文化生活。其中,诗人杨克的方式值得关注。

贯穿杨克诗集《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个主要意象是“风景”。诗集中“风景”并不指向光风霁月的具体事物,而是发挥了环境、场景或视野的被动作用。

试看《谁告诉我石峁的邮编》一诗中这样的段落,“文明的前夜,她在石峁/遗址那时还不是遗址/从内瓮城寄到外瓮城,可有猿声/穿过古地图,所有的字皆僻字/仿佛密码,她读不懂不要紧/就像我此刻读不懂彩绘几何纹”。这是当下人民精神文化生活走向新高度的一个缩影。当下的中国人,精神文明获得极大发展,文化自信赋予了他们全新的历史高度,于是人民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正处于新的历史阶段。因此“我”面对史前文明遗址,显现出的是一种观察者、对话者姿态,这正意味着“我”认领了自身的历史书写者身份,寻求着诠释传统的新方式。在此意义上,前述三种传统并非与当代汉语新诗对立,而是作为一种“风景”不断经历着当下诗人与读者的诠释。这部诗集中,一系列重新诠释经典的篇目正是对此的具体展现。比如在《苏东坡》《暴雨中的苏轼》二诗,刻画的还是苏轼率性豁达与苍生为重的经典形象,但在篇目靠后的《新水调歌头》中,这些经典形象有了符号化的趋势,到了诗作的最后一节,诗人彻底亮出底牌,“来来请坐,罗江边上/我要与你共饮/在这历史上月亮最耀眼的一夜/这千古一聚,/摆上拖罗饼,闲话江和村/唐诗与宋词都在此失踪/就像再长的江河终要入海”。

传统经典如唐诗宋词的既有意义,如同江河入海一般在此失踪。而“我”要与李白苏轼共饮,正是通过重新诠释传统,在激活、赋予、创造着新的意义。传统之于新诗的意义,恰恰产生于新诗如何组织、叙述传统。风景化的传统就会成为新诗叙述中的一种固定背景。提起李白,就是飘逸豪迈;论及苏轼,就是豁达洒脱。意义的生产与循环就此停止,最终造成诗歌资源的萎缩。

杨克有意识地在诗作中还原当下生活的本来面目,描摹日常生活的鲜活与温度。这种摆脱虚空高蹈、投迹生活日常的意识,实质是关注文明的延续与转型,最终转化成《天河城广场》《花城广场》《光影编码的摄影哲学》等一系列书写日常城市生活的诗作。较之于宏大叙事,杨克的诗着眼于当下正发生着的真实情况,从具体的生活细节落笔。他的诗作具有一种向外蔓延的趋势,勾连起散落的空间坐标。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诗作以来,杨克未曾停止过对当代汉语新诗的探索。诗人自身的成长与时代变迁的大潮同轨,与之对应,他的诗作也一直与人民的生活同辙。《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这样的新诗作品,彰显出诗人关注人民生活的创作倾向,在一双洞穿“风景”的眼睛背后,是诗人对当下人民精神生活的临摹,对人民文化生活的倾心与热爱。他善于把握人民切实的生活,去摹写,去升华。只有真实可触的生活才能成为新诗深厚的艺术源泉,而不断探寻生活本质的创作过程,既是诗人风骨所在,也是诗歌的艺术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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