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 刘德庄 ：草原的风 希拉穆仁的雨 | 第五届...
草原的风 希拉穆仁的雨
——第五届“最美中国”当代诗歌散文获奖作家草原采风活动写实
辽宁省 刘德庄
一、在路上
希拉穆仁，蒙语直译过来，是“黄色的河”。一条河流的名字，被安放在一整片草原之上，仿佛所有的风都从水面上起身，所有的草都朝着水流的方向俯仰。我们此行的终点，便是这片以河为名的草原。
清晨七点半，两辆大巴车已在酒店楼下静静候着。灰蓝色的车身被昨夜的雨洗得干干净净，玻璃窗上还挂着细密的水珠，像是一夜未眠的眼睛。我拎着简单的行囊上了车，选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窗外的城市刚刚苏醒，街灯的光正在褪去。国槐立在路旁，枝条上簇拥着白中泛绿的花苞，密密匝匝的，还沾着潮润的雨意。这雨下得极细，细到你不撑伞也不觉得淋，走上一阵，头发上却结了一层薄薄的银霜。街上没有行人，偶尔有一辆早出的出租车慢悠悠驶过，道路是湿润的，车辆驶过，溅不起一线水花。整座城市像是在梦的边上轻轻翻了个身，又睡了过去。
八点整，引擎低低一吼，车身微微一颤，我们出发了。雨还在下，或者说，是早晨的空气里还浮着雨的魂魄。大青山在远处若隐若现，山体是那种沉稳的青黛色，被树木与楼房交替遮挡着，时而在视野中露出一个浑圆的脊背，时而又隐入一片灰蒙蒙的雾气里，像是巨兽在水面下缓缓游动，只偶尔把背鳍露出来让人瞥见一眼。一种奔赴的急切在车厢里轻轻弥漫，有人低声说话，有人翻看手机上的照片，更多的人像我一样，隔着窗玻璃，看着城市一点点退远，天光一点点亮起来。
车到武川入口处，我忽然看见路边站着一只黄白相间的小狗。它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前腿笔直，尾巴垂着，神情木然，望着远山的方向。它并不在意零星的雨丝在它头顶飘过，车轮沉闷的颤动，它连耳朵都没有动一下。不知为什么，这个画面在我心上轻轻剐了一下。它是这趟行程中，我看到的第一个有呼吸、有心跳的存在，一个在清冷早晨独自等待的肉身。它等的是谁？是某个出门未归的主人，还是命运本身那辆永远迟到的车？车很快驶入高速，小狗缩成一个小点，然后消失在雨幕里。但那副静默的剪影却留了下来，像一枚图钉，把我的一部分注意力牢牢钉在了来路上。
车速一提起来，窗外的景致便失了细节。近处的树木、电线杆、路标牌，全都成了模糊的色块，像被水洇开的墨水；远处的山峦和天空倒是清晰起来，却隔着一层晃动的玻璃，显得很不真实。在这两种速度之间，我看到了那些沉默的季节河。它们从山上流下来，干涸的河床蜿蜒在谷底，像一张老脸上被泪水反复冲刷过的泪痕——那沟壑的形状、宽窄、走向，把每一次暴雨的来去都记得清清楚楚。水是从天上骤然而至的，山头留不住它，山坡也纳不下它，它只好汇成一股急流，慌慌张张地奔向低处，在沙土上写下自己的遗嘱，然后蒸发、渗漏、消失，留下一道干裂的疤痕。这些河的一生，就是一场匆匆的奔赴。
河谷缓坡处，建着一排排整齐的民居。彩绘的墙面还依稀看得出当年的鲜艳——粉色的墙裙，蓝色的窗框，屋顶上甚至还保留着仿蒙古包的穹顶装饰——但如今窗洞漆黑，大门紧锁，外皮剥落如人的皮肤在暴晒后起翘。有的院子里长出了高大的野草，在雨里湿漉漉地静立。看得出，这是旅游最红火的那些年砸下的投资，民宿、餐馆、纪念品店，一应俱全，规划得有模有样。可经济大环境一变，游人稀了，钱流断了，这些漂亮的建筑便像断了奶的羊羔，一个个瘦下去、塌下去，空洞洞地晾在那里，成了大地上一处醒目的痼疾。它们是经济上的“季节河”，有过汹涌的汛期，也有漫长的枯水。
我望着这些空房子，忽然想起当年昭君出塞。她走的当然不是这条路，那时的大青山还叫阴山，那时的水草比现在丰美得多，树木也更茂密，河里有常年不断的水，天上的鸟一群一群地飞过。她坐在摇晃的马车里，掀开帘子望见这茫茫旷野，心里该是怎样的滋味？从小在秭归长大，后来进了长安的深宫，眼前的景色从来都是温柔精致的——垂柳、曲水、叠翠的山。忽然之间，天宽了，地阔了，人烟稀了，风也变得粗粝起来，刮在脸上像小刀子。她想念故国京都，想念那些熟悉的面孔和气味，大概暗自垂过很多次泪。但那又有什么用呢？一厢情愿的感情，在车轮碾过的沙土上留不下半点痕迹。她像一个被捧着的容器，从一个地方端到另一个地方，里面装的是整个汉朝的和平希望，端到匈奴的单于帐前，轻轻一放。女人，在那些年代里，常常是移动的土地。蒙古族的历史上，女人随部落迁徙，随战争更主，随联姻改变归属。她们用自己的身体连起不同的部族，用自己的子宫孕育下一代守土之人。男人的马蹄踏向哪里，女人的脚步就跟向哪里。抢土地、抢牛羊、抢女人——这是游牧民族生存法则里的三部曲，赤裸得没有任何修辞。而女人被抢去之后，便要在陌生的毡帐里生下后代，教他们讲新的语言，过新的日子，把血脉牢牢钉在刚占领的土地上。这样，那块土地才算真正换了主人。
如今，农耕与游牧早已不是敌对的双方。拖拉机的铁犁翻开了草原的腹地，无人机在云端盘旋着洒下草籽，牧民的孩子在手机上刷着短视频，那达慕大会上的赛马手头盔上贴着赞助商的标签。文明在融合，生活在刷新，新的秩序在旧的废墟上生长出来。远处，巨大的风电桩高高矗立在山脊线上，白色的塔身修长而洁净，叶片静止着，三枚长长的手臂指向天空的某一个方向，像一座座大钟的指针停在某个神秘的时刻。现在是夏末，风不大，它们便一动不动地站着，沉默而庄严。等到冬天，西伯利亚的长风卷过来，它们就会被吹得团团转，日夜不停，把看不见的能量送进电网，点亮千里之外千家万户的灯。那些灯下的人，多半不知道电是从草原上来的，也不知道风在这里替他们劳作。
蒙古人的祖先早就懂得一个道理：土地，是要有人来守的。没有人守的土地，再辽阔也是虚的。刘邦当年打败了项羽，回到故乡沛县，喝高了酒，击筑高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一个人打下江山之后，最怕的不是敌人太强，而是没有忠诚的人替你守住每一寸疆土。这话放在草原上也是一样。一个部落迁走了，那片草场就荒了，狼群会来，别的部落会来，野火会来，草根会被啃光，沙土会被风扬起来，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历史上有太多这样的教训。康熙年间与俄国签《尼布楚条约》，外兴安岭和库页岛清清楚楚写在大清的版图上，可朝廷实行“柳条边”政策，把东北的汉人往关内赶，说那是“龙兴之地”，不能随便住人。结果偌大的东北，只留了少量的满族兵丁守皇陵、守祖庙，大片土地像无人看管的仓库。俄国人来了，先试探着踩一脚，没人吭声；再往里走几步，还是没人；于是心安理得地扎下来，扎了根，生了芽，越长越壮。最后外东北没了，库页岛没了，江东六十四屯没了，海参崴也没了。那些地名如今还在，只是后面的国名已经换了。我坐在车上，看着窗外不断后退的荒野，想到东北如今人口的流失，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了一下。历史常常不是在炮火里丢掉的，而是在懈怠中，一点一点，像沙从指缝漏下去。
山路在车轮下盘旋着，不知转了多少个弯，地势忽然豁然开朗。像幕布一下子拉开，整个舞台亮了出来。大片的向日葵扑面而来，金黄色的花盘齐刷刷朝着同一个方向——那不是太阳的方向，而是早晨八九点钟光线的来处。每一朵都仰着脸，饱满、明亮、不知疲倦，像一群穿着黄裙子的孩子站在田野里合唱。再远处，还有嫩黄的油菜花点缀其间，一畦一畦的，颜色淡一些、柔一些，像大地的静脉在皮肤下隐约显现。看到这些，心情忽然亮起来，像蒙了一层灰的窗玻璃被人从外面擦了一把。玉米地接着油菜花地，一片连着一片，玉米秆子已经长得很高，叶子肥厚而深绿，风一过，整片田像湖面起了皱。还有一种很像小麦的作物，穗子弯弯的，颜色青中带黄。同车的周耀老哥探过头来看了看，说应该是青稞，这地方海拔高，小麦扛不住早霜，青稞耐寒。我觉得他说得有理。再往前走，又有大片的开白色花田畴出现了，花朵小小密密地开着，远远看像一层薄雪覆在绿叶之上。车厢里热闹起来，有人猜是荞麦，有人说是棉花，还有人开玩笑说是曼陀罗——车近了才发现，原来是马铃薯花。我心里一动，大连的家里，今年新土豆炖芸豆排骨都吃过好几顿了，这里的土豆才刚开花。真所谓“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同样的作物，在不同的纬度上过着各自的时辰，谁也不等谁，谁也不赶谁，各开各的花，各结各的果，各安天命。
进了村庄，河沟里长着稀疏的杨树，因为离得远，看不真切，只觉得树干很矮，枝丫曲曲地伸着，像弯腰驼背的老人站在沟底，用手撑着膝盖，艰难地喘息。有的树上挂着大段枯枝，灰黑色的，没有叶子，也没有树皮，像裸露的骨头。它们不必开口，光这副模样，已经把这个地方冬天的严酷全说尽了——零下三四十度的寒潮，夹着雪粒子的白毛风，一夜之间就能把活树冻成柴火。不过现在是一年里脾气最好的时候，风是软的，雨是温的，草是绿的，天是蓝的。所有的苦难都藏在笑容底下，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在那里，像一根藏在靴子里的刺，不急不慢地等着冬天。
邵建国总编拿着话筒介绍说，前面那个村子叫美岱召村，属土默特右旗，历史上“一村出过三位顺义王”，就是这里。我们透过车窗望过去，村子的房屋灰扑扑的，土墙低矮，院门歪斜，看不出半点王府的气象。好奇心一闪，也就过去了。有些历史，你站在外面是看不清的，得走进去、坐下来、喝一碗茶、听一段故事，才能咂摸出点味道。可我们只是过客，车窗摇上摇下的功夫，一个村庄的三百年就翻过去了。
又走了二十分钟，车停在一个打卡点------希拉穆仁。一块大石碑立在路边，上面四个红漆大字。大家纷纷下车，有的去洗手间，有的在小摊前打听奶片和牛肉干的价格，更多人排队在石碑前照相。我们这些人，平日里在稿纸上写天写地，到了这里，却也免不了俗，要在碑前留个影。倒不是虚荣，是想要一个凭据------告诉自己，也告诉别人，我的脚曾经踩过这块土地，我的眼睛曾经看见过这些字。人的足迹，往往需要这样的锚点来确认。
集体合影之后，继续赶路。十五分钟，目的地到了。
二、骑上马背
大巴车刚拐进牧场的栅栏门，远远就看见一匹枣红马从草坡上冲下来，四蹄翻飞，鬃毛飘扬，骑手在鞍上微微前倾，身子和马的脊背几乎连成一条线。到了车前，他猛地一勒缰绳，马前蹄高抬，上半身几乎直立起来，在空中定了那么一瞬，然后稳稳落下，喷着响鼻，绕着我们的车慢慢走，像是在领路。邵总编说，这是草原上迎客的最高礼仪——纵马相迎，把你当作远归的亲人。
下了车，地上铺着湿漉漉的草，踩上去软软的，透着一股青涩的香气。几个蒙古族姑娘端着银碗迎上来，碗里是白酒，斟得满满的，几乎要溢出来。这是下马酒。我早已戒酒多年，但此情此景，推辞显得矫情。问清楚是三十八度的酒，端起碗来，嘴唇碰着冰凉的碗沿，酒液滑过喉咙，辣意从胃里升起来，暖融融地散到四肢百骸。只喝了半碗，脸已经微微泛红。
大家没有急着进蒙古包休息，反而像被什么牵着似的，齐齐朝马场走去。那里有两个项目：骑马和卡丁车。卡丁车孤零零地停在角落，轮胎上沾着泥，没人看它一眼。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马桩上那十多匹马身上。它们被拴成一排，有的甩尾巴赶苍蝇，有的歪着脑袋看我们这群花花绿绿的人。枣红色的最多，毛色油亮，像覆了一层红缎子；黄色的也有几匹，性子似乎更温顺，眼皮耷拉着，不大爱理人。最扎眼的是一匹通体乌黑的马，个头比别的马高出整整一头，脖颈修长，肌肉在皮下成束地滚动，眼睛黑亮而警觉，耳朵不停地转动，捕捉着四面的声响。好几个作家一眼就看中了它，指着要骑。马场主是个四十来岁的汉子，脸被高原的阳光和风磨得粗糙发红，说话嗓门很大。他跟领骑的小伙子嘀咕了几句，来来回回几个回合，最后定下来：每人一百八十块，骑四十分钟。
大家各选各的马，翻身上去。有人一踩马镫就利利索索地跨了上去，身子坐得端端正正，显然是骑过的；有人抱着马脖子蹭了半天，好不容易坐稳了，脸色已经白了。我在原地站了一会儿，挑了一匹中等个头的黄马，踩着马镫上去，坐定，手心微微出汗。马背比想象中宽，两腿分开跨着，膝盖内侧紧贴着温热的马腹，能感觉到皮下的肌肉一束一束地在动。它的呼吸很深，像一口井在往外吐气。缰绳握在手里，粗糙的皮绳上有磨损的痕迹，浸润了不知多少人的手汗。
天空又飘起雨来，细如牛毛，落在脸上凉沁沁的。马队排成一列，跟着领骑的小哥缓缓朝后面的山岗走去。马蹄偶尔踩到一块石头，“嗒”的一声，清脆得像打了一下响指。路两旁的草不算高，马兰草和拂子茅长得最显眼，一簇一簇地散在沙土地上，叶子窄而硬，颜色发灰绿，不像我想象中那种丰腴肥美、能藏得住牛羊的草原。实际上，很多地方的地皮已经露了出来，灰白色的沙土像老人头顶的秃斑，一片一片地出现在草丛之间。那些卧在地上反刍的牛羊，肋条都隐隐可数，皮毛也发干发涩，没有油亮的光泽。草场已经撑不起更多的牲畜了。有些草，牛羊根本不吃——马兰草太涩，拂子茅太硬，沙蒿就更不用说了。说到沙蒿，同行的一位内蒙古本地作家叹了口气，说这东西当初是引进来固沙的，没想到长得太疯，抢水抢肥，把别的草挤得没地方长。每年开花的时候，花粉能飘几百上千里，飘到北京去，害得不少人过敏。可要是没有它呢？恐怕这一片早就成了沙地。这话让人心里很不是滋味。一种救命的东西，同时也是一种害命的东西。好比一根绷得太紧的绳子，救了你没掉下悬崖，同时也勒得你喘不过气。这里的地表已经脆弱到了极致，像一层磨得薄如蝉翼的皮肤，下面的毛细血管都看得见了，再磕碰一下，血就要渗出来。
队伍缓缓地往前移动。我前面第三匹马上的，是福建来的涂映雪老师。她穿了一身白色的连衣裙，戴一顶白色遮阳帽，裙摆在马鞍两侧垂下来，被风吹得飘飘扬扬。她的身形纤细，端坐在马背上，腰板挺直，微微侧着头，正好有一束薄薄的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落在她的肩上。远远看去，实在太像新娘子出嫁了------前面有人领路，后面有人跟随，两边是莽莽苍苍的草原，天边是低低的云。我们这支马队不紧不慢地走在两座山岗之间的谷地上，迎面正好碰上了另一支马队。两队在窄路上擦肩而过，马蹄互相交错，骑手们彼此点头微笑。那一瞬间，真的有种送亲的队伍与迎亲的队伍不期而遇的喜庆感。如果真的有嫁娶，这该是多美的新娘，多美的草原。
走了大概三四公里，雨大了些，雨点打在脸上有了分量。大家纷纷要求调头回去。我心里却有些不甘。好不容易来一趟草原，骑在马背上慢悠悠散步，算怎么回事？我伸出手，轻轻拍了拍马屁股，想让它快些。马耳朵抖了抖，步子稍微快了两步，又慢下来。我又拍了两下，领骑的小哥回过头来，大声说：“不能拍马屁股！它惊了会乱跑，把你掀下来可不是好玩的。你想跑快，得换快马”。这话一出口，我立刻就明白了——加钱。但他说得也在理，好马不是这匹。我犹豫了两秒钟，然后点点头：“换！”
回到马场，讨价还价一番，最后定了一百五十块钱二十分钟，换一匹真正的快马。这匹马比刚才那匹高不了多少，胸脯也不见得多宽厚，四条腿长得像四根弹簧，站着的时候不停地倒换步子，浑身都是按捺不住的劲儿。我翻身上去，领骑小哥拉着我的缰绳，两腿一夹马腹，两匹马几乎同时蹿了出去。
那一瞬间，所有的事物都换了节奏。风声不再是拂过，而是劈过来，从耳边、从额头、从胸口，像一堵软墙不断地撞上来又裂开。马蹄砸在地上，声音密集得连不成点，成了一条低沉的轰鸣。我的身体跟着马背上下起伏，颠得骨头缝都在响。臀部和马鞍之间发出“啪叽啪叽”的撞击声，尾骨处不断磕到马鞍后面那个铁环上，一下一下，疼得我几乎叫出来。我赶紧喊停。小哥勒住马，回头看我龇牙咧嘴的样子，笑了一下：“姿势不对，肯定受罪。”
他告诉我正确的骑法：双脚脚跟往下踩实，脚尖往上翘，两条腿弯成罗圈状；马快跑的时候，双手抓住马鞍前面的铁环，把屁股从鞍上撑起来，悬空，不接触马背，这样就不挨颠了。我听着，记在心里，活动了一下僵硬的大腿肌肉，深吸一口气，说：“再来。”
小哥一夹马肚，马又飞跑起来。我按着要领试，把身体从马鞍上撑起来，双脚踩实，膝盖微屈，果然好了一些。可速度越来越快，风灌进嘴里，把呼吸都堵了回去。我感觉自己随时会从马头前面射出去，像一颗子弹。双手拼命抓着铁环，指节发白；两条腿硬撑着，肌肉一阵阵发紧。没过多久，手麻了，腿开始抽筋。再次叫停。
慢下来之后，我跟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他告诉我，这些马都是两到三岁的儿马，从小就开始训练，不训练的马普通人根本骑不了。“马天生就不愿意让人骑——你想想，要是有人硬要你扛一袋五十斤的米走十里路，你乐意不？”我笑了，说不乐意。他说：“马也是一样。它们胆小，但记仇。你打它一下，它能记好几个月。可你要是能制服它，它也服你。要不你看，每匹马嘴里都得戴嚼子，就是怕它不听话。”
“记仇”这两个字让我觉得新奇。我听说过马救主人的故事，什么“义马”、“忠马”，《三国》里刘备的的卢马跃檀溪，关羽的赤兔马绝食殉主。但记仇的马？这倒是第一次听说。马的性情，原来也像人一样，爱恨分明，只是它们的恨埋在沉默里，不叫唤，不出声，只在一个人的背影上狠狠地盯一眼，然后等一个合适的时机。
又走了一段，我问小哥：“能不能放开缰绳，让我自己骑一段？”他反问为什么。我说你的马老是蹭我的腿，不舒服。他摇摇头：“为了安全。要是放开缰绳，你的马一跑起来，我追都追不上，你摔下来，它就跑没影了。”话说得很直白——我还没有控制这匹马的能力，所以我享受不到自由骑乘的美感和神韵。这让我想起自己刚开始写诗那些年。底子还没打好，阅历还不够深，就急着要一鸣惊人，天天盼着在哪家刊物上发一组好诗，一夜之间被人记住。结果呢？投出去的稿子退回来，退回来又投出去，反反复复，摔得鼻青脸肿。文字的缰绳，我没有抓稳，却想撒手狂奔。那都是多年前的事了。此刻在马背上，我忽然觉得历史重演了一遍——只是这次的老师换成了一个二十多岁的蒙古族小哥。
再有几百米就到马场了。小哥说：“最后冲一把，你准备好了。”我松了松肩膀，活动了一下手腕，把要领又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然后点点头。马又一次跑起来。这一次，不知是因为放松了，还是因为马上就要结束，放下了心里的紧张，我忽然觉得很适应。颠簸变成了韵律，风声变成了伴奏，脚下的大地飞快后退，草原辽阔地铺展在四周。虽然不是风驰电掣，但也有了几分劈风斩浪的味道。四蹄扬起的尘土在身后拉成一条淡淡的黄线，马尾在眼前飘扬如一面小小的旗。
下马之后，我站在地上，两条腿软得像面条，膝盖内侧磨得通红，尾骨一碰就疼。但我心里是高兴的。我终于知道了什么叫“鞍马劳顿”，终于明白了杜牧那句“一骑红尘妃子笑”背后，累死的不光是马，还有那个骑在马上、从未真正开窍的我。
三、敖包与传奇
午饭后没有休息，组委会招呼大家上车去红格尔。红格尔在蒙语里的意思是“温柔之乡”，属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坐落在希拉穆仁草原腹地，背靠大青山。敖包相传是成吉思汗二弟哈萨尔的后人所建，是这一带最大的祭祀敖包。
车行不远就到了。敖包山建在最高的一处漫岗上------所谓漫岗，就是起伏平缓、没有巨石裸露的山体，像海面上没有浪涌时那种温柔的起伏，远远看去，整座山就像一头伏卧的巨兽，敖包就搁在它的脊背上。敖包的主体分三层，底座宽大，逐层收窄，顶端的尖上绑着经幡和风马旗，在风里猎猎翻飞。左右两侧各有三个小敖包，单层，围护着主敖包，像是侍卫站在王座旁边。大敖包的外面挂满了五色风马旗------蓝白红绿黄，分别对应天、云、火、水、地。远远望去，它们密密地覆在敖包的石堆上，像给它披了一件华丽而庄重的袍子。风一来，所有的旗子都朝着同一个方向飘起来，呼呼作响，那声音又像在念经，又像在唱歌。
组委会跟我们约定，下午四点半在大巴车集合，可以自由活动，也可以买票看《红格尔传奇》实景剧。我毫不犹豫买了剧票，但又不甘心把整座山岗匆匆略过，便决定先上山转一圈，再赶去看戏。
沿着山路往上走，路两旁的木栅栏矮矮的，漆成暗红色，漆皮剥落处露出木头本来的灰白。栅栏边上，一丛丛开着紫色小花的苜蓿随风轻摇。苜蓿本是优质的牧草，牛羊爱吃，可种在这里，反而成了景观——人把原本是生产的东西，看成了审美的对象，这本身就是一种有趣的倒错。登山的石径修成了“人”字形，左右两条支路在中间汇合，然后笔直通向山顶。路旁隔不远就立着一根翁贡柱，石柱上雕刻着云纹、水纹和兽面图案，刀法粗犷，带着草原上那种不事雕琢的力量感。走完翁贡柱区，换成了一排排转经筒，铜质的筒身被无数只手磨得锃亮，转动起来会发出轻微的“嗡嗡”声，像蜜蜂在远处振翅。蒙古族信藏传佛教，转经是祭敖包之前必做的功课。
我跟着前面的几个游客，依次转动经筒，一圈，一圈，手心贴着微凉的铜面，顺着它的惯性推过去，听着那细小的声音在指尖缠绕。到了山顶，按照规矩，绕敖包顺时针走了三圈。脚下的石子被踩得咯吱响，风把旗子吹得扑扑拍打，经幡的影子在石堆上晃来晃去。三圈走完，我请了一道风马旗，写上几个名字——我爱的人，爱我的人，还有一些不相识但需要福佑的人。我把旗子系在敖包东侧的铁丝上，它立刻被风拽起来，拍打着旁边旧旗的尾端，像两个人在互相打招呼。然后我下山，朝剧场跑去。
剧场设在敖包山脚下一片围起来的空地上。中央是一座高高的土丘，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小土丘，远远看去，拼成一个“山”字的形状。大土丘脚下立着一座蒙古包，白毡顶，蓝花边，门帘垂着，不知里面是道具还是演员休息的地方。土丘前面是一大片沙地，便是演出的舞台。四周用水泥塑了假山，刷着赭石色的涂料，想模仿真实的岩石。虽然一看就是假的，但视线被它们围住之后，倒真像被关进了一个小小的山谷。
开演之前，大山的背后时不时策马冲出一个骑手，绕场一周，然后从另一侧退出去。这是在吸引观众的注意，也算热场。三点整，低沉的号角声从扩音器里涌出来，浑厚得像从地底下长出来的。演出正式开始。
《红格尔传奇》是一部大型实景马术剧，用六幕讲述了一个蒙古族少年的成长：相知、征兵、那达慕、反抗、战争、回顾。主人公红格尔自幼父母双亡，在草原上艰难长大，然后被征入军队，在那达慕大会上展示骑术和箭法，而后反抗压迫，参加战争，最终带着满身伤痕回到故乡，回顾自己的一生。全剧没有一句台词，所有的叙事都靠马术动作、背景音乐和场景变换来完成。演员们在飞驰的马背上做各种高难度动作——倒立、侧挂、翻身射箭、一人双马——马蹄扬起的沙尘弥漫成一片雾，号角声、战鼓声、马嘶声交织在一起，像把几百年的蒙古历史压缩进了一个小时。
当演到战争那幕时，几十匹马同时冲出，骑手们挥舞着弯刀，口中发出尖厉的呼啸，沙地上烟尘滚滚，遮天蔽日。观众席上有人站起来鼓掌，有人举着手机拍个不停。我却在那漫天的喊杀声里感到一阵寒意。蒙古人的马背文明，辉煌过，也残酷过。他们从这片草原出发，走向了中原，走向了中亚，走向了多瑙河畔，征服的土地横跨欧亚。每一次征战的背后，都有无数个红格尔这样的少年，从牧羊骑马的孩童，变成杀人不眨眼的兵士。他们有没有选择？也许有，也许没有。草原养活不了那么多的人，你不出去抢别人的，自己的草场就会被别人抢去。生存的逻辑，简单到几乎残忍。历史必然，四个字在我脑海里浮现出来，简简单单，却沉甸甸的。
演出结束了，掌声雷动。演员们骑着马绕场谢幕，汗水把他们的脸冲出一道道的印子，混着沙土，像戴着半化掉的面具。他们笑着朝观众挥手，马也高兴地喷着响鼻，步子轻快。我坐在观众席上没动，看着他们一圈一圈地绕，忽然觉得，那些历史上的英雄，如果活到今天，大概也就是这副模样——刚刚打完一场仗，浑身是汗，满脸是土，但心里是满足的，因为活着。
四、一场醉与醒
傍晚，组委会安排了一场诈马宴。诈马，蒙语的本义是煺毛整畜，也就是烤一整只牛或者一整只羊，是宴席上压轴的大菜。传说成吉思汗每次征战凯旋，都要召集忽里勒台大会，用整牲祭祀祈福，然后大家围坐分食。那就是诈马宴最初的形状——聚拢族人，犒赏将士，把胜利的喜悦一口一口吃进肚子里。到了元朝，每年夏天，皇帝都要到上都避暑理政，诈马宴便固定下来，成了国家级最高规格的礼宴。
我们这些参加采风的作家，被要求换上蒙古族的传统服饰。男士穿蒙古王公的袍子，宝蓝色的绸缎，镶着金边，领口和袖口绣着繁复的云纹；女士穿福晋的服饰，粉红或湖绿的长袍，配银饰的头冠，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换上衣服之后，彼此一看，都笑了起来——平日里写字的文人，一个个忽然变成了王爷和福晋，虽然心里知道是假的，但挺直的腰板和微微扬起的下巴是真实的。人一穿上华丽的衣服，骨头都会变硬几分。
蒙古包很大，正中间是一个圆形的舞台，四周摆了一圈矮桌，桌上铺着暗红色的桌布。我们沿着舞台围坐，每人面前一副碗筷，一碗奶茶，几碟小菜。主菜还没上，先上来的是歌声。一个穿着蒙古族盛装的姑娘站上舞台，手持话筒，唱了一首长调。她的声音悠长而婉转，像一条河在宽阔的草原上缓缓绕行，看似要断，却又接上了；你以为到顶了，它又攀上去一截。歌词我听不懂，但那种辽阔、苍凉、深情，每个人都能感觉到。她唱到高亢处，蒙古包顶的彩灯恰好变成了一轮金色的圆月，光晕洒在她身上，她的影子在毡壁上拉得很长很长。底下有人举着奶茶碗，跟着节拍轻轻晃。那一瞬间，我真觉得回到了几百年前的大汗金帐里，身旁坐着的都是凯旋的勇士，他们是刚打完仗回来，身上还带着马鞍的汗味和刀鞘的凉意。他们喝酒、吃肉、听歌，心里想的是什么呢？大概是家里的羊群有没有被狼叼走，老母亲的风湿病在雨天有没有犯，那个心爱的姑娘有没有等到他回来。所有宏大的历史叙事，拆开来，落到底，都是这些细细碎碎的人间冷暖。
音乐忽然炸响，变成了节奏强烈的现代配乐，灯光也跳动起来，红绿蓝紫交替闪烁。刚才的古意一下子被撕碎了，我们回到了二十一世纪的商业景区里，穿着借来的戏服，吃着商业套餐里的烤羊腿。但人就是这么奇妙——明明知道是假的，却还是会入戏。我看见对面那位平时说话慢吞吞的散文家，此刻正端着一碗酒，目光深远地望着某个方向，嘴唇微微翕动，仿佛在跟记忆中的什么人对话；旁边那位女诗人，平时穿着朴素，这会儿穿着福晋的袍子，连吃一块奶豆腐都小口小口地抿，端着碗的手指翘成了兰花状。“黄粱一梦”这四个字，此刻有了最真切的注脚。一件衣服，就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一个人的底色。
烤羊端上来了，整只的，皮烤得金黄焦脆，油珠还在滋滋地冒，香气浓得化不开。有人递给我，吃了几口，我放筷子，忽然觉得这个场面有些荒诞——一屋子穿着古代服装的现代人，围坐在仿制的蒙古包里，吃着商业化的烤羊，听着录音棚里制作出来的背景音乐，扮演着不属于自己的身份。可荒诞归荒诞，那种聚集在一起、共同完成一场仪式的氛围，却是真实的。人需要仪式，就像草原需要敖包，就像河流需要河床。没有仪式的生活，是散的。
戏服终究要脱下来。宴会结束后，大家三三两两走出蒙古包，在门口排队归还袍子和头冠。脱下来的那一刻，就像做了一场梦忽然醒了——刚才还是王爷福晋，转眼又变回了从前的自己，衬衫、T恤、牛仔裤。那种瞬间的富贵和荣耀，像退潮一样从身上退走，留下光秃秃的日常。人生大概也是这样吧，风光也好，落魄也好，到头来都不过是借人间的道场走一遭，完成一点慈悲，积攒一点阅历，然后两手空空地离开。没有什么可以永远倚重，没有什么亘古不变。就像我们此行所得的“最美中国”荣誉，不过是在草原的拂子茅上做一个记号，让自己在茫茫文本中认得方向而已。
我从蒙古包出来的时候，已是傍晚。西边的天空霞光乍现，夕光从那里斜斜地射过来，把整个草原染成了暖融融的金色。草尖上挂着的雨珠被最后一缕光照着，亮得像撒了一地的碎银子。我回过头，朝东面看了一眼——那一眼让我站住了。
一道巨大的彩虹横跨在东方的天际，从地平线的一头升起来，弯成一座拱桥，落在另一头。颜色浓烈得出奇，赤橙黄绿青蓝紫，一层一层清清楚楚，像有人用一把宽刷子蘸了最饱满的颜料，在半空中用力一抹。夕阳的光在它背后衬着，使得它的边缘还镶了一圈淡淡的金红色。更奇异的是，彩虹的两端各有一段向上的弯曲，整体看去，活像一只巨大的金色凤凰展开翅膀，悬在天际，正要起飞。
我站在那里，好半天没有动。身边也有人陆陆续续走出来，抬头看见彩虹，发出一阵低声的惊叹。没有人高声喧哗，有人急着拍照。大家都静静地看着。那一刻，我觉得那凤凰是冲着我们这些写字的人来的。它在说什么呢？大概是说：你们写过的东西，有些会像草一样枯掉，有些会像沙一样流走，但有些会像这道光一样留在天上，替你们看着这片土地。以风骨，以道义，以宏愿，书写这个时代。这听起来像是大话，像是文人的清高。但我心里知道，不是的。这些年写下来，那种所谓“心忧天下”的情绪早已不是贴在脸上的标签，而是被岁月一层层磨去了虚浮的包浆，露出了底下的纹理。那是真的。是真的关心土地，真的在意人的命运，真的希望手里的笔能留下一点什么。
草原的晚风从西边吹过来，带着青草和泥土的味道，还有一点点羊粪的膻气。那是真实的味道。彩虹在天上挂了大约三十几分钟，然后颜色渐渐淡下去，像一幅画被水慢慢洇开，最后融进了灰蓝色的暮色里。我转身往大巴车的方向走，脚下的草湿漉漉的。远处，牧人正赶着羊群回圈，羊叫声细细碎碎的，散在风里。一个普普通通的草原傍晚，因为一道彩虹、一场宴席、一次骑马、一程路途，变得不再普通。可说到底，它依然是普通的——草照样长，风照样吹，牧民照样早起晚睡。所有的“不普通”，都是人自己带过来的眼睛和心。同样的风景，有人看过了就过了，有人看过了，会记一辈子。
大巴车发动了，车窗外的草原缓缓后退。我靠在座椅上，膝盖内侧还在隐隐地疼，尾骨一碰就酸。可心里是满的。那道彩虹的影子还印在眼底，闭着眼睛都能看见。我想，很多年以后，我大概还会记得这个傍晚——记得草原上的风，希拉穆仁的雨，记得马背上的颠簸，敖包前的经筒，记得诈马宴上的歌声和那场大梦一样的华丽，也记得彩虹像凤凰一样悬在天边的那一小段时光。
车驶出牧场大门的时候，天已经完全暗下来了。雨又开始下了，打在车顶上，像无数根手指在轻轻叩击。是道别，是追问，追问我对这片草原的回应。那就以这篇文字，对那一场敲击作答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