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在传承中永生
我常常说，文化传统是一道水流，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水底的石头，传统的水流浸漫我们，滋润我们，又带走了我们生命中的信息，传布开去。这话是我在退休前给学生上现代文学史课时经常要强调的。我们一般用“传承”这个词来概括这样一种文化传播发展的形态，“传”为传递，“承”为承接，一传一承，文化为之发扬、传统得以持续。但有时我更喜欢把这个词置换成“承传”，为什么？先传后承，讲的是客体的续命形态，而先承后传，讲的是主体在文化传播中的主动性。从上承到下传，客体已经不是原来的客体，它被融入传承者的主体因素。文化传统在漫长的形成过程中，自身就是在一代代传承者生命精血的积累中外形丰满起来，内蕴厚实起来，唯有发展，才会铸成传统的形态，才能成为现代民族文明的福祉。
所以说，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每一代人所面对的文化传统，都是处在传统与当下的结合点上，既是文化的客体传播，也是文化传承者主体的渗透，主体的生命意义，在文化传承发展的过程中被吸收融入，被发扬光大。孔子述而不作，但是他承传了上古文化的精髓，通过他的主体介入，熔铸为一种学说，再有曾参、子思、孟轲等人的承传介入，逐渐完善了儒学体系。又历经西汉、东汉、两宋、明清，一代代传承者的渗透与传播，融汇杂糅了每一时代的信息和传承者主体的作用，使得传统不再是古老的一成不变的旧物，而是当下时代所需要的、充满生命活力的新的标志。这才是文化传承的意义所在，也是文化的薪火承传者的使命所在。我读上海市文史馆主编的《传承》一书所得到的最大心得，就是在这本书里看到了一个个鲜活的文化承传者的面貌身影，他们分布于各行各业，心有绝学，身有绝技，都是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中国之脊梁、大写之人物。他们不仅是文化的守护者，也是文化传统的弘扬者和创造者。
这本书的全称为《传承：〈世纪〉杂志文化专题选编》。《世纪》杂志是我喜欢阅读的一份文史纪实类刊物。它以发表历史当事人“亲历、亲见、亲闻”重要历史事件的文章为叙事特色，也是文史馆诸老云集、名家荟萃的因缘际会。为纪念创刊30周年，《世纪》杂志社选编了30年来曾经刊登过的专题文章，相继出版《星火》《同心》《传承》三本文选集。《传承》一书集中反映了前辈学者、艺术家为守护、弘扬民族文化所做出的贡献，有些事例令人读之思之，确能生出惊天地泣鬼神的感觉。聊举一例，我在复旦大学当过八年图书馆馆长，深知古籍图书珍品保护之重要、时代文献信息搜集之迫切，但要真的圆满这些功德何谈容易。《文渊阁库书抗日大转移》记载了当年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先生在日寇登陆金山卫、杭州已成危城之际，如何紧急举债筹款，安排水陆运输，从容指挥文渊阁库书转运内地的千辛万苦之经历。计228箱古籍，其中88箱善本，跋山涉水，从杭州转移到福建武夷山区，又折回江山，再赴贵州，深藏到贵阳地母洞，为防潮湿霉蚀，年年曝晒两次，直到抗战结束完璧归赵。文章还记载了当年浙大校长竺可桢与陈训慈携手力挽狂澜的故事。文渊阁库书危在旦夕时，竺可桢伸出援助之手，让古籍搭上浙大西迁的运输工具，及时运出危城。后来在日寇侵犯黔境时，国民党政府下令就地解散浙大，是陈训慈利用其兄陈布雷的关系，直陈利害，陈布雷以辞职要挟，才迫使蒋介石收回成命，保住了战火中的浙江大学。竺可桢先生、陈训慈先生，一个浙大校长，一个浙江图书馆馆长，护书护校，奋不顾身，真正的大先生也，不废江河万古流。
相似的故事一再重复。外相不一，内在精神却一以贯之。《“太老伯”郑振铎先生》记载郑振铎先生在上海沦陷后蛰伏民间，抢救古籍，也牵出了郑振铎与张元济相濡以沫、互相支持的故事。张元济为大藏书家，又是大出版家，郑振铎抢救散失在民间书坊的大量古籍善本，张元济为之鉴定宋元版本，数千种古籍珍品得以保存。当也是园所藏孤本元明杂剧流散书市，正在从事《古剧钩沉》整理辑录工作的郑振铎如获至宝，通过重庆国民政府请款，以9000元购下，为中国文学史增补了100多种从来未见的元明名剧。此事发生在战事倥偬之间隙，也算是一件善举。张元济获知后，得到郑振铎的支持配合，组织专家对珍籍进行整理校勘，从246本杂剧中选取144本，其中包括久已失传的孤本136本，编成《孤本元明杂剧》，于1941年正式出版。文化遗产得以重睹芳华。难道它仅仅是一部古籍吗？不是的，这本书里已经熔铸了郑振铎、张元济等学者的精神劳动与心血所在，它就是一部有血有肉有生命的大书。郑振铎先生、张元济先生，真正的大先生也。这样的故事都不是孤立的，在现代中国多难的历史上，用生命捍卫文化传承的故事绵绵流长，《传承》所展示的，只是风口浪尖的几个小故事，而在浩瀚江河波澜壮阔的流淌中，还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被人传颂，或者湮没不闻。令人欣慰的是，这组故事的殿后之作是王鹤鸣的《翁氏藏书入藏上海图书馆的前前后后》，终以喜剧的结尾，完成了这组关于古籍命运的交响曲。
还有一组关于古建筑的故事。从《湮没不闻的梁思成重庆文庙修复计划》到《“刀下”留平遥古城》，讲述了两个时代的建筑学家为保护历史文物所作出的贡献。梁思成在抗战年代千辛万苦制作了重庆文庙的修复计划，也曾获得过当时政府要人们的支持，但最终还是毫无作为，重庆文庙早已荡然无存，唯剩下一份梁思成手写的《重庆文庙修葺计划》，12页文字、两幅蓝图，清清楚楚记录了当时文庙建筑的所有文献数据。在另一个时代，建筑学家阮仪三抢救平遥古城的过程同样惊险，不过要比梁思成幸运，平遥古城保留下来，也成为一种经济发展的旅游资源。
与此主题有点相似的，还有樊锦诗先生的《心归敦煌》。先生守护莫高窟一辈子，传承常书鸿先生开创的几代人守护敦煌的神圣事业，最打动我的，恰恰是在她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以后的岁月，如她所说：“我刚任院长不久，面对的却是旅游开发的热潮和游客参观数量迅速攀升的热潮。所谓的旅游开发，就是把价值无与伦比的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当作‘摇钱树’‘唐僧肉’，有关部门要将莫高窟‘捆绑’上市。当时我坚决不同意，硬是把压力给顶了回去。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坚持当时的立场。”可以想象樊先生是以多大的勇气抵制了这股时代罡风。好在有了高科技，樊先生一方面及时参与制定颁布《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专项法规，为莫高窟的保护提供了法律保障；另一方面又积极建议把莫高窟敦煌壁画数字化，终于获得政府的支持，完成了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的建设，以及相关配套的保护工程，从根本上保护了敦煌壁画。
两组故事，六篇文章，八位人物，仅仅是《传承》所载的49篇文章的八分之一，还有更多的故事需要读者自己阅读和领会。我由此生发出来的一个念头，是文化传承需要有坚定的岗位意识。这也是我最近在思考的问题。文化可分有形和无形、物质与非物质，传承也是有各种形态和方式，不可强求一律，但是文化传统的传承者，主要是站立在与文化传承相关工作岗位上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竺可桢是校长，陈训慈是图书馆馆长，郑振铎是学者，张元济是出版家，梁思成、阮仪三都是建筑学家，樊锦诗是敦煌石窟的守护者，主持收购翁氏藏书工作的王鹤鸣是上海图书馆的领导者。还有许多我来不及做介绍的表演艺术家、教授学者和书画家，如梅兰芳、周信芳、启功、吴湖帆、王冶秋、叶嘉莹、程千帆等等，都是学有专攻的大家。他们每个人都承担着文化传承的神圣工作，不需要心有旁骛，也不需要志在天下生当如此，只要求做好自己本职的工作，校长对学校负责，图书馆长对书籍负责，出版家对出版物负责，学者对学术负责，教师对学生负责，演员对舞台负责……只要做到尽心尽力、鞠躬尽瘁，这就够了。事功成就就在自己的岗位之上。为了捍卫这一点，有时候也需要极大的勇气胆识和牺牲精神。
做一个岗位上的知识分子，以自己的生命能量全然投注于自己的工作，坚定地守住自己的岗位，一方面是守护、传承文化精血，一方面是发展、延续属于你的那份文化事业，再以更多的热情培养青年接班人，使传承事业代代相传。这才是文化传承、文明普及的最大保障。所以我说，岗位，才是文化传承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