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学》2024年第10期｜赵冬梅：实录记:吕公著的胡子
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访问学者，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系、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香港教育大学访问教授。致力于宋代制度、政治文化和历史人物传记的研究、写作与传播。著有：《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大宋之变：1063—1086》《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武道彷徨：中国古代的武举与武学》《千秋是非话寇准》；译著有《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等。
实录记：吕公著的胡子
赵冬梅
引：永恒的胡子
南宋人翟伯寿穿衣，喜欢标新立异，“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装’”。他的朋友许彦周好搞怪。有一天，翟伯寿去看许彦周，“彦周髽髻，着犊鼻裈，蹑高屐出迎”，头上梳两个小鬏鬏、穿着丁字裤、脚踩高底鞋，大摇大摆，迎将出来。翟伯寿一时愕然。许彦周不慌不忙地说：“吾晋装也，公何怪?!”这个故事，出自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卷八。许彦周的“晋装”、翟伯寿的“唐装”，一个是自我作古，一个是有意恶搞，总之，都不是当时通行的“宋装”。华夏民族的服装样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今日你我所着，皆是“洋装”，或曰“现代服饰”。在整个传统时期，截至清朝统治者强令剃发之前，华夏民族服饰唯一不变的，是成年男性之束发于顶，和中老年男子的蓄须。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就与胡子有关。
一、朝廷诏书，吕公著污蔑韩琦谋反，罢御史中丞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吕公著，宋朝人，生于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卒于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一生经历了宋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五个皇帝，官至宰相。故事开始的时间是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这时候吕公著五十三岁，留着一把漂亮的大胡子。为把故事讲得明白些，请允许我大段引用史料原文。不过别担心，我会一一解释。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〇记载：
（熙宁三年四月）戊辰，诏御史中丞吕公著，比大臣之抗章，因便坐之与对，乃诬方镇有除恶之谋，深骇予闻，乖事理之实，可翰林侍读学士、知颍州。
《续资治通鉴长编》是南宋史家李焘所作的北宋编年史，原书980卷，现存520卷，是清朝学者从《永乐大典》里抄出来的。《永乐大典》是明初编修的一部“类书”，将当时所见的八千种古籍打散重组，抄成一部包罗万有的新书。被抄进去的书后来原书散失，反而要靠着“类书”重新抄录聚拢。《永乐大典》全书22937卷，清初尚余90%，今所幸存者，仅800余卷。书籍的聚散，令人唏嘘。幸赖清初学者的努力，《续资治通鉴长编》得以重现，虽非全璧，却也是我们观察北宋历史的主干史料。
熙宁是北宋第六帝神宗的第一个年号，神宗只有两个年号，第二个是元丰。熙宁共计十年，熙宁三年是公元1070年。戊辰，干支纪日，熙宁三年四月戊辰是八日。诏书，以皇帝名义发布的政府文书。连起来，熙宁三年（1070）四月八日，宋朝政府颁布了一则诏书。这则诏书宣布的是一项重大人事变动：御史中丞吕公著免职，调任颍州知州。御史中丞是宋朝行政监察机构——御史台的长官，并由此成为专司舆论的台谏官群体的领袖。颍州知州只是诸多州长之一。吕公著遭到了贬谪。
贬谪的原因是他污蔑大臣要发兵清君侧，“比大臣之抗章，因便坐之与对，乃诬方镇有除恶之谋”。诏书文字高度凝练，置身当时，懂的都懂。今人则需钩沉索引，拿出大侦探的本事来，一一索解。“大臣”，宰相级别的高官，这里指前任宰相、现任大名知府韩琦。“抗章”，上章反对中央政令。韩琦“抗章”反对青苗法，神宗发生严重动摇，几乎取消青苗法。王安石“居家待罪”，以示抗议。一番拉扯之后，神宗让步，将处置反青苗法言论的权柄交付王安石。王安石组织人员，针对韩琦的“抗章”写作批判文章，又亲自润色，雕版印刷，发放全国。韩琦“三世执政”，做过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的宰相，所遭打击，可谓惨烈。王安石雕版战韩琦，在宋朝政坛引发剧烈的心理震荡。吕公著为韩琦抱不平，愤然反问神宗，朝廷这样对待韩琦，就不怕他提兵进京清君侧吗？不管出于何种理由，方面大员提兵进京，都是十恶不赦之举。吕公著以起兵之念想加诸韩琦，近乎污蔑，实属恶劣——如果他真的这样说了的话。
那么，吕公著究竟是在何种情境之下出此恶劣之语的呢，现场证人又是谁？相关信息，诏书也有交代：“因便坐之与对”。“便坐”，非正式场合。“与对”，参与召对，被神宗接见。“便坐与对”，照理说，除可能的宦官宫女之外，在场人员大概率只有皇帝和吕公著二人。因此，“吕公著污蔑韩琦谋反”的唯一在场人证，只能是神宗皇帝本人。诏书说“深骇予闻”，“予”是皇帝自称。
熙宁三年四月戊辰（八日），朝廷颁布诏书，指责吕公著污蔑韩琦谋反，罢其御史中丞，外放颍州。以上皆属客观发生。但是，诏书白纸黑字、言之凿凿的罢免理由——吕公著污蔑韩琦谋反——是否为客观发生呢？
二、吕公著喊冤，王安石诬我
物换星移，世事变迁。元丰八年（1085），正当盛年的神宗驾崩，其子哲宗幼年即位，吕公著再度回朝，担任副宰相，很快升任宰相、监修国史，成为《神宗实录》的主编。唐代开始以宰相监修国史，建立了完整的本朝史编修制度，宋承唐制。国史的编修以皇帝统治时期为单位，皇帝在位期间，史官编修《起居注》记日常政务，宰相大臣编修《时政记》记最高决策会议；皇帝驾崩之后，以《起居注》《时政记》为基础，编修《实录》，又在《实录》的基础上编修《正史》，《正史》又称《国史》，是本朝史的终端产品。《实录》《正史》之前，冠以皇帝庙号，比如《神宗实录》《神宗正史》。《实录》单行，一帝一书；《正史》可以合修，比如《三朝国史》记宋初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事。吕公著在哲宗初年监修的，就是刚刚驾崩的神宗的《实录》。神宗朝19年的得失成败、是非恩怨，将在吕公著的主持下，“一一垂丹青”。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与他本人声誉攸关的熙宁三年《吕公著罢御史中丞诏》。元祐二年（1087），吕公著上疏朝廷，高声喊冤：
（当年我）被诬遭逐，全不出于圣意，止是王安石怒臣异议，吕惠卿兴造事端。日月既久，臣本不欲自明。适以宰职总领史任，今《实录》若即依安石所诬编录，既因臣提举修进，则便为实事，它时直笔之士虽欲辨正，亦不可得。
大意如下：熙宁三年，我遭到诬陷，被驱逐出中央，完全不是神宗的意思，而是王安石恨我反对他的新法，他的爪牙吕惠卿捏造事实，构陷于我。年深日久，我本不想再辩白。可是如今我以宰相监修国史，如果《实录》按照王安石的污蔑之词编录，修成上进，那么，王安石对我的诬陷就成了实事——将来就算有史家想要秉笔直书，辨正其事，也无从下笔了。
吕公著鸣冤，太有必要了。按照制度，像《吕公著罢御史中丞诏》这样涉及重要职位任免的政府文件是一定要修入《实录》的，而前任宰相王安石所修的《时政记》也是《神宗实录》的两大史料来源之一。但是，倘若在吕公著的监修之下，就这样亦步亦趋地按照王安石的《时政记》和《吕公著罢御史中丞诏》写了，那么，“吕公著曾经污蔑韩琦谋反并因此受到免职处分”就真的成了不争的事实。对于吕公著而言，这是大节，无论如何都要辩白。以下是元祐二年吕公著的情况说明：
臣先任御史中丞……亦尝入对面陈，蒙神宗曲赐敦谕，圣意温厚，初无谴怒之旨……是时王安石方欲主行新法，怒议论不同，遂取舍人已撰词头，辄改修，添入数句，诬臣曾因对论及韩琦以言事不用，将有除君侧小人之谋。缘臣累次奏对，不曾语及韩琦一字，方欲因入辞自辨，时已过正衙，忽有旨放臣朝辞，令便赴任……至元丰中，臣再对朝廷，先帝待臣甚厚，未几，遂除柄任，及尝赐臣手诏，大略云：“顾在廷之臣，可以托中外心腹之寄，均皇家休戚之重，无逾卿者。”
吕公著的辩白分为四段：第一，我确实反对青苗法，但是神宗皇帝对我的态度一直是温和的，从未流露出暴怒谴责的意思。第二，我的免职是事实。但是免职诏书的措辞，却是王安石的主张。他恨我反对青苗法，因此擅自修改当制舍人（值班秘书）起草的诏书，添加了污蔑我污蔑韩琦的文字。第三，我几次面见皇帝，从没有一句话谈到韩琦。我领受诏书之后，本来还有一个机会可以见到皇帝，当面辩白，那便是地方大员赴任之前应当享有的“朝辞”礼遇。可是，我刚刚过了正衙殿，忽然就来了圣旨，免我朝辞，让我立即赴任。第四，到了元丰年间，我回朝廷面见皇帝，神宗待我非常仁厚。不久，我被任命为枢密院的副长官。神宗曾经赐我手诏，大意是说：“环顾在朝之臣，不管在朝还是在外，若论值得托付重任，为皇家分忧，没有谁比得上卿。”
到此为止，关于吕公著罢御史中丞的原因，出现了两种相互对立的表述。熙宁三年四月八日颁布的《吕公著罢御史中丞诏》指责吕公著污蔑韩琦谋反，言辞严重不当，因此罢官。元祐二年吕公著的申辩则声称，自己从未提及韩琦，意图否定《诏书》指其曾经污蔑韩琦谋反的说法，认为《诏书》的说法是王安石的挟私报复。诏书先出，是当时文字，属于“第一手证据”。吕公著的申辩后出，是私人表达，利益攸关。孰是孰非？应当怎样判断？
三、众说纷纭
这道难题摆在了南宋史家李焘的面前，除了《吕公著罢御史中丞诏》、吕公著在元祐二年的辩白，李焘能看到的材料还包括：两位在场证人王安石和赵抃的证词，后者由司马光记录；司马光的推测；以及《吕公著家传》的说法。
（一）在场证人王安石的记录
首先是王安石的《时政记》。关于“吕公著罢御史中丞”的因果本末，李焘从《时政记》中读到如下记载：
公著数言事失实，又求见，言“朝廷申明常平法意，失天下心。若韩琦因人心如赵鞅举甲，以除君侧恶人，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因涕泣论奏，以为此社稷宗庙安危存亡所系，又屡求罢言职。上察其为奸，故黜。
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吕公著多次发表不实言论，又求见皇帝，说“朝廷推行青苗法，失了天下人心。倘若韩琦顺应人心，效仿春秋时期的赵简子，起兵清除皇帝身边恶人，不知陛下将要如何对待”？吕公著哭哭啼啼，说此事关系社稷宗庙的安危存亡，又多次以离职要挟皇帝。神宗察觉到他的奸邪，因此决定免去他御史中丞的职位。简单地说，吕公著确有诬陷韩琦的不当言论，这才引发神宗不满，决意罢免他的御史中丞。
接下来，《时政记》记录了《吕公著罢御史中丞诏》的出台过程。这中间经历了两次国务会议，相关人物包括首相曾公亮、次相陈升之，副宰相赵抃、王安石，当制舍人宋敏求。第一次国务会议，神宗决定在诏书中公开吕公著诬陷韩琦的罪状，命曾公亮将这一决定传达给当制舍人宋敏求。但是，曾公亮却指示宋敏求将“引义未安”作为罢免吕公著的理由。所谓“引义未安”，直译就是所引典故意思不当，试图以措辞的模糊稀释诏书的严厉程度。王安石当场抗议，说“圣旨命令明言吕公著罪状，若只说‘引义未安’，那就不是皇帝的意思了”。这话，等于指责曾公亮擅自改动圣旨，乃是大罪。宋敏求按照曾公亮的吩咐起草了诏书。
第二天，国务会议再度就吕公著贬谪诏书的措辞展开讨论，王安石主张公开说明，曾公亮、陈升之、赵抃反对。神宗说吕公著在官僚中享有巨大影响力，如果不公开表明他的罪状，大家不知道他被贬的真正原因，必然议论纷纷，要乱。曾公亮说这么写，天下人一看就知道说的是韩琦，这会让韩琦不安，不合适。神宗大不以为然，说：“既然吕公著都被处分了，我们明白宣布他是胡说八道、诬陷好人，那韩琦就没有不安的道理，即便是全天下都知道了，又有什么了不得的！”曾公亮一方据理力争，一直争到天色已晚，神宗还是不答应。最终，神宗当面下令，让陈升之修改诏书，直接下发。宰相抢了秘书的饭碗。
（二）在场证人赵抃的回忆
以上是王安石《时政记》的记录，王安石是事件的积极参与者和现场证人。当时在场的四位宰相、副宰相当中，还有一位副宰相赵抃也留下了证词。赵抃的政治立场与王安石不同，但他也记得吕公著应该说过污蔑韩琦的话。以下是赵抃的证词：
上谕执政，以吕公著自贡院出，上殿言，朝廷推沮韩琦太甚，将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王安石怨公著叛己，因此用为公著罪。及中书呈公著责官诰词，宋敏求但云“敷陈失实，援据非宜。”安石怒，请明着罪状。陈升之不可，曰：“如此，使琦何以自安。”安石曰：“公著诬琦，于琦何损也！如向日谏官言升之媚内臣以求两府，朝廷岂以此遂废升之？”皆俛首不敢对。上既从安石所改，且曰：“不尔，则青苗细事岂足以逐中丞？”
赵抃提供了更多的细节，涉及吕公著污蔑韩琦的具体时间点以及可能的情境。
熙宁三年的二到四月间，神宗、王安石和反对派进行了第一场激烈较量。二月初一，韩琦批评青苗法的奏疏抵达御览，引发神宗剧烈动摇；初五，王安石正式称病不出，以此抗议排山倒海的批评和神宗的动摇。二月二十一日，神宗屈服，王安石恢复工作；二十三日，王安石下令，对韩琦批评青苗法的报告展开批判。三月四日，两份文件同时出台，宣告新法的胜利，一份是神宗的最高指示“青苗法没有问题”，另一份则是由王安石亲自下场润色的驳韩琦奏，这篇战斗的檄文被雕版印刷，发放全国，韩琦成为批判的对象。四月，这一场由政策讨论引发的政治角力进入收尾阶段，反对派纷纷遭贬，离开中央，吕公著罢御史中丞便是其中之一。以上过程，我在《大宋之变，1063-1086》中有详细描述。
那么，吕公著究竟是在哪个时间点、怎样的一种情境之下，才说出有“污蔑韩琦谋反”嫌疑的不伦之词的呢？按照赵抃的回忆，是“吕公著自贡院出，上殿”的时候。吕公著是这一年省试的副主考。按照宋代制度，科举考试，考官人选临时发布，一旦发布，随即锁院，与外界隔绝，考完放出。熙宁三年的省试锁院，在正月初九，吕公著“自贡院出”应该在二月初。但倘若是二月初，韩琦的奏疏刚刚引发开封高层的政坛地震，神宗还在努力平衡反对派和王安石，试图走中间路线。这个时间点不存在“推沮韩琦太甚”的问题。真正的“推沮韩琦太甚”，要到二月二十一日王安石复出以后；而韩琦所遭受的“推沮”挫辱，在三月四日王安石雕版印刷驳韩琦奏发放全国之后达到巅峰。吕公著说“推沮太甚”，最合适的时间点应当在三月四日驳韩琦奏雕版发放之后。当此之时，吕公著面见神宗，情急之下，贾祸之言冲口而出——这是我“以情理度之”的后见之明，然而事情的客观发生却常常未必合乎情理。至少，按照赵抃的回忆，吕公著从贡院出来，就发表了污蔑韩琦谋反的不伦之词，而这话，是赵抃听神宗皇帝亲口说的。
顺便补充两点：一、这一年省试录取的第一名是陆佃，王安石的学生，陆游的祖父。这一点跟本文主题关系不大，但也非全无关系。陆佃能够录取为省元，虽然要感谢宋朝科举制度的公平，但也足以证明在当时，官僚集团尚未出现恶性分裂——政策主张、政治立场可以不同，为国取才仍然是共同追求。二、与吕公著同为副主考的，还有一个人，名叫孙觉。这个名字，我们后面会提到。
赵抃的回忆还补充了第二次国务会议的一些细节，让赵抃印象最深刻的，是次相陈升之与王安石之间的冲突。“当制舍人”宋敏求所起草的《吕公著罢御史中丞诏》，用了“敷陈失实，援据非宜”作为罢免中丞的理由，这是曾公亮所授意的“引义未安”的正式措辞。王安石坚持要改为吕公著污蔑韩琦谋反。陈升之反对，说：“这样写，让韩琦如何能安心！？”王安石反驳道：“是吕公著诬蔑韩琦，于韩琦又有什么损害！比如先前有谏官说你陈升之结交内臣求得宰相之位，朝廷难道会因为这个就罢免你陈升之吗？”话锋凌厉，寒气逼人。一众宰执“俛首不敢对”，讨论到此结束。《吕公著罢御史中丞诏》按照王安石的意见，用“污蔑韩琦谋反”做了吕公著罢御史中丞的理由。
综上所述，可将赵抃的证词归纳如下：说吕公著污蔑韩琦谋反的，是神宗本人；坚持把“污蔑韩琦谋反”写入诏书，作为吕公著罢御史中丞理由的，是王安石；神宗听从了王安石的意见，并且在尘埃落定之后补了一句：“不这样写，就凭反对青苗法这样的小事，怎么值得罢免御史中丞呢？”这句话，更像是自说自话，自我安慰。
（三）赵抃证词的记录者司马光的疑问
将赵抃的回忆记录下来的，是司马光。他是吕公著的同道，二人都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并因此在神宗朝遭受程度不同的贬谪；哲宗即位之后，二人重返政坛，出任宰执，司马光先为宰相，他死后，吕公著继任。《资治通鉴》叙事截止于宋朝建立之前，是宋朝人的古代史和近代史。在完成《通鉴》之后，司马光有意写作本朝当代史，并为此搜集资料，忠实记录资料来源，比如“闻之赵抃”。赵抃的证词，老实说，对吕公著不利，司马光做了如实记录。但是，对于“吕公著污蔑韩琦谋反”作为客观发生的真实性，司马光是深度怀疑的。所以，他还记下了一种未透露来源的说法，那便是“神宗记错了”，误把“孙觉”当成了“吕公著”：
公著素谨，初无此对。或谓孙觉尝为上言“今藩镇大臣如此论列而遭挫辱，若唐末、五代之际，必有兴晋阳之师以除君侧之恶者矣。”上误记以为公著也。
“或谓”，有人说。司马光在内心深处是认同于“或谓”的。吕公著是仁宗朝宰相吕夷简之子，对于高层政治，浸润极深，一向严谨持正，怎么可能说出“韩琦谋反”这样既违反原则又毫无好处的话呢？司马光不信。但是，根据赵抃的回忆，这是神宗亲口所言。所以，唯一合理的解释，是神宗出现了记忆误植。孙觉说过这话，神宗记成了吕公著。“或谓”所传孙觉之语的语气非常有真实感和现场感，我把它译成现代汉语，读者可以自行品味：“如今藩镇大臣（韩琦）这样尽心尽力地为朝廷进言，却遭到如此挫辱。这要放在唐末五代的时候，一定会有人提兵进京来清除君侧恶人！”
（四）《吕公著家传》重建事实，努力辩白
《吕公著家传》的说法与“或谓”相同。《吕公著家传》，顾名思义，是吕氏后人站在家族立场为吕公著所作的传记。《家传》试图以过程性细节呈现神宗“误孙为吕”的原因：
三月十一日壬寅，谏官孙觉见上论青苗事，且言条例司驳韩琦疏镂板行下，非陛下所以待勋旧大臣意。赖琦朴忠，固无它虑，设当唐末、五代藩镇强盛时，岂不为国生事乎？后二日甲辰，公著见上，复极论青苗事，然未尝及琦也。已而，上谓执政曰：“吕公著、孙觉皆极言青苗不便，且云驳难韩琦非是。”因面诘王安石、韩绛不当镂板，初无罪觉意也。觉既被黜，执政遂以觉语加公著。及公著黜，觉犹舣舟城东，未赴广德，乃谓人曰：“韩琦事独觉尝言及耳。”然后人知公著未尝言琦。
根据《家传》，三月十一日，孙觉面见神宗，批评青苗法，并针对三月四日王安石雕版发放驳韩琦奏的做法，提出强烈抗议，认为这不是对待勋旧大臣的正确态度。幸赖韩琦淳朴忠诚，不用担心其他，同样的做法要是放在唐末、五代藩镇强大的时候，岂不是要白白地为国家生出事端吗？！所谓“为国生事”，即王安石《时政记》之“若韩琦因人心如赵鞅举甲，以除君侧恶人”、赵抃所记“必有兴晋阳之师以除君侧之恶者”，《家传》不忍直述其词，足见介意，此事对吕公著的伤害之深，由此可见一斑。三月十一日，孙觉的大放厥词，必定给神宗留下来深刻印象。两天之后，三月十三日，吕公著面见神宗，再次激烈批评青苗法，但没有提到韩琦遭到的推沮，这应当是有意避免过度刺激神宗，符合吕公著“素谨”的作风。孙觉、吕公著的接连批评，对神宗造成强烈刺激。他向宰相大臣抱怨说：“吕公著、孙觉都极力反对青苗法，认为它不便于民，而且说驳难韩琦是不对的。”于是，神宗当面责备王安石和韩绛，说他们不该把驳韩琦奏雕版发放。在这个时候，神宗把同样反对青苗法的谏官孙觉和台长吕公著“合并同类项”了，神宗口中“且云驳难韩琦非是”的人，在现场听众的耳朵里，可以是孙觉和吕公著。当时，神宗应该是感到了懊悔，所以他要责备驳难韩琦的人，也没想到要贬谪孙觉和吕公著。但是，不久，神宗稳定了情绪，决心坚定地站在新法一边，形势急转直下。
三月二十五日，孙觉被贬广德军，理由是“奉诏反复”。四月初，神宗决定罢免御史中丞吕公著，“执政遂以觉语加公著”，王安石于是把孙觉说过的话安到了吕公著的头上。四月八日，《吕公著罢御史中丞诏》颁布，罪名是“污蔑韩琦谋反”。消息传来，“舣舟城东”，正准备奔赴广德军贬所的孙觉跌足失声，说“韩琦事独觉尝言及耳”。《吕公著家传》记录孙觉的话，紧接着，写道“然后人知公著未尝言琦”，给人的感觉好像当时的人就都知道吕公著是冤枉的了。但这其实只是文字所营造的因果关系。假定孙觉在当时说过这话，知道的并相信的人应该也只是少数，比如司马光，比如吕公著。既然吕公著没能获得“朝辞”的机会，当面向神宗辩白，那么，大多数人应该还是按照《罢御史中丞诏》的说法理解这件事的。
除了对《罢御史中丞诏》的出台过程进行细节还原，正面论证吕公著从未污蔑韩琦。《家传》还从两个侧面进行了补充论证：一、吕公著没有污蔑韩琦的主观故意，吕公著的哥哥有两个女儿嫁给了韩琦的儿子，“公著必不肯诬琦”。二、从三月十三日吕公著面见神宗，到四月八日吕公著被罢免，隔了22天。假定是吕公著污蔑韩琦引发神宗震怒，决定罢免他的御史中丞，不应该隔那么久。
四、史家的选择
材料看完了，总结一下核心问题与各家态度：
第一，神宗是否说过“吕公著污蔑韩琦谋反”？所有材料不管是否存疑，都给出了肯定回答。
第二，吕公著是否说过类似于“韩琦搞不好要起兵”的话？换言之，“吕公著污蔑韩琦谋反”是否为“客观发生”？《吕公著罢御史中丞诏》、王安石《时政记》和赵抃的回忆都主张“是”；吕公著元祐二年的辩词和《吕公著家传》坚决主张“没说过”，司马光认为“不可能”。
第三，倘若吕公著不曾说过污蔑韩琦谋反的话，神宗为什么会说“吕公著污蔑韩琦谋反”？司马光和《吕公著家传》给出了可能的解释——孙觉说过，神宗误认孙觉为吕公著，记错了。
在李焘修《续资治通鉴长编》之前，还有三版《神宗实录》。第一版，就是吕公著曾任监修的《元祐神宗实录》，它抄录了熙宁三年的《吕公著罢御史中丞诏》、王安石《时政记》的相关片段，以及吕公著元祐二年的辩词。哲宗亲政，新党重新得势，绍圣元年，王安石的女婿蔡卞建议重修《神宗实录》，“元祐文字并加删削，全用《安石日录》”，这是第二版。南渡之后，又出现了第三版，主持实际工作的是司马光的学生范祖禹的儿子范冲。
这三版《神宗实录》，今天都看不到了，李焘比我们幸运，他看得到，因此也便更需要选择。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所采取的叙述策略，是在正文中沿用《元祐神宗实录》的记载，“并附司马光所记”，在考异中备注《吕公著家传》等周边的记载。李焘说：“《元祐实录》载王安石《时政记》及吕公著奏，其书法甚允当。”有利的、不利的都要记，这也是吕公著的诉求。元祐二年，吕公著上疏喊冤，力证自己从未诬陷韩琦，最后说“望以臣奏付实录院，许令纪实，以信后世。”吕公著提出的书写方案，并非简单粗暴地利用权势，删掉那些对自己不利的记载，而是如实记录曾经发生的、已经产生的，并附上自己的辩白之词，把判断的权柄交给未来。
相信未来，相信是非自有公断，相信历史书写的力量，是传统中国之所以“为历史之国家”的重要表现。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的结尾记录这样一个故事：
（太祖）尝弹雀于后苑，或称有急事请见，上亟见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诘之，对曰：“臣以为尚亟于弹雀。”上愈怒，举斧柄撞其口，堕两齿。其人徐俯拾齿置怀中，上骂曰：“汝怀齿，欲讼我乎？”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也。”上悦，赐金帛慰劳之。
宋太祖在后苑打鸟，有官员宣称有急事求见，结果却并不急，又出言顶撞，太祖在盛怒之下，抄起斧子砸掉了此人的两颗牙齿。却没想到这人不慌不忙地把牙齿捡起来放进怀里，让太祖以为这家伙是收拾了物证预备要告自己，没想到对方说：“我没办法告你，但是历史会记下今天的事。”于是太祖转怒为喜。历史怎么写，终究是有力的。而那些相信历史自有公论的人，便不会走得太远。比如吕公著，尽管把握了修史大权，却仍然遵循实录原则。
乱：胡子，倒霉的胡子
对于吕公著而言，熙宁三年罢御史中丞的真实原因为何，是一桩关系出处大节的要紧之事，所以他本人会在元祐二年监修《神宗实录》时上疏喊冤，而他的《家传》也会不惜篇幅，以细节重建事实，试图说明神宗是如何“误孙为吕”的。但老实说，《家传》的叙述效果并不理想，因为它并没有从根本上解释神宗记忆误植的原因。熙宁三年，神宗只有二十三岁，周岁二十二，正是记忆力最好的时候，倘非故意，为什么会孙冠吕戴呢？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给出一个推测：“上已忘其人，但记美髯，误以为申公也。”申公，即吕公著。那个冲口而出说韩琦搞不好要起兵清君侧的孙觉，是一个美髯公，吕公著也是，他们又都有着刚从贡院出来的经历、都激烈反对青苗法、都同情韩琦，于是，神宗就搞错了。熙宁三年，孙觉四十三岁，吕公著五十三，的确都到了留胡子的年纪。可能吗？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