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性”与李洱《应物兄》的叙事建构
李洱《应物兄》具有清晰的“当代性”指向，也是“一部属于中国文学荣誉的高端小说”。（1）已有研究者从文本与时代的同构性对该作品展开讨论，但在其对“异质性、综合性、开放性”（2）的中国经验对象化中实际蕴含更独特的叙事建构方式的研究不多。因此，本文试图以“当代性”为视域来还原《应物兄》与现实语境互动生产的历史现场，由此进一步探究小说如何与时代同频共振，又是如何将“当代性”有机内化为叙事元素。作为有效突破现代性观念限度的重要概念，“当代性”和“同时代性”近年被学界热议。面对复杂的现实世界，从文学和文化角度建构真理内涵的“当代性”价值成为刻不容缓的命题。（3）借用阿甘本的名言，“成为同时代人，首先以及最重要的，是勇气问题，因为它意味着不但有能力保持对时代黑暗的凝视，还要有能力在此黑暗中感知那种尽管朝向我们却又无限地与我们拉开距离的光”。（4）就《应物兄》重构经验与伦理、事实王国与价值王国的路径看，“当代性”不仅是小说中“观念终结”的背景，更成为在晦暗中感知存在之光的审美动力，从时代之“象”的分析式表达、时代心灵的复调化变奏，到时代精神的总体性升华，它在推进故事的过程中承担了诸多叙事功能。
一、经验与思想交融：时代的“象”及其认知装置
与时代贴身肉搏的“当代性”是解读李洱小说的关键词。《午后的诗学》《喑哑的声音》《饶舌的哑巴》《石榴树上结樱桃》等作品无不将鲜明的社会问题意识融入审美与思想的动态激荡，追求虚构对现实的能动介入。《应物兄》延续其一贯的先锋性，但在叙述形态上除了紧密关联现实，还以一种分析式表达来打开崭新的文学面向，即一方面以内在于时代的实感经验折射社会镜像，另一方面以思考的强度和力度揭示其深度话语运作，把握观念、意识和价值在当代场域的多元共存。小说在更广泛的世界文学场域内承续了哈韦尔、加缪、索尔·贝娄、库切、帕斯等作家引领的知性叙事传统。
就“当代性”作为一种设定和并置多事件的艺术结构策略看，《应物兄》以权力本位意识批判和消费资本主义批判为双重主题，有机融摄了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元素。小说选取学院大厦为观察坐标，在太和儒学院由筹备建制到项目破产的过程中，铺陈开一幅政商学界的浮世绘，深描后现代社会道德和人心的裂变。借助对老黑格尔名言的生动演绎，“越是‘最坏的最无理的事物’，越是会有一个最冠冕堂皇的‘好理由’”，（5）小说展示了荒诞吊诡的权力景观。正是打着学术创造社会经济效益的幌子这一“最冠冕堂皇的‘好理由’”，副省长栾庭玉、校长葛道宏与铁梳子、季宗慈、黄兴等企业家勾结成伙，对儒学院实施任意地操控和宰制，造成从知识生产到资本机器的彻底异化。小说揭示了象牙塔里建功立业的理想被顽固的权力欲望偷换，以复兴传统文化、建设一流大学的名义掩盖了薄弱的道德意志、病态的伦理背弃乃至丑陋的依附人格。与此同时，资本逻辑的霸权式渗透，进一步使文化沾染了利益习性，在知识商品化和学术资本化的循环扭曲中，传统和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观念、文化形象发生畸变。小说中的“济州大学”再形象不过地象征着对金钱的敏感、对新功能的渴望、对古典美德的迅速抛弃等现代性危机。（6）一定范围内的功利主义语境下，知识只对有效性负责，知识的目的转为金钱变现，知识分子也群体性、结构性地贬值为社会庸俗化的助推器。在这个意义上，《应物兄》直指我们时代的精神境遇，它以靠拢《普宁》《小世界》《月落荒寺》等后现代学院小说的旨趣，糅合《官场现形记》等晚清谴责小说的社会史手法，将笔触突入知识与资本无缝对接的当代文化运作模式内部，揭开因知识意义丧失在社会、文化和人性层面造成的纷繁困扰。
但不同于传统小说在权力、金钱等主题上对国民性、人性和道德进行揭示，《应物兄》的叙事形态主要呈现为对各种“不可见”的现实经验的分析式表达。故李洱并非单纯地讲故事，而是自觉构造一种对不稳定或被遮蔽的当代性的认知装置，就像“做病理切片，病理分析一样”，（7）把此时此刻、此情此景的经验放在显微镜下，切分成不同的侧面去检验，从而吸附更多维复杂的问题域，以见当代史的曲折幽微。譬如小说第6节，叙述者指出当代国人已将儒家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古老哲学忘到脑后，甚至走向“淫乐”的反面，这使我们困于欲望的辩证法，陷入为他者奴役的假性自由状况：
那与其说是纵欲，不如说是禁欲。这种纵欲主义其实是另一种禁欲主义。与古代的禁欲主义相比，现代的禁欲主义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处于禁欲状态的人，其实并不知道自己是在禁欲，而且是被迫禁欲。相反，他好像一直有欲望，并且好像一直在获得满足。但是实际上，他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阉割了……你本人并没有一种属己的、内在的、强烈的欲望和冲动。你不仅没有欲望满足后的解放和轻松，反而还常常陷入这样的境地：你不得不认可由他人和市场强加给你的欲望和消费方式。即使你在消费中明显感到不适，你也要努力让他人，也使你自己相信，你正获得一种高级的享受。（8）
在这样的表述中，主体对现实的横断面分析打开经验的褶皱，剥落看不见的真相，从而在作者、作品、读者、语境共存的当下文化时空聚合为一种认知装置，推动了思想的冒险。此外，小说还穿插对话、书信、演讲、笔记、日记、手稿、摘抄等形式对我们正在亲历的历史予以同步的诠释。譬如第91节，应物兄的演讲成为判断和省察“娱乐至死”现象的思想剧场，通过孔教之“乐”与娱乐之“乐”在概念上的古今差异来透析人性嬗变。从有道德感的快乐、对友情的享受、亚里士多德的“道德习惯”，到花钱买乐、把道德感暂时放入引号里的纯粹享乐，语言的流变映照出人性由心性到物性的变迁。（9）诚如论者所言，“身处其中，而不是置身局外，对复杂的当代精神和生活经验进行审视和分析，才是我们时代作家的诫命”。（10）无论是被阉割的欲望，还是去道德的享乐，只有尝试用一种“使分析的客体复生的综合眼光”加以观察和解码，我们才可能跳出近在咫尺的、局部的实在，在整体中重新甄别它的缺陷和“超意义”。（11）
在道德维度对人性展开的正面角力也将李洱的人文追求提升至叙事表层，构成凝视当代的关键视域。如果小说的价值和力量注定在于“冒犯”，（12）那么对一个常常从身边最熟悉的学院、同事和朋友里开采创作资源的作家来说，距离过近势必难以准确对焦，于是叙述人“替身精灵”的打造就显得尤为必要，从而将评判权移交给读者。最典型的就是小说面对费鸣时每每喧哗而起的腹语：对名利的贪图使你早已陷入“为了有趣而有趣，为了抒情而抒情”的怪圈；为两任校长起草演讲稿的经历使你的文字成为“语言与存在的分离”，真实地戴上了假面，虚假的却披上糖衣；你演讲稿的“否定性”激情与其让人体验真理的狂喜，不如说是灵魂睡着的瞬间空虚……（13）作为学院精英和新兴势力的代表，精通权变术的费鸣不断压低底线，用知识和道德交换财富和名利。对此，叙述人设置了灵魂法庭的激烈审判，但与其说应物兄是用目光打量费鸣，不如说是通过审视他者来审视内心，是罪与悔的自我拷问。作品以文学的方式赋形了当代矛盾错谬的价值场域中一种自我/他者、高尚/卑鄙、真实/虚假不断悖反转换的吊诡情境。
通过经验和思想交融互生的共时性书写范式，《应物兄》俨然一个“词与物”的磁场，嵌入现实岩层的同时松动了原有的现实岩层。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曾提出“文化滞后”说来形容高度整合社会在加速时代产生的物质发展与人文精神的落差，及其造成的价值位移和精神困境。（14）李洱也有相似说法，大意是当代中国的发展经验呈现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历史矢量的混合交织，造成大量无法用既定观念模式来定义和阐释的剩余物的溢出。（15）两相比较，同样强调当代语境的悖论性，前者明显受制于单向度和线性进化的现代性意识，而小说家李洱的思维则更倾向某种以现在为时间媒介的合题性，并渴望用文学来实现对立体化、复杂化现实的审美组合。如果说“当代性”的空间哲学致力于“使同时代性破裂为数种时间”，进而“把本质上的非同质性引进时间来对它进行思考”，（16）那么《应物兄》无疑示范了一种并置多元价值矢量的空间化书写，它试图在反思中将多重时间、多元世界和多种可能性纳入视野，对广阔无边的时代之象展开最大的认知和思考活动。
二、为“不合时宜”的同时代人造像
“当代性”不仅内在于《应物兄》的故事情节，框定其叙事结构形态，还直接参与了人物形象的塑造。小说毕竟不同于思想史，而必须借助人物情感和灵魂的刻画来思考真实世界的问题。李洱也曾多次谈到“这次我要写人物”，但《应物兄》的主人公显然不是“新人”典型，而是一个个在轻与重的临界处悬浮彷徨的局内知识分子，更准确地说，正是尼采和阿甘本所讨论的“不合时宜”的同时代人。
在文化谱系上，“局内人”与加缪的“局外人”存在高度的互文性。默尔索坚守不演戏作假的最后内心领地来反抗被体制和技术反客为主而不断丧失自由的现代性进程，应物兄们则恰好相反。从认识、情感到实践，局内人都持消解主客二分的态度，认同主客观世界的共存在场而非对立。在小说中，作为一种面向世间生活本身的实践理性和实用伦理，“虚己应物，恕而后行”试图以与时迁移、应物通变的“我存在”为核心，以看、听、回忆、判断、希望、选择等实在的感性经验为基础，从生命的此在性出发将西方现象学“自知”与王阳明“良知”两大传统融会贯通，在先验道德的伪自明上重新打开未知和思辨的缺口。但却不得不指出，“当代性”对现代性的超越，并不意味着它可以摆脱海德格尔勾画的“操劳性”——此在向世的存在本质，更何况严重的人情世故学传统下缺乏个体独立人格的应世周旋又加重了主客体的内在悖论。“当代性同时蕴含着传统和非传统的二重性，这就决定了它在反思传统同时而又必须成为传统”，（17）无怪乎我们悲哀地看到局内知识分子们沉湎于夷平化的日常操劳空间，更在传统色彩的痛苦中一次次搁浅。“没有抽象的平滑流淌的时间，每一真实的时间之此总是苦味”，（18）物性的粘连使时间的出场极为惨淡，而这样苦涩的当代意蕴带给我们巨大的震撼，也为应物兄赢得文学史画廊独一无二的位置。
出于“‘现代性’的在场主义立场”，‘当代性’将现代化作为社会和人的价值根源，将追求现代化的心理模式和思想文化作为文学价值的本体，（19）这也直接体现于小说的人物形象载体。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曾深刻阐述文化与社会、文化现代性与经济行政系统之间的“激烈机制断裂”及由此生成的危机现象。哈贝马斯进一步将此归咎为文化现代性的悖谬后果，“它导致无节制的自我实现原则，对本真的自我经验的要求以及神经过敏的主观主义占据统治地位，从而解放了享乐主义的动机，而这些动机与职业生活的规训，从根本上不相容于目的合理性的生活方式的道德基础”。（20）简单说，就是效率至上的功利主义逻辑加速了社会的废墟化，由于经济效益在政治体制中转为道德之善，享乐消费的生活方式也同步取得合理性，造成现代化目的与价值的对峙冲突。《应物兄》同样在这一维度揭示了非现代化的存在对本真生活的阻挠和对本真人性的蒙蔽。
经由审美的陌生化处理，社会现代化和文化现代性中涌现的、为思想家和社会学家反复讨论的宏大问题，被转化为作家对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群体细致入微的描摹与审视，尤其是社会转型在其身份、制度、心灵等层面所产生的剧烈震荡——“市场已经被提升到自由的支柱的地位。知识分子的集体权力的现代基础已经受到侵蚀：在整个现代历史中他们引以为豪的技能——伦理和文化立法者，正当的文化标准的设计者和保卫者的技能——几乎不需要了。……知识分子的社会意义的其他支柱——他们作为公共事业的代言人的角色、‘道德社会’的理论家和供选择的社会安排的设计者——统统都被摧毁了”。（21）小说全方位呈现了当代知识分子碎片之中的生活，立法者身份的沦丧，意义支柱的摧毁，恓惶无奈的情绪。当他们躬身入局，参与其中时，每每落得情感、人性、诗性的被伤害与被腐蚀。
就“应物象形”的方法和旨归来说，小说通过为应物兄及与其惺惺相惜、引为同类的芸娘、文德能等师友画像，来烘托一个时代的意义问题。学术明星和院长人选的光环下，应物兄不过是最懂“打碎了牙往肚里咽”这门看家本领的提线木偶，注定被各路欲望汇集成的混沌大海所湮没。当复调的纠结和叩问牢牢占据叙述核心，自我阉割与内心撕裂的痛苦便在“自己跟自己下棋”的腹语术中化为云烟。显然，应物兄并非如其名“应物而无累于物”，却在现实挤压下“一脚门内，一脚门外”，被抛入一种门槛上的生存。（22）这种夹缝中一空依傍的“当代性”颇为微妙地转入文本内部“第三人称”的视角构境，从而以“希求忘却的软弱”掩盖主体性的溃散，以“审美的麻木”提供自我自由活动的可怜余地。（23）尽管李洱曾在一批小说中揭示中国知识分子“生活在自身以外”的事实，即他们无法忠实地表达经验和意愿，只得以可悲可鄙的姿态沉醉于反讽。但直到《应物兄》他才用一种系统陈列的方式赋予同时代人“不合时宜”“时代紊乱”的情感和价值结构以意义体验的深广度。从隐身民间的乔木、云游四处的姚鼐、佯疯失踪的张子房、自我放逐的文德斯，到未老先衰的郑树森、无所适从的陆空谷、本性迷失的邓林，再到芸娘在虚无海洋如“一个仰泳者”随波逐流，“虽然身下是水，却好像躺在沙漠里”，（24）无不是精神“当代性”的最佳摹本。
如果恰如福柯说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哲学气质，那么《应物兄》正是以“精神的失落”“精神的不在场”来涵摄消费主义的时代气质。（25）通过在自我—世界的关系结构中重审局内人“无家可归”（26）的心性秩序危机，小说以文学的方式管窥时代的悖论所在。崇拜尼采的文德能与其说关心自我实现，不如说他寻找的是拯救堕落人性的“阿基米德”支点。“尼采为何重提羞愧？因为现代哲学已经不知羞愧。羞愧的哲学，宛如和风细雨，它拥吻着未抽出新叶的枯枝。无数的人，只听到尼采说‘上帝死了’，并从这里为自己的虚无找到理由。但或许应该记住，羞愧的尼采在新年的钟声敲响之际，曾经写下了对自己的忠告……”（27）在文德能看来，“羞愧”这一负疚忏悔的可贵情感意味着内化他者视角的自我省察，正是对它的抛弃使现代人无限膨胀的自我遭遇精神地基崩溃。同样以学术生命来抵御虚妄和无根性的还有芸娘，然而即便是海德格尔和胡塞尔也无法使她摆脱深深的无力感，“很多人都睡着了，要么在装睡。你无法叫醒装睡的人”。（28）小说中自然科学领域因知识而无能的代表要数生物学家华学民和地质学家双渐。前者以疯魔为代价杂交出的“济哥”坠入利益网罗的深渊，程济世的乡愁标榜、葛道宏的政治权谋和前妻的投资算盘联合用子虚乌有的“济哥文化”绞杀了科学信仰。后者在桃花峪地图上标出重污染工厂时，鞭辟入里地总结了儒学的工具性宿命：“‘天人合一’说，其实是一种以宇宙等级秩序来证明人间等级秩序的理论。它与环境保护没有关系。”（29）作品即便竭力呈现人类状况与实践的纯粹自然特性，文化在当今某种程度上受到博弈和碾压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组人物各具神态地演绎了他们与时代之间一种“既不完美地与时代契合，也不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或者说“通过脱节和时代错误而附着于时代”（30）的奇特的张力关系。他们在意识深处热衷人类命运、终极关怀、灵魂救赎等形上命题，在外部社会世界却屡屡陷于不合时宜的尴尬和紊乱，深刻的错位感最终使灵魂如丧家之犬般失魂落魄。当这种悬停于现实半空的存在状态与现实一道被问题化、意象化、艺术化时，《应物兄》便不但写入现实内部，而且真正成为同时代人的“心史”。
三、本土化的当代真理性建构：文化之道与审美之维
尽管《应物兄》的人物原型和故事内容都有强烈的现实性，但李洱始终以小说对存在的勘探融入超越现实本身的文化和人类命运思考，使文本指向一种本土化的当代真理性追求。如何将儒学“知行合一”的经义实践于此时经世，以具体的人和行动为中介，将传统文化变革为现实价值和精神力量，使其回归因革损益之道，抵达价值意蕴的永恒，成为小说面向未来敞开的审美之维。在作家笔下，儒学文化之道从根本上区别于西方以康德哲学为代表的自我启蒙路径，其要义在于预先确立道德原则，再将“礼”内化于人性、人情和人心，从而在日常化的世界点滴推行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追求，“把修行和道德完善的过程，看成是一个没有终点的旅程”，“把道德完善首先看成是对自我的要求，而不是对他人的要求”。（31）但在叙事的驱动之下，《应物兄》却愈发呈现出反讽与分裂的美学效应。本乎人性、顺乎人情的仁义之礼也好，自我修行、道德完善的日用人伦也罢，小说中的三代儒学知识分子都未能实现以“自我”为中介的知行合一、返本开新。相反，“没有精神”的“当代性”最终解构了儒学作为塑造人的文化形式和行动哲学的优势地位。物性全面席卷下的话语膨胀和知识虚妄致使主体终结，他们“目光黯淡，不知羞耻，对善恶无动于衷”，（32）更不消解答时代的精神疑难和承担时代的伦理责任。
但对比《沧浪之水》《活着之上》《三城记》等具有代表性的当代知识分子小说，《应物兄》在刺世嫉邪的反讽外明显增加了重建总体性的企图。叙述人有意强化程济世被尊敬崇拜的“当代夫子”形象和他那套自洽圆融、所谓“无懈可击”的话语体系，由此展示当代儒学作为身心性命之学的人文精神和生活态度。然而，伴随程氏回归故里的却是“断根—续根—归根—失根”的轨迹，同步上演了“道德共同体”的瓦解和陷落。“文化从根本上说是距离和延迟的导演。文化将我们身上的天性束缚在可支配性那长长的绳索上。文化既是真理又是幻觉、既是认识又是虚假的意识。”（33）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尴尬和失据的存在被施加了万分沉重的力量。如果“当代性是检验一切知识的唯一现实”，一切不在场的历史或未来的建构范式，都依赖于独特的当代性范式，（34）那么当儒生对义理的阐释在话语生产中变得凌空蹈虚，在生活岩层上碰得头破血流时，我们无法再对价值王国坍塌下的一片废墟视而不见——“孔教乌托邦”不过是面对现实空转的象征资本，传统沦为破败和虚假行为的伪饰。小说不但以文化为连接人伦道德的有机线索，而且试图以在场的当代性为优先来征引知识、穿透历史、重估价值。我们甚至能在作品中感受到与鲁迅《狂人日记》相近的叙述基调，潜意识深渊的高度分裂，内在于虚无而使不安的灵魂显影，根本目的都是将知识者作为最敏锐的触角和先锋，以其对社会命运的直观感知和触及文化传统的思考，来记录一个民族来自历史、也将是未来的困惑。
应当说，《应物兄》在以密集于当下的故事增强现实及物性时从未放弃对文学潜能的掘进。小说试图将一种多声部、共时性的全面对话机制嵌入当代不断展开的历史关系语境和社会观念架构，对当代人的灵魂和肉体、思维和感觉、行为动机和心理模式进行创造性地重组。我们看到人物始终在与知识、与自己对话，人与人之间也在不停对话，从而以丰富的矛盾和歧义解放了线性叙事的局限。事实上，强调主体存在性与生命在场性的当代书写较之历史叙事更兴奋于亦此亦彼的悖论意识，乃至由于对存在多异性、分裂性和迷惑性的过分敏感，而刻意追求神秘、含混与不确定的审美质素。在《应物兄》当中，含糊朦胧的情感心理、喧哗骚动的印象记忆和波澜起伏的思想观念取代事件和行动而构成叙述动能，与现实形成既真实又超越再现的审美张力。不但如此，瞬时结构的当代意识甚至要求发现和制造语言本身的歧义性，“一个词若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意义，那就必须把它们同时保持在视线之内，仿佛一个在向另一个眨眼睛，而这个词的真正意义，就在这眨眼之间呈现了”。（35）可见，作家努力从潜意识层面挖掘时代，由语言的无意识来捕捉“生活现实的意识形态内容”。（36）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营构含混美学，对此在的连续性追踪同时使小说在“异质、多元、多维度的历史和未来统统聚集到现在的一种并列、交媾、矛盾、变异、升华”（37）过程中生成了“当代性”真理。在“个人历史的幽暗空间”中，李洱既细腻呈现了信心崩解、失败丧志的虚无之困，同时也将芜杂的经验重新分离，凝聚了一条跌宕起伏的求索和上升之途。灵魂对意义的强烈渴望与主客、物我、知行、名实的矛盾抵牾构成内在激荡的张力，形成《应物兄》更具普遍性的价值。对李洱来说，写作的意义正在于穿透黑暗，使自己和读者能够见到明亮，呼吸到新的空气。（38）它可以是超越历史的理想主义者（《花腔》），刺穿暧昧的反讽策略（《导师之死》《午后的诗学》），也可以是对抗严酷生活的乡土智慧与喜剧精神（《石榴树上结樱桃》），而在《应物兄》里则对应于新上帝必将涅槃的信念，“这个上帝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在对怀疑的焦虑中，上帝已经消失”。（39）这一不无固执的信念将崭新的“第三自我”在正反合后的诞生放置于超克西方经验的民族文化寓言结构中，（40）以“人的复归”理想为小说涂抹上浪漫的抒情色彩。根据格尔茨说的，“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而文化模式就是这些网，它从历史中产生，成为我们赋予生活形式、秩序、目的和方向的意义系统，（41）《应物兄》的叙事实践无疑从维特根斯坦式的语言游戏通向了福柯“今天本体论”的知识考古，它是当代与历史的互动对话，更要求以人性为标准重构当代性的文化价值。而当以生命的自为召唤和激活历史文化记忆时，“当代性”也将超克以反传统为自身传统的现代性思维惯性，重新把握历史必然性的走向。
最后从小说的形式层面考察，“当代性”不但规范《应物兄》的叙事指向，而且开创了一种新巴洛克风的漫游美学。小说以小径分岔的百科文体包容“全人类视野、全宇宙视野和全部历史视野”（42）的问题观照，并通过“应物”一词的时间奇遇超越知识碎片而生成了建构性。从审美发生机制看，作家试图通过“沙之书”的形式来克服现代性的危机因素，对“患上时间病症”的现代性展开疗愈——“既是在时间的缝隙中回忆，也是在空间的一隅流连；它包含着知识、故事和诗，同时又是弓手、箭和靶子；互相冲突又彼此和解，聚沙成塔又化渐成形；它是颂歌、挽歌与献词；里面的人既是过客又是香客”。（43）就读者的阅读体验而言，沙之书的叙事延展即如密林中的漫步，听得树叶作响却不知出处，但意义已从细节和瞬间螺旋上升、交汇融合。如果说“当代性”的哲学基础正是“时间的停顿而形成的时间的空间化”，“一个时间横切面上延展的空间状态”，（44）那么李洱显然有意破坏空疏、惰性的历史线性流向，而用绵延的知识之链消弭时空界限，唤起对此在存在状态的哲思。词典的拓扑结构不但将时时刻刻翻涌变化的此岸经验予以捕获、命名和诊断，更构筑一个激活意义旋转升腾的超级结晶体，使当代褶曲历史、预兆未来的空间叠透性弥散到一座促生想象、互文和诗性的花园。
注释：
（1）孟繁华：《应物象形与伟大的文学传统——评李洱的长篇小说〈应物兄〉》，《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3期。
（2）周展安：《“当代性”的绽出与当代文学研究的“反历史化”契机》，《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第1期。
（3）丁帆：《“当代性”与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视域下的文学批评与阐释》，《当代作家评论》2021年第1期。
（4）（16）（30）〔意大利〕吉奥乔·阿甘本：《何为同时代？》，王立秋译，《上海文化》2010年第4期。
（5）（8）（9）（13）（24）、（26）—（29）、（31）（32）（35）（39）（43）李洱：《应物兄》，第887、26、923-925、194、871、415、883、891、834、193、704、847、846、88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6）〔美〕卡尔·博格斯：《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第137页，李俊、蔡海榕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7）（15）李洱：《问答录》，第219、452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
（10）李音：《“应物兄”和“局外人”》，《文艺论坛》2019年第3期。
（11）〔法〕让-保罗·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第25页，林骧华、徐和瑾、陈伟丰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12）张大春：《小说稗类》，第3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14）〔美〕威廉·奥格本：《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第265页，王晓毅、陈育国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17）（19）（34）张丛皞：《重审当代文学的当代性立场》，《文学评论》2022年第1期。
（18）张一兵：《实际生命：此在是一个在世界中的存在——海德格尔〈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解读》，《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
（20）〔法〕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方案》，黄金城译，《文化与诗学》2019第1期。
（21）〔英〕齐格蒙·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的道德》，第275-276页，郁建兴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22）王鸿生：《临界叙述及风及门及物事心事之关系》，《收获》2018年第12期。
（23）〔丹麦〕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第256-257页，汤晨溪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25）杨大春：《当代性与“做以成人”》，《学术月刊》2020年第7期。
（33）程德培：《众声喧哗戏中戏——从〈花腔〉到〈应物兄〉》，《扬子江评论》2019年第1期。
（36）〔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第6页，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7）金莉、李铁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第2卷，第84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
（38）王雨海编著：《李洱研究》，封底，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
（40）杨辉：《〈应物兄〉与晚近三十年的文学、思想和文化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丛》2020年第10期。
（41）〔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第5、60页，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42）史忠义：《后现代之后的当代性观念及其对现代性危机因素的消解》，《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44）李勇：《同时代人的关怀——全球文化共同体中的文学批评当代性》，《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