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楚的首部长篇小说《云落》以县城为叙事 场域,通过万樱与罗小军、常云泽、徐天青等人物 的情感纠葛,展现了女性在传统伦理与现代性夹 缝中的生存困境 。不同于女性主义文本惯常采 用的城市女性视角,张楚聚焦在县城中生活的女 性,揭示出她们既承载着父权制的规训烙印,又 暗含对性别秩序的反抗,从而呈现出复杂而真实 的生存图景 。县城女性以蓬勃的生命态度、地母 般的力量,为女性主义本土化书写提供了新的文 本实践。
一、“不完美”的真实女性
《云落》延续了张楚对女性一贯的体恤,塑造 了万樱、来素芸、蒋明芳等坚韧鲜活、充满抗争精 神的县城女性形象 。不同于惯常的男性视角,作 者对 女性 充 满 了认 同 、理解 和 爱 护 。正 如他 在 《中年妇女恋爱史》后记中说:“她们都那么美好, 犹如春天里在夜风中摇曳的蒲公英 。我记得当 时有些感伤,哪天我会把她们写进小说的,我想, 这样她们就不会丢失了。”①把身边的女性写进小 说,以平视的眼光接纳女性的一切,宽容地看待 她们身上每一处美好和不完美,是张楚塑造女性 形象的出发点。
张楚笔下的女性形象颠覆了传统文学中“圣 女 ”和“荡妇 ”的二元对立 。且不论城市文学和乡 土 文 学 ,单 就 小镇 文 学 和 县 城叙 事 中 的 女性 而 言,在以往的女性叙事中,无论是“圣女 ”还是“荡
妇”,她们一定是拥有美貌的,且须得引起男性爱 慕或怜爱的,而张楚笔下万樱,不美,肥胖,有一 副公鸭嗓和一双鸭蹼手 。其形象与传统的理想 女性相去甚远,却被作者塑造为理想人物:“她天 性如此,宽厚、宽容、仁爱,世界无论如何折磨她, 伤害她,她都无所谓,在她看来,这些都是应该发 生的 。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是最勇敢的人 。从这 个 角 度 来 讲 ,万 樱 应 该 就 是 我 笔 下 的 理 想 人 物 。”② 女主角不再是完美的圣女或者美貌的荡 妇,她们不必是美的,她们不再活在男性的想象 之下,她们也可以和男性一样承载生活的斑污 。 正如波伏瓦回答《巴黎评论》关于她“为何从未创 造出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的、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 彰显《第二性》主旨的女性角色?”问题时所说: “ 我在小说里写的是女性在现实中的样子——矛 盾重重的人,而不是她们应该成为的样子。”③“应 该成为 ”的理想女性正是男性凝视下的女性审美 霸权,不完美的理想女性,恰好形成了对这一审 美霸权的解构,《云落》把女性本来的样子还给了 女性。
无独有偶,在《中年妇女恋爱史》中,茉莉的 婚外情并非出于浪漫主义的冲动,而是对婚姻中 情感荒漠的填补,《七根孔雀羽毛》中的曹书娟也在反抗底层生活的压迫 。这些女性形象拒绝被 “母性 ”“贞洁 ”等标签绑架,她们的不完美恰恰成 为对抗道德审判的武器 。正如《云落》中万樱与 常云泽的秘密关系——一段兼具欲望与救赎的 复杂情感,既非道德审判的对象,又非浪漫化的 爱情神话,而是女性在压抑环境中对自我主体性 的确认 。对“不完美 ”的书写,正是张楚进行女性 主义本土化实践的起点,它使女性形象从抽象的 符号落地到县城这一具体而真实的土壤中。
二、规训与反规训的场域
张楚编织的县城宇宙中,女性始终是叙事主 体与客体的双重存在。《七根孔雀羽毛》中的曹书 娟、《地下室》中的殷小柔、《中年妇女恋爱史》中 的茉莉、《云落》中的万樱,这些女性的生活共同 构建了一个被传统伦理与现代性撕扯的性别 空间。
县城作为城乡之间的中间地带,既保留了熟 人社会的道德枷锁,又承受着城市化进程中的欲 望冲击。《七根孔雀羽毛》中的女性形象与县城空 间深度绑定,呈现出城乡转型期的身份撕裂 。曹 书娟从纯真少女成为依附富商郭六的堕落者,其 人生轨迹揭示了女性在传统婚姻关系中的异化 过程 。她的选择看似是对桎梏的主动逃离,实则 是对经济依附关系的妥协,当丈夫宗建明沉迷赌 博导致家庭经济崩溃时,她被迫以身体为资本寻 找出路,这种选择暗合了波伏瓦对女性“他者化 ” 的批判:女性通过依附男性实现生存自救,却进 一步强化了性别权力的不平等结构。《地下室》中 殷小柔的形象更具隐喻性,她神经质地闯入宗建 明的生活,卖掉咖啡馆,拐走其女儿,看似是疯狂 的自我放逐,实则是父权制对女性精神压迫的外 化,她阴郁、混乱的“地下室 ”气质象征着被压抑 的欲望与未完成的自我救赎。《中年妇女恋爱史》 中的茉莉、甜甜、老甘和小五是再普通不过的县 城女人,她们在婚姻中颠沛流离,尝尽了爱情的 甜和婚姻的苦,最终在中年时遭遇了人财两空的
悲剧 。这种被经济裹挟的命运也在《云落》中的 万樱身上进行着另一种形式的延续,但万樱的进 步在于敢于直面经济困境,并主动以劳动寻求突 破 。这些女性人物的每一次情感选择都与时代 紧密相关,她们的命运看似是个人选择的结果, 却也是被时代洪流裹挟下的县城女性的必然结 果 。她们的困境与曹书娟 、殷小 柔 形 成 互 文 , 共 同 构 成 县 城 女 性 的 精 神 群 像 ,在城市化进 程中,她们既无法完全割裂乡土伦理的牵绊,又 难以融入现代性的“文明 ”秩序,最终沦为悬浮于 乡土社会与现代城市之间的个体。
提到县城叙事,不只是县城文学,同时还有 贾樟柯的电影、刘森和五条人的音乐,他们用县 城 浓 烈 的 烟火气 息 浇平 了 大 城 市 的熙熙攘攘 。 这种既不同于保守寂寥的乡村,又不同于精致疏 离的大城市的热气腾腾的小县城气质,为文学叙 事加上了一层独具美感的滤镜 。一定程度上讲, “ 县城故事可能是美学意义的,而不一定是地理 意义确切的县城 ”① 。如果说贾樟柯电影《山河故 人》中的沈涛是城市化浪潮中的失落者,那么《云 落》中的万樱则是扎根于县城泥土的野草,以柔 韧的姿态完成对压迫的抵抗 。更具进步意义的 是电影《立春》中的女主角王彩铃,王彩玲居住在 一个比县城大不了多少的北方小城,但因为同样 的闭塞守旧,具有着和县城相同的叙事场域和文 学底色 。她没有美貌,虽然拥有出众的声音却没 有适合她的生活环境,但她却在这样低微逼仄的 处境里不断生长,从一个别人眼中的笑柄,成长 为一个有独立精神,有主体性的女性 。从这一角 度来看,万樱和王彩玲具有相近的美学意义,她 们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完美女性”,但却是县城叙 事里真正的女主角。
《云落》为县城女性找到了新的范本 。万樱 的瘫痪丈夫华万春以离婚为要挟,婆婆以“离婚 伤身 ”为由劝她隐忍,展现的是父权制对女性身 体的规训——女性的价值被简化为生育工具与家庭劳作者 。然而,张楚并未让女性沦为被动的 受害者,万樱在离婚协议中主动放弃房产,以“我 有手有脚,哪儿能饿死冻死 ”的宣言,完成了一次 对物质依附关系的切割 。张楚在接受访谈时说: “ 以前,县城里的年轻人,都渴望着逃离,好去寻 找‘诗与远方’,寻找你所说的灵魂栖息之地;等 他 们 老 了 ,又 渴 望 回 归 县 城 ,来 寻 找‘ 诗 与 田 园’。”①县城是他们想要逃离的地方,还是逃离者 溃败的归处? 万樱的形象是张楚对县城生活的 答案,她代表了固守与回归,而不是逃离 。县城 这种半开放半封闭的独特气质和县城女性这一 类在坚守中反抗规训的群体,为张楚进行女性主 义本土化书写提供了绝佳的实践场域。
三、身体叙事与劳动诗学
在聚焦县城这一规训场域后,张楚进一步将 叙事的重点深入女性的身体本身,通过“身体写 作 ”的策略展现其充满反抗精神的主体性。
如果说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为女性争取到 了基本的公民权利,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则涉及 女性权益的方方面面,试图从社会观念上缩小两 性差别,帮助女性冲破固有观念的藩篱。“身体写 作 ”②概念就诞生于此,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 · 西苏曾强调“身体写作 ”对父权话语的颠覆意义, 认为女性的身体不仅是生理存在,更是文化与政 治斗争的场域 。她主张女性应该用自己的身体 表达思想,通过书写女性的生理经验(如月经、生 育、情欲等),将长期被压抑的女性身体从男性凝 视中解放出来 ,成为“摧毁隔阂 、等级与清规戒 律 ”的语言武器 。正如福柯所言,“身体是权力的 对象和目标 ”③ , 埃莱娜·西苏的理论揭示了身体 如何从被规训的客体转化为反抗的主体,为当代 性别政治提供了启示。
埃莱娜·西苏的理论更侧重生理经验和欲望 书写,而万樱的身体叙事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身 体的气味 ”和“劳动的身体 ”完成的。《云落》对万 樱的魅力描写正是通过她的身体气味构建的,徐
天青说万樱“身上也没有这个年岁的女人惯有的 水果微糜之气,倒是那种旷野的清朗,那种深夜 隐隐传来的掺杂着玉黍、稻谷和甘草的气味 ”④。 常云泽闻到的万樱是“过期牛奶那种有些微甘又 有些酸腐的味道 ”⑤。“旷野的清朗 ”与“过期牛奶 的微甘酸腐 ”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气味并置,恰恰 隐喻了万樱性格的复杂性,既有来自土地的生命 力,又有被生活磨损的痕迹,而这共同构成了她 独特的、无法被简单归类的女性气质 。万樱的身 体是罗小军少年时狂奔的方向,是繁华落尽后的 抚慰,是常云泽破坏力的出口和情感的救赎,这 个地母一样的女性用自己丰硕的身体和粗粝的 精神,忍受着来自各个方向的伤害 。她对情欲的 宣泄,她对苦难的承受,她对压迫的反叛,她充满 主体性的宣言,都是通过这具不善言辞、略显木 讷的身体来表达。
下岗的万樱身兼环卫工 、按摩师 、保姆等多 职,她来不及畏惧和煎熬,就本能接受了这一切, 凌晨五点起床劳作,夜晚照料植物人丈夫,经济 拮据却拒绝接受贫困户补贴 。万樱与常云泽情 人般的秘密关系,挑战传统道德的同时表现出了 女性的身体自主性 。张楚并没有对此进行价值 判断,而是全盘接纳了这个女性的一切 。面对植 物人丈夫苏醒后提出离婚,她主动放弃房产,这 种选择是对父权家庭制度的反叛,这种反叛并非 激进的革命,而是通过劳动重新定义女性生存的 主体性 。她的鸭蹼手和布满老茧的掌心,不仅是 生存的见证 ,而且成为女性抵抗异化的身体符 码,呼应了女性主义理论中“身体写作 ”对生存困 境的具象化表达。
值得注意的是,张楚对女性劳动的动作描写充满细节感,万樱清扫街道时脚下仿佛踩着闪电 的活力,揉面时手势如太极推手的韵律,这些极 致的细节描写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沉重的悲剧感, 将万樱的日常生活升华为诗性叙事,将苦难承受 沉 淀 为 生命 的 韧性 。这些 可 被称 为“劳 动 的诗 学 ”的动作描写文本,将女性从被观看的客体转 化为创造的主体,女性的身体本身成为对父权制 的反抗策略。
我无意申明张楚的小说就是女性主义叙事, 但张楚恰恰通过对女性身体的苦难与劳动的描 写 完成 了 一 场沉 默 的革命 。张楚将“劳 动 的 身 体 ”引入了女性主义书写,这一实践无疑是对西 方“身体写作 ”理论的一种本土化拓展。
四、女性共同体意识的构建
“ 女性之间无法拥有真正的友谊 ”这一观点 存在的历史差不多和男性权力机制形成的历史 一样长 。古希腊哲学体系中将女性排除在“崇高 友谊 ”之外,认为女性在理性与德性层面天然逊 色于男性,无法达成真正的心灵共鸣 。从荷马史 诗到骑士文学再到中国古典文学,男性间肝胆相 照的兄弟情谊被升华为人类文明的基石,而女性 关系往往沦为虚荣与嫉妒的角斗场 。这种书写 传统甚至内化为女性的集体无意识 。只要处在 性别不对等的社会中,以女性友谊为基础的利益 共同体就很难成立 。现代社会看似打破了传统 桎梏,但隐性的文化基因仍在延续,逃离了旧秩 序的女性发现新的秩序尚未完全确立,女性在现 实中仍怀有沉重的无力感。
当“ 闺蜜 ”成为贬义,“雌竞 ”叙事充斥文学、 影视作品,实质上仍然是在强化父权制对女性关 系的规训,是在贬低女性友谊的价值,而文学现 场与生活实践中真实存在的女性友谊,并不输于 男性,这令我们不得不反思,在解构了制度性压 迫后,如何重建属于女性主体的情感伦理?
在张楚的小说中,女性之间免不了竞争,但 更重要的是互助。《细嗓门》中的林红因为反抗家
暴自己和性侵妹妹的丈夫而成了在逃杀人犯,她 唯一记挂的是妹妹和好友岑红的生活,试图用自 己所剩无多的自由时光挽救岑红的婚姻,说服她 的丈夫回心转意,并多次寻找那位第三者并试图 沟通 。当最终林红被捕的时候,她对岑 红 耳 语 : “ 我 想 为 你 办 件 事 … … 可 还 没 办 成 …… ” “岑红……你的蔷薇…… ”①最后蔷薇花交到了岑 红的手里,小巧的花盆中盛开着两朵粉红蔷薇 。 “ 这两朵蔷薇代表着两个落入深渊的女人,它们 在寒风里瑟瑟抖动,发出极细小的呜咽像极了她 们的心声。”②此刻,张楚完成了一篇令人感动的 女性友谊叙事,深陷命运漩涡的两位女性结成了 文学史意义上的情感共同体 。无独有偶,女性之 间的这种超越世俗框架的精神共振,在伍尔夫的 《到灯塔去》和《我的天才女友》等文本和影视作 品实践中不断获得文学确证。
《云 落》中 万樱 与蒋 明芳 、来 素 芸 等共享食 物、照看孩子、传递消息,这种不同社会阶层女性 之间的情感互助,不同于城市精英知识分子话语 体 系 中 的 女性 主 义 ,而是 根植 于 县 城 的熟人社 会:当万樱被丈夫抛弃时,蒋明芳的理发店成为 她的临时避难所;当蒋明芳面临情人猝死的兵荒 马乱时,平时笨手笨脚的万樱亦成了蒋明芳的主 心骨 。这种基于县城女性之间生存本能的情感 联结,在男性主导的县城权力网络之中开辟了隐 秘的生存空间 。当县城里的男人们在酒吧间、按 摩房、牌桌上完成权力的迭代时,女人们在菜市 场、灶台间和理发店里的细语中,悄然改写着性 别权力的规则 。从《刹那记》《细嗓门》到《云落》, 张楚完成了对女性共同体意识书写的一次有益 尝试。
五、作为方法论的县城女性叙事
从“不完美 ”的女性形象塑造,到女性叙事场 域的选择 ,再到女性反抗策略和群体力量的书
写,张楚将县城女性书写作为女性主义本土化实 践的叙事策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家清晰 的方法论意识 。女性主义本身就不是与生俱来 的,它是一种价值观,也是可以学习和使用的方 法论 。诚如张莉所说:“女性视角是一种立场,也 是价值观和方法论 。它使我们更丰富,更有独立 性 ,它使 我们远 离 狭 隘 和 盲 目 。女性视 角 的解 读,最终是成为有同情心、理解力的人,更重要的 是 ,成为有质疑能力和批判能力的独立思 考者。”①
以往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容易携带男性的 想象和审视,滑向某一特定的类型 。或许是担心 留下狭隘的评价,男性评论家在解读张楚的女性 作为主角的小说时,也往往刻意避开女性视角解 读,往往宣称这和女性主义无关 。似乎男作家描 写的都是人类的大问题,只有女作家才会局限于 女性自己的小问题 。亦有论者论及《中年妇女恋 爱史》时,把小说主人公茉莉比作“ 当代潘金莲 ” “ 中国版的包法利夫人”。然而张楚却说:“‘我笔 下的女性,没有潘金莲,也没有秦香莲 。我写女 性是因为女性的命运有很多的戏剧性。’她们所 以失败,也仅仅是因为‘生活让她们变成了她们 曾经厌恶的那类人’。”②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社会历史原因和生理结 构原因,造成了两性之间的身份和地位差异,接 受和重视这种差异不仅是女性主义学者和作家 应该做的事,而且同样值得男性关注 。正如福楼 拜写包法利夫人,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曹 雪芹写金陵十二钗,沈从文写边城少女,张楚也 曾发出感慨:“男人如果能像苏童、毕飞宇那样把 女人写活,是不是一件值得格外骄傲的事?”③ 即 便作为中国当代小说家中善于书写女性的佼佼 者之一,男性身份使张楚在书写女性经验时也不 可避免地有着先天的限度,这半是性别缘故,也 半是视角缘故 。张楚曾坦言在书写女性时感到 胆怯,“在书写女性形象时,遇到的最大困难也确 实是关乎性别的 。这是个客观而且坚硬的存在:
你以为了解女性,在生活中遇到的女性是那么生 动、独特,但当你把她们写入小说时,会发觉你根 本并不真正了解她们 。她们穿什么样的衣服,做 出什么样的举动都是表层的,最难的是掌握她们 的思维方式和说话方式 。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 办法解决,唯一的途径就是用这些女人的行为来 解读她们的思维 ”④ 。张楚对女性的了解和体悟, 多来自他对生活的细腻观察,对身旁女性的善意 体察,可即便是善意的体察,也常陷入无意识的 男性思维。“在创作过程中,我倒是很少主动地、 有意识地克服‘男性思维’,这可能和我的写作方 式有关:我总是貌似冷静地、伪客观地叙述,以达 到‘平视 ’和体恤的效果,也就是说,在这种写作 方式中,即便有‘男性思维’,我本人可能也意识 不到。”⑤像要求女作家克服性别思维描写笔下人 物一样,如何克服男性思维,去体悟女性内心的 微澜,也是所有男性作家面临的共同难题。
但毋庸 置 疑 的是 ,从《刹那记》《细 嗓 门》到 《云落》,张楚的县城女性书写,既是对中国城镇 化进程中性别问题的切片式观察,又是对女性主 义理论的本土化实践 。他拒绝将女性简化为启 蒙对 象 或 苦难符 号 ,而是让 她们 在腌 萝 卜 的咸 香、按摩房的汗味中生长出粗粝的生命力 。当文 学界仍在争论“女性写作 ”的边界时,张楚用他的 县城宇宙证明,真正的女性主义叙事,或许就藏 在一锅虾皮萝卜馅蒸饺的热气里,在手心的老茧 中,在离婚证被阳光照亮的瞬间。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