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书学案小识后》
原文
唐先生撰辑《国朝学案），命国藩校字付梓。既毕役，乃谨书其后，曰：
天生斯民，予以健顺五常之性，岂以自淑而已，将使有民淑世而弥缝天地之缺憾。其于天下之物，无所不当究。二仪之奠，日月星辰之纪，氓庶之生成，鬼神之情状，草木鸟兽之成若，洒扫应对进退之琐，皆吾性分之所有事。故曰：“万物皆备于我。”人者，天地之心也。圣人者，其智足以周知庶物，其才能时措而咸宜。然不敢纵心以自用，必求权度而绘之。以舜之睿哲，犹且好问好察；周公思有不合，则夜以继日。孔子，圣之盛也，而有事乎好古敏求。颜渊、孟子之贤，亦曰“博文”，曰“集义”。盖欲完吾性分之一源，则当明凡物万殊之等；欲悉万殊之等，则莫若即物而穷理。即物穷理云者，古昔贤圣共由之轨，非朱子一家之创解也。
自陆象山氏以本心为训，而明之余姚王氏乃颇遥承其绪。其说主于良知，谓吾心自有天，则不当支离而求诸事物。夫天则诚是也。目巧所至，不继之以规矩准绳，遂可据乎？且以舜、周公、孔子、颜、孟之知如被，而犹好问好察，夜以继日，好古敏求，博文而集义之勤如此，况以中人之质，而重物欲之累，而谓念念不过乎则，其能无少诬耶？自是以后，沿其流者百辈。间有豪杰之士思有以救其偏，变一说则生一蔽。高景逸、顾径阳氏之学，以静坐为主，所重仍在知觉。此变而蔽者也。
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名目自高，低毁日月，亦变而蔽者也。别有颜习斋、李恕谷氏之学，忍暗欲，苦筋骨，力勤于见迹，等于许行之并耕，病来贤为无用。又一蔽也。矫王氏而不塞其源、是五十步笑百步之类矣；由后之二蔽，矫王氏而过于正，是因噎废食之类矣。
我朝崇德一道，正学翕兴。平湖陆子，桐乡张子，辟(讠皮)辞而反经，确乎其不可拔。陆桴亭、顾亭林之徒，博大精微，体用兼赅。其他巨公硕学，项领相望。二百年来，大小醇疵，区以别矣。唐先生于是辑为此编，大率居敬而不偏于静，格物而不病于琐，力行而不迫于隘。三者交修。采择名言，略依此例。其或守王氏之故撤，与变王氏而邻于前三者之蔽，则皆厘而剔之。岂好辩哉？去古日远，百家务以其意自鸣。是丹非素，无术相胜。虽其尤近理者，亦不能展人人之心而无异辞。道不同不相为谋，则变已矣。若其有嗜于此而取途焉，则且多其识，去其矜，无以闻道目标，无以方隅自圆。不惟口耳之求，而求自得焉，是则君子者已。是唐先生与人为善之志也。
译文
唐先生编纂《国朝学案》，命我曾国藩校对文字并交付刻印。待我完成这项工作后，便恭敬地在书后写下这样一段话：
上天降生下民的，是赋予他们仁、义、礼、智、信（健顺五常）的本性，这难道只是让他们自我完善吗？其实是要让他们使百姓向善、改善世道，从而弥补天地的缺憾。因此，对于天下万物，没有不应该去探究的。天地定位，日月星辰的运行秩序，百姓的生存繁衍，鬼神的种种情状，草木鸟兽的成长与顺遂，乃至洒水扫地、应答进退这些琐事，无一不是我们本性分内所应关切之事。所以说：“万物皆备于我。”人是天地的心灵。至于圣人，他们的智慧足以遍知万物，他们的才能随时运用而无不恰当。然而圣人们从不敢放纵私心、自以为是，而是一定要寻求度量标准并加以遵循。像舜那样睿智明察，尚且喜欢向人请教、体察民间言论；周公思考问题遇到不通之处，便夜以继日地钻研。孔子是圣人中最高明的，却还要从事于好古、勤勉求索。颜渊、孟子这样的贤者，也说要“博学于文”，说要“集义”。大概是因为，要想完全把握我们本性分内的这个本源，就必须明察万物万殊之间的等差；要想详知万殊的等差，就不如就着具体事物去穷究其中的道理。就物穷理，是古往今来圣贤共同遵循的道路，并非朱熹一家的独创见解。
自从陆象山（陆九渊）以“本心”为教义，明朝的余姚王氏（王阳明）便大致继承了他的学说。他们主张“良知”，认为我心自有无上法则，不应当支离破碎地去向外物求理。天则确实存在——这一点没错。但是仅凭目力所及的巧思，不借助规矩准绳，就可以作为依据吗？且看舜、周公、孔子、颜回、孟子，他们拥有那样高的智慧，尚且喜欢问、喜欢察，夜以继日，好古勤求，博文、集义如此勤勉；那么以中等人的资质，再加上物欲的重累，却说自己的每个念头都不违背天则，这难道不是有些自欺欺人吗？自此以后，沿袭这一学说流弊的人成百上千。偶尔有豪杰之士想要补救其偏颇，却变出一种说法，又生出一种弊病。高景逸（高攀龙）、顾径阳（顾宪成）的学说，以静坐为主，所重视的仍在知觉层面。这是变了样却又陷于蒙蔽的。
近代乾嘉年间，各位儒者致力于浩博之学。惠定宇（惠栋）、戴东原（戴震）等人钻研训诂，本着河间献王“实事求是”的宗旨，轻视宋儒为空疏。他们所说的“事”，不正是事物吗？“是”，不正是道理吗？“实事求是”，不正是朱子所说的“即物穷理”吗？他们自命清高，却诋毁如日月般光明的宋儒之学，这也是变了样又有弊病的。另外还有颜习斋（颜元）、李恕谷（李塨）的学说，他们忍受暗欲，劳苦筋骨，努力于看得见的事迹，等同于许行的“并耕”之说，指责先贤为无用。这又是一个弊病。纠正王学而不堵塞其源头，那是五十步笑百步之类；至于后面两种弊病，则是纠正王学而矫正过正，属于因噎废食之类。
我朝崇尚道德，统一道术，正统儒学蓬勃兴起。平湖陆子（陆陇其）、桐乡张子（张履祥），驳斥邪说而返归经典，立场坚定不可动摇。陆桴亭（陆世仪）、顾亭林（顾炎武）等人，学问博大精深，体用兼备。其他大儒硕学，前后相继，人才辈出。二百年来，各家学说的纯正与瑕疵、大小得失，都能分辨清楚。唐先生于是编纂这部《学案》，大体上做到：主敬而不偏执于静，格物而不烦琐苛细，力行而不迫促狭隘。三者并修。选取各家名言，大致依照这个标准。那些固守王学旧路的人，以及改变王学却又接近于前面三种弊病的人，唐先生都加以厘清剔除。难道是他喜好辩论吗？离古代越远，各家各派都凭自己的意旨自鸣得意，肯定这个、否定那个，无法相互说服。即使那些最接近真理的说法，也不能让所有人内心都认同而没有异议。道不同不相为谋，那就各自为政罢了。如果有人喜好这种学问并以此作为途径，那么就应该增加自己的见识，去除自己的傲慢，不把“闻道”当作标榜的目标，不固守一隅以自圆其说。不只求口耳之学，而求真正自得于心，这样的人便是君子了。这就是唐先生与人为善的志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