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学》2025年第1期｜张翎：徒步的游牧者——非洲散记...
张翎，海外华文作家，现居多伦多。著有《劳燕》《余震》《金山》等。曾获华语传媒年度小说家奖，新浪年度十大好书，华侨华人文学奖评委会大奖，《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红楼梦世界华文长篇小说专家推荐奖等文学奖项。
徒步的游牧者——东非散记之四
张 翎
在非洲地图里，肯尼亚的形状像一只乌龟，头探进南苏丹，尾扫进印度洋，左手勾住乌干达和坦桑尼亚的边界线，右手插进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的接壤之地。在这块状如乌龟的土地上，聚居着40多个特色分明的民族。很遗憾，我那个筛孔巨大的记忆之网只留住了两个名字，一个是基库尤，另一个是马赛。记住基库尤的原因很简单：它是肯尼亚最大的种族。根据2019年人口普查数据，基库尤族占全国总人口17%强。《走出非洲》电影里的女主角原型凯伦·布里克森所经营的咖啡庄园，就建在基库尤人聚居的土地上。当年凯伦为基库尤孩子们建立的学校、她恳求英国总督为基库尤人保留的居住地，经过多次城乡规划改建之后，如今已不复存在。但凯伦作为殖民时代的一个历史文化标志，依旧和基库尤的名字密不可分。
而记住马赛人的原因则更直接自然——我们游猎经过的路径，从与坦桑尼亚接壤的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到阿伯德尔国家公园，经东非大裂谷到纳库鲁和纳瓦莎湖区，最终抵达马赛马拉大草原，沿途的土地居多是马赛人的聚居地。马赛人居住地的中间有赤道横穿而过，一个行走中的马赛小贩，完全可以大言不惭地对人夸口：我的左脚踩在北半球，右脚却还留在南半球。
游猎从欧美贵族和探险家的私人癖好，衍变成为全球游客的热门度假项目，马赛人自然而然地被推到了旅游商机的聚焦处。根据2019年的人口普查数据，马赛人只占肯尼亚总人口的2.5%左右，但是他们的聚居地，却遍及将近30%的国土——这还是英国殖民者对土地重新划分之后的状况，先前的马赛地盘远比今天辽阔。社会历史学家对这个不成比例的现象自然会有专业复杂的解析，但在我这样的门外汉眼里，道理却是一目了然的：马赛人是游牧民族，游牧者的天地是旷野和草原，都市于他们而言只是樊笼。
谈到“游牧”这两个字，我们的脑子里一定会浮出一串联想：蓝天、白云、草原、帐篷、马背、牛羊……这些画面，是书籍和电影塞给我们的。年复一年，画面层层加叠，就成了无法轻易抹除的记忆油垢，我们渐渐以为世上所有的游牧民族都符合这个模板。可是这个游牧民族不一样。首先，马赛人不住帐篷，他们住的是用泥土树枝草叶和牛羊粪混合物建成的土屋。再者，与世上大部分游牧民族不同，马赛人不骑马。他们和他们的牛羊一样，用双脚覆盖土地，从一片原野走到另一片原野，寻找新的水源和牧草。他们是人类世界里的角马，随着季节变更而徒步迁徙。
最早的时候，他们是赤脚行走的游牧者。后来现代文明追上了他们，让他们穿上了鞋子，但他们的鞋子居多是露趾的简易凉鞋——在游猎区居住的马赛人里，我几乎没见过穿袜子的。再后来，城镇里出现了骑电摩托的马赛男人。在马赛县城里，我们看见一辆超负荷的摩托车，在我们的越野车边上惊鸿一瞥风驰电掣地经过。直到遭遇红灯拦截，我们才看清了摩托车上驮的“货物”：一个马赛男人，两个十余岁的马赛男孩，还有两只夹在三个人中间的大肥羊。羊被挤成了两坨扁平的脏棉花，大人孩子和牲口却各自安然。我们不约而同大笑出声，惊叹空间这个词可以像高强度的橡皮筋那样被拉扯到这样的极限。
马赛作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门语言一种社会历史存在，是一项值得仔细分类钻研的学问。考古学家、社会学家、殖民史学家、地理学家，甚至语言学家都有许多可说的话，但那不是我能插得上嘴的话题。一个仅仅在肯尼亚待过三十一天的旅行者，面对这样一个深奥广博的话题，岂敢不知深浅地随意发表见解？尽管那三十一天里，每一天我的触角都竖得像尖针，无时无刻不在触探我的脚所能涉及的每寸土壤。在马赛民族的话题上，我连引用文献资料都感觉战战兢兢，因为不当的引用也是一种谬误。但是一个旅行者总是可以表述印象的。印象是主观的，纷乱无序的，不需要规则和参照物来做规范。印象为观察者所独家拥有，只分深浅而无对错。在形象思维的王国里，观察者的眼睛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它是国王的同时也是子民，它既是视野也是声带，它在扮演演说家的角色时，同时也是聆听者。在这个王国里，观察者拥有自己的词典和法典，可以理直气壮地张扬自己的偏颇和主观。
马赛男人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鲜活的，至今闭上眼睛，脑子里还会跳出他们的身影：高瘦，挺直，身穿色泽艳丽的民族服装，手里似乎永远握着一根木棍——也许是牧羊杆，也许是取火用的树枝。即使在群体里，他们依旧显得孤独。在荒草和泥路交织的背景里，他们让我想起芦苇。
游猎途中见到的马赛男人，几乎从不和女人走在一起，也很难看见他们与孩子同行。草原上的马赛男人最常见的同行者是另一个男人，或者一群牛羊。我们的越野车常常会遇见牛羊横穿土路的场景，长长的队伍，似乎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地，主人的方向就是它们的方向，慢悠悠地移动着，带着一股置身于时间之外的懒散。这种时候，哪怕是最鲁莽的司机也会停下车子，静静等候牛羊的长队过完。焦躁无济于事，因为这里的牲畜完全无视人的存在，窄路相逢的时候，让出路权的永远只能是人。
马赛的牛羊身上，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灰土。记得儿时唱的一首民歌里，有“蔚蓝的天空，洁白的羊群”的歌词，这在马赛草原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想象。马赛草原万物的形状和颜色，都是尘土和光线联手定夺的，物种本身无可置喙。马赛草原上没有纯色，色谱里所有的颜色到了这里，都变得厚腻沉重。很难用素描、水墨甚至水粉来表现马赛风情，唯一能勉强撑起这里的颜色重量的，恐怕也只有油画。
马赛人衡量财富的单位，是牛羊的数量。婚嫁的聘礼，也是以牛羊为计。马赛是多妻制民族，有一次，我和一位马赛人聊天，问他：在他们的部落里，是不是“钱越多的人”（people with more money）妻子越多？他立刻纠正我：“你是说牛越多的人吧（people with more cattle）？” 每每回想起来，我还会忍不住发笑。在一个习惯用钱币或者不动产来衡量财富的社会里生活久了，我们已经忘了世上还存在着别的计算方法。当然，爱较真的人也可以反驳说：牛羊也是金钱购置的，世上每一条路都通往银行。
我们进入马赛村落时，才真正近距离接触到了这些男人。访问马赛村落，是每一个旅游团的固定项目，尽管因旅行套餐所选的旅馆所在地不同，团员可能会进入不同的马赛村落。我们抵达村庄，脚还没来得及点地，远远就已经看见一群身着马赛服饰的男人在停车场列队迎迓。我知道他们服饰的样式色彩和细节是大有讲究的，代表着不同的族群和身份地位。不过那是民俗学家操心的事，我最先被吸引的，是他们的声音。虽然导游已经事先告知会有歌舞表演，我临行前做攻略时也在短视频里见识过马赛人的歌声和舞姿，但他们真正开口的时候，我的耳膜瞬间被扎出了洞眼。最初的几秒钟里，我几乎感觉到痛楚。那是旷野之中动物的呐喊，人类的声带无法催生那般摧枯拉朽的力度。我听不懂歌词，不知道那是对祖宗的虔诚祭祀，还是发现新水源时的狂欢，抑或是出征前的殷殷送别？但我可以肯定，那不是求偶的情歌。
和他们的声带相匹配的，是他们的舞姿。舞姿在这里是个被惯性随意扯来使用的词，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跳姿。他们的舞蹈完全没有队形和姿势编排，而只是一个接一个的单人跳跃动作，除了腿脚，身体的其他部位几乎没有参与其中。这个人和那个人之间的差别，仅在于跳跃的高度和跳跃时双脚在空中的颤动幅度。我无法想象人类的腿脚可以造就这样敏捷灵巧的跳跃，他们更像是岩羚。
酋长引领我们进入居民区，他们生活圈中的那个圆心。他在村口站定，我们围着他站成一圈，听他介绍村落的情况。和世界上所有的旅游讲解一样，他介绍的内容大多围绕着一些数据和曲线，略扫一两耳朵，我大致就可以预见到目的。酋长很年轻，二十出头的样子，是内罗毕大学的学生。我更感兴趣的是他求学生活的具体细节。马赛村落和内罗毕大学之间相隔几百公里的路途，他是如何解决每日的交通？在一个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源，无法使用手机和电脑的生活环境里，他将如何完成他的学业？他毕业后，会留在内罗毕工作，还是回到游牧的生活方式？这些问题对一群沉浸在异国风情中的游客来说，明显不合时宜。我最终把好奇咽了回去，没有吱声。
接着我们受邀进入一户村民的住房。极为矮小的土屋，泥土和羊粪糊的墙，没有窗，采光靠的是墙上一个巴掌大小的窟窿，正合了中国文化中凿壁偷光的成语。泥土垒的床铺很小，一个成年男子只有蜷曲着身子侧躺，方可勉强栖身。屋里没有桌子椅子，只有一个小小的土台，上面放置着几样简单的厨具。这个土台，连同门外倚墙搭建的一口土灶，就是一个家庭全部的厨房设施。冬天的马赛草原天黑得早，孩子在哪里写作业？这又是一个哽在喉咙最终没有出口的问题。
门外和我同车的那对美国夫妇，正在向酋长讨要联系方式，热切地探讨着捐赠二手电脑和太阳能发电设施的话题，听得出来酋长的回应中带着几分礼貌的敷衍。我想起了导游和我说的话：“他们不缺钱。”国际非营利组织，肯尼亚政府，以及每天无以量计的国际游客，都在往马赛人的口袋里塞钱。但这是一群世世代代习惯于像角马那样迁徙的人，就像信风来的时候，船是一定要扯满风帆启程的，哪怕岸上有金山。迁徙是他们父亲的父亲、祖父的祖父烙在他们骨头上的印记，已经成为他们生命的基因，而现代科技则是把他们捆绑在土地上的绳子。金子铸成的枷锁，依旧还是枷锁。
酋长招呼来两个马赛汉子，给我们表演钻木取火的过程。两个男人低伏在地上，一个用手里的细木棍在一块钻了洞眼的木板上飞快地旋转生热，另一个则噗噗地吹着气，将初起的青烟渐渐催生成火苗。我看着这个冗长的过程，突然就失去了耐心。手机上显示的时间是2024年7月5日17:33分。在这个随手可以买到打火机和火柴的年代里，真的还有人需要用这样费劲的方式解决一日三餐所需吗？或许，这仅仅是表演给游客看的戏码？在周围一片惊叹声里，我感觉出戏，忍不住悄悄复盘方才进小屋参观时的每一个场景。在那间捉襟见肘的小土屋里，我是不是漏过了一小盒火柴，或者一只打火机，在某个不起眼的小角落，或者枕边的那片阴影里？对这个接近阴暗的想法，我深感羞愧。一个人可以靠意志来克制语言和行为，却很难掌控瞬间生成的一闪念。
我对这样的观光内容有些兴致索然。眼前的一切，不过是为游人设置的塑料场景，尤其当两个生火的汉子表演完毕，把取火工具强塞进我们怀里的时候。“20美金，只要20美金，你就可以带走一生的纪念。”他们说这话的时候，脸凑得很近。那一刻，我的失望抵达巅峰。我在苛责谁呢？我痛斥自己。保留和摧毁一种传统，同样都是烧钱的过程。马赛村口为观光车铺下的每一尺平地，歌舞表演者鲜亮服饰上的每一寸布，村落市场上五光十色的披毯背后的每一台织机，哪一样不需要金钱的推助？世上每一条路都通往银行，这句话的另一种说法是：银行是世上每一条路的起点。
我离开了参观的队伍，悄悄朝村庄深处走去。太阳已偏，一眼望去，通往村里的土路，树枝编织成的篱笆，篱笆上摊晒着的半湿半干的衣服，满地行走啄食的鸡身上，都蒙着厚厚一层土黄，我分不清那到底是泥尘还是阳光。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子坐在地上，撩起衣襟，正往一个婴儿的嘴里塞着奶头，身边围着几个略大些的孩子，应该都是她的儿女。树丛里闯出一个五六岁的男孩，见到我，站住了，把手指塞进嘴里，怔怔地看着我不吱声。一路往里走，每一户人家门前的泥台子上，几乎都坐着一两个孩子，有的朝我招手，有的向我做鬼脸，有一点点羞涩，却也没有羞涩过头，正是这个年龄的孩子本该有的样子。
再往里走，有一户人家屋里没人，木门紧锁，一个小女孩手里捏着一把沉重的钥匙，正在摸摸索索地开锁。我略微有点吃惊，不知道这些人家的屋里，到底还有什么可偷之物？我看见的孩子们身上穿的是T恤衫或者棉布连衣裙，大约都还小，还没长到换上传统服饰的岁数。暮色渐起，浓云漫过头顶，一群蝇子在越来越弱的光线里嘤嘤嗡嗡地围着我的脸躁动。这才是真实的，冒着烟火气的生活，不需要讲解，眼睛自己就认得路。
其实早在进村之前，我们就已经在路上见过了马赛的孩子。每天傍晚时分，当我们的旅游车驶进住宿地的时候；每日清晨，当车子离开住宿地开往下一个游猎点的时候，在小径拐入主路的那块小三角空地上，常常会站着孩子，一个，至多两个，很少成群结队。他们对着车子里的人跳跃招手，嘴里喊着一些我们听不清的话。有时，他们会追着车子跑，步如疾风。有一次，一个小男孩追着我们跑了很长一段路，才终于被车子甩下。我回头，看着后窗里那个手持一根树枝的小身影渐渐远去，最终变成灰黄色背景中的一粒尘土，便忍不住想起小时候在瓯江边上追海轮进港时的情景，那些水声船影承载着我童年时代对外边世界的全部遐想。
但是，我始终没能真正理解孩子们的兴奋。远在他们还没出生的时候，观光车就已经是村里的日常景象，每天都来，一日数趟，像日出日落一样准时，卸下不可计数的游客。什么样的好奇，能经得起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打磨？也许生活的砂纸太细，终究未能磨去他们粗粝的好奇。也许，好奇是上苍赋予游牧者的一份独特而永久的礼物。这些孩子每隔几个月，就要跟随他们的父母迁徙到一个新的地方，住进一间新的土屋，筑起一道新的篱笆，抵御新的狮群进入他们新的领地，骚扰他们的牛群羊群。他们隔一阵子就要换一所新学校，适应新老师的新管教方式，学会应对新同学里的新霸主，直至新一轮的迁徙开始。对他们来说，落地生根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他们没有永久的朋友，每一次相逢和相识都是永别的开始。每一天都是新的，每辆路过的车和每一张车里的脸也是。他们还没来得及对旧的日常生出麻木和厌恶之心，就已经被大人裹挟着，行色匆匆地进入新的日常，所以他们才会对万事万物保持着永不泯灭的好奇感。
游客们尾随着我，也渐渐进入村庄的深处。听见声响，散落在各处的孩子，突然如见了光亮的蛾子，从一片片暗影中现身。小小的，静静的，好奇而羞怯的一群。我无法断定其中有没有早先路边看见的那几个——在我们这些外来人的眼里，每一张黝黑的小脸都出自同一个模子。也许，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陌生的眼睛把纷繁复杂的细节大而化之地揉搓成一体，分类变得简单而直接：白脸，黑脸，黄脸；男人，女人，孩子。这些孩子如一股细细的水流，从一个游客流向另一个游客，悄悄地填满了游客和游客之间的空隙。他们的安静没能维持很久，孩子的天性很快浮出水面。他们不约而同地发现了一个兴奋点：我同车那位美国女人手腕上戴着的一只智能手表。他们围上来，绕着她站成一个小圈，片刻的忐忑之后，有一个稍大些的男孩走近来，踮起脚尖，轻轻拉住她的手，把手表拽到了自己的眼前。
后来回想起那个场景，我还是忍不住惊叹孩子们的眼力。那天的阳光有点毒，应该是我们在肯尼亚这一个月中体感最热的一个下午。从停车场到村落，其实也没有几步路，我们却走得全身冒油，大家都脱了外套，只穿短袖。我的手腕上，戴的是一只白瓷面的手表，样式有几分时尚夸张，应该是所有人的手表中最惹眼的那一只。但它只是机械表，不具备任何智能特征。孩子们的眼光浮浮地略过，没有丝毫驻留的意思。他们一眼就看穿了什么是样子货，什么是真金白银。
那位美国女人蹲下身子，把自己降到与孩子们平视的位置，开始耐心地解释起手表的各种功能：计时、计算、定位、寻找、预告、娱乐、监控、提醒……这个时候的她不再是游客，母性和网管培训师的天性，从每一个毛孔里汩汩冒出。孩子们的眼神里有光亮渗出，渐渐聚积成生辉的珠子。羞怯退去，他们开始发问。他们的问题让我吃惊——他们已经越过了“这是什么”的水平，进入了“为什么”和“怎么会”的阶段。显而易见，这不是他们和数码科技的第一次相逢。他们的长辈围着他们建了一堵高墙，把他们和传统紧紧地圈在了里边。他们的脚也许迈不过这堵墙，但是，天下没有任何泥石之墙能挡得住眼睛和心，那是伽马射线。在村落里初见他们的时候，我曾懊悔没有给他们带礼物。临行前仔仔细细准备的两大箱子行装里，唯独忘了马赛的孩子。而眼前的这一场景，却让我隐隐感觉释然。游客带来的每一件礼物，无论是糖果文具衣服，还是电子玩具，都是一只只手，拽着他们的心越来越远地偏离他们父辈的围墙。每一样看得见的欢乐，或许都有看不见的代价，需要时间来慢慢披露。
十年二十年之后，这群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他们中的一些人，会成为马赛部落的新一代酋长。那时的马赛村落将会是什么样子？世世代代的徒步迁徙之旅，到那时也许完全由数码程控的电摩托完成。摩托车上装载的，或许会是微型发电机。他们再也不需要用脚板来丈量土地，一次次地试错纠错，千辛万苦地寻找新的水源和牧草，因为卫星定位系统可以准确而迅速地引领他们走到流奶与蜜之地。那些从父亲的父亲、爷爷的爷爷手里传承的迁徙生存之道，将由AI在几秒钟内浓缩成一行字的指令。他们的孩子会脱下露趾的凉鞋，穿上耐克的高帮保暖运动鞋，风雨沙石再也不能轻易侵蚀他们的肌肤。他们也不再需要在新的居住地上用铁锹木斧搭建土屋、牲畜栏和粮仓，因为3D打印机早已预制出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生活设施。他们终于可以用最新锐尖端的科技，来持守最古老原始的生活方式。这是我短路的大脑在那一刻里产生的联翩浮想，或许有一天，我会把它变成一部带有未来元素的小说。我不知道我到底希望它会停留在不着边际的幻想阶段，还是期待它最终能落地成为现实。
假如游牧的马赛人最终接受了电和电子技术，他们的世界会被瞬间重塑——那几乎是另外一个版本的创世纪。他们依旧还会被叫作马赛人，但是他们也许会是最后一代徒步游牧者。从赤脚到穿鞋的路程，他们走了一两个世纪；从穿鞋到骑摩托车，也经过了几十年的过渡；但从肉眼寻找新的宜居之地，到人工智能的引领，可能只需要几年，甚至几个月的时间，轻轻一跳，就过了一道曾经无法逾越的鸿沟，天地从此换过。
想至此，我无悲无喜。这里的无悲无喜，并不是无感，也不是漠然，而只是悲和喜相抵之后无可言喻的失落和虚空。
马赛村落把他们的女人藏得很深。
除了在村口撞见一位年轻的母亲之外，我们一路上都没有看到女人。一直到行程即将结束，酋长将游客引至村尾，我们才在一块空地上见到了一群女人。她们穿着传统服饰，排成一支半圆形的队伍，在等候着我们的光临。和那群在停车场迎接我们的男人一样，这些女人也很年轻。从村头到村尾，沿路出来招呼我们的，居多是年轻人，中间零星地夹杂着几个中年男子。老人呢？马赛的老人都去了哪里？我一直没敢问。
男人的歌舞是迎宾的，而女人的歌舞则是送客的。女人的服饰相对单一，居多是一件格子布的半长连衣裙，外加一条长长的花布披巾。与男人高耸入云的嗓音以及岩羚般轻盈的跳跃动作相比，女人的歌声和舞姿都显得宁静温文。其实也说不上舞姿，只是身体和四肢随着歌声做些小幅度的摇摆而已。见到我们，女人的队伍裂开了几个豁口，瞬间将我们吞了进去。还没容我们反应过来，我们的手已经被攥进了她们的手心。置身于一串涟漪之中，没有一滴水可以保持纹丝不动，我们自然而然地被融进了她们的节奏。
我两侧的两个女人都在二十上下，额头光洁，双颊鼓鼓的，带着一丝婴儿肥。右手边的女人微胖，性子沉稳，安静无话。左手边的那个看上去略小一些，似乎还没过了嬉笑顽皮的年纪，掌心冒着汗，捏着我的手时，湿漉漉的很有劲道。看见我手脚错拍的样子，她忍不住哧哧地笑。不知怎的，她让我想起了《红楼梦》里那个有几分娇憨的史湘云。笑完了，她趴在我的肩上，跟我咬起了耳朵。在混杂的歌声的掩护下，我们开始了一场窃窃私语。她问，我答。我发觉我无论如何作答，她都会使用同一个形容词来回应。这个词是beautiful（美丽）。中国很美。加拿大很美。多伦多很美……
她问了我的名字，我也问了她的，是一串陌生的音节，我没有记住。还没来得及让她重复，歌就已经唱到了结尾。她用beautiful这个词，封住了我们的短暂对话。这次她说的是：You are very beautiful（你很美）。在她有限的英文词汇库里，她把beautiful这个词挤尽了最后一滴油脂。这个词也许是她的中学老师（假如她上过学）教给她的。也许教她的是她的父亲，或者是她的男人（马赛女子结婚很早），甚至是她的酋长，他们希望她能把它用在合宜的场合。她用这个词的时候，手里没有揣着需要推销给我的礼品，身边也没有摆着装零钱的纸盒，她的笑容里带着一丝毫无心机、稚气未脱的单纯。她只是想用一个发音不太纯正的英文单词，来讨一个偶然遇见、永无可能再见的人的欢喜。明知道她可能对每一个来访的游客都用过了这个词，我依旧感觉温暖。
离开村庄时，酋长带着村民，一路把我们送到观光车前，队列里是清一色的男人。送行和欢迎一样，也是一种仪式，经历过无数次演练，每一个步骤都带着亲切的熟稔。我没有紧跟人群，而是远远地落在他们身后，因为我想拍下他们的背影。进村的时候看见的是村落，而出村的时候，视野里却是莽莽荒原。风起来，把云扫成大片大片的棉絮，西沉的太阳被裹入浓云，剩下的只是几束灰黄色的长条光影。远山匍匐在地平线上，山脉平缓连绵，无峰也无谷。一片低矮的灌木之上，有一棵低树——非洲的原野上到处都是这样的树，低矮，枝叶稀疏，身子微微倾斜，沉默而孤单地应对着春夏秋冬各自的难处。此刻的荒原上，所有的颜色都是一种点到为止的暗示，草和树都不是葱郁的绿，云也不是通透的白，天更不是澄澈的蓝，只有马赛男人服饰上的红，是一小片火焰，点燃了对所有隐忍不发的颜色的热烈想象。我按下了快门。我简陋的手机为我留下的这组照片，是此行中为数极少的几幅与我的视觉记忆相符的影像，色调和场景都与俄罗斯乡村油画有几分神似。它们留住了马赛土地的精髓：雄壮和卑微，广袤和渺小，苍凉之下万物无声却强悍的生命力。后来一次次重看，每一次依旧感觉震撼。
握手，碰拳，告别，行程由此终结。迎来送往是他们的日常，世界在他们门前倾下万千人流，他们都得一一清理。这是他们的生计。他们敬重生计，勤勤恳恳地对待着生计，但和世上大部分人一样，他们大约不会爱上生计。在车门关闭的那一刻，遗忘已经开始。他们不会记得我们，我们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小截样品，这一群和那一群，没有本质的区分。而我们的记忆可能会略微长久一些，但我们记住的，也仅仅是场景，而非场景中的每一个单独个体。即使在若干年后，我们还能返回原地，村庄或许还在，却已经不是同一个村庄，村民也不会是同一群村民。游人和游人的重逢，已是偶然之中的偶然，而游人和游牧者的重逢，那将是人间奇迹。一声再见，已是永别。
但我知道，即使很多年后，我依旧会记得那个靠在我肩上，和我窃窃私语的马赛女子。愿她一生平安。假如她还没有婚嫁，愿她遇上一个珍惜她的好男人。假如她已嫁为人妻，愿她的男人能懂得她的好，不会在生养儿女的漫长过程中，抹去她眉眼之中的那份天真和纯净。每一次想起她，我都会同时想起她挂在唇上的那个英文单词：beautiful。那个词用在她身上，才是合宜。
马赛的女人有两副面孔。在游猎区遇见的女子，与村落里迎接我们的女子，虽同根同源，却像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族群。她们像游猎途中看见的母狮，狩猎中是一副样子，栖息在树上时，却又是另外一副样子。变的也许不是狮子，而是环境。
当越野车拐入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土路时，远远的，我们就看见了一群兜售礼品的马赛女人。再走近些，就看清了她们的容颜。她们包着头巾，服饰和鞋面上蒙着尘土，看上去比村里的那些女子年长，已经经过了婚姻和多次生育儿女的风霜，面部线条粗粝，笑容仅仅是一种习惯，而没有讨好的意思。她们不再是雏儿。村里的那些女子是她们的昨天；而她们，则是村里那些女子的明天，或者后天。她们的两只胳膊上钩满了各式项圈和挂件，双手在胸前围成一个城堡，里边装着各样木雕石刻的动物。她们是库存爆满的行走货仓。
刚开始我有些动心。这些年里，我行走过世界上很多地方，自认为已经练就了一套百毒不侵的购物经验：买礼品要在离出产地近的地方。等货物通过各种渠道流通到远方的时候，运费已经在物价上加了秤砣。而这些女人手里的物件，极有可能就产自她们的后院。可是她们的步态和神情，却让我本能地退缩。我想起了回家探亲时参加亲友饭局时的经历。落座之后、开席之前，每一张饭桌都会在不言而喻的默契中产生一个主要的劝酒目标，这个人通常是远道而来的客人。集体敬，轮番敬，顺时针敬，逆时针敬。只要你喝了第一口，你就打开了一道闸门，闸门后边连接的是太平洋，或者大西洋，再不济也是北冰洋。总之，打开的闸门你再也无法靠一己之力关上。所以，我总会关照每一个我带到家乡饭局的朋友：假如你没有一醉方休的打算，那你唯一的办法就是一口不沾。血压，血糖，血脂，家中的河东狮，单位的恶老板，借口可以五花八门，但使用借口的时机却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在第一口酒之前。我把这条经验一路从温州带到了马赛草原。“最好不要开窗，开了怕是招架不住。”我对同车的那对美国夫妇说。面对那群渐渐逼近的女人，我决定眼观鼻，鼻观心，对车外的一切置若罔闻。
在司机验票、等待门卫开门的空隙里，马赛女人们拥了上来，开始敲车窗。“爸爸，妈妈，礼物，漂亮礼物”。她们对着车里的人大声呼喊。马赛小贩见到游客，只要略有些岁数的，都会用“爸爸妈妈”来称呼。她们目光如鹰，只在我身上驻留了一秒钟，就看出我是一块啃不动的石头，便扔下我，对后排的美国夫妇发起了第一轮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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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北京文学》202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