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事而发”：汉代诗作的叙事彰显

叙事，是人类历史进程的重要记录。人类的历史需要记录与传承，叙事诗歌是记录人类历史的重要精神载体。中国古典叙事诗历经了从原始歌谣开始，经先秦时代的《诗经》到汉魏阶段的汉乐府叙事诗的积淀、唐宋时期成熟这一漫长的发展历程。其间，汉魏阶段的叙事诗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其特征尤为明显。

“诗言志”到“缘事而发”

中国古典诗论的开山纲领是“诗言志”，这源于中华民族独特的地理环境所锻造的中国农耕文化的特质。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黄河流域，四季分明，特别适合农耕，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这里辛苦耕耘、繁衍后代、生生不息。在田园中劳作、在田园中栖息，惯常的生活使得人们更加珍视与自然和谐相容。桃花朵朵、杨柳依依、泉流鸟鸣、潮涨潮落、云卷云舒，这样的生活使抒情文学独步天下，奠定了中华民族文学抒情言志的特定基因。

“诗言志”并不意味中国早期没有叙事诗，上古神话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等，原始劳动歌谣《击壤歌》《士女歌》等，都蕴含着叙事的成分。到先秦的《诗经》时代，出现了《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这类记述周人先祖事迹的“周人史诗”，叙事宏大，叙事要素初显，当然，还有一些诸如《七月》《女曰鸡鸣》记录生活的短小诗篇，渗透着中国叙事诗歌的民族化特色。

时至汉代，大一统的社会现实、丰沛的物产、繁华的都市、富足的生活带来的是内容丰富多彩的叙事诗及日常生活的朴素记载。叙事诗成为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诗言志”转向“缘事而发”。“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明确彰显了汉代诗歌的叙事功用，体现“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独有诗歌内蕴。汉赋与汉乐府的叙事成分都明显优于抒情，诗的比兴在减弱，而赋的成分在增加。

汉乐府在叙事上独领风骚，它叙述汉人悲欢离合的故事。像《陌上桑》从美丽的罗敷出场到众人称艳，再到使君有情，罗敷婉拒。这样的完整叙事完全有别于之前的“言志”诗歌，跳出“诗言志”的理念，进入“体物”的阶段。可以说，汉代叙事诗歌已经完成了“诗言志”到“缘事而发”的历史转化。

尚奇传统与戏剧化倾向

叙事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和抒情文学迥异。叙事文学拥有和抒情文学的抒情传统完全不同的尚奇传统，时至汉代，叙事文学的尚奇传统不仅越来越强烈，而且出现了戏剧化的倾向。

在叙事文学中，尤其是叙事诗中，尚奇、尚怪的传统由来已久。体现为内容奇、情节奇、结构奇。中国早期的叙事文学既有原始劳动歌谣，更有神话等志怪类的上古神话，在内容表达上形成一种尚奇传统。这种传统在《巾舞歌辞》《公无渡河》《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篇章中，皆有体现。《公无渡河》描写的内容与传统的抒情诗歌相比，叙事成分与要素占据着相当的比例。丈夫披头散发，提一壶，准备涉险渡河，妻子边追边劝阻他，让他不要渡河，但丈夫却一意孤行，最终堕河而亡。全诗没有景物描写、没有即景抒情，而是通过一系列连贯的近似慢镜头的组合，在平和的叙述中娓娓道来，叙述了一个有场景、有情节、有人物且充满情感的故事。

汉乐府《陌上桑》叙述了美丽的女主人公秦罗敷如何婉拒太守，既是汉代采桑女日常生活的再现，也是一个奇妙无比的故事。罗敷怎样偶遇使君，使君如何对罗敷一见倾心，罗敷却不为所动，智慧地婉拒使君，而且在婉拒的时候，对丈夫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这一切内容都出乎人们的意料，呈现出与先秦叙事诗温柔敦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完全不同的情景。较之先秦，汉魏诗歌叙事中的抒情成分在减少，叙事要素不断增加，且内容奇巧，更加完美地体现了叙事的特质。

“讲述”与“显示”

汉魏叙事诗在叙事上出现了“讲述”与“显示”两种方式。“显示”是情感上倾向鲜明，“讲述”是冷静的情感，客观的陈述。这与中华民族的民族品格有关，中华民族历来讲求温柔敦厚、不偏不倚、和谐中庸、“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时至汉代，儒家的地位逐渐巩固，情感的要求近乎定型，“讲述”趋于主流。汉魏叙事诗除了“讲述”以外，还有一种更加精彩的叙述方式，即“显示”。

汉魏叙事诗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先秦《诗经》时代文雅正统的儒家观念，在汉代渐行渐远。汉代社会人与人之间逐渐挣脱宗法、等级、礼教的束缚，个体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叙述得更为真切与真诚，这种“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风格始终呈现于汉魏叙事诗歌之中。汉魏叙事诗叙述态度明朗、立场鲜明。在社会问题的描述中，它以批评的角度和立场，叙写小人物的狂欢，充满幽默与诙谐。汉魏时代，诗歌创作一改以贵族生活为主体的宗法制社会内容，转而描述以平民生活为主体的市井生活，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爱恨情仇、他们的精神求索、他们的人生狂欢，所有这些都“显示”为叙事的内容。汉魏诗歌对叙事的彰显，凭借鲜明的情感立场，通过结构上的跌宕起伏，打破了以往的诗歌传统，在中国古典文学的诗歌史上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