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枫：散文的篇幅

散文可长可短，可以麻雀般袖珍且日常，也可以鲲鹏般巨大而灵异。体量带来直接的视觉冲击，篇幅和体积是有震撼意义的。袖珍就称不上壮观，从一堵院墙难以想象万里长城，从菜市场买回的一兜海鲜也很难联系到大洋里以亿计的迁徙鱼群。体量带来散文地位的改观。当布料有限只够做套袖，就不够成为晚礼服登大雅之堂。有长篇小说，有长诗，假如散文只能是微雕艺术，只是附属产品，那么所谓文体平等，只是一种说法上的客气，并无真正意义。

有人以为，散文长了就啰唆。有这种可能，但也并非必然。单凭数字统计做出绝对判断，本身就是歧路。首先应该看表达的是什么。要是只蝴蝶，巴掌大也是巨翅；要是头象，大提琴那么大也是小；如果是蜂鸟，沉了影响起飞；如果是鲸鱼，轻了难以沉潜。当然，字数多未必就气象雄浑，有的是大文章、小格局，还有的是小文章、大格局。总之，脱离内容，抽象谈论散文篇幅，对题材和文体是双重的无视与轻慢。

即使内容相同，也有啰唆与细腻之别。假设我们写玫瑰，第一段说美丽，第二段说好看，第三段说漂亮，当然是啰唆；同样是玫瑰，第一段说种子，第二段说枝条，第三段说花朵……我的意思是，信息量不同的时候，就是细腻而并非啰唆了。合适的篇幅，才能容纳足够的细节；如果唯短是尊，就相当于小说只读梗概，电影只看片花。

有人以为，散文长了必然缓慢和笨重。这可不一定。想想吧，如果计算机内存小了，多打开几个浏览页面，或运行3D游戏，机器就频繁卡顿；散文亦是如此，如果内存足够大，可以带来更快的速度，更大的运载力，可以同时运行更多程序，支撑更具难度的思考，完成更复杂的任务。

多年前我写作《斑纹》，曾观察鱼身上的斑点，我尝试数清它的数量，发现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圆点，不断复制，到达一定程度，就像突破加法，突然演变为一种乘法，得出的数字惊人。不过，从哲学角度解析，乘法也的确是加法的量变导致的质变结果。当散文的字数得以累积，某个时刻，它会越出加法的惯性，越出平常、平稳、平和的“和”，产生震撼性的结果。

那些强调篇幅的散文作者，并非因为只能参加轻量级比赛而不甘，也并非莽撞而偏执的体积爱好者，最为重要的是，长度能带来一个革命性的改变，那就是——结构。

盖间小平房，对结构的要求简单；到了摩天大厦，非得结构复杂，否则无以完成支撑。看平面照片，可以一目了然；当照片累积为一部3D电影，就必须考虑角度、机位、节奏、视效等多种因素。弦乐独奏，一个人只要按着谱子拉下去；众声喧响的交响乐，就考虑弦乐器、木管乐器、铜管乐器和打击乐器之间的配合。散文由短到长，也会产生类似从二维到多维的结构变化，从平面的线条推进，变为立体的魔方驱动。你可以想象，原来的散文像浴室只有一面镜子，加上两面镜子，后来再加三面镜子……得出来的不是六面镜子，而是一座镜子组成的迷宫。这时你会看到前所未见的东西，从自己后背的痣，到似乎无限延伸的远方。

我最初写散文的时候，想写长也写不长，挣扎到三五千字已经气短，不知道那些挥洒万言者是怎么做到的。后来明白了，没有什么神乎其技，他们只是从三五千字接着向前罢了——没有谁可以不锻炼，上来就能跑马拉松。

我慢慢生长自己的枝条，不拔苗助长，也不预设天花板……只有这样，我才能接收到土里的营养和天上的光。经过数年训练，我发现自己并不在意散文的长度了，而长度对我也不再构成难度。

把散文写长之前，我没有清晰的理论认知；其实是在总结中，后知后觉地发现了结构的价值和意义。两万字的《聋天使》分成四个章节，第一章写养蚕，第二章写耳聋，第三章写我自己的疾病——这三个部分看似风马牛，但我用第四章“对写作的理解”串接。《聋天使》是一个立锥体的结构，前三个章节搭成倾斜的立面，用第四个章节作为底面，把它们托升起来。

我把《弄蛇人的笛声》分成十四个小标题，有意使用顶针结构：每个小标题结束时的最后一句话，是下个小标题的内容预告。因为这篇散文的内容是蛇，我在形式上也模仿蛇的生长：一节连缀下面一节。蛇是出色的瑜伽大师，它盘卷时，身体的一部分叠合在身体的另一部分上——我也模仿这种叠合，每隔几个章节就会重复一个意象。读者未必能看出这个蛇形结构，但也没关系，我自己为这篇散文找到了隐藏在血肉里的脊椎，以及探索的乐趣。

长短，不是判断散文好坏的标准。短散文可以很好，长散文也可以很差。我不主张散文从短小的极端走向庞大的极端。有时，压强会被过大的面积分解掉，而丧失应有的力量。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我们不必让散文打肿脸充胖子，也不必让散文削足适履，应该让散文拥有成长的自由。不过，字数带来字数之外的东西，篇幅带来篇幅之外的结构……就像蓄积的云层成为改变沙漠面貌的雨，散文，也将因此获得某种新生。

——选自《散文》202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