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时代的城市伦理与情感叙述
在讨论城市文学时，一个不得不时时关注的话题是，今天我们面临的这个让人既爱又恨的媒介时代。如人们所见，在印刷文明向视听文明转型的当口，媒介在提供巨大便利，构成“人的延伸”的同时，城市人群的媒介依赖、无比发达乃至过剩的网络资讯对于他们精神和情感世界的形塑，以及媒介对人的裹挟与操控，都在不断刷新并重组我们的现实认知，城市文学的面貌也由此发生深刻变化。
相较于乡村这个在彼此眼中成长的“熟人社会”，城市显然是一个由人群汇聚而成的“陌生人社会”。置身城市，媒介时代网络社会的匿名性和随机性，无疑会加重这种“陌生人社会”的神秘与危险，这都对媒介时代的城市伦理与情感叙述产生新的影响。老晃的长篇小说《饿兔子跳》（《当代》2024年第4期），便为我们生动呈现了媒介时代的网络风险向现实社会的“外溢”过程。小说讲述了早已丧失爱的勇气和能力的主人公阮金对于网络的迷恋和依赖。这位重症“网瘾”患者，终究为她的沉迷付出了代价。“百日甜”上的恋爱游戏，为她招来了灾祸，虚拟网络对现实世界的“反噬”变得不可避免。
这也难怪，未知世界的神秘感和对陌生人的好奇，共同铸就了网络世界的交往原则，这显然加剧了陌生人社会的人际风险。个体的幽暗意识、现代城市的病症，叠加网络的匿名性，促使虚拟空间的致命危险向现实世界加速“外溢”，现实与虚幻的边界也被无情打破。石一枫的《一日顶流》（《收获》长篇小说2024年冬卷）同样涉及现实世界与网络社会的微妙关系，同样展现了虚拟空间的致命危险向现实世界加速“外溢”的风险。小说中，网络黑客的入侵，塔吊软件的神秘失控，直接让年轻的赵美娟丧了命。面对历史的创伤，有着初代“网瘾少年”之称的“贱爷”（胡学贱），其实一直在致力于解开其中的谜题。网络对现实的威胁，同样发生在“贱爷”儿子这里，“一日顶流”的意外爆红，让无数的眼睛开始注视胡莘瓯，这显然令少年不再自在。发生在网络世界的“看”与“被看”的恐惧，现实世界里残缺的童年，爱与照料的缺乏，以及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陡然发作的“创伤后应激综合征”，共同构成了胡莘瓯如何自处的难题。因此，寻找一个“自在”的地方，成了他接下来一系列“操作”的重要动机，这大概也是我们每个人面对媒介时代的现实问题所在。
如果说石一枫的《一日顶流》是在严肃思考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流量时代”，以及它那令人困惑的价值伦理与情感难题，那么崔曼莉的中篇小说《羊毛苹果》（《天津文学》2024年第11期）则同样试图为我们展现媒介时代的新型文化伦理与情感关系。小说主要人物是城市里一帮打游戏的网友。这里有“薅羊毛”的“清水君”，有神经兮兮的“路西法”，以及自卑敏感而又年轻的“我”，他们各有各的问题，却都是这个时代某种程度的“病人”。在此之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数那位有着“莲花一夏”美甲装扮的神秘富家女，她有一个靓丽的网名，叫作“流光灿若辰”。小说通过这位出手阔绰，能轻松解决一切麻烦的神秘网友对“我”无私帮助，却又被无端质疑的故事，试图引出更为深邃的伦理思考。小说并不单纯指向阶层分化、贫富差距，以及“和有钱人做朋友”的常见话题，或是讲述穷人的“抠搜”、有钱人的“豪横”的戏剧化故事，而是试图呈现最为纯粹的，哪怕是在“秒聚秒散”的网友之间也可能存在的“情绪价值”，这便涉及我们关心的城市情感问题。小说在这个意义上给我们所有人以教益，让我们尝试去理解他人，去理解世间所有的“苦、孤独和死亡”，这也是小说的伦理意义所在。
媒介时代的风险社会，不仅折射我们的情感和价值难题，也在不断塑造我们想象世界的方式。在今天的城市叙述中，相当多的作家都在不断建构一个虚幻的远方，一个足以蛊惑人心的远方，以至于让我们对此在的世界不再兴致盎然。朱朝敏的中篇小说《我们去乌斯怀亚吧》（《十月》2024年第5期），便为我们生动描绘了人人心中都有的那个独属于自己的“乌斯怀亚”。这个由媒介塑造的虚无缥缈的“远方”，往往成为城市人的精神所系。为了这个虚假的“远方”，他们甘愿飞蛾扑火，孤注一掷。小说通过多年之后的同学相会，引出主人公毛珠穆和路芙蓉各自的隐秘往事，因为每个人其实都有不足为外人道的秘密，一边是被设计的英雄救美引出的血缘之疑，一边是由嗜赌成性的家暴男的意外身亡导致的亲情障碍，这些都构成了人物各自走不出来的心结。或许正因为如此，小说中人才迫切需要那心心念念的乌斯怀亚。这是通往南极的最后一个陆地城市，号称世界的尽头。那里有个灯塔，是大西洋和太平洋交汇的地方，交汇的海洋在尽头相融循环，才能成就海洋的宽阔。如小说所呈现的，比海洋更宽阔的是人心，而乌斯怀亚恰恰被想象成每个心有千结的人的最后契机，一个可以面对自己、重新开始的契机。
朱朝敏的“乌斯怀亚”，不禁让人想起袁滕笔下的“加那利”。这同样是一处著名的世界地标，确切地说，位于非洲西海岸的西班牙群岛，也是三毛与荷西生活过的地方。袁滕的小说在全球化背景之下，讲述了一个极为严峻的问题：究竟是要因积极事功而“迷失”自我，还是要因做回自我而“不务正业”。这似乎回应了《红楼梦》里的“贾宝玉难题”，但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无时无刻不在纠结的矛盾点。生活的悖论往往在于，面对琐碎乏味的日常生活，我们需要某种心之所向的目标来予以调剂，这也就是乌斯怀亚，抑或“生活在别处”的意义所在；但另一方面，乌斯怀亚所表征的“远方”构成的永恒吸引，又会让我们陷入无意义的执念，导致我们与身边之事，与“附近”之人产生永恒的“时差”，这也就是袁滕的《加那利》（《花城》2023年第6期）的深切寓意所在。在社会学研究中，项飙建议把“附近”作为一种“视域”，恰恰针对的是公众意识中“附近”的丧失。在今天这样一个“个体化和一体化的现代情形”下，在个体的经验之外，极远的“世界”反而可能成为个体的切身情景，与此相反，个体的“周围切身情景”恰恰变得不受关注，人们只关心个人的利益和虚幻的理想，而不愿去认识“附近”的世界，不关心“附近”之人。因此，如何从执念中解脱，重建与身边人的密切联系，去爱自己，爱他人，这恐怕又是今天我们所有被媒介催促着心向远方的人，不得不扪心自问的重要问题。
同样围绕媒介时代关于“远方”的终极幻想话题，孟小书的《终极范特西》（《北京文学》2024年第4期）值得一提。小说特别有深意的地方在于，主人公K对Leila的蛊惑。这种蛊惑之所以有效，正是基于一种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那种逃离此在世界的幻想。这也就是小说人物不停念叨的，“我想要过一种自由的生活，与别人无关的生活，在我们都自由的时候”①。Leila渴望逃离孤独，逃离因身体残疾而受到的歧视，逃离建立在谎言上的生活。所以最终，她义无反顾地来到了越金。于是，生活中那个巨大的反讽出现。这或许也是我们每个人不断面临的困境：那个被赋予无限活力的远方，那个自由自在的无比惬意的地方，传说中的生活的“别处”，竟然是缅北电诈园。这便是生活的荒谬所在，人生在世，我们可能需要一次次为自己不切实际的幻想“买单”。从这个意义上看，禹风的《风雨小筑》（《湖南文学》2025年第6期）所讲述的媒介时代的创业故事或许值得我们深思。从为市民遮风挡雨的“风雨小筑”，到打开陌生人之间交流空间的“温暖小筑”，这个新型商业体所寄托的生活理想似乎并不简单。这也在提示我们，与其将逃离作为故事的起点，不如尝试为逃离者寻找庇护。
事实上，媒介时代在不断塑造我们想象世界的方式之余，也在无形中塑造新型的城市伦理关系。在《荧惑》（《花城》2024年第1期）中，张抗抗描述了一种所谓“软社交”的“搭子”关系。如小说所讲述的，广场舞大妈有“跳舞搭子”，打麻将的大爷有“麻将搭子”，此外，“健康搭子”“旅游搭子”“饭搭子”“拍照搭子”“咖啡搭子”“考研搭子”“追剧搭子”等等，层出不穷。“搭子”只做“搭子”的事情，责权分明，“搭子”的实用性远远大于情感依赖。这也意味着整个世界或许就是一个“草台班子”，所有的关系都是临时关系。
由张抗抗的《荧惑》反观穆萨的《蜉蝣》（《西湖》2023年第11期），我们可以发现，小说的男女主人公便是一对临时的“旅游搭子”。故事展现了一段不乏危险的“艳遇”，这其实是一种搞不清究竟会产生情愫和欲念，还是会随时动了杀心的陌生关系。这段不明不白的亲密关系，让人想起交媾完成后立刻死去的蜉蝣。这篇小说也言明了今天这个媒介时代不同于古代的“扎心”现实：古代“没有通讯设备，人和人像浮萍，聚散无常，明知分别之后音信全无，才会倍加珍视当下”②。与《蜉蝣》相似的是马亿的《莫兰迪展》（《北京文学》2023年第9期）。小说主人公利用发达的社交软件，迅速测算出与陌生人的共同喜好，轻易达成一种“契合度最高”的亲密想象。这种心理暗示，终究会让个体在人际交往的原则上出现“失控”。于是不出所料，陈衡以“莫兰迪展”为名，利用社交软件“猎艳”了一个哺乳期的女人，这种“奇遇”对于传统亲密伦理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冒犯。这其实更接近汪民安在《论爱欲》中所说的“作为事件的奇遇”，这类相遇“具有强烈的非法性”，它“触及和动摇了爱的法则、规范和伦理”。③
同样是在《荧惑》里，张抗抗也感慨了今天这个铺天盖地短视频的时代。正如其所描述的，“短视频一条条蹦出来，就像西北那种名为‘一根面’的面条没完没了，不确定在哪里咬断”④。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在这个媒介时代，手机早已成了身体的一个器官，我们每个人都在被短视频不停“投喂”，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正在失去对生活的“实感”能力。蒋在的短篇小说《摆渡》（《青年文学》2025年第11期）便呈现了这种媒介的过度裹挟对现实人际交往构成的巨大损害。这是一段发生在机场候机大厅的人生插曲。小说有一个略显惊悚的开头，故事里的“我”偶遇了一位长相酷似“故人”的“她”，死去的朋友，仿佛又活了过来。这种情感的“加持”，使得陌生人之间的攀谈变得顺理成章。小说中两人的交谈，布满了密集的生活细节，这里有“我”不堪的业绩排名，以及与母亲在相亲和做义工问题上的诸多分歧，也有“她”的尘肺病、艰难的生活，以及对离别的忧惧。小说起初惊悚，继而忧伤，但最后的结局却略带反讽。原本萍水相逢的亲近关系，随着“我”不经意的一句求助戛然而止。这个时候我们才看清真相，原来一味听信短视频的“她”，并没有施以援手。这让前面所有的“倾情”长谈，显得无比可笑。这似乎进一步证实了今天我们面临的伦理窘境：为了可悲的“流量”，媒介正在不断塑造一种无谓的甚至多余的“警觉”，严重破坏和腐蚀了原本淳良的城市人际关系。由此也不得不让人感慨，以“摆渡”之名，被人类寄予厚望的媒介工具，其实并不总能将我们“摆渡”至彼岸，这或许才是“历史的狡计”所在。
注释：
①孟小书：《终极范特西》，《北京文学》2024年第4期。
②穆萨：《蜉蝣》，《西湖》2023年第11期。
③汪民安：《论爱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245页。
④张抗抗：《荧惑》，《花城》202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