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绍俊：地域之变 文学之新

新东北文学的热度还没减，新南方写作的热度又迅速飙升起来。当代文坛有一股追逐“新”的趋势，而且这一次的“新”都与地域有关。

有必要讨论一下文学的地域性问题。

地域文化从来都是构成文学特色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古代文学中，地域文化的色彩更是分明，它甚至成为人们归纳文学流派的主要砝码。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些流派也是由地域性决定的，如京派、海派、东北作家群、山药蛋派等。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日益加速，当代文学的地域文化色彩越来越淡化，这应该是一个明显的趋势。地域文化带给文学的是一种异质化的东西，但它必须建立在地域之间的阻隔上，有了阻隔才有了地域的分界，才有了不同地域之间的差别。当代文学的地域文化色彩之所以越来越淡化，就因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正在打破地域之间的阻隔，逐渐缩小了地域之间的差别。如果我们不是在世界文学的范围内来探讨地域文化的话，那么，显而易见，地域文化的丰富性主要体现在乡土文学之中——即使是乡土文学，那些反映当下现实生活的乡土文学，其地域色彩也不如过去那么层次分明了。这是否意味着，再像过去那样以地域文化特征来讨论文学的风格个性，已经变得缺乏足够的现实说服力了？

但是，文坛这一段时期纷纷抓着地域做“新”的文章，似乎在提醒人们，地域性仍是文学的重要元素。当然，在全球化时代，文学的地域性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了。社会形态的地域性正在压过自然形态的地域性，钢筋水泥构筑的地域性正在取代田园山水构筑的地域性。然而，社会形态的地域性同样不可忽视，它仍然在影响文学的创作，我们仍能从多方面看到地域性是如何影响到文学的。比如，作家的文化背景和身份认同是塑造文学地域性的核心因素之一，我们可以从文学作品中看到作家所处社会、地域和文化环境的影子，折射出特定地域的历史、价值观和传统。又如，作家的特定语言和风格往往与具体的地域有关，近些年在作品中大量使用家乡的方言和口语，几乎成了一种传染病，在作家的写作中蔓延开来。方言和口语的确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生僻的方言难免给阅读带来障碍，但方言有时确实也带来了新意。比如，林白的《北流》不仅使用了北流的方言，而且作者正是通过方言表达了她对世界的重新认识。在林白的描述下，北流之所以显得那么强悍，那么有趣，那么生机勃勃，都是与北流人说一口流利的方言有关系。林白说，离开北流，学会了普通话，却越来越对世界感到迷茫和迟钝，唯有当她回到母语——北流方言时，她才变得像野蜂一般活跃。林白是从地域性的方言中体悟到，世界的丰富性是存在于语言之中的，语言又把这种丰富性移植到人的精神层面，从而使人也变得丰富起来。地域性对于文学的影响还表现在很多方面，如特定地域的历史、风土人情、社会问题或文化传统会构成作品的主题和意象，以地域性的元素回应全球化的文化交流和跨地域影响的挑战等。当然，我们也不必夸大地域性对文学的影响，在一个交流和迁移非常便利的现代社会，作家文化性格上的地域性往往变得模糊不清，即使作品中出现了鲜明的地域性的场景、语言风格以及文化背景等因素，也不是直接对应作家本人的地域性的身份认同或作家本人的地域归属。要正确理解文学作品与地域性的关系，必须全面、客观地分析作品的复杂性，将其置于作家多元化表达的语境下综合考察。

这就说到“新东北文学”“新南方写作”这些关于地域性的话题了。不同的地域为什么都能给文学带来新的因素？发生了新的变化，地域之变，才能形成文学之新。显然这个地域之变不是指地域的自然环境发生了变化，也不主要指地域的文化风俗之变（文化风俗一般来说是不会产生突变的，而只是一种漫长岁月的渐变，因此它也不会在文学中产生突发式的新因素），而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影响下的社会之变。

东北被称为新中国的“工业摇篮”，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东北汇聚了众多的国有企业，形成了庞大的工人群体。我们过去忽略了一个问题，在这个由庞大工人群体组成的社会里，培育起一种工人文化来。在社会主义一体化的建制中，工人文化并不是正统和官方的，它是工人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与“活生生的经历”（威廉斯语）中创造出来的一种属于自己的文化，以隐形的方式存在于工人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习惯中。东北的地域之变发生在21世纪前后，那时候国有企业改革给东北的工业和工人带来极大的震荡，下岗工人也成了当时的重要社会问题。国企改革和大量的下岗工人完全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秩序，造成工人生活的大动荡，下岗工人可以说是被原有工业秩序彻底甩出来的群体，他们身上隐藏着的工人文化反而得到最充分的展现。“新东北文学”最初引起人们关注的恰是那些书写下岗工人的作品，这些作品中的下岗工人形象不同于以往工业题材小说中的工人形象，因为这些下岗工人形象身上饱含着工人文化的做派和气质。工人文化的崛起，便是东北的地域之变所带来的文学之新。

“新东北文学”的讨论最初是由沈阳三位“80后”作家——班宇、双雪涛、郑执的小说而引起的。他们都生活在沈阳工厂最集中的铁西区，他们被命名为“铁西三剑客”。铁西区曾被称为“东方鲁尔”，它的历史就是中国大工业的历史。“铁西三剑客”的父辈都是下岗工人，他们与父辈一起共同经历了国企改革的阵痛，也正是在这种阵痛中，他们对父辈有了更真切的了解，他们更加敬重父辈。在他们书写下岗工人的作品中，虽然下岗后的生活穷困潦倒，但他们仍然将父辈作为英雄来书写，哪怕自己的父亲不是胜利的英雄，而是失败的英雄，他们也为父亲的英雄本色而骄傲。他们的小说给人们带来一种新的话语空间，这个新的话语空间就是倔强的工人文化所营造的。“铁西三剑客”的可贵之处就是他们不把自己当成叛逆的一代，他们尊敬父辈，愿意在父亲还没有讲完的地方继续往下讲。同时这也说明，非主流的工人文化也正好契合了他们的叛逆精神。

有评论家在谈到“新东北文学”时，惋惜地表示东北的作家在感受东北的地域之变上太滞后了，东北的国企改革和下岗工人现象发生在20世纪末，而这种社会的巨大变化却是等到一二十年后才由下岗工人的“子一代”书写出来。这种看法并不准确，事实上，东北的文学身处东北大地，对于地域之变是有着“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敏感的。比如，李铁在21世纪初所写的一批反映工人生活的小说，就突出表现了下岗工人的社会问题。我曾写文章评价李铁的这批小说，我写了这么一段话：“李铁也算是工人阶级中的一员，但是，李铁生不逢时，他进入国有企业，正是国有企业遭遇最大困难的时候，国有企业不吃香了，工人阶级靠边站了。李铁当年在国有企业肯定感受到了这样的整体气氛，他也像众多的工友们一样，心情郁闷、憋屈，但国有企业所铸就的工人本色也使他和众多工友们一样男儿有泪不轻弹。这就决定了李铁当年开始书写工人生活的小说的基本旋律。李铁的旋律不像过去的工业题材小说那样高亢、雄壮，总是在高音区飘荡；也不像有些揭露国企改革问题的小说，总是在低音区徘徊。李铁的旋律是在中音区回旋，就像是说唱音乐一般地诉说着日常生活的酸甜苦辣，偶尔会下沉到低音区发出悲壮的吼声。这是国有企业在特定时代以及下岗工人最真实的声音。如他的《乔师傅的手艺》《工厂的大门》《杜一民的复辟阴谋》等。李铁的工人小说带着当代工人的喘息声，引起文坛的关注。但这种关注也就那么一瞬间，大家依然回到自己纵情的欢乐中去了。李铁把国有企业工人的喘息声带到文坛，这样的小说我们给它的赞誉声太少太少。李铁小说的遭遇与他所描写的国有企业工人的遭遇完全一样，都是被冷落、被边缘化的遭遇。”现在我才意识到，李铁其实就是最早感受到东北地域之变的作家，他的小说里充溢着工人文化的气息，这应该是“新东北文学”最初的萌芽了。

新南方写作则是另一种地域之变所造就的结果。南方的气候不同于北方，这里吹拂着强劲的全球化和现代性的暖风，有一种新的文化精神笼罩着大地，我把这种文化精神界定为自由贸易的精神。自由贸易是追求自由、公平、公正和互惠互利的国际经济合作方式，它是一个多方向的概念，既属于国家与国际机构，又涉及国民经济和个人利益，要想实现自由贸易所达到的目标，我们需要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保持合理的市场和政策规范，以实现贸易和社会的可持续和平发展。南方的土壤经过改良越来越适应自由贸易的生长，也营造出一种体现自由、公平、公正和互惠互利的精神生态，也悄悄改变着作家们观察世界的状态和方式，从而造就了“新南方写作”。新南方写作之新就新在自由贸易精神的张扬。

广东的朋友以流动性和未来性来概括“新南方写作”的特点，显然这两点正是南方地域之变最突出的特点，因为自由贸易精神首先追求的就是物质和资本的无阻碍流动，而自由贸易精神所要达到的目标则是指向未来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尤其是经济的持续扩张，更需要以自由贸易精神拓宽前行的道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自贸区的建立，可以说就是自由贸易精神在制度上的落实。南方地域之变在南方作家中的影响还是很突出的，这种影响并不是形成一种相似的风格或叙事，而是激励作家尽情地释放自我。因为自由贸易精神的这一地域之变，其核心就是“自由”而不是“统一”。因此由自由贸易精神的地域之变所带来的“新南方写作”，便是一种自由之“新”，同样体现出流动性和未来性的特点。流动性意味着新南方写作是一种正在生长中的、充满变动性的文学写作，它的“新”不是名词，而是动词，不是指作家们都呈现出同一种新面孔，做出同一种新表情，而是指他们总是在尝试新的动作，因此也会不断给我们带来新意。且以我近期读到的一些长篇小说为例吧，今年以来我就读到好几部充满新意的作品，如广东作家魏微的《烟霞里》、庞贝的《乌江引》，四川作家罗伟章的《谁在敲门》，广西作家林白的《北流》等。这几部小说的作者在创新上都有各自使出的大动作。比如，魏微的年谱思维与日常性叙述的有机融合；庞贝着力于历史叙事的文体之变上；而罗伟章则在乡村叙述与日常生活叙述的交集上开创出新的空间；林白的创作始终都代表着南方文学的一道独特风景，表现出一种不一样的认知世界的方式，《北流》是她的世界观及文学观的一次集大成。而所谓未来性，我更愿意将其解读为不确定性，这是一种指向未来的不确定性。与新东北文学一样，新南方写作作为一种感应地域之变的文学之新，不应该只是近期才出现的，尽管新南方写作的提法是近期的事情，但自由贸易精神的地域之变早就影响到南方作家的写作了。我特别要提到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这部小说是邓一光从华中地区南迁到深圳后所写的一部长篇小说，仿佛是南方的自由贸易精神对他有一种特别的召唤力，他以往在书写战争和军人时的思想郁积一下子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小说通过一个战俘营的故事来反映抗日战争期间的香港保卫战，他将战俘营视为“二战”的特别战场，将战俘仍然视为在战场上作战的士兵。他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对人类文明的忧思，完全是在与世界现代思想经典进行对话。

中国地大物博，这是文学地域性最天然的条件。地域之变，文学之新，这大概也是一条亘古不变的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