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2024年第9期｜刘星元：云少年（节选）
刘星元，一九八七年生，作品见于《十月》《花城》《天涯》《钟山》等，出版有散文集《小城的年轮》《大地契约》《尘与光》，曾获山东文学奖、滇池文学奖、万松浦文学奖。
一
养蜂人的故乡长在腿上，他走到哪里，故乡就跟着他抵达哪里。只要能够到达的地方，养蜂人就不允许任何一朵花虚度春天，他们用货车载着自己的蜂箱和家当，绕过一座座山，越过一条条河，避开人口密集的城镇，直至将自己放逐到繁花盛开的静谧之境。
鄙乡三面环山，将四条河流、五座村庄、万亩土地搂在里面，形成了一处小小的盆地，只留下一个狭窄的缺口。山矮矮的，却足以阻截许多外来人的脚步，那些人走到山前，稍一掂量，就摇摇头回去了，他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山后面是怎样的一处所在。养蜂人却不同，他们一路循着花香而来，甫一靠近缺口向着里面窥探，就下定了在此驻扎的心思——五颜六色的花铺满了整个盆地，却不见一只蜂虫忙碌其间，春风一吹，花香就沿着矮山的脊背翻涌、聚集，最后扑向了盆地的缺口，扑向了站在盆地缺口处的养蜂人，似乎这声势浩大的春天只为迎接他的到来。
盆地那么小，小到只能容纳一户养蜂人，谁先到达，谁就拥有了整个盆地的花蜜，盆地也就成了他驻足数月的故乡。每年草木返青时，都会有一批又一批的养蜂人到来，他们或孤身一人，或与搭档结伴，有的甚至携家带口，如旧日驱赶着牛羊追逐水草的游牧民族。可他们一旦发现其他养蜂人的踪迹，就会迅速转投别处，绝不拖泥带水。甚至，有些养蜂人连盆地还未进，只看到在花田里横冲直撞的蜜蜂，就会转身而去。
养蜂人会尽可能地选择在毗邻水源的地方落足，他把几十甚至上百个蜂箱从货车上搬下来排列好，才去为自己搭建帐篷。蜂箱被一行行、一列列地排开，如地里的玉米苗般向阳而生。我能听见诸多生灵发出的嗡嗡声，但我不敢靠得太近，生怕它们感知到陌生人的存在，携着尾尖的利剑向我冲锋。我害怕且喜欢这些小小的生灵——整个盆地都在用花儿孕育甜蜜，而我却无法舔舐；它们一来，我就拥有了无数个灵巧的舌头，这些探向花蕊的舌头无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规矩，让收获在春天提前抵达。感谢这些生灵，是它们用最为朴素而生动的劳作告诉我，盆地是甜的，春天是甜的，我的少年时代也是甜的。
养蜂人刚安顿下来，就提着篮子挨家挨户地敲门。篮子里放着数十个小小的玻璃瓶，瓶内装着在上一个驻地收获的蜂蜜。吃人嘴软，村里人接受了他的蜜，他才能安心在此采更多更甜的蜜。
按照惯例，养蜂人会在盆地待上四五个月，之后，花期渐失，再待下去，蜜蜂们只能坐吃山空。这时候，养蜂人就会从县城货运站租来一台货车，拆掉帐篷，收拾行李，将蜂箱搬入车厢，如来时那般驶出盆地，继续寻找着值得落足的新故乡。养蜂人走了，如一朵云飘过盆地就无影无踪了。只有某处毗邻水源的土坡散落的碎骨头、摔碎的瓦罐以及缠住草木的塑料袋，还在妄图提醒常住盆地的人，他们的确曾在此停留。
或许只有我最在乎养蜂人的去留。蜜真甜啊，家中无人时，我就打开瓶盖，将筷子探下去再提上来，闭眼贪婪地舔舐筷身。许久之后有客到来，母亲想要为客人冲一碗蜂蜜水，却发现蜂蜜已所剩无几。挨打是不可避免的，但用一次皮肉之苦换取无数次的舌尖之甜，我觉得赚了。
美好就是这样，经历过，便会一直期待。我盼啊盼，盼走了夏天，盼走了秋天，盼走了冬天。在梦里，春天终于重新降临，养蜂人的货车从盆地的缺口驶入，车厢里摞满了蜂箱——他携带着我朝思暮想的甜蜜而来。
二
八岁那年的春天，除了养蜂人按照惯例赠予的蜂蜜，我还额外获得一瓶。那一瓶蜜是养蜂人的儿子专门送给我的，它独属于我，无须与任何人共享。我贪恋它的甜，又忧虑它的少，每次只在舌尖点上一小滴，这样就可以更为长久地拥有它。我随身带着那瓶蜜，生怕被其他人发现并夺取，然而在爬树摘槐花时，瓶子从口袋里滑出来，摔在了地上。瓶碎蜜淌，我趴在树杈上默默流泪，趴在另一个树杈上的丁云则不断安慰我，但那些安慰之辞没有一句能抚慰我的悲伤。直到丁云说：“不就是一瓶蜜嘛，我再送你一瓶。”我这才渐渐止住眼泪，因为我知道，作为养蜂人的儿子，他的确有能力兑现自己的承诺。
那年丁云十岁，他父亲给我家送蜂蜜时，他就跟在后面，而那时，我正在被父亲罚站。因为折断了邻居家植下不久的香椿树，父亲罚我面壁思过。我笔直地站着，以近乎贴着影壁墙的姿势。我的影子沿着墙壁铺开，它比我原本的身躯要矮一些，让我疑心有一截躯体还蜷窝于石砖与石砖之间的缝隙里，一时之间难以爬出来。我脚尖前有只蚂蚁在挣扎，它被沼泽困住了，始终难以脱身。那沼泽就是我的泪。不久前，我被父亲揪过来，他狠狠地踢了我几脚，眼泪就被我生产了出来。
春天里所有的事物都很快乐，除了被责罚的我——这么想着的时候，那几只不长眼的蚂蚁出现了，它们在我面前肆无忌惮地奔跑着，一点儿也不体谅我的心情。不赞美就是反对，不体谅即是嘲弄——我气量狭小，仇恨一切不能共情者，决心要以自己的方式发泄委屈和愤恨。如天空祭出的巨锤，我一脚踏在了蚂蚁们的身上，再抬起脚，就看见两具蚁尸，其他的幸存者受了惊，四散而逃。灾难总是接踵而至，有一只蚂蚁在慌乱中闯进了我用眼泪打造的沼泽，和着泪水的泥土那么黏稠，困住了它小小的躯体。它努力向前奔爬，可怎么也拖不动粘连于身的泥。它本可以绕过沼泽的，只因太过慌张，就这样慌不择路地陷入了泪水浇铸的陷阱。
父亲总想自塑一副温润开明的形象，但他的儿子却时常闯祸，不给他这样的机会。教训儿女是他的责任，但他又是个要脸的人，每次都是在反锁着的院子里对我进行惩戒，骂我时压低声音，生怕被其他人看到听到。这就是那一天的场景了，对经常闯祸的我而言，若是养蜂人没有敲响院门，那日与往日没有什么不同。是父亲最先听到的敲门声，他立刻警觉起来，将面壁思过的我扯到一边，狠狠地剜了我一眼，然后才去开门。
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大人，一个孩子。看起来，大人与我父亲岁数大致相当，孩子则与我差不多年龄，我因此猜想，他们应该也是一对父子。那个大人在与父亲交谈，他说的并非我们这儿的口音，我听不大懂，就去看他身后的孩子。那孩子居然也正在往我这边看，两个孩子的目光撞到一起，我看到他向我笑了笑，但是我却不想用同样的微笑回应他。我脸上还挂着风干的泪痕，它们流淌时一定曾裹挟着我脸上的泥土，画下了糟糕至极图案，我有理由相信，那个孩子的笑容里藏着尚未暴露的嘲讽。
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一大早那孩子就来找我玩了。我不愿搭理他。他虽未目睹我面壁思过，但完全可以从我脸上的泪痕猜测出我曾受过皮肉之苦，我不想与一个了解我窘迫秘密的人成为玩伴。我在前面走，他在后面跟；我在前面跑，他在后面追；我虚晃一枪从他腋下钻过去，向着村外奔去，他也马上转头跟着我奔向了村外。他就像一条讨厌的尾巴，怎么甩都甩不掉。我累了，仰面躺在村外的斜坡上，大口喘气。那孩子也学着我，躺在旁边。喘息了一阵之后，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玻璃瓶，打开瓶盖，抿了一口。随后他从另一侧的口袋又拿出一个玻璃瓶，递给了我。我知道瓶子里面装着什么，告诉自己不能接，手却不由自主地握住了瓶子。
丁云就这样用一小瓶蜂蜜俘虏了我。
三
丁云就像一只不知疲倦且满心好奇的小鹿，对我们这儿的什么都感到新鲜。
我折了一枝柳树嫩条儿，拧动树皮，使之与木芯脱离，做成一只柳哨，拿在嘴里吹出欢快的声响。他依葫芦画瓢也做出一只，对着我吹，却喷出了一口唾沫。我们俩嘴里叼着柳哨，模仿唢呐艺人的样子，时而摆动着身体向着天和地吹奏，时而昂首挺胸将尖厉的声音击向远方，所过之处，隐藏于树杈、沟渠、草垛里的麻雀纷纷受惊，几番起落，隐藏到更远的地方。我与丁云于持续的吹奏中相互对望，对驱赶麻雀的效果颇为满意，吹起柳哨便也愈发卖力。
我有时也会带着丁云去河里捉虾。河水浅而清，俯身观望，时常可见近乎透明的小虾悬于河石间的静水中，虽用腹足有一搭没一搭地划着水，但整个躯体看起来是静止的。小虾们貌似笨拙，实则机警，一旦察觉到危险，就会迅速弹射遁走。丁云不得要领，只要看到小虾就向前扑，虾没抓到，自己却一不小心踩在鹅卵石上，扑通一声摔进了河里。我笑，他也跟着笑，全不在乎自己浑身早已湿透。我们点燃捡来的干枯树枝，将串在竹签上的小虾架在火上烧烤，不时撒下从家里偷出的盐粒，小虾们散发着微微的腥味，可是真香啊，香到一次次驱使我们冒犯河水的领地。
那时候盆地闭塞，唯一出入盆地的道路也狭窄，很少看到新颖的景象，一旦出现一台行驶的汽车，无论在玩什么游戏，我与丁云都会迅速向着道路奔去，在汽车的必经之处站好，从它驶过我们的那一刻开始，就使劲嗅吸它排出的好闻的汽油味儿。甚至，我们还会追着汽车跑上一会儿，希望口鼻中的汽油味儿能更持久一些。汽车卷着灰尘，很快就爬出了盆地，不能再追了，我们俩就这样并排站在道路中间，怔怔地目送它离去，心里浮动着若有若无的落寞。
我八岁了，许多游戏早已玩腻，但丁云的加入却让我感受到重复操作这些游戏的快乐——我隐隐发觉，他虽然比我大一岁多，但似乎很崇拜我，这种感受满足了我的虚荣心，诱惑着我更为卖力地带着他玩耍。我带着他尿滋蚁巢、火烧蜂窝、鞭抽鸭鹅……在我和丁云看来，这些游戏是悦己的、好玩的、有意思的。许多年后，我儿子开始在游戏里习练生活的经验，我在对他的观察中体悟到，纯真并非没有杂质，美德不是单一制品，看似美好的事物内部，或许就隐藏着小剂量的残忍。以儿子为镜，我照见了二十多年前的自己，才发觉“残忍”早就在我身上萌芽了。
可是当时，我的确从小生灵们的苦痛中体会到了难以名状的欢悦，作为同谋，我确信丁云也是快乐的。但与我不同的是，丁云却对蜜蜂十分爱惜，甚至爱惜到不惜与我翻脸的地步。某次我特意用网兜罩住一只蜜蜂，想让它也体会一下蜻蜓遭受的痛苦，丁云却一把扯开网兜，放走了蜜蜂。因为这事，他竟整整一个下午都不搭理我。还有一日，我和丁云正在池塘边比赛钓鱼，风雨突起，我们被迫中止了游戏，各自回家。第二天风和日丽，我们一起去果园里玩儿，昨天还悬于枝头的花朵已散落于地面，在落花之间，我们发现了几只蜜蜂的尸体。丁云蹲下身子，将它们一个个地捡起来，用手挖了个坑，埋了进去。当发现有一只蜜蜂还活着，只是不能振翅而飞时，他用双手笼着那只小可怜，似遗忘了我一般，径直向着自家的帐篷走去。
我想起了自己养的鸡雏。春天里，总有陌生人骑着自行车来到盆地，后座上固定着一个巨大的笼筐，里面装着数百只小鸡雏。鸡雏可以赊，卖鸡雏的人将每一桩生意都记在本子上，到了第二年再来卖鸡雏的时候才收账。数百只鸡雏挨挨挤挤地塞在笼筐里，各种颜色都有；它们的叫声尖尖弱弱的，茸毛软软暖暖的，让人心生怜爱。我多喜欢那些毛茸茸的小东西啊，每次都央求母亲多赊一些。为了配得上对它们的喜欢，我每天都会去野外挖苦菜，用菜刀切得细碎，与清水、小米和在一起，希望博得鸡雏们的青睐。饶是如此，时不时就会有几只鸡雏死去，等到熬过它们最娇弱的时日，幸存的已不过十之三四。那时候，每死掉一只鸡雏，我就会难过许久。
那天我远远地跟在丁云身后，直到看见他到达自家的帐篷，才止住脚步。想起那些死去的鸡雏，想到被丁云笼在手心的蜜蜂，我突然觉得，他与我就应该是一对好朋友，而且是最好最好的朋友。
四
丁云与他父亲一样，说一口我之前从未接触过的话，刚开始听不懂，后来慢慢适应，居然能猜出八九分了。语言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后，我才发觉，丁云其实是个健谈且多闻的少年。
丁云说，有一种植物开出的花是金黄色的，它们就如一张用带着香味的洗衣粉洗过的毯子，铺在一望无际的大地上，比天空还要辽阔；丁云说，有一条很宽很宽的大河，比一百条我们面前的小河加在一起还要宽，他坐在货车里，从河这岸到达河那岸，用了很久很久的时间，久到能睡一个长长的觉；丁云说，在南方的一片树林里，趴着一只巨大的石头乌龟，龟背上驮着一个高高的石碑，上面刻着许多好看的花纹和坑坑洼洼的字。还有长得像猪一样的鱼、比手臂还要粗的蛇、顶着弯曲的大鼻子的虫子……
我记不清丁云具体是怎样描述这些事物的了，因此在转述时动用了成人化的语言。我并非要客观复述往昔，而是想借此叙说，那么多稀奇古怪的事物，每一种都是八岁的我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于是我确信它们都是丁云编出来的。可是许多年后，我见到了油菜花、见到了长江、见到了驮碑的赑屃、见到了越来越多丁云描述过的事物，它们在生活里逐个应验了。如今想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丁云是我的启蒙老师，让我提前知晓了外面有很多超出我经验范围的东西，只是我如坐井之蛙，偶尔看到有几朵云卧在高处，便以为那就是全部的天空了。
事实上，那时的我既希望丁云多说一些稀奇古怪的事物，又总会在他讲述完之后露出一副不屑的表情。当时的我明知道丁云“谎话连篇”，但又不得不在心里承认，他说的那些东西的确很有意思。至于非要露出不屑之色，是因为我一直在与他暗暗较劲儿——成人世界的规则，皆是对童年秩序的升级完善，当时的我已经模糊地意识到，谁懂得越多，谁就可以在交往中对许多决定占据更多的主动权。自卑作祟，我不愿承认丁云见多识广的优点。
丁云给我讲述了那么多新奇的事物，却从未聊起过自己的家庭。有一次，母亲给我做了一件新衣服，我穿着新衣服在他面前显摆，一口一句我娘怎么怎么好，刚开始他还附和两句，某一刻之后，他突然起身，向着帐篷走去，任我如何喊他，他却再也不搭理我了。直到第二天下午，他才来找我玩，并且悄悄告诉了我他的秘密。
他说他从小就没有母亲。奶奶告诉他，在他两岁多一点儿的时候，母亲和父亲一起去外地养蜂，某日父亲一觉醒来，母亲就不见了，怎么找都找不到。父亲报了警，但始终没有一点儿消息。那年父亲孤零零一个人回到老家，消沉了两年后，才重整旗鼓，再次踏上了追逐春天和花讯的旅途。丁云六岁时的秋天，奶奶因病去世，父亲从外地赶回来奔丧，之后就将他带了出来。父子俩从此四处漂泊，到了哪里，就把哪里当作自己的家。他才十岁，就已跟着父亲去过很多地方，他们沿着春天的足迹一路向北，又循着气温的变化一直向南，齐家沟、王家庄、官营……他们的驻足地，我一个都没听说过。直到他提到有个地方叫“孟家庄”时，我顿时兴奋起来，说我去过，我姑姑家就在那里。丁云却说不是我说的孟家庄，而是很远很远的地方，那里靠近大海，到了晚上，海水拍打着海岸，像是一头大怪物在那儿哭，吓得他紧紧裹着被子。丁云还谈到他的父亲——他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因为从小与奶奶一起生活，他对一直漂泊在外的父亲是陌生的，陌生到“爸爸”只是一个名词，当他六岁被父亲带走时，他甚至以为钳住他手腕的人就是奶奶常说的人贩子，他大哭，却无法挣脱。
“你不爱你爸爸？”
“我不知道。”丁云抠着手，低着头沉默了一会儿说，“他很好。”
晚上给母亲说起这件事，母亲听完，说小孩子懂什么，就转身忙别的去了。自那之后，母亲时常留丁云在我家里吃饭，对丁云说话似乎也比以前更温柔了。
此时回想起来，我才体会到，丁云可能比我更自卑。他之所以乐于讲述那些稀奇古怪的事物，更多的是自尊心在作祟，他用自己的见闻弥补着缺失的东西，掩饰着疤痕。可他又怕我嘲笑他、无视他、丢弃他，于是不惜自曝秘密，讨好般维持着友谊。然而创伤深邃，即便是在陌生的异地，疼痛感依然会在孤寂时现身，如尖利的锥子，直插他羸弱的漂泊之身。
五
与丁云相识不久后的一天，母亲交给我一个自己缝制的书包，送我去上学。
学校就在村头，距离我家不过二三百米。虽称为学校，其实只不过是个教学点，拢共三间瓦房，只有一位老师，只开设小学一年级的课程。早就过了入学时间，我属于插班，到了下个学期才能正式入学。或许是因为与母亲沾亲带故，尽管我不属于正式的学生，老师却一视同仁，有时候甚至单独给我补课。我原以为上学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但在手心遭受了柳条的特殊照顾后，才发现自己是那么讨厌老师，讨厌学校。
那段时间，我甚至还讨厌起了丁云。他时常骑在学校的矮墙上跟我打招呼，我不想理他，因为我正在按照老师的要求书写拼音字母，一旦回应了他，势必又会遭受柳条的特殊照顾。丁云见我不理他，便愈发嚣张，向着教室一直喊我的名字，老师不得不时不时地走出教室训斥他。老师几步跨出房门，目光暂时离开我，我就会迅速将脑袋扭向丁云所在的方向，看到丁云在老师的斥责声中快速跳下矮墙，不见了踪迹。然而等到老师刚走进教室，丁云的喊叫声又会再一次响起来。
丁云惹恼了老师，但他抓不到丁云，就将恼怒发泄到我身上，谁让丁云喊的是我的名字呢！老师频繁让我站起来读拼音字母，让我默写生字，让我擦黑板，稍不如意，就会罚我的站。丁云只要看到我被惩罚，就会哈哈大笑。我盘算着，放学后一定要找丁云兴师问罪。他年龄虽比我大，个头却并不比我高，我自信能够打得过他。可每次气势汹汹去找他，他都笑脸相迎。我自然不会因为一张笑脸就宽恕他，可他有绝招——从口袋里掏出一瓶蜜，打开瓶盖，将一滴黏稠的液体滴在我手心。我舔舐着，不好再与他计较什么。
有几次，我发现丁云偷偷翻看我的课本，他不认识字，只是欣赏里面的插图。他看得那样仔细，甚至还把卷了的页码抚平。某个周末，他很早就来找我，用力把我从床上拉起来，兴奋地说：“我爸说了，到了秋天就送我回老家上学。”我迷迷糊糊地答应着，一侧身又躺到床上。他显然对我的态度很不满，再次将我拉起，大声重复着刚才的话。等我上了小学二年级，才逐渐体会到他当时的心情。自始至终他都向往着学校，之前的诸多叛逆行为，其实是亲近学校的一种方式，类似于我将苍耳子撒在某位女生的身上——我喜欢她，不知该用怎样的方式表达，最后选择了最为极端的一种：伤害。
丁云说父亲许诺他上学的前提是挣了钱，怎么样才算挣了钱呢？或许就是多收获一点儿蜂蜜吧。可是那年，盆地的气候对养蜂人并不友好，一直多风，大风披着夜色奔驰，自盆地的缺口处长驱直入，许多花儿被吹落枝头，贴着地面滚爬。花朵一少，蜜蜂就闲了下来；蜜蜂一闲，养蜂人就慌了。村里的邱爷爷亦养蜂，许多年前有养蜂人在此驻扎，走时有一些还在野外奔波的蜂没来得及跟上，就聚到了果园里的树枝间，路过的邱爷爷用一锨土扑下来，再用抹着红糖水的笊篱将它们引到一处。他将蜜蜂放进固定于墙头的陶罐，用草屑和泥封住罐口，底部钻了一个小孔，供蜜蜂出入，却可以阻止躯体稍大的蜂王逃亡。自从养了蜜蜂后，他就开始敌视外来的养蜂人，在他看来，盆地的花蜜是有数的，别人的蜜蜂多采了，他的蜜蜂就会采得少。气候不好的时候，这样的心思尤甚。
那年的大风不仅吹落了许多花朵，还把邱爷爷的陶罐吹落了墙头，罐破蜜溅，蜜蜂跑得一干二净。看到丁云家的蜂箱完好，邱爷爷酸了心，散布消息，非说自家的蜜蜂一定是跑到那里面去了。丁云的父亲听说了，知道自己是外地人，谁也得罪不起，索性送给邱爷爷一窝蜂。自那之后的数年间，邱爷爷再未说过养蜂人的不是，他甚至还主动接触养蜂人，向他们请教养蜂知识。
世间的事真是蹊跷啊，数年之后，邱爷爷的女儿跟着一个来盆地养蜂的人跑了，一气之下，他摔坏了自己视若珍宝的陶罐。无家可归的蜜蜂们聚拢于不远处的树枝，他就用鞭子驱赶，那群蜜蜂起落数次，终于不堪其扰，自此飞得无影无踪。从那之后，邱爷爷再也没养过蜂。那一年，邱爷爷几乎把所有来过盆地的养蜂人骂了个遍，其中自然少不了丁云和他父亲。他说丁云的父亲没能耐，三脚踹不出一个屁来，居然让自己的婆娘跑了；说丁云长得贼眉鼠眼，小小年纪就没人管教，长大了也不是好东西。我替丁云感到难受，想为他出一口气，于是趁着无人发觉，向着邱爷爷的院子里扔了几块石头，就迅速逃跑了。我体会到了快要溢出身体的复仇的快感，继而又体悟到爬满全身的落寞，但无论是快感还是落寞，都无人与我分享：干这事的时候，丁云已经离开了。
丁云、丁云，人如其名——他似一朵云，在这儿短暂地歇了歇脚，就轻轻地飘向了远方，飘向了更为广阔的天空，飘向了那些诞生稀奇古怪事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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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4年0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