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学》2026年第1期｜武歆：海光

武歆，籍贯山东，现居天津。1962年出生，1983年发表作品。文学创作一级。迄今出版长篇小说和作品集二十部，以及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评论等；作品曾被转载和入选多种年度文学选本，并有作品改编为广播剧和电视剧。

一

老杨把双肩包放在身边，书包两侧各有网状小兜，一边掖着蓝色毛巾，另一边放着白色保温水杯。他抻出毛巾，擦着满脸汗水，右手去抓网兜里的保温杯。

我赶紧摆手，到我这儿来你还喝自己水呀，早把茶水给你沏好了，明前茶。

我拽过来一把椅子，坐在老杨对面，中间隔着玻璃茶几。我一边倒茶水，一边打趣道，多大的事，电话里不讲，还要亲自来一趟？

老杨说，求人帮忙，总要有个态度。

我笑道，你就别带“求”字了，怪紧张的。

老杨“嗯嗯”两声，欲言又止。我感觉老杨目光像是拖拽着千斤的重物。

我认识老杨六七年了，听他朋友讲，老杨年轻时身体健硕，保持市直机关运动会短跑冠军纪录很多年。

老杨拿出一个皱巴巴的本子摊在茶几上。我看了一眼，不大的本子上写满字，还有勾勾画画的痕迹，感觉写那些字时，老杨是急躁的。除了田径场上老杨是个急脾气，平日里始终心平气和、不急不躁。我曾逗趣说老杨，你在档案馆工作那可真是人尽其才，太适合了。

老杨左手食指按着太阳穴，右手指着小本子说，我现在做的这件事，要分成三步走。

我笑道，“三步走”是咋回事？大步走，小步走，还是碎步走。

老杨没跟我逗，目光犹疑地低下头，看着眼前的茶杯。天气热，茶杯上的热气看不到，但能嗅到绿茶的清香味儿。

屋里一时没了声音，有些尴尬。

我赶紧说，你的事肯定帮，别说三步走，六步走也成呀。

坐在沙发上的老杨，身子原本是前倾姿态，这会儿才把后背靠在沙发上，像是自语又像是对我说，我退休前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完。

老杨在说“一定”两个字时，运足了力气，像是在跟谁较劲。

我说，你就直说吧，到底咋回事？

二

虽说有导航指路，老杨还是把车子开过路口，我坐在副驾，余光感觉他有点走神儿。越野车在前面路口掉头，又重新开回来。顺着指示牌的指引，下到一条新修过的柏油路。路不宽，倒是能与对面来车轻松错开。小路两旁是十多米高的杨树，巨伞形状的树冠已经形成凉棚，绿阴遮蔽住了小路。目光穿过杨树，后面是大片荒地，不知名的野花把荒地上的沟沟坎坎全给遮住了，看上去仿佛一马平川的大草原。

车子向前驶了一段儿，右边有个拐口，继续下去，很快看到牌楼式烈士陵园的大门。大门上方的黑色字体，显示这是一座区级的烈士陵园。

这是老杨“三步走”的“第一步”。

老杨肯定跟陵园管理处提前联系了，我看见一个穿着白衬衣、黑裙子的中年女性站在门口向我们招手。老杨降下玻璃窗，伸出手，也礼貌地挥了挥，随后小声对我说，讲解员，姓白，特别热情。

老杨把车子停好熄火，中年女子迎上来，自我介绍叫“白玉珍”，随后领着我俩进了办公室。

老杨与白玉珍简单地寒暄了几句，从他们对话中听出来，老杨和讲解员白玉珍通过好几次电话了。看来老杨跟我说的“三步走”，是他早有预谋的一件事，而且非常谨慎小心。

白玉珍想要给我们沏茶水，老杨连忙摆手，不喝水，办正事。白玉珍笑着说，那好，跟我走。

走过安静的走廊，穿过带有雕塑的大厅，推开白底黑字“第二展览室”的侧门：一间两百多平方米的展览室。四面墙壁上布满黑白色的展牌，有照片有文字；展牌下面是玻璃展柜，里面是各种实物。

白玉珍领着我们径直走到一个角落，指着墙上的照片，说，这就是你们要找的孙健烈士。

我和老杨站在展板前。有三张翻拍照片，两张是孙健单人照，一张是“全家福”。照片下面是简单的文字介绍。

我细看，老杨则用手机拍下照片和文字。

额头前面留着“齐眉碎”的单人照，是孙健刚到延安时的照片，目光带着青春的激情还有对未来的向往。另一张单人照，齐耳短发，但额前没有了“齐眉碎”，头发直直地分开，露出宽宽的额头。她穿着背带裤，白色粗布尖领子衬衣，面容严肃，从服装和眼神来看，已经在延安生活一段时间。最后那张“全家福”，也是在延安拍摄的。孙健抱着儿子，坐在一张高腿木椅子上，那张椅子笨拙、粗糙，透露着延安艰苦生活的气息。儿子坐在她膝盖上，双手向前扑着，似乎要抓住什么，儿子圆圆的眼睛，不眨眼地看着前方。孙健的丈夫老樊站在身边，身材瘦弱，但目光严肃、坚定。

老杨跟白玉珍讲，他还见过孙健另外的照片。孙健的发型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地区乡村女子的发型，没有任何修饰，发梢直接垂到脖颈之处。

白玉珍说，能不能把您掌握的照片给我们翻拍一下？

可以呀，老杨说完，又问道，这展板上的照片来自哪里？

从区里的“史志办”翻拍来的。白玉珍说，您手上的照片，又是从哪儿找到的？

老杨“嗯唔”了一声，没回答。我悄悄看了一眼老杨，他似乎若有所思。白玉珍也没再问。

老杨说，我前段时间翻阅资料，发现孙健烈士名字有两个。一个是“健”字，另一个是“建”，我这次来陵园就是想核对一下，到底哪个字正确。

白玉珍手指展板，说，旁边有“单立人”的“健”。

老杨问，这么肯定？

白玉珍说，孙健烈士现在还有亲属，清明节还会来陵园祭奠，假如名字有错误，亲属应该指出来了。我们陵园也有过多方核对，肯定是“健”字。

老杨补充说，当年到延安的青年，好多人都改过名字。

白玉珍说，您放心，不会错，是有“单立人”的“健”。

老杨点点头。

这时白玉珍的手机响了，她接听，“哦”了两下，转过头对老杨说，您先看着，我去趟办公室，一会儿就回来。

老杨客气道，没关系没关系，您先忙着。

白玉珍说着“不好意思”，又朝我点点头，快步走了。

展览室只有老杨和我，继续扬着头，看展板上的文字介绍。过了一会儿，我瞅见老杨不住地眨眼睛，脑袋也在不住地转动。少顷，问我，展板上的文字介绍，你看出问题没有？

我有点恍惚，摇摇头。

老杨说，展板上这句话值得深入研究。说着，扬起手，指给我看。

我凑前细看，展板上的那句话是这样的：1946年受党重托，孙健携密件同丈夫和刚满两岁的孩子赴大连。途中，由于叛徒的告密，敌人的军舰追上她乘坐的商船，并发出“捉住孙健”的狂叫……

老杨说，这句话中，“重托”两个字值得关注，为何不是我们熟悉的“上级派出”或是“组织安排”？

我反问道，怎么回事？

老杨好像在梳理思路，说，孙健和她丈夫老樊是中共党员，任务又是组织安排的行动，为何会是“重托”？还有“捉住孙健”这句话，是否意味着当时船上只有孙健一家三口，敌人目标非常明确，才会如此狂叫，那么船上还有没有其他战友同行？

老杨果然厉害，展板上面的解说，我没看出任何端倪。看来老杨真是下了功夫。

老杨自语道，孙健一家三口人牺牲了，假如还有其他人同行，那些人在船上的情况又是怎样？还有，孙健一家三口人跳海牺牲过程，最后是怎样认定的？

老杨一连串发问，把我给问蒙了，我是完全回答不了。随后，老杨像是说给我，也像是说给他自己，喃喃道，最后一个细节，孙健牺牲时间不准确。有资料说是1947年2月，这里标明的是1946年冬季从延安出发执行任务、最后牺牲在渤海上，也没有说明具体的牺牲时间。从出发到牺牲，这段时间有多长？

这时，白玉珍回来了，连说“不好意思”。老杨摆手道，没关系的，打扰你了。

我在旁边听着老杨和白玉珍对话，这才清楚老杨来陵园的目的，他要厘清两件事：一个是烈士名字准确写法，因为之前查找相关资料时，发现烈士名字有两种写法，一个是“孙健”，还有一个是“孙建”；另一件事，尽最大可能收集烈士事迹介绍，因为烈士生前机要员的特殊身份，如今能够见到的相关资料非常少。

告别讲解员白玉珍，我和老杨离开烈士陵园。路上，老杨跟我说下周要陪他去孙家庄。

我说，答应你了，肯定陪你去。

老杨笑道，反正你也退休了，在家也没事。是吧？

我说，你现在变得啰唆了。

都说人的脾气一辈子不会变，其实会变的。老杨说，有的人，年轻时候不爱说话，到老了，就会变成话痨。反过来呢，年轻时候爱说话，到老了，会变得沉默。

我说，有道理。

这时，老杨踩了一下油门，车子向前蹿了一下。

老杨说，河北省，不远。下周六去。

我说，去河北，是你的“第二步走”，对吧？

老杨说，是呀。

三

和老杨从烈士陵园回来的转天下午，我接到一个电话，是老杨单位同事老马打来的。两年多没跟老马联系了，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一时有些诧异。简单寒暄几句过后，我问老马有啥事？老马问我最近跟老杨在一起是吗？我说是呀，出什么事了？老马说没事没事，就是随便问问，接着又说起别的事。我放下电话后，感觉不对劲儿。

我退休前在一家名人纪念馆上班，与老杨供职的区档案馆有业务联系，我以前经常去找老杨，跟档案馆好多人都熟悉，跟老马就是这么认识的。老马比老杨大三岁。老杨刚进档案馆工作时，在接收征集科，老马还以师傅身份带过老杨一段时间。后来老马去了保管保护科，两人结束了师徒关系。

我心里放不下事，第二天还是把电话给老马打回去。我说老马呀，你有事吧？老马说，咳，不是什么大事。我说，这样吧，我找你去，离着不远，开车一会儿就到了。老马顿了顿，好吧，你来吧。

多年没见，老马瘦了，一问才知道，得了糖尿病。老马拉我坐下来，又问我身体情况。见到熟悉的人，老马有些兴奋，聊了好一会儿其他事，我也不好打断他，过了好一会，我才把话题扯到正题上。

我问老马给我打电话，到底有啥事？

老马说，你和老杨去烈士陵园了？

你消息够灵通呀？我说，前天我俩去的。

老杨心里这个坎儿，还没过去呀。老马喘口气，声音很重地说，我家老爷子和老杨他爸是老同事，多少知道他爸一点情况。

老马和老杨父辈的交情，之前我听说过，可具体情况不了解。眼下，我看着老马消瘦的脸颊，感觉话题扯得有些远。不明白已经去世的老杨他爸，怎么会跟老杨现在了解孙健烈士的事情有关，况且老杨也没跟我讲这些。

我想把老杨了解孙健烈士的事讲一下，可又一想，别多嘴了。还是多听老马说啥吧。我以前是有啥说啥，如今年岁大了，变得小心谨慎了，或者说变狡猾了。

老马说，我就跟你念叨一下。你好好帮助老杨。老杨内向，但心眼好，就是心思重。一点遗憾的事，会记上一辈子。

我说，我们关系不错，都是朋友。

老马说，咱都一样，都是朋友。

老马和老杨“父一辈、子一辈”的关系，我多少知道一点，老马父亲和老杨父亲过去都在食品调料公司工作。老杨他爸当过公司副书记，老马他爸是公司副经理，后来老马他爸调到供销合作总社。

老马说，我爸调走之前，在老杨他爸家喝过一次酒，老杨他爸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子菜，给我爸饯行。老哥俩越聊越高兴，后来又伤心起来。老杨他爸喝得有点高，跟我爸说了内疚了一辈子的一件事。

我不解，问老马，啥事会内疚一辈子？

老马说，人呀，到了晚年，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忏悔，一种是把往事抛在脑后。

我说，那老杨他爸就是忏悔了？

老马说，能够忏悔的人，都是心地善良的人。

原来，老杨他爸14岁从河北乡下来天津卫，在一家杂货庄学做生意，说得通俗点，就是学徒工。那年是1943年。有一天，老杨他爸去外面送货，回来时看见杂货庄里坐着几个陌生人。其中一个戴礼帽的人，看见老杨他爸操着一口乡下口音，就把他拉到外面，从口袋里掏出糖果掖进他口袋里，拉家常一样，问他店铺里几个人姓什么叫什么，什么时候来到店铺的。老杨他爸年纪小，又刚从乡下来，吃着糖果，人家问什么他就说什么，人家不问，他还要主动讲。戴礼帽的人静静听。老杨他爸刚住嘴，戴礼帽的人继续鼓励他讲。最后老杨他爸实在没话可讲了，戴礼帽的人才拍了拍他的脑袋，转身进了店铺。几个陌生人嘀咕了几句，就把店铺里的一个伙计带走了。后来那个伙计再没有回来。事后老杨他爸才知晓，那几个陌生人是汉奸便衣队，专门抓捕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老杨他爸恍然大悟，原来他学徒的这家杂货庄，是中共晋冀鲁豫边区政府1942年在天津建立的秘密联络点，不只是这一家杂货庄，还有银号和货栈。那个被便衣队带走的伙计，是中共地下党员。遗憾的是，始终没找到那个伙计，可能是被秘密杀害了。

我糊涂了，心想这跟老杨采访孙健烈士的事有何关系？

老马这会儿没注意我表情，松了松肩膀，接着说，老杨他爸总是认为，那个伙计哥哥被抓走跟他有关。这件事折磨了老杨他爸半辈子。

我问，地下党伙计被抓走，真的与老杨他爸有关系？

老马说，老杨他爸那时还是个小孩子，哪知道那个伙计是地下党。不过就是说话太多了，不知道哪句话，被便衣队汉奸抓住了破绽。

我听得糊涂。

老马紧跟着又说，老杨也做过一件后悔的事。

哦？我瞪大眼睛。

老马说，老杨刚到接收征集科工作时，接过一个电话，对方说是要捐献一份资料，说是转天来档案馆，可是转天没来。按照规定，老杨应该记下对方的联系方式，可老杨当时想，对方明天来，大意了，忘了要对方的联系方式。关键是，说要捐献资料的那个人，再也没有来过，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问老马，再后来呢？

老马说，那时候我已经不在接收征集科了，说不清楚了。

我被老马搞得有些糊涂，老杨他爸早年往事……老杨的工作遗憾，如今老杨了解孙健烈士的事……真是被这连环套搞糊涂了。可也不能责怪老马，他也不是特别清楚，也都是听来的事，所以讲起来也是天上一脚、地上一脚。

老马说，我估摸着老杨到烈士陵园收集整理资料，跟他爸年轻时遇到的那个地下党伙计有关系。

真的吗？我问。

老马说，我就是猜呀。岁数大了，坐在家里，总是想八百年前的事，还爱多管事。你呢？也这样吗？

四

你知道吗？孙健出生地在天津与河北交界处，一个叫孙家庄的人口很少的小村子。这个小村庄1949年之前属于河北省，20世纪60年代才划归到天津。

老杨开着他的黑色越野车，时不时偏过头来讲几句。我坐在副驾上。我没有把老马和我见面的事讲给老杨。因为老杨也始终没讲了解孙健的具体原因。其实我和老杨联系并不多，我媳妇和老杨媳妇关系才好，她们都是烟台人，经常凑一起去逛商超，有时还会“煲电话”。至于我和老杨，都已经是或接近耳顺之年的人了，多少有了一些城府。老杨不讲，我也不好问。但有意思的是，我越是不问，好像他越要讲，越是沉不住气。他不是大段讲，一股脑地讲，都是零零碎碎地讲，想起什么就说几句。我猜想，大概他知道得也不完整吧，也是零零散散地得来，所以也就零散地讲。也正是在零散的闲聊中，我才慢慢清楚，老杨自己收集孙健相关资料，可不是一年两年了，只是不知他为何自己收集整理，而不是纳入档案馆工作之中。转念一想，也不是违法的事，他这么做肯定会有他自己的想法。

车窗外面景色不断变化，道路两旁一会儿杨树，一会儿槐树，一会儿柳树。耳边是老杨讲述的孙健往事——1939年春天，孙健和她两个姐姐，一个是胞姐孙晓燕，另一个是叔叔的女儿、表姐孙晓芬，离开孙家庄前往天津卫。

老杨说，孙健走上革命之路，离不开一个重要的引路人——她的叔叔。这是一个关键人物，也是一个神秘人物。老杨说他查遍孙健叔叔的历史资料，非常非常少，只知道新中国成立后，在南方某个城市担任要职，后来在中国驻外机构工作。

我侧过脸，看着略微有些激动的老杨。突然发现老杨真的有点老了，脸上已经有了褐色斑，阳光照上去更加明显。老杨的目光虽然是前视状态，但他却用余光告诉我，孙健的叔叔的确是个“大人物”，日军占领香港之前，孙健的叔叔就已经在香港了。叔叔通过天津地下党的关系，把三姐妹从河北乡下小村庄接了出来，安排她们先到天津，然后再设法前往香港。

我觉得不可思议。见多识广的叔叔，把三个乡下小姑娘接出来，要是等她们年龄大一些不是更好吗？三个乡村女孩子离开家乡，前往那么遥远的地方，能成吗？

老杨说，这三个姑娘可见过世面。

老杨告诉我，孙健跟着父母还有哥姐曾在天津生活读书一段时间，她们是见过世面的乡下人，有过在大城市生活的经历。日军占领天津后，孙健上街贴过抗日标语，跟着抗日学生上街游行过，只是因为家境困难，最后才和哥哥辍学返回河北乡村。

我说，那可不简单。

老杨说，孙健去天津之前，就开始接触进步思想。孙健和她两个姐姐，读过叔叔从香港寄来的进步书籍。姐儿仨在离开小村庄前，就有了“革命基因”。

我说，那个时候孩子早当家，成熟早。可三个女孩子从河北乡村到天津，再从天津到香港，在1939年的动乱年代里，战乱、匪患还有无处不在的特务，每个环节都有可能会出事，都会带来巨大的危险。

老杨感慨道，沿途都有地下党的帮助。没有地下党暗中协助，三姐妹不可能安全到达香港。

五

在距离孙家庄还有五里地的时候，从车窗往前看，不远处乱糟糟的。有许多高大威武的工程车运废土，同样巨大的压路机缓慢移动，发出隆隆的声响，还有许多穿着黄色闪光背心的工人，手拿铁锨来来回回走动。

眼前的限行标志，说前面的路被封闭了。老杨跟我商量怎么办，我说你开车，听你的，你定。老杨告诉我，现在这个地方叫杨家庄。

我说，你怎么知道杨家庄。我说着，拿出手机搜索。老杨摆手说，没错儿，放心吧，这是杨家庄。我清楚。

你清楚？我问他，你来过？

来过。老杨说，这里离孙家庄五里地。

我说，说远不远，说近不近。

老杨把车停在路边，下了车。

我看见车后方向不远处有一块巨石，上面书写三个红色大字——杨家庄。我望着巨石上的三个楷书大字，忽然想到老杨，想到老杨父亲，他们姓杨，老家也是河北省。我又想起老马跟我讲的老杨父亲的往事。当然，还有当年住在孙家庄的孙健烈士。

老杨拉我在旁边一棵老槐树下坐下来，要歇歇腿脚，顺便抽支烟。我们俩把烟点上，聊着天，很快话题又回到孙健三姐妹身上。

老杨说，我看了她们不少的历史资料，有能讲的，也有不能讲的。

你有档案纪律，我不问。我说，你就讲能讲的。

老杨说，看她们经历，我总想现在青年人，有的都二十八九了，还过着“父母月”的日子，真是没法比呀。

我说，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点。

老杨哼了一声，面露难色。

我知道老杨的儿子也不小了，找了好多工作，稍不满意，说辞职就辞职，提起书包就走。他儿子至今也不找工作，说是在家里做网站，其实就是上网打游戏玩乐，整天无忧无虑不着急的样子。

老杨把话题转到三姐妹身上。

老杨说，三姐妹在香港没待多长时间，有一天叔叔就问她们，愿意不愿意前往《西行漫记》里的延安？那时候《西行漫记》对进步青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许多青年就是看过这本书之后，开始前往延安参加革命的。孙家三姐妹通过叔叔邮寄，早就看过这本书。如今听了叔叔的话，三姐妹立刻答应下来，甚至想要拔腿就走，恨不得马上到达延安。

我听得入迷。

老杨说，她们脱下旗袍，换上女工衣服，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帮助下，跟随一个归国服务团，开始了她们的“西行漫记”。在这个归国服务团中，有进步青年学生、归国华侨，还有同情中国的外国友人。这是一支人数庞大的队伍。三姐妹跟随这支队伍，从香港到广西、贵阳、西安、延安，这样遥远的距离，再加上处于战争期间，困难真是无法想象。这一路，汽车、轮船、步行，几乎所有的行走方式，三姐妹都尝试过了。在这场漫长的艰苦行程中，孙健胞姐孙晓燕得病死了。

孙健胞姐孙晓燕身体始终不太好，这一路艰辛行程，最后死在半路上。老杨说，孙健和表姐到了延安之后，最初在陕北公学学习，毕业后的1940年，孙健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年，孙健只有17岁。

老杨陷入沉默之中，不住地吸烟，大概又想起他那个不争气的儿子。

我看看表，下午三点多钟了，天气更热了，因为修路，再加上偶尔有风，尘土飞起来。我们离开那棵老槐树，又往后走了十几米，空气稍微好一点。

我问老杨，我们是找个地方住一晚，还是怎么？

老杨说，两个小时的路，住啥呀？

我说，那怎么办……过不去呀？

老杨说，几里地的路，就当散步了。你成吗？

我问他，你去孙家庄找谁呀？

老杨说，不找谁，就是想站在那里，感受一下。

我说，那好吧。

我跟在老杨身后，深一脚浅一脚向前走。

我们在穿着黄色背心的铺路工人旁边走过去。刚刚铺好的路面，在阳光下散发着灼热的气体。那条通往孙家庄的路面，高出路边有一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