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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属性与个人面孔》:张力图景中的深描与心灵漫游

2023-10-10 14: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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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艺涵在行文中一直采用文化维度,坚持在“有意义的文化背景”下解释各种张力的形成,并对各种不同的文化,以及涌现出的相互关联而又保持差别和张力的诸种观点保持最宽容的理解。

王艺涵专著《族群属性与个人面孔》,书中闪跃着不息的精神光芒。

少数民族通常被视为自足的文化承载者,然而在全球化趋势下,这种自足性受到了挑战。现代化的高速流动生活加剧了少数民族作家的族群意识,他们关注本民族的历史变迁与生存体验,对因时代而来的各种困惑与裂变进行自觉的反思。他们甚至跨越族群边界,以脱离传统文化概念的发展方式,把这些内容呈现于较高水准的民族文学-影像叙事中,表现出自我情感表达与共同体寓言相契合、个人视点与族群视域相交叉的美学特色。无论是记录、再现,还是创造性重构,皆表现出明显的民族志特征。

在《族群属性与个人面孔》一书中,王艺涵着重对21世纪以来具有范式意义且较有影响力的民族文学-影像文本进行分析,把民族文学-影像叙事理解为更广泛社会历史语境中的一种文化寓言,认为其中的民族志内涵比田野调查与文献记录“更为生动、活泼、深入、直观”。作者在宏阔的历史文化视野中深入民族文学-影像的经典文本,在一幅幅充满张力的分析图景中,对这些文本所具有的民族志意义进行深描,借此对族群与个人、传统与现代、神圣与世俗等议题进行了考察。作者把所涉的事事物物都放在每个族群自身可理解的、有意义的文化系统之中,认知、体验,进行适当的描述,“把握不同族群人们经验的特殊性和感受的相通性。”对于王艺涵而言,这也是穿越自身多重边界的一次心灵漫游,作者试图“抵达‘部分的真理’中的某个角落”。

该书主体部分共有六章,思路明晰、逻辑严密的章节设置构成了论著稳定的骨架,从第一章到第六章,作者对所涉文本一路细细剖析,让一部学术论著充满文学作品般趣味盎然的阅读魅力。作者尤其擅长在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曲折性中发现张力性因素,把处于相互较量、抗争状态的矛盾力,作为最有修辞意味的论述关节点,发掘两极张力之间的动态平衡,对各种张力进行“深描”,从而把文学-影视文本中的民族志内涵释放出来。作者对万玛才旦的小说《塔洛》与其同名电影的分析就抓住了两个相互的牵引力。主人公塔洛是一个“自然”人,长期独自在山野中放牧,成为被遗忘的存在,直到派出所寻他办理身份证时,才被大家记起。在办理身份证的系列相关“现代”活动中,塔洛显出他的不合时宜来:他能背诵佛经一样背诵《为人民服务》,希望自己有“重于泰山”的价值;他一直留有小辫子,因为曾经看过的“电影里有一个留着小辫子的男人,很多女人都喜欢他”。作者从这些过去的“记忆”切入分析,指出这些“被训练的”“被教授的”文化记忆对于塔洛是异己的,它们没能让塔洛具备能动建构自我的能力,而且,在现实面前这些文化记忆已经失效。最后,通过对“记忆”与“回忆”的区别,作者辨析出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塔洛陷入惶恐与迷失的原因。从始至终,作者紧紧扣住塔洛的文化记忆与实际身份之间的错位侃侃而论,呈现出一个世俗化进程中的日常西藏。

类似的精彩分析在该书中比比皆是。《太阳总在左边》中藏族人在交通便捷的今天,放弃机动、快速抵达拉萨的方式,坚持选择用身体丈量朝圣的土地;《阿拉姜色》中完成自身“死和变”的筋疲力尽的蝴蝶、扑棱着翅膀飞向酥油灯光的蛾子,传递出生与死两种意象;《清水里的刀子》中西海固人对于洁净的强烈渴望与极度缺水的物质环境形成悖论……作者以良好通透的文学感觉抓住诸多富有内在意味的“点”,在一组组错位或者对立的范畴与力量中发见所隐喻的问题。在分析《静静的嘛呢石》时,作者一直致力于拆解各种张力性结构,在各种人、事、物的隐秘对称中揭示蕴含的圣与俗、生与死、日常与信仰等。在诸多对立的结构中,“动”与“静”是其中一组最大的对立因素,在相关的张力分析中,作者对藏戏《智美更登》与电视剧《西游记》之隐秘对位的分析最为精彩,考察躁动不安的现代文化因素入侵藏地,对传统藏地“静”状态的打破,把藏区社会在现代转型过程中的痉挛与撕裂真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万玛才旦作品中民族志书写的记录风格由此彰显。

王艺涵在行文中一直采用文化维度,坚持在“有意义的文化背景”下解释各种张力的形成,并对各种不同的文化,以及涌现出的相互关联而又保持差别和张力的诸种观点保持最宽容的理解。而且,在这些民族文学-影视文本的心灵冒险中,王艺涵一直融入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认知,以共通的情感、温柔的善意建构出沟通与对话的图景。

此外,该书在分析的情趣之外,自有其理论的深度。王艺涵对理论的运用与一般情况不同,她不会高头讲章式地运用理论以造就一种弘大压人的理论气象,也不会去翻新或者创造概念,而是采用“合时宜”的引述,让理论以引文的方式自然地进入文本。王艺涵拒绝以理论为利器去套用或切割文本,擅长在引文的自如切换中借用别人的思想,建立起自己的思想性场域。她的这种行文风格,是有意向克利福德·格尔茨这样的文化人类学者学习的结果,“他的著作拥有复杂而清晰的语言表达和特色鲜明的个人风格,文中既博采众长又能独具个人的思想洞见,在阐述专业领域的问题时,哲学、历史、诗歌、戏剧等人文学科知识的引述总是信手拈来,又分析运用得恰如其分。”王艺涵希望自己拥有跟格尔茨一样的写作风格——她的写作目的达到了,这部作品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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