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术》的武德书写与中华文化精神发掘
“夫文，止戈为武”，武从词源上表达了某种伦理道德意味，武德也随武术的发展而具有了越来越深厚的德性文化内涵。但众多武术题材作品沉浸在理想的江湖世界中逐渐走向虚幻，对武德文化的实际内涵则缺少关注。著名作家何顿酝酿20余年创作的武术题材长篇小说《国术》，聚焦习武者身上的武德文化，以湖南武术名家刘杞荣为原型，以其青年、中年、老年不同时期的成长变化为线索，在20世纪20-80年代长达70年的历史时空中，展现了一代武术大家坎坷曲折的人生轨迹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武德精神，深入发掘出武德所内含的中华文化精神，从而有力地彰显出中国武德文化的独特性与崇高性。
一、以人物形象对比彰显武德修养的崇高性
何顿在《国术》中塑造了一批习武者形象。作品以刘杞荣的生命历程为轴心，将其他习武者的生活经历与人生轨迹穿插其间，有他的师傅、徒弟、同门、训练所的同学、也有仅在擂台上出现过的比武对手，他们的形象各异，展现了一个历史时代的武术江湖。尤其是《国术》中周进元、旷楚雄两个从小习武长大的伙伴，同刘杞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对比中揭示了武德修养对习武者的生活方式、命运遭际的复杂影响，彰显出武德修养的崇高性。
刘杞荣是《国术》中极力刻画的人物形象，他的一生是和武术相互成就的一生。清末民初，国家处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压迫和军阀混战的乱世，民族孱弱、国家危亡，通过习武来强身健体、抵御外辱成为时代之所需。《国术》湖南为主要背景，展现了一个武术宗师的生命历程，刘杞荣幼年时期身体虚弱，父亲的残暴及对自由的渴望使他决心习武、上学，他坚韧的意志、勤学苦练的决心，展示出习武者自强不息的秉性；抗战时期，作者以刘杞荣到国军军队教授劈刺为主要情节，展示了习武者在国难当头之际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与爱国情怀；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时期，作者以刘杞荣对时局的妥协和顺应为中心，展现出他在逆境下仍胸怀大爱、治病救人；耄耋之年，刘杞荣仍然习武、著书，受邀到少林寺传授棍术，热衷于弘扬中国武术。从刘杞荣的人生轨迹中可以看出，武术使他锻炼了意志、磨练了心性、锤炼了道德，他的武德修养也正是在这个漫长的修炼过程中才得以日趋完备。
刘杞荣与周进元、旷楚雄是一起训练的同门，他们的习武经历是相似的，但武德修养却高下有别。刘杞荣与周进元是表兄弟，从小一起长大，无论是家庭处境还是身体条件都比刘杞荣优越，正是此种优越心理使他在童年乐于帮助处于弱势的刘杞荣，但他自身懒惰又沉迷享乐，当逐渐进步的刘杞荣超过他时，他心理上便产生了极大的不平衡感，逐渐将刘杞荣作为自己的对手，甚至不惜构陷刘杞荣和旷楚雄。周进元虽然也有发愤练武的时候，但都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有意而为之，并没有真正领悟武德文化的精髓。旷楚雄凭借高大的身体优势，在学习过程中虽然武术水平较强，但却不勤于训练，而是流连于茶馆戏院，虽然有重情义的一面，但自私、算盘打得精，起义时占了刘杞荣的功劳，新中国成立后当上副厅长，与刘杞荣和周进元走上了全然不同的路。
武德修养的差异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深刻、持续的影响，这些影响直接表现在婚姻、工作与晚年生活中。
在婚姻情感经历中，刘杞荣的一生有过三段婚姻，都得益于他自身武德铸就的人格魅力。柳悦和贺涵是他在国术训练所师范班的同学，刘杞荣起初与旷楚雄摔跤被摔得东倒西歪，丢了师范班的面子，但他经过不懈苦练，从原来的手下败将转为强者，为师范班挽回了尊严，两位女同学由怜悯到钦佩，他以后来居上者的姿态和自强不息的武德修养，受到两位女同学的青睐，周进元和旷楚雄苦苦追求而不得，他却独获芳心。谭志清是刘杞荣的第二任妻子，刘杞荣在粉店受到流氓欺负时仗义解围，她便芳心暗许；刘杞荣和贺涵意外相遇后又很快在一起，弥补了早年的遗憾。武德修养使刘杞荣的人物形象具有独特魅力，作者将武德作为三位女性与刘杞荣结合的契机，突出了刘杞荣武德修养的崇高魅力。贺涵结婚后，刘杞荣和旷楚雄同为失恋者，而两人的表现却完全不一样，刘杞荣感到生命失去了意义，仰头淋雨，他的痛苦是从情感出发，发自内心的；旷楚雄也痛苦，但他却见不得别人比自己还痛苦，他的痛苦具有更多攀比意味。刘杞荣和周进元对待婚姻的态度也大为不同，刘杞荣和柳悦结婚后夫妻恩爱，而周进元却多次嫖娼、找情人，与妻子矛盾重重。
在工作经历中，刘杞荣与旷楚雄、周进元的工作轨迹发生变化是在抗战胜利后。刘杞荣选择退役回家娶妻生子，靠拖板车、拉老糠谋生，过着下力的平凡日子，工资是教拳挣的三倍，拉糠时既能锻练腿力、也能锻炼臂力、握力和腰力,这令刘杞荣十分满足。同时，刘杞荣每天早晨还会去天心阁练拳，坚持习武，后来在全国民族形式上的竞赛大会上一举成名，后顺利进入湖南省体委工作。周进元退役后在家门口开了间药铺，公私合营时被合营、又因提意见时说怪话得罪了医院领导被打成右派，房子充公遣送回到原籍劳动改造，旷楚雄则在湖南和平起义后当了官。因为道德差异而导致的不同工作与人生经历，将这三个人物形象的类型之别有力地呈现出来。
在晚年生活中，刘杞荣坚持每天早上在公园练功，收徒传授武艺。文革期间被周进元构陷下放到原籍地接受劳动改造，凭借师傅传授的中药技艺治病救人，受到当地人民的称赞。而周进元从房顶上摔下来，只能厚着脸皮找表哥治病，靠妻子求情才被答应救治。旷楚雄文革时期被被周进元指控为“军统特务”后成为众矢之的，正所谓墙倒众人推，在批斗中含恨离世。周进元和旷楚雄从抗战胜利后就早早地将武术放下，只有刘杞荣仍每天坚持练武，武术已经成为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晚年的一场全国武术比赛中，他将一套棍术舞得虎虎生风，棍身合一、棍动如飞，七十岁老人的体态堪比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总之，刘杞荣的博爱精神、自强不息之心和厚德载物的胸怀，与旷楚雄和周进元的妒忌、自私心理形成鲜明的对比。刘杞荣多年积攒下来的名声深受徒弟、朋友、恩师的尊敬，他昔日同门的晚年情状则令人唏嘘。三个习武者以武德修养为中心的形象对比，为《国术》的审美内涵建构奠定了深厚的道德文化基础。
二、深入发掘武德内含的中华文化精神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蕴藏着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中华武德是承载民族文化精华、反映民族精神本质的一个窗口，尤其是历代官兵忠贞的民族气节、高尚的爱国情操，是中华文化精神的重要支柱，是军魂亦是国魂，正如作者在文中表达的“尚武精神乃我中华民族之魂，魂都冇得了，一个民族会不思进取”。《国术》的武德书写中，主要内含着四个方面的中华文化精神。
首先是自强不息的中华文化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作为习武者的规约要求，自强不息推崇的是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而变强大。要想成为一名武术大家没有数十年如一日的勤学苦练是成不了才的。在《国术》中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刘杞荣身上不服输的劲头和肯吃苦的精神。刘杞荣从小患“胀肚病”，算命先生曾断言他活不过十岁，然而刘杞荣凭着顽强的意志，每日勤学苦练，竟打破了箴言，治好了胀肚病。到国术训练所后，刘杞荣为练武更是下足了苦功夫。他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用左右两腿的胫骨、手肘、手臂撞树两百下，晚上练摔跤，后来为了练腿力，他把15斤的沙袋绑在小腿的两边，每天跑半个小时中间不休息。后来在中央国术馆的学习中，刘杞荣也埋头苦练，拳击、摔跤、刀枪剑棍一样不落。国术比武中，刘杞荣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接连打赢11人，夺得冠军。又在全国比武中打败了最强劲的对手，荣获摔跤、散打两项冠军。所以，自强不息作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习武者所必须坚持的精神。
其次是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精神是一个国家的人民对祖国最深厚的感情，是一种出于本能地热爱、维护国家的情怀，也是中华文化精神的核心。国家危亡的关键时刻，武德所蕴含的爱国情怀表现得尤其强烈。在中国武术的历史上，无数刚健有为的习武者，不畏强暴、舍生取义，以生命和鲜血来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完整与统一。南宋的抗金名将岳飞，在抗金斗争中率领“岳家军”英勇奋战，体现了“精忠报国”的坚强决心。近代的武术名家霍元甲，在比武打擂上打出了中国人的气势。《国术》中，习武人士在抗战中的作为也展现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七七事变后，中国士兵在和日本兵的劈刺对抗中处于下风，日本兵竟一口气刺伤、刺死七个中国士兵。刘杞荣以国家大事为重，随向恺然到六安教第二十一集团军士兵劈刺，旷楚雄则在独立技术大队教劈刺，后又跟着开拔前线。刘杞荣和周进元尽力将劈刺每个动作的要领和前后关系不断演示给新兵看，一批批地训练，招式灵活实用，武术使他们的身体变得更加灵敏，反应灵活，受到敌人威胁的时候能够保护自己，尽管武术在子弹枪炮的威力下显得古老落后，紧急时刻却成了士兵在战场上的救命良药，不少士兵、军官都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敬意。
其三是“以和为贵”的中华文化精神。“以和为贵”的处世精神，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思想观念与价值取向，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立身品格、丰富智慧和博大胸怀。刘杞荣在比试中总是和气为先、后发制人，等对方先动手，摸清楚对手的底细后再抓住有利时机反击，制服对方。刘杞荣同日本联队长山田凯南在大刀比试中，山田凯南率先挥刀向刘杞荣砍来，刘杞荣左挡右架，只是防守，山田凯南用尽招式却不能伤到刘杞荣分毫，反而在不经意间挨了数刀，刘杞荣见山田拼命的架势，才不客气地将他的刀打落在地。刘杞荣这种后发制人、“以和为贵”的武德涵养，包含着一种辜鸿铭所概括的中国人的温顺精神，辜鸿铭认为中国人过着一种情感或人性友爱的生活，真正的中国人从不野蛮、不残忍、也不凶恶，而是拥有一种内含人类智慧和同情心的力量，刘杞荣正是如此。他听取师傅“给对手留点面子就不会结仇”的教诲，在比武中顾及对手的面子，和旷楚雄对打的时候故意让了两跤，让他不至于丢面子；和棕熊摔跤时，为了防止对手受伤，刘杞荣在他的身体着地时拉了一把；当对手提出让自己两跤时，刘杞荣也尽量满足，真正体现了与人为善，以和为贵的大家风范。
第四是中华文化精神中的仁爱之心。“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包含了宽厚、忍让、温和等层面的内涵，纵观武术的发展，武术与儒家思想主张的仁爱之心紧密连接，形成了关涉武术内外的一整套道德体系，也成为习武之人的精神追求。武术之外面对世人时的仁爱之心，当以刘杞荣在原籍地劳动改造时治病救人最为典型。他凭借着刘百川师傅教给他的熬制膏药的方法，熬制膏药为生产队上的农民治病，还不计前嫌，治好了周进元的伤。在武术之内的仁爱之心，则以武术传授的破除门户之见表现得最为鲜明。中国古代自古就有门户之争，习武之人怕人偷学武艺，练拳都是隐蔽的，但是我们检视刘杞荣的一生，可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他的老师们都不吝赐教，将自己的绝学悉数教授给弟子，国术训练所的创办就体现了有教无类的特征，名师们毫无保留地为青年提供学习武术、强健体魄的机会。刘杞荣在教授徒弟时也是毫无保留，事无巨细地将拳击的奥义和切身体会传授给弟子，为了使棍术传承下去，他自创棍术“太空子午棍”，并写成书，一招一式考证确认没有纰漏后才交给出版社出版。少林寺的僧人拜读此书后，感叹棍法精妙，请求刘杞荣到少林寺传授武艺，刘杞荣也毫不吝惜地到少林寺教习子午棍与太空拳，以仁爱之心推动中华武术的的发扬光大。
三、武德与中华文化精神有机融合的主题建构
漫长历史时空中存在不同形态的民族国家命运，武德作为民族文化的特殊存在形态，始终融于各历史时代的社会背景中，显示出令人推崇的精神品格。春秋战国时期提倡用武来停止征伐、保民平安的思想，形成了中华武德，道家的“后发制人”理论丰富了武德内涵；秦汉时期，在“独尊儒术”的社会背景下，武德强调以“仁战”为基础强化专制统治、维护国家统一。魏晋南北朝时期多重文化碰撞，推动了武德文化进一步发展，“闻鸡起舞”的故事为后世习武者树立了自强不息的榜样，完整的武术理论体系也逐渐形成。宋元时期，武德以忠君爱国作为表现形态，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为民族大义而献身的精神，后人铭记于心，爱国主义也成为传统武德文化的核心价值。明清时期，域内外的武术交流活动，对我国的技击技术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民国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对尚武精神的推崇成为特有的武德内涵。总之，武德文化的发展是一个不断丰富完善的过程，包含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品格和时代特质。
武术题材作品在百年中国文学史上并不鲜见。平江不肖生的《近代侠义英雄传》侧重书写了英雄的民间道义和诚挚的爱国情怀：王五护送安维畯的义举，表现了他为正气而“敢管他人瓦上霜”；霍元甲摆擂台同轻视中国人的外国力士比武和创办武术学校，体现了他的爱国情怀。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侠义精神的驱动下道德成为唯一的行为规范，仁爱之心、舍生取义的精神也蕴含其中。《天龙八部》的乔峰在大宋危亡之际以死相报、力挽狂澜，胁迫辽王立下誓言永不犯宋境。相比之下，《国术》站在普通习武者的立场，从刘杞荣一生的漫长经历中，发掘中华文化精神的深刻内涵，建构起一种以习武者的武德规范为人生原则的审美模式，这在武术题材创作中显得自成一格。
刘杞荣不管遭遇怎样的人生命运，始终将武德和个人日常品德结合在一起，展现出将武德原则作为一种道德力量融入日常生活的精神品格。向恺然是刘杞荣生命中的贵人，没有向老师的帮助，他的习武之路很可能半途而废，刘杞荣后来在街上看见昔日威风凛凛的老师向恺然居然在摆烟箱，就感念师恩，不顾自己的生活也不富裕，多次送食物和粮油在生活上帮助他。一些社会青年喜用武术打架讲狠，几次三番请求拜刘杞荣为师，刘杞荣为了避免武术沦为社会青年打架斗殴的工具，将他们引上正道，提出了收徒的三条规矩：一习武之人不能侍强凌弱，要学会忍让；二要行得正，不能见利忘义；三尊师重友，不可逞强好斗。文革时期，刘杞荣担心前国民党军官的身份连累妻子，甚至提出离婚。就这样，作者采用武术历程与生活历程相结合的方式，细腻生动地展现了刘杞荣武与德完美融合的一代中国武术家形象。
《国术》中将独特的武德书写与对中华文化精神的发掘相结合，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掘与弘扬。武术大师刘杞荣的生命历程以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为依托，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坚守武德的精神与道德要求，以习武之人的善对抗时局的动荡和环境的艰难，体现出高尚的品格和人道情怀。刘杞荣的一生际遇尽显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品格，一代武术名家的人物形象也得到了审美呈现，显示出与李小龙、叶问、霍元甲相类似的武术名师风范。何顿以《国术》感知近一个世纪历史时空的变化，表现出对武德文化与中华文化精神的深切把握，他对尚武精神的推崇及其所体现的家国情怀，最终指向对中国优秀文化精神的认同和致敬。这正是长篇小说《国术》的非同凡响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