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矮门》：引起对历史的庄重心情

在北京CBD的中心地带，的确如“补丁”般存在着一些老式居民楼，它们最早的建筑年代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中叶。这些居民楼在富丽堂皇的摩天大厦、闪闪发光的玻璃幕墙的反衬之下显得异常突兀。这是更迭的时间以建筑的形式平摊在空间中的样貌。路上行人也许会揣测在那些老楼里住着一些怎样的人，贮藏着怎样的生活形态。李唐的小说《矮门》是对此种疑惑的一种勘探和解答。他深入到老楼一户住家的内部，解析了少年李敞的居住空间和成长史。小说开头即设置了一种悬疑：李敞的爷爷为什么字写得绝好而拒绝书写？小说隐含的主线便是对这一秘密的揭示。

作为一个在北京劲松地区长大的北京人，李唐喜欢讲他对“劲松”这个地名的一次发现：“我家在劲松，当年叫‘架松’，因为那会儿它有很多大的松树，用架子架起来，是一个旅游景点。后来改成‘劲松’，是从毛主席的一首诗里面摘出来的一个词。我知道了以后，就觉得很稀奇，原来我住的地方跟历史完全不一样，包括景观也不一样。”在“劲松”的表层之下藏着一个“架松”，这种语词、地理、文化的重叠累加性是人们在古都北京极易体验到的感受。出版于2003年的王军的《城记》（北京三联书店版），封面是北京老城楼的电脑复原图，一座完整的城楼骨架矗立在被拆毁的城楼的遗址上，像是一种幽灵构造。这本书的第304页记载，1969年，拆除西直门箭楼时，从城墙内挖出元大都和义门的瓮城城门。这一有趣的发现以更为直观的方式讲述着北京文化地质的层累性。

李唐讲述的和“劲松”有关的发现向他提示了一种书写北京的角度，即不是从横向的平面的角度描写北京，而是从纵向的历史的角度挖掘北京深层次的文化地层。在北京的文化地层中，粗略概括，至少存在三种文化形态：老北京文化、革命北京文化、全球化都市北京文化。这三种文化对应的代表性建筑物形态分别是：胡同四合院、苏联式居民楼、现代摩天大楼。我们可以在老舍、萧乾等人的作品中看到关于老北京的描写，在王朔《动物凶猛》之类的小说中看到关于革命北京的描写，在邱华栋、徐则臣等人的“京漂小说”中感受到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现代都市北京。《矮门》选择的观察标本是国贸地区的老房子“赫鲁晓夫楼”，从写作谱系来说，它讲述的不是老北京的故事，也不是“京漂”的故事，而是一个“革命北京”家庭的故事。这个家庭是在新中国建立后才漂流到北京的，他们并没有把自己看作是天经地义的北京人，正如郑以然在《从王朔小说看“大院北京”》中提到的那样：“第二代移民也很难把古城北京视为自己的故乡……他们的个人体验与城市的历史没有交汇，难免缺乏那种发自内心的深爱。”《矮门》的突出品质是历史感。存在于现代摩天大楼环绕之中的这些老式居民楼像是一个缝隙、一个入口，由此作者掰开历史，试图打捞出可能被当下全球消费主义景观所遮蔽的过去年代的秘密，引起人们对于历史和政治的庄重意识。

故事中的“爷爷”是一个始终未能从政治迫害中恢复过来的受害人。他沉默寡言、谨小慎微，变成一个失语者：失去了发声的能力，也害怕书写。他告诫儿子要“勤看路，少说话”，而念叨“你错哪儿了”，则隐隐透露出他对自己所受惩罚一生困惑，未曾释怀。他的生活环境中，不会说话的鹦鹉，与亲人交流的稀缺，一扇固定的窗户，一张木板床，因为门框低矮而不得不警惕“碰头”、每次进出都要低头，如此种种，构成了一种“后监狱”氛围。他始终未从囚禁中真正解放出来。如劲松这个地名一样，在每种事物身上，都沉积着时间的痕迹。有些痕迹是归属不明的，比如爷爷头上的伤疤，到底是来自战争年代、是他荣耀的象征，还是来自他被迫害的历史？小说并未明言。从爷爷急于戴上帽子遮掩来看，这个伤疤很可能源于某种屈辱，可能是一个遭受迫害的标记。

李敞的成长史中，他先是听了父亲讲的故事，然后又从父亲那里听到了爷爷的故事。爷爷代表着革命战争年代，他打过仗、参加过新中国的建设，又遭遇了不公正的政治迫害；父亲代表着改革开放年代，他开出租、做生意，下岗后梦想通过拆迁改变命运，他给李敞讲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故事代表着对个人权利的维护。李家三代人的经历是共和国历史中的三个典型阶段。父亲、爷爷的故事包含的养分汇入到李敞的成长史之中，像某种催化剂。当他进入青春期需求独立空间的时候，他用父亲讲的故事与父亲据理力争；当他由爷爷的旧物而了解到爷爷的秘密，他似乎真的长大了：面对历史的悲剧性而端正起自己的身体。——他独立作出了一个报考京外大学的决定。

小说最后，作者留下一个贝克特式的开放式结尾，爷爷书写的到底是哪句唐诗呢？作者没有说而引起读者的猜想：是“青海长云暗雪山”，还是“一片冰心在玉壶” ……这些都是可能的，它需要读者自己去填补。在这种有意制造的空缺之中，爷爷的遭遇可能会被读者更长久地咀嚼。

《矮门》展示了李唐作为一个90后作家对于过往历史的正视，一种不愿意遗忘的态度，这是很可贵的。一个孙子若有若无地探寻爷爷的秘密，作者没有把这种探寻描绘成激情四溢的、急不可耐的，整个过程是自然而然的。小说有一种“轻描淡写”的气质。父亲对爷爷的事迹，了解得并不深入，而且许多都是道听途说，儿子李敞也只是听了寥寥数语。爷爷遭遇的惨痛的家破人亡只是提及而未加任何渲染，爷爷带走了几乎所有秘密。这篇小说可以被称为“轻小说”，重的东西仍然在底部，被掩埋，被掠过。小说中李敞对待历史的态度也许是很典型的21世纪孩子的状态。无论如何，对于过去发生的一切，我们总不能像窗外的那棵老榆树一样无动于衷罢（言罢，联想起“榆木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