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存在着一种无限薄的厚度

新作《灵隐》是葛亮在香港书写延长线上的又一块拼图。这座人烟繁华的现代都市在葛亮笔下不断更新着面貌，或在街角市井中寻觅过往的痕迹，或在离岛山区中探索生活的边界，这次葛亮将目光探向青烟缭绕的寺院，在杳杳钟声与缭缭香火中，“教授杀妻案”之女连思睿与年轻造像师段河的相遇，让彼此的过往身世如图卷般缓缓展开。

接续《浮图》中连家父女的故事，《灵隐》发生在连粤明误杀袁美珍事后三年，时过境迁，当引起热度与恶议的声响已然消散，独自带着遗腹子阿木生活的连思睿悄然前行，在人烟如织的城市中，母子两人低调而坚韧的生活。与段河的相遇，激涌着连思睿生活中遭遇扭曲、变形的情感，当过去像砂砾摩挲着现实，段段回忆泛起。小说以温润节制的叙述方式，追述了连思睿和青梅竹马男友林昭相识相伴的过程，更聚焦到一系列事件发生的起源：穿着斑斓彩裙的林昭神采艳丽，眉宇清明，在他“一半佛陀，一半神”的姿态中，连思睿看到的是男友灵魂深处的向往与执念，她目睹凡人超越肉身、几近“神化”的瞬间，决心帮助林昭变性、为之担负一切后果。

“传统”在小说中不断以变幻形态出现，它们有时丧失在过往文化与世界中的功能，却也承载着新的意涵。在传统面相术中，“老脉”“山根有节”是属于沉稳厚重男性的体征，在林昭身上却遭遇翻转，他颠覆了自我的性别限制，也让传统的面相学随之动摇。然而在阿木手背凸起的青蓝色血管上，暗涌的血液积聚着无形的重量，在相同的“老脉”深处，人的努力与行动最终化为情感的厚度。同样，在段河家族故事中，无论明香婆婆遵从姐妹托孤的交代，一生对子孙“读论语、考状元”的期许与执拗，还是昭叔、庆师傅却在命运偶然间走上碑刻、造像之路，人们试图将命数拨正到预想轨道上的搏击和挣扎都遭遇挫折，种种心情最终化作执念。由此，在葛亮笔下，“传统”并非压人心头的重重阴霾，而是在命运不可阻挡的冲决之势中，显现于身体、技艺与物品内的情感厚度，无形而默默铭记着人们的抉择、行动与幽微心路。

在段河的身世重温中，阿爹庆师傅、阿爷沈自昭在生活浪潮中浮沉流荡的形象清晰可见，三代人从韩、沈到段的姓氏更迭，是他们奔走、在地图中留下的个人轨迹。而葛亮笔下地图格线以“街”为单位，不同于乡土中国的村庄乡镇，在岭南，一条街道便常是一个家族祖代相传的依凭。而从连胜街到木桥街，昭叔一家的搬动迁移，是为让庆仔摆脱解签人口中“他朝必剃度”的命运，远走意味着放弃祖业、另立新业，却也显露着他们调拨和挑战命运的勇气。葛亮敏锐地捕捉着人们牵家带口、或孤身一人离开长久生活之地的缘由和图景，复杂、不安定的新环境带来生活的挑战，有时却也是机缘。庆师傅冥冥中仍走上“剃度”之路，在步履劳顿抵达的陌生环境中，相遇民间的造像高人，命运兜圈般让他重返家族的事业与技艺。向段大叔学习雕刻佛像的庆师傅，将内地技艺带返岭南，以个人身躯的迁徙流变，携带出一段物质和技艺的流动史。如果说史传典籍往往记述的是人们的高光时刻，那么作为小说书写者的葛亮则关心闪熠多变的日常生活，他进而揭示出人们赖以安身立命的技艺和日常生活如何产生亲密的纠缠。经历生活的磨砺，匠人打造出的物件中也蕴藏着生活的冷暖，情感由此被赋予了形状与厚度。

葛亮叙事一向松紧有度、充满节制的张力，他钟爱传统说书人、或在岭南称为“讲古”的叙说方式，每段“古”都与笼罩在日常烟火中、波澜跌宕的人事相连。在讲古的场域中，葛亮细腻穿梭在不同情感的褶皱间，摩挲那些在叙事中渐渐焕发情感光泽的物什——一双宝蓝缎鞋面的拖鞋，一座雕在核桃中的观音，或是两罐捧在怀中的散发鲜味的虾酱……物件凝缩着技艺的精粹，更作为事件发生后的情感贮存地，勾动着过往心绪，而书写物品和它们背后存蓄的情感，便是重新释放出一段新鲜的生命实感。在所谓“数字秩序致使世界的去实体化愈演愈烈”（韩炳哲语）的意义上，葛亮持守着属于“物”之本身的“沉重感、尺度、自身的重量、本己生命和本己时间”，这些“物”成为通往每个人灵魂深处世界的蹊径。值得注意的是，葛亮喜爱搭建文字构成的繁密声场：寺院的杳杳钟声，街道的喧闹声响，或是粤剧小曲的哝哝细语，种种情感在泛起声响中缓缓流动，它们点亮了普通人温馨素朴的日常生活，也构筑了情感世界的又一重侧面。

在《浮图》中，连粤名在香港生活的四十年是这座城市变迁和时代浪潮的缩影，生活的碎片散落，使人目睹着人心的激涌或溃散，与一座城市的重重构型。《浮图》从纵向穿梭一座城市的历史，而《灵隐》则由横向隐隐指明城市思维和人际关系的张力与可能。人们的情感如佛像莲花座中的木轴结构一般，虚实错综却相互支撑——看似漂渺无形之处，实则柔韧笃实；看似坚固稳定之处，内里裂痕丛生。在缠绕复杂的关系中，情感显出一种虚实相生的厚度与韧性。

杜尚曾提出存在着一种无限薄的厚度——那是几乎无形、无法触及的薄，却是实然绝对的厚，因此被称作“虚薄”（infra-mince）。《灵隐》中连接连思睿与段河的纽带，正是一种无限轻薄却又厚实的情感。小说反复出现“若不是因为段河，连思睿不知香港也有座灵隐寺”一句，句中之意不在两人建立稳定的情感、身份，而是让相遇化作一段新知，让彼此的心结与执念，在看似脆弱、虚浮的关系中产生了砥实的共振。对连思睿而言，那是母亲和男友之死所带来的家庭伦理的纠缠与难捱。小说中段河向连思睿介绍名为“放水”的处理木材方式，为释放树木水分，剥去了皮的柚树将在风吹日晒中渐渐枯死，这是对树木的酷刑，却也是她的处境。而对段河而言，则是家庭技艺的前世今生故事的难以消化，是面向自我未知身世的永久困惑。藉由修复、重制佛像的往复传递，两人在互相吐露、交往中，缓缓抵达情感的慰藉之地。但他们彼此各自的执念并未消散，或者说，执念便是情感的厚度所在，它埋藏在技艺、器物与种种媒介中，等待着城市中人们无数次相遇与情感的共鸣。

一座城市就是一个文本，书写城市，便是为城市增添“一个简短的脚注”。在葛亮笔下，一条条具体的街道名和发生的事件，指代了那些被观看和凝视的风景，他着眼书写香港的生活、人情与过往，而《灵隐》无疑是作者对这座城市的又一脚注。他摸索着都市的结构与精神内核，在翻飞涌动的叙事潜流中让枝杈蜿蜒横生，而人们虚实薄厚的情感连接法，总会因心结相鸣，不断迸溅出新的故事。葛亮聚焦百工之人的生活流变，物质流动中浮现的情感地层，在阵阵“讲古”声中，逐渐充盈、停贮于人们心底的，不是情爱与纠葛，不是过往的传奇与震荡，而是由执念通往绽放神秘光芒的瞬间。在连思睿和段河眼中，当各自心底的人影与低眉慈悲的佛像重叠时，那种轻薄透明的情感悄然涌动，成为他们面向漫漫生活道路时，最为笃实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