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英秀小说《狂流》：激情年代的外省记忆与成长启蒙的小城叙事
严英秀擅长写知识分子，尤其是女性知识分子的成长及情感探索题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写作领域，在甘肃作家群中独树一帜。近年来，她尝试将自己独特的写作向度与本土文化资源深度融合，并置于时代的大背景下进行聚焦书写。在她所擅长的爱情、亲情、女性成长及创伤体验等题材中被凸显的时代、乡土、命运等叙事维度，使她的小说的质地更加宽广而厚重。这些变化比较集中的体现在长篇小说新作《狂流》中。
小说第一部分讲述的是“姐姐”何卫红一波三折的爱情遭遇。娓娓道来的简•奥斯汀式的叙事，有纯真年代的爱情故事特有的清丽气息，也笼罩着特定时代那晦暗而压抑的忧伤光晕。但作家用很长的篇幅精笔细描的这个忧伤的小城爱情故事，只是整部小说的序幕而已，这部长篇小说的主题并不止于爱情、婚姻，它从个体情感史的角度切入了时代内核，书写了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果儿这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的时代记忆，以此展开关于八、九十年代文化变迁的观察，尤其是关于世纪之交从西部小城到省城的精神氛围的深描。小说的叙事时间跨度长达30多年，正是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最为风云激荡的时期。小说的叙事空间从西北偏远小县城到省会城市，再到南方大都市、首都北京，涉及大半个中国的不同发展情状。笔下人物既包括小镇上的基层干部、中小学教师、中学生，也有大城市的大学生、大学教师、诗人、艺术家，公务员、商界白领、企业家等各色人物类型。小说的时空跨度之大、生活场景的变幻之殊异，情感张力之充沛，叙事风格之繁复，在严英秀的小说创作中是一个大的突破，在近年来的甘肃当代小说中也有很鲜明的标出性。
一、小城姐妹：女性个体的艰难成长史
《狂流》人物众多，但叙事主线是围绕何卫红、何果儿、李菲菲三位女性展开的。其中何果儿是全篇的核心人物，整部小说是果儿的成长史，而在叙事上作家给三个人物的笔墨却同样多、同样精彩。
小说第一、第二部分的时代背景是八十年代初。其中第一部分“姐姐的婚事和爱情”故事在整部小说中有着特殊的意义。20世纪70年代末的的西部小城江城，公社书记的女儿、小学语文教师何卫红在众多的求婚者中，选择了出身农村的中学数学教师顾一鸣，但是遭到何卫红妈妈的反对，家里的气氛很紧张。妈妈的反对、姐姐的坚持，都是令年幼的妹妹果儿困惑不解的事情。在何卫红和顾一鸣的坚持下，在哥嫂们的劝说下，父母终于让步，何卫红和顾一鸣的婚事确定下来了。但是正当沉浸在幸福中的顾一鸣在夜以继日地亲手为自己的新房打制家具、正当何家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婚礼紧张忙碌着的时候，何卫红自己对婚事的态度却发生了变化，不仅对顾一鸣冷淡起来，而且流露出要悔婚的意思。关键时刻，妈妈派出了她的“小密探”果儿去刺探个中隐情。于是在果儿懵懂的视线中，出现了另一个神秘的身影——何卫红的中学同学彭歆。彭歆是何卫红一直心仪和暗恋的男生，他的出现搅乱了何卫红的心，让她觉得嫁给顾一鸣是个错误，她真正爱的人是彭歆……之所以如此罗列这一部分故事情节，因为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开头，一方面，细节描写的逼真、细致，让我们仿佛看到了只有在《傲慢与偏见》《包法利夫人》等十九世纪欧洲小说中才能看到的叙事手法，随着作家的娓娓道来，我们自然而然的对小说的故事走向有了某种期待预设。另一方面，是因为小说的发展颠覆了我们的这种阅读期待，这份纯真年代的爱情故事特有的舒缓、忧伤气息，很快就被时代的强大气流所驱散，小说中的一个个人物被时代的激情卷入命运的狂流中，在更大的时空、变幻的场景中展开了人生探索之旅，情节的发展，使得作家不得不频繁地转换叙事风格，以对应笔下的生活内容和时代氛围。
透过第一部单线条的略显冗长的叙事，我们看到“姐姐”的婚事只是整部小说故事的一个背景、一块基石，此后，小说的叙事越来越呈现出散射状的开放态势。但这部分内容的重要意义依然不可忽略。何卫红在与顾一鸣订婚以后，又爱上了彭歆，却因为往来信件被母亲扣押而导致双方无法沟通的误会，未能与彭歆走到一起。她母亲明知女儿爱的是彭歆，却因为要顾及何家的“门风”，保住脸面、名声，而果断出手，“成功”地拆散了这对恋人。这种专横的“父母之爱”源自传统的家长制观念，也与公社书记家庭在当时当地特殊的权力地位有关，它与地方习俗相混合，成为对于青年一代的一种压抑力量，它们共同构成何卫红们的人生环境，也是他们独立意识觉醒后试图努力“走出”的一个环境。虽然小说中写到何卫红与果儿的大哥、二哥一个在省城工作、一个在外地当兵，他们作为那个时代最早一批“走出去”的成功形象，展示了另一种人生的可能性。但在八十年代的时代背景下何卫红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人依然不具备“走出去”的时空条件和精神契机，这是时代环境与个人性情的双重原因。到了九十年代，当妹妹果儿面临爱情和婚姻的选择时，父母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弱小，显然她已经“走出去”了。但在姐姐的故事中，作家让何卫红承担了这个“走出”过程中的代价。在某种意义上，“姐姐”和果儿形象互为补充、互相生成，而果儿是姐姐形象的发展部分和超越者。
小说的成长主题，从第二部分才以某种狂飙般激烈的方式凸显出来。这一部分的中心人物、初三女生李菲菲是一个引领风气之先的女孩，她有着晦暗的身世、惊人的美丽、不羁的个性，多才多艺而又孤傲不群，这些特征都足以使她成为西部偏远的小县城江城一中的一个“另类”。而她身上的“另类”色彩又是从被作为“坏女孩”打入“另册”的处境中激发出来的。在八十年代初的时代氛围里，“时尚”女孩李菲菲的一举一动备受关注，她惊人的美丽和青春期肆无忌惮发育的身体，在保守的江城中学的师生眼中都是一种无形的挑衅，无论从穿着打扮到言行举止，似乎她每走一步都是越界，都是难以被江城人所认可的。她在学校里饱受非议，遭到所有人的敌意、歧视，被连续降级，经常遭到班主任和同学带有人格侮辱性质的惩罚或捉弄，甚至因为对于“坏男孩”张建军的爱情而被勒令退学……但她泰然面对这一切，依然无畏地走了下去。尽管作家是从李菲菲走进果儿的视线、并逐渐走进她的内心的过程来侧面描写这个人物的，但出于对于一个美丽、叛逆、勇敢的灵魂的激赏，严英秀还是给了李菲菲太多的特写镜头，把这部分文字写成了关于美丽的、呼啸而过的青春时光的一首诗。
对于何果儿来说，李菲菲是与姐姐何卫红截然不同的另一种启蒙。这是一种自由人性的启蒙。在封闭的江城，在思想启蒙尚未到达的地方，它与地方观念的启蒙、现实生活的启蒙一起，共同构成何果儿青少年时代的启蒙教育，奠定了她性格的底色，也激活了她成年以后性格中叛逆的因子。
而从何果儿的大学时代开始，关于女性成长的主题才真正展开。来自边远小县城江城的何果儿在大学迎新晚会上惊艳亮相，一唱成名。然后很自然地就遭遇了激情、爱情、友情。但因为一切都发生得太快，变化得太快，来不及面对来不及沉淀，这一部分的叙事虽然浓墨重彩，却总是有泼墨写意的性质。不过这部分文字至少写出了一个激情年代、纯真年代在岁月中的余音回响。果儿大学毕业之后初涉职场、南下广州、赴京北漂的体制内、商界、文坛的生活体验，叙事主题依然是探索。这些跨度极大的生活内容，隔着特定的时代，也许在具体经验方面给作家严英秀带来了相当的写作难度，许多地方她只能做写意性叙事，但她对时代特征和生活本质的把握却十分到位，果儿所经历的种种现实遭遇以及她的心路历程，正是70后一代女性成长过程的缩影。何果儿作为一个在理想不断沦落的时代，执着地追逐理想的人，也是集中体现作家严英秀对于时代精神感应的一个带有某种自传性质的人物形象。
在小说的尾声部分，家乡江城的地震导致的姐姐何卫红之死，让果儿内心震惊之余，引起了她的反思，唤醒了她内心深处的故乡情节和更大的人生责任感，在个人的理想与亲人、家乡的需要之间，她选择了返回江城，回到年迈的父母身边。何果儿回归故乡的情节，在小说中具有重大的意义，体现了严英秀对于当代现实思考的深化，以及在女性成长主题上的一种超越。
二、“狂流”隐喻：大时代里外省的驳杂风景
何卫红、顾一鸣、彭歆的爱情、婚姻的错位，显示了时代风气、人性欲求与本土传统、地方观念的潜在冲突。这一部分中的人物都有八十年代的时代特征。何卫红、果儿喜欢的一个口头禅是“我们是八十年代的人了”，这句话多处出现，意味深长。就人物所处的当下来看，这是一种超前意识，结合整体来看，这恰恰显示了那个时代的局限性。
这一部分里小学生果儿是姐姐的故事的见证者，也是潜在的叙事人，因此小说经常采用果儿的懵懂视角来打量周围的世界。在果儿的童年生活中，最惊奇最具有神秘性的事件，莫过于无意中两次偷看到成年男女的亲密行为。那是一个思想尚在禁锢之中，社会风气仍然保守、僵化的时代。对成年人“亲嘴”的目睹和强烈反应，点出儿童对两性关系好奇心的萌动，可以看做是八十年代初西北小县城性启蒙的特殊形式。“亲嘴”事件，以及小说中八十年代初中音乐课上的“爱情”词语风波，发育中的少女“胸部”风波，都是那个特殊年代自然人性与小镇两性伦理禁忌之间碰撞出的火花。同班同学李菲菲傲人的“胸部”在何果儿的视线中以一种禁忌之物多次出现，成为一个关于青春、时代的隐喻。
那是一个新旧文化元素混杂的时代，何卫红父亲口中的“革命”等政治术语以及经常挂在嘴边的官腔、套话，何卫红和果儿等嘴里时常不经意出现的“打倒‘四人帮’”、“建设‘四个现代化’”等时代词汇，何卫红不切实际的爱情追求等等，使极左年代的观念残余、错位的理想和激情、新时期盲目的人生憧憬等等混合在一起。在果儿这样的儿童眼中，这个时代巨大、抽象、生涩，但它具有毋庸置疑的权威性和规驯意义。
江城中学的师生对李菲菲的孤立，班主任的敌意，整个学校视其为异类的氛围，勾画出一种八十年代初期中学校园的氛围，那是一种特殊年代里的政治运动造成的“精神暴力”的残留物，加上当时保守、僵化的地方生活中的平庸之恶结合而成的群体之恶，它对一个少女心灵的戕害，通过何果儿这个观察者的感受间接地表达了出来。初中生何果儿对少女李菲菲在千人注目下飞奔向被警察拘捕的张建军这一场景的印象如此深刻，它所开启的八十年代是那样激荡而混沌，以至于在后来的叙事中必然内在地包涵着对于包括“严打”在内的整个八十年代的反思视角。当然，从小说人物的角度出发的这种反思也肯定带有感性的、碎片化的色彩。
小说的题名是苏秦的一首歌名。小说中多处出现听歌以及流行歌曲演唱会的情境，齐秦的歌曲在小说中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这些细节也为解读这部小说提供了一些文化密码。九十年代，齐秦、苏芮等一代港台歌星的音乐及其时代文化背景，与大陆青年的精神追求和理想目标发生了某种合拍与共振，而在先锋文化资源更为匮乏的西北内陆的中学生、大学生这一代人中，流行音乐是文化启蒙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感性元素，它引导一代人走出人性的禁锢、压抑和蒙昧，代表着个性的解放、张扬、及合理化归宿的方向和路径。这一部分中，突出了何果儿的精神探索和情感选择，在精神上，她的天性对时代氛围十分敏感，与当时作为文化主流的诗歌、流行音乐一拍即合，同时又有某种内在的疏离：有很好的文学天赋，却拒绝诗人的标签，热爱流行音乐，却不追求成为一个歌星。在情感上，面对不同的追求者，她无法确定自己真正需要的是怎样的爱情。可以说，这一部分突出的叙事主题就是探索。
但在何果儿的大学时代这一部分里我们看到，在市场化大潮的裹挟中，90时代大学校园里短暂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激情犹如昙花一现，很快就风流云散。在越来越逼近的市场化现实面前，像苗尘一样的诗人们失去了耀眼的光环之后，不仅找不到生存的立足点，甚至一度迷失人生的方向了。随着情节的发展，彭歆蜕变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苗尘在贪欲驱使下的沉沦颓废、康楠的黯然离去、李菲菲往黄河里的纵身一跃，这一切给一个烟花般璀璨而短暂的年代划上了句号。
而对于八、九十年代的反思，更是体现在人物的不同人生道路上。从八十年代开始，姐姐、章蕙、何果儿以及小说中的许多人，走的都是主流的道路，李菲菲却走了一条非主流的道路，当然起初是出于被迫，之后是出于自觉自愿。在整部小说中，也始终存在体制内与体制外、主流与非主流这样一对二元叙事结构。如李菲菲、诗人苗尘，摇滚音乐人大李、歌手康楠、辞职下海的画家常翔东等。他们是九十年代的一种现象，他们不受体制的约束，在当时多元、活跃的文化氛围中，是最有艺术激情和创造活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群体对于何果儿也产生了强烈的吸引。虽然家庭背景及成长道路都使她固守主流生活方向，但她内心始终有一个自由不羁的艺术气质的自我，引导她去追求一种精神自由的人生境界。然而，何果儿的可贵之处在于对于这两个自我进行了一种理性的调和，使得她在每一次重大关头的人生选择，都能避免走向极端。第一次，在大学分配的时候，她拒绝了体制内的权力游戏，远离了人生中的黑洞，此后在体制内的道路，从走得沉重、艰难到顺滑，她经历了有限的妥协，但面对“侯局长”们的权力的游戏，她又一次选择了决裂。她没有被体制内平庸、灰色的一面吞噬。当脱离体制进入另一个更为残酷的自由竞争的世界时，她同样还是保持了一份难得的冷静与定力，也没有成为商业社会游戏规则的猎物。最终离开商海，选择去北京的一家诗歌杂志社，过上一种清淡而稳定、充实的生活。这似乎是两个自我折衷以后的最理想选择：生存方面衣食无忧，又能实现文学梦想。这样的选择意味着一个激情而高蹈的时代结束，一个理性而功利的时代开始了。那些追求不平凡的心灵，纷纷回归平凡的生活。理想在现实的土地上平稳着陆。收起受伤的翅膀，迈开踏实的脚步。这是大时代里像她一样的七十年代一代人的人生选择的缩影。但小说结尾部分，果儿又选择放弃在京城的理想职业，选择回到江城做一名中学教师，虽然出于情感动因，但更主要的是体现了新世纪初的某种新的人生价值追求趋向，是一种当代理想主义的新形态。
正如小说书名所蕴涵的一重隐喻，时代如洪流，如巨轮，个人如泅渡者，如一叶扁舟。个人如何才能上岸？如何才能着陆？除了必须搭上由体制或资本构成的时代巨轮之外，是否还有其它选择？这是时代的悖论或者矛盾，是时代自身无法回答的，也是作家在当下思考的。事实上，类似这样的悖论性情境正是现代性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如马歇尔•伯曼所谓的“现代生活就是过一种充满悖论和矛盾的生活。”1这里的悖论的意义在于提出了问题，而不在于结论。作为一部感性的、碎片化的时代回忆录，小说呼应了中外文学中关于时代与个人理想、激情、才华、命运之间复杂缠绕关系的探索类主题，可以说这是本书的价值之一。
三、“江城”经验：回归作为一种新的出发
小说中的亲情、友情、爱情伦理，大部分是来自果儿家乡江城的观念。当代中国尤其是偏远的西北多民族地区，依然恪守着传统的伦理价值体系，其中有许多在当今来看依然是弥足珍贵的东西，如对于家庭伦理、亲情关系的捍卫，对于爱情的纯洁性的珍视，人际之间对于是非对错标准明晰性的坚持，友情方面对于责任和道义的固守等等。这些在小说中的多元文化交错的叙事中，成为基石性的东西。
例如何卫红与彭歆的感情裂隙，虽然是偶然、“巧合”因素作用的结果，但最终小说作者“成全”了卫红与顾一鸣，却让卫红与彭歆作为必要的“代价”。正如时隔多年后，何卫红自己对果儿所说的：“姐姐不怪你，你没有帮姐姐，但你帮了爸妈，帮了你姐夫。你帮了他们，可能也就是帮了我，不然真没法想象那事情会怎么收场。”2在情与理的冲突中，小说叙事中的种种技巧化处理方式也显示了作家对于传统伦理与地方观念的不自觉维护。
果儿的每一次前行，都伴随着一次退出。她的每次退出，背后都有一个温暖的家庭的守候，有父母亲、哥哥、姐姐的呵护，他们不仅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支撑，而且也始终是果儿人生路上的精神动力。还有何卫红曲折的婚事、果儿二哥家庭的婚姻危机等等，无不强调“家庭”的至关重要性。果儿的朋友李菲菲虽然也是生长在江城的，她虽然有家乡，有友情，却没有一个完整的家。缺失“家庭”意义上的亲情，她的精神之“根”因而是纤细而脆弱的。而她后来的人生悲剧与此不无关系。同样，南下谋求发展的歌手康楠，在事业逐渐有了起色的时候，却接二连三遭遇了家庭的变故，他为了帮助贫困的大家庭而不得不搁置自己的音乐梦想，辛苦奔波在大都市底层的演艺场所，最后因劳累过度而罹病早逝。即使这样，康楠却无怨无悔，“亲情”成了他人生价值的另一种实现。小说中还有许多关于果儿的同学、朋友们长大成人之后各自家庭的情况描写。表明家庭作为一个人最后的庇护所，这一观念在70后一代人身上尚有顽强的体现，尽管它已具有某种挽歌式的意味。
小说浓墨重彩地写到了亲情、友情在成长中的分量，构成小说情节的主干。例如中学时代果儿、李菲菲、章蕙“三人行”的姐妹情。大学生活部分，虽然在作家笔下五彩缤纷、风云激荡，但热闹过后，并没有留下多少深刻的东西。真正在果儿的大学生活里沉淀下来的，却是那些看似不起眼的舍友之情，以及与康楠、苗尘、大李等一众文艺青年的深挚友情。它们不仅与果儿这个人物的性情有关，更主要的是关联到一系列在她的成长中形成的为人处世的原则，连接着身后属于乡土传统。
其次，小说人物性格中那些“尖锐而醒目”的一面，例如果儿对于诸如“背叛”、“亵渎”行为的零容忍、对于灰色暧昧环境的不妥协，也是由于她所固守的伦理观念，来自于她身后的家乡文化传统。她身边的人也都有类似的性格，如何卫红的拿得起放得下、李菲菲的单纯透明、嫉恶如仇，康楠的洁身自好、至死坚守做人的高贵和尊严，无不如此。在汹涌的现代化浪潮中，即使地方价值观念在都市文化中显得像孤岛一样格格不入、不合时宜，但果儿和她的朋友们在大时代里，固守着身后的故乡和传统，坚持着亲情、友情、爱情、婚姻、家庭等方面的基本伦理和道义。
而推动小说发展的变化或冲突也大多来自于此。从情节到细节，作家在小说中处处凸显着“家庭”和“家乡”这一“根性”元素，作为与激烈的现代性叙事相抗衡的重要的叙事资源，这无疑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小说的结尾部分，果儿和常向东回到江城的意义，且不论其行为逻辑，若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似乎代表着一种新的寻根叙事倾向，即在变动不居的时代里，寻找自己的文化之根：回归乡土，回归亲情，回归慢生活。在体验过、看清楚了“现代化”的面貌之后，自觉与时代保持适当的距离，避免被裹挟着向前，避免被改变得面目全非。从世界文学的格局来看，这种人生态度，往往成为对抗物质时代对人的异化的文学叙事主题。新的世纪里，面对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文化人有多种选择，或回避、隐退，或换一种方式继续前行。严英秀让她的人物选择了回到西北小城，因为那里是文化的另一片厚土，尚有一些可以抗衡、消解现代性的东西。这既是一种回归，更是一种积极面对，一种新的探索。
小说中，果儿与常翔东有一段对话，果儿：“我觉得是我到了该回来的时候。回来，就是更高意义上的出发。”3常翔东：“这些年，热闹、浮华、名利，我们也算是经历过一些了，但又能怎样？我很清楚留在北京也许会使我们看上去更成功，但外在的光鲜不会使我们更幸福。……果儿，我希望我们能在你的故乡安稳下来，找到长久以来追求的那种心灵的归宿。我相信，将来我们会拥有可以称之为事业的东西。”4——这是“北京”象征着成功、外省以下象征着失败的认知模式被打破以后，在全球化时代，在空间距离被缩短、城乡差异被缩小的文化背景下，悄然生成的一种新的人生追求、价值理念。小说认识到了“故乡”的价值，这是把故乡所代表的传统文化、根性文化，与现代化、全球化连接起来的一种理念。
四、面向未来：地方叙事的文化建构意义
随着21世纪的渐进，种种原因，促使人们频频回顾20世纪末那一段短暂而激荡的岁月。近些年，我们在林林总总的出版物中看到，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被普遍描述为是一个文化觉醒、思想开放、文艺活跃的时代，一个充满理想和激情的时代。当然这些多半是主流文化、精英记忆层面的叙事。但不同于学术界和大众文化层面的叙事，对于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普通个体而言，它并非总是闪耀着“黄金时代”的光泽，那也是一个激流汹涌、泥沙俱下的时代，时代转型的阵痛加剧着个体的暗伤，带来的既有明亮的憧憬，也有迷醉中的沉沦和迷惘。尤其是在那些总是落在“风气”之后、比时代的节奏慢几个节拍的“外省”，主流先锋文化的“压缩包”要经过地方性叙事空间的“解压”，才能转换成为当地的流行话语，形成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的“外省景观”。
而在“外省”的那些更偏远的县城或小镇，中心的文化震荡传递到那里就变成了波动或者涟漪。而假如，这样边远地带的一粒安静的水滴，被突然抛到文学叙事的旋涡中心，又会经历怎样的破碎或者升腾？应该说，在当代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风景是驳杂的，关于那个时代的叙事，也应该有更多的地方性经验和普通个体记忆的加入。
在这个意义上来看，《狂流》，可以看作是一个书写九十年代的地方性经验的十分独特的文本。小说通过普通人物的命运遭际去解读边地通往大时代的精神密码，探究了西部小城的地方性知识在70后一代人的成长中的启蒙意义，大时代的理想主义狂流对于外省边地的冲击，以及由此形成的时代激情、理想与启蒙的地方奏鸣曲。用“狂流”这个词来形容那个时代的节奏和气息，也是比较准确的，这也可能是作家严英秀用这个词来命名她的这部小说的原因之一吧。
这部小说从个体经验、地方生活入手，尤其是以偏远的、边缘地带的、西部的生活叙事切入这一话题，又与严所一贯的女性成长叙事、故乡叙事、女性经验主体结合起来。这些主题的交汇与融合，又在碰撞中不断生成产生新的东西，即在变动不居的现代性语境之中，依然存在某些恒定不变的、或具有普遍价值的东西，作为传统，与80、90年代的精神遗产一道，或可以成为当下文化的某种基础。
注释：
1.《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马歇尔•伯曼著，徐大建、张辑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出版，前言13
2.《狂流》，严英秀著，安徽文艺出版社，2022年出版，第243页。
3.《狂流》，严英秀著，安徽文艺出版社，2022年出版，第427页。
4.《狂流》，严英秀著，安徽文艺出版社，2022年出版，第42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