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2024年第11期｜丁晓平：寻找蒋宗英（节选）
丁晓平，安徽怀宁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鲁迅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获得者。擅长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出版有长篇小说、诗集、散文集、文学评论集、报告文学、传记文学和学术专著五十余部单行本，计一千余万字。作品获国家图书奖、中国文艺评论奖、文津图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春风悦读好书奖、树人出版奖等数十项，多部作品入选国家出版重点工程。
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黄永玉题于沈从文墓地
家书抵万金
一座日本式小楼，竖向蔚蓝色的天空，沿着台阶上了楼梯，是一个四方的洋台，往右转进楼门，一条笔直的走廊，走廊右边紧挨着两间大小不等的里外屋，里屋是一间清洁而又划一的浴室，外屋是一个很整齐的学习室，饭厅亦是。雪白的墙壁在六十支电光（即六十瓦电灯泡，引者注）的照耀下，更显得一种庄严的状态，桌上伏着七个毛泽东的女战士，静静地拿着文学、哲学等各种书籍，屋里静谧得可怕。她们正看得入神，咚咚，外面敲门声，打破了室内的沉寂。接着进来一位男同志，“蒋宗英，给你信！”“我不信。”我说。“真的。”他一边说着一边从兜里掏出一封用淡墨写着“蒋宗英同志”的信。我高兴了，我跳了起来，口里嚷着“我们家来信了”。
“我们家来信了！”只有离开父母、离开家乡之后，才能体会这种“家书抵万金”的滋味，才能理解这手捧家书喜若狂的心境。
真不知如何才能写好这篇文章，想了很久，还是觉得先将上面这段文字摘抄下来，作为我要讲的这个故事的开头。这段文字，它既不来自某部小说，也不来自某篇散文，而是来自一封家书。这封家书的写作时间是1951年4月3日，写信的地点是在东北辽阳的一座军营，它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家书中的“我”——蒋宗英。
收到这封家书的这个夜晚，蒋宗英正和她的战友们在部队学习室里安安静静地读书学习。这一天，距离她当兵离家已经五百五十九天。那时，她对自己成长为一名“毛泽东的好战士”充满信心，正在为争取早日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而努力奋斗。
蒋宗英是谁？
蒋宗英是一位中国人民志愿军女战士，是一位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的烈士。
第一次知道蒋宗英这位女英雄的名字，是2023年10月在长沙举行我的长篇报告文学《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五任司令员》新书发布会期间。在湖南毛泽东文学院，新闻出版界前辈、湖南省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蒋祖烜同志送我一册由其父亲蒋宗恒编选的《最可爱的亲人：志愿军女战士蒋宗英家书》（以下简称《蒋宗英家书》）。他告诉我，这五十多封战场家书是其父亲历经七十多年的风风雨雨珍藏下来的。而这本小册子，也是他父亲在耄耋之年学会了电脑之后，一个字一个字地在键盘上敲打出来的。
在蒋祖烜娓娓道来的介绍中，我才知道，蒋宗英是其父亲蒋宗恒的亲妹妹，是他的小姑妈。而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被孙中山先生誉为中华民国“开国元勋”的蒋翊武先生（1884—1913）是他的伯祖父；他的祖父蒋翰平先生（1895—1973）是蒋翊武的四弟，系湖南省第二届人大代表、省首届烈属模范。他的父亲蒋宗恒是一位1949年7月入党的老革命，曾任益阳地委党校校长，多次获得“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23年还荣获湖南省“最美老干部”荣誉称号。显然，这是一个有着良好家教家风的革命家庭。
那一刻，我对这个家庭油然而生一种敬意，暗暗地告诉自己：要写写蒋宗英。
翻开《蒋宗英家书》这本薄薄的小册子，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黑白戎装照片。这个长得白白胖胖、萌萌嫩嫩，留着齐耳短发的甜美姑娘，就是志愿军女英雄蒋宗英吗？她的眼睛不大，却自带光芒；她的身材不高，却英姿飒爽。正是一个含苞待放的花季少女啊！接着，我看到了蒋宗英的生平：1931年5月出生于湖南澧县，县立简易师范学校毕业，1949年8月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编入第四野战军第39军117师，获“解放中南纪念章”。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她随军北上，屯驻辽阳。1951年4月，奔赴朝鲜前线，从事战地文艺宣传工作。同年8月，调351团团部，做机要工作。1952年3月14日，她在城山守备战中因抢救伤员遭遇美机轰炸，不幸壮烈牺牲，时年不满二十一岁。她的遗体安葬在朝鲜江原道铁原郡马场怀荫里。
蒋宗英离开家的那一天，是1949年9月14日。九十五岁的蒋宗恒依然清楚地记得：“我与她的最后相见，应该是在1949年的春节。之后，我在临澧县参加革命，她在这年8月参军，我受地下党组织委派，回澧县迎接解放军时，她已经离开家了。”
9月15日晚上，蒋宗英在临澧县城给父亲母亲写了第一封家书。
窗外，下起了雨。蒋宗英提起笔告诉双亲大人：“儿昨日离家，随队前进，仅走二十五里路，在张公庙附近住宿。因为儿没有穿袜子，鞋子又是麻索做的，故脚底打了个大泡。当天还可忍受，今天又忍痛走了二十里，后来硬不能再忍就只好骑马，这是初次。也算我的胆子大，骑在上面一点也不怕，我们每天都是清早两点钟出发，中午大休息吃午饭，下午四点钟又走。今天是到临澧县城过夜，我的脚也上了药。今天晚上下了雨，明天雨如下很大我们就不走，雨小我们就照常前进。我仍然骑马，上级对我们很好，男女同志都很亲爱，精神上并不觉得痛苦。”在信中，她还叮嘱父母：“我的一切都好，不必担心，再到相当的地方，一定寄信回家。这封信是在地下写的，文句都写得很不好，不要让人家看。”
读完蒋宗英的这封家书，我想起了自己当兵离开家的日子，想起了军旅之初接受艰苦的军政锻炼，战友们也是不怕苦不怕累，也是团结友爱，对父母也常常是“报喜不报忧”，不想让他们担心。“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穿越时空，蒋宗英家书的字里行间都让我感受到红色基因传承的力量，那就是有志青年只要一融入人民军队这个大熔炉、大学校，就从外到内彻底完成了由民到兵的转变。一代代革命军人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蒋宗英兄弟姐妹六人，大哥蒋宗策、小哥蒋宗恒、大姐蒋宗杰、二姐蒋宗媛、弟弟蒋宗成。1949年8月的那一天，蒋宗英是与未满十五岁的弟弟蒋宗成、姨表姐杨忠鼎、姑表姐徐恢明等一起参加人民解放军的。其实，蒋宗英祖父蒋定照（1863—1935）也是农民出身，家住在澧县蒋家庙，年轻时来澧县县城打工，在丁公桥一家豆笋店做学徒。店老板是一对老年夫妻，膝下无子，见蒋定照夫妇勤快又老实可靠，生前就把房子和做豆笋的工具赠送给了这对年轻人。而他们也没有辜负两位老人的信任，为他们养老送终。祖父掌店后，改招牌为“蒋兴发”，生意果然越做越红火。蒋定照夫妇生了五儿一女，分别是保勷（蒋翊武）、保森、保华、保祯（蒋翰平）、保汉和女儿保桂。
蒋宗英出生的时候，家住澧县县城老二街25号。父亲蒋翰平精明能干、厚德尚义、勤俭朴素，做学徒时练得一手好字，虽然家境贫寒，但脑子里没有重男轻女的老旧观念，对儿女的教育尤为重视，砸锅卖铁也要给孩子读书。九十五岁高龄的蒋宗恒回忆说：“我的整个初中阶段只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就这还是用黄栀子果染就的土布做的。由于没有换洗的，所以经常将它穿得像剃头担子上的荡刀布。我读澧县中学时，宗英妹就读的是澧县简易师范，因为读师范免交学费，那时家里穷，交不起两个人的学费。难忘每到新学期为学费而犯愁，全家人包括我自己去筹借学费的艰难。”天资聪慧、活泼可爱的蒋宗英，在父母和哥哥姐姐们的宠爱之下，在简易师范接受了新式教育，有着知性女子的那种调皮和倔强，骨子里也自然生长着湖湘文化的那种“吃得苦、霸得蛮、扎硬寨、打死战”的刚烈坚强，敢爱敢恨、大胆泼辣，认定的事就必定坚持到底。
9月17日，雨越下越大，道路泥泞，不能行军，蒋宗英随队在临澧县城休息。临澧地区是丘陵地带，乡间道路弯弯折折、崎崎岖岖，小石子、碎瓦砾、枯树枝、荆棘条随时随地都可能从路上冒出来，一不小心就扎了脚丫子。蒋宗英不是一个娇气的姑娘，始终有不服输、不后悔、不怕难的蛮劲儿，可她在家里也没有打着赤脚穿过这种用麻索做的行军鞋。她的脚掌起了大水泡，磨破了、流血了，但她依然坚持着，“忍痛走了二十里”。有过徒步行军经历的人，都尝过脚底起泡后磨破皮的滋味。为此，蒋宗英到县城医院去诊治痛得厉害的伤脚，花掉了父母给她随身带的三百元钱。上级知道后，决定补助她三百元治伤的钱。可她坚决不要组织上的钱，坚持用自己的钱治病。
9月18日，雨停了。可是，蒋宗英受伤的脚还没有好，不巧的是，两匹马也生病了。于是，部队领导很民主，也很关心女同志，决定让她和表姐杨忠鼎等几位女战士乘坐汽车前往常德，确实省了她们不少的脚力。在这一天，她们分别给家里写了信，告诉父母：“我们此次参军，是为着国家、人民和自己的前途而造幸福和快乐。”
在常德，蒋宗英加入常德工作队，受伤的脚也就好了。在这里，她们奉命等待平津工作队的到来，然后再一起向南前进。常德工作队其实就是文艺宣传队，总共有七位女同志，蒋宗英和大家相处得和谐友好。的确，蒋宗英从小就有文艺天赋，喜欢唱歌。蒋宗恒回忆说：“记得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和宗英妹在宗杰大姐的房子里比赛唱歌，结果是她赢了。她不仅唱得多，还唱得好听。”
9月23日，蒋宗英给父亲母亲写了一封家书，告诉双亲自己现在的通信处为“珠江部南下工作队”。
10月19日，踏着开国大典的胜利号角，在接受一个月的军政训练后，蒋宗英随部队离开常德，徒步走了四天，抵达益阳。到了目的地，她马上给父母写了一封家书，讲述了自己近一个月来的所作所为和所见所闻，尤其是与地方老百姓和睦相处的感受。她告诉父亲母亲：“我们马上就去担水，跑四五里地去搬柴，自己还做饭，精神痛快极了。第二天我们还在大街上扭秧歌（这是我开始扭秧歌的第一次），这种精神使我们自己也感觉兴奋和骄傲。”
深秋时节，大雁南飞，天气渐渐凉了。因为离家时仅仅穿了两件单衣，蒋宗英感到早晚冻得有些发冷，好在房东的女儿主动借给她两件衣服御寒。好在，队伍上很快就要发棉衣了。
11月1日，表姐徐恢明收到了家里寄来的棉鞋，这让蒋宗英十分羡慕。于是，她在写给父母的家书里请大姐宗杰、二姐宗媛给她做一双单鞋、一双棉鞋。她还专门叮嘱姐姐们要把“棉鞋圈子深点做，底厚点、宽点，圈子进点上”。
在益阳，部队正式分兵了。蒋宗英分配在第39军南工团3中队第13小队，表姐杨忠鼎则分配在1中队。
11月5日，队伍又出发了。蒋宗英和她的战友们乘汽车南行，经长沙、邵阳，前往武冈。在长沙，她和表姐徐恢明抽空去看了表哥徐恢祥。表哥很客气，热情地招待了她们，告别时还送给她们牙膏、肥皂和用来买绒裤的三万元钱。在邵阳，她们又见到了弟弟蒋宗成和表弟徐恢奇。其间，她们还随队行军到醴陵县的安江。谁知，39军军部又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她们又随部队回到了隆回县的桃花坪。
11月14日，蒋宗英在写给父亲母亲的家书中谈了在部队的学习体会，认为“学习必须要理论与实际工作联系起来才有用”。此时，组织上本想把蒋宗英留在后勤部宣传队学习，但是她坚持要求随部队前进，到战斗的前线去。组织同意了她的请求。于是，她随队继续前进，到达湘乡县的永丰，在那里接受军政学习培训。
12月5日，蒋宗英光荣地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8日，她在写给父亲母亲的家书中说：“儿在这次的工作中及近来的表现比前要进步了，组织上及各团员见到我表现也不差，缺点也少（一般人批评我联系群众不够普遍，还附有小资产阶级的表现），就吸收了我参加青年团。”
12月23日，队伍又从永丰出发了。第一天走了六十里，第二天走了八十里，第三天走了三十里，第四天走了六十里，第五天走了二十里，终于抵达祁阳县城。“在这五天的行军当中，多半都是三点多钟起床，五点钟出发。每个同学都背着很重的背包（我有十多斤）。头上蒙蒙的细雨不断地淋着，湿了，还走着很窄的小山道。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同学没有一个叫苦的、掉队的。不但这样，并且每个同学的情绪都很高，唱的唱歌，碰的碰球，还有许多新花样，真逗人。我负责本小队的文娱工作，当然不会例外。”
夜行军是艰苦的，更何况是在南方的冬天。那个时候，中南地区还没有完全解放，尤其是湘西土匪依然十分活跃，这也是队伍选择夜间行动的一个原因。蒙蒙的细雨，窄窄的小道，沉沉的背囊，蒋宗英和她的战友们没有叫累叫苦，革命的乐观主义不再是写在纸上、说在嘴上的词，变成了行军征途上铿锵有力又轻松浪漫的生活节拍，生动又具体地阐释了人民子弟兵“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的苦与乐的辩证关系。
在1950年新年的钟声中，蒋宗英给父亲母亲写了一封家书，报告了她和战友们过新年的快乐时光。作为小队文娱工作的负责人，她说：“刚到祁阳，儿本打算写信回家，为了庆祝新年，要准备些节目，故没能如愿。这次过年，值得每个人庆欣的，我们买了一个（头）大猪，在元旦那天吃了很多菜，肉鱼鸡蛋等。晚上中队开晚会，有很多节目，也买了许多点心。第二天我们分队也开了一个晚会，这天表演也不少。元旦前一天晚上，也有许多分队及其他单位开晚会，特务乘机放了两枪。我们队伍真灵敏，马上街上站满了哨。空气就随着紧张起来了。我们一点也不怕，因为街上满布了我们的队伍。这次抗战，我们这军功劳可不小。以后的去向还没规定，恐怕不一定到广西了（这不能往外说）。”
谁也不会想到，新年欢庆的笑声中响起了敌特的枪声。这是蒋宗英参军后第一次听到枪声。虽然空气紧张起来了，但她并没有感到害怕，因为“我们队伍真灵敏，马上街上站满了哨”，十分安全。此时，有消息说，部队前进的方向或许要改变，不再南下广西了。但队伍将奔向何方呢？蒋宗英知道，“这不能往外说”。短短的六个字，暗藏军事机密，说明军之大事。保密就是保胜利。新兵蒋宗英严守部队秘密，没有告诉父母她即将踏上新的战场。这个新的战场，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战场呢？
很快，春节就到了。
1950年2月20日，是农历正月初四，沉浸在新春喜悦中的蒋宗英给父母写信拜年，讲述了在部队过大年的情形。她在信中说：“腊月二十九我们大伙忙着年食，弄的弄黄花、木耳，炸的炸糖麻环（我自己的面、油、糖自己炸），忙了一整天。晚上，我们‘年菜委员会’的委员们忙了一整夜给我们弄菜。三十早上吃四个菜（红烧肉、鱼、三鲜汤、木须肉）。晚上开晚会，唱的唱跳的跳，热闹极了！……为了庆祝这伟大胜利的解放年，我们文工团演了几天剧，开了一个新年晚会。”
过完年，生活又紧张起来了，业务学习开始了。听说马上就要分配到新的工作岗位，蒋宗英内心里充满着快乐，对未来也充满着希望和信心。她在家书中告诉双亲：“我希望自己到工作岗位后一定要为人民为工作而努力，好好表现，短期内要争取入党。只要努力，一定不会失望的。我有这样的自信，所以我非常快乐。”
瞧！这就是一个解放军战士的样子，这就是军队这所大学校的价值所在！
在这封家书中，蒋宗英还叮嘱父母回信时不要写部队驻地的地址，直接寄“四野三十九军政治部南工团三支队”即可收到。这是因为部队在前进中，随时在换防，当然其中也有保密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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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4年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