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初期儿童文学典范如何确立
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界便开始了构建新中国文艺理论体系的实践，新的文学观念在各种讨论中逐渐确立。新的儿童文学观念也在讨论中明晰起来。1956年2月出版的《儿童文学选（1954.1—1955.12）》（以下简称《儿童文学选》）便展现出这一时期中国少儿文艺对形式与主题的具体追求，最终指向确立新中国儿童文学典范的核心议题。同时，新中国初期儿童文学典范的确立，也呈现出本土化的自觉，使其得以在文化比较视野下突破苏联知识体系的限制，从而获得审视自我的世界视野。因此，以《儿童文学选》为案例，论析新中国初期儿童文学典范的具体内容与创构路径，不但能呈现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初创期的建设主题，也切近当下中国儿童文学如何本土、怎样世界的思想理路。
一、《儿童文学选》的编选
新中国初期儿童文学发展薄弱，“1950年全国出版的少儿读物仅有466种，总印数573万余册，其中种数的70%、印数的59%都是私营出版社出版的”1。为改善这一薄弱现状，中共中央于1950年把发展少儿读物出版业的任务交给了青年团中央，意图通过专门管理，促进少儿读物出版业的发展。在青年团中央领导下，文艺报刊和出版社相继创设，2并出版了一定数量的少儿读物，3但“因国营及公私合营出版社出版得少，私营出版社便从中投机，粗制滥造……上海公私合营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因缺乏领导，所出读物除翻译苏联著作外，大都为过去商务、中华、大东各书局旧书的翻版，质量亦低”4。“就在这些很少作品当中，也还有着不少问题（如市场上流行的‘小人书’）”5，因此“不得不依靠外国儿童文学尤其是苏联作品的翻译”6。直到1954年，“全国少年儿童读物的印数共一千三百六十九万多册，全国六岁到十五岁的少年儿童约近一亿二千万人，其中识字的约有七千万人，平均五个人才有一册”7。所以，新中国少儿读物的奇缺问题迫切需要得到解决，这引起了中共中央相关部门的关注。
为解决少儿读物奇缺问题，有关部门组织会议讨论，8并意识到改进今后少儿读物工作的“关键在于领导”9，但又未提出具体解决方案。“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办公室1955年8月2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334号，反映了儿童读物奇缺，有关部门不够重视的情况”，毛泽东于8月4日阅读上述简报后，在相关问题旁“分别批注‘书少’、‘无人编’、‘太贵’，并批了意见：林枫同志：此事请你注意，邀些有关的同志谈一下，设法解决。”10最高领导人的关注，直接推动了儿童读物奇缺问题的解决进程。中宣部、文化部、青年团中央、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等相关单位，相继参与到解决儿童读物奇缺问题的工作中，最后达成了拟定儿童文学创作计划、加强对儿童文学领导的共识。11而中国作家协会也“根据《人民日报》社论精神，结合从少年儿童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的情况，并参考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波列伏依所做的《苏联的少年儿童文学》补充报告”12，最终形成《中国作家协会关于发展少年儿童文学的指示》，并于1955年11月18日下达中国作家协会各地分会。
在新中国语境中，“少年儿童教育真正是关系我们国家和社会未来的一项根本事业，真正是我们国家的百年大计”13，并且“今天的少年儿童就是明天的新民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乃至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者”14。因此，发展儿童文学不仅是繁荣新中国文学的题中之义，更涉及培养新中国“建设者”与接班人的政治议题。所以，1956年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即将召开之际，要配合编辑出版一套第二次文代会以来的各种体裁的作品选集，儿童文学因其政治意义重大而出版薄弱的现实，进入了编选者视域，《儿童文学选》便成为这套选集之一。中国历来就有选编文学选本的传统，15文学选本作为“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16，其功能指向在新中国语境中发生了变化。新中国文学选本“在经典的传承与重构、民族文化认同的塑造和社会共识的构筑等社会价值的实现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17，具有明确的“立典”功能。有研究者就注意到与《儿童文学选》同时出版的《短篇小说选（1953.9—1955.12）》，具有制造新中国文学典范的意图。18所以，出版《儿童文学选》便不仅是对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集中展示，更内含确立新中国儿童文学典范的命题。
中国现当代文学选本研究，往往集中于成人文学，19对儿童文学选本少有关注，20但在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体化”21进程中，儿童文学选本又内含了建设新中国儿童文学的原发性命题，因而值得关注。在《儿童文学选》诞生前和共时性文学出版活动中，新中国出版了两部儿童文学选集。1949年12月，第一部儿童文学选集《一九四八年儿童文学创作选集》出版，吴翔宇认为这部选集“强调艺术性和适合儿童阅读与接受的标准也较为切近儿童文学的本体”22，但“强调艺术性”，并侧重儿童阅读与接受“标准”的儿童文学作品，是否契合新中国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现实要求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原则，则需要辨析。同时，选编这部选集的目的是“一方面给会友们互相观摩研究，检讨得失；并以此为起点，来展开新的工作，另一方面，想藉此招致一些愿意走同路的新朋友，也来参加这一种拓荒的工作，共同建设明天的新儿童文学”23。“会友们互相观摩研究，检讨得失”的定位，24决定了其适用范围的有限性；而选集表现的“新儿童文学”期待是否等同于新中国儿童文学，也同样需要辨析。此外，还有一部与《儿童文学选》同时出版的儿童文学选集《海滨的孩子》，该选集为青年文学创作选集中的儿童文学选辑，二者同为中国作家协会选编，陈伯吹认为这两部选集“可以作为观摩、研究、讨论儿童文学创作的基础”25，意味着对其典范性的肯定，但二者也有差别。《海滨的孩子》的“编辑说明”表示这部选集是“为了迎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高潮，初步地检阅近年来青年文学创作者的成绩，鼓励青年文学创作者相互学习，进一步推动文学事业的发展”26而编选，表现出扶植文学新人的“鼓励”性质。而且该选集小说占比达90%以上，这种体例安排并不足以展示新中国儿童文学的整体成就与丰富性，这也造成其典型性的欠缺。此外，《海滨的孩子》中的半数作品，都被《儿童文学选》收录，后者表现出作者代际分布的合理性，表达了不同年龄段作者对构建新中国儿童文学典范的共时性思考，作品体裁也更为丰富，因而更具典型性。由此，《儿童文学选》的典范性得以体现，而且从后来的儿童文学选集编选来看，27它们的编选方式、体例安排，乃至序言写作与价值取向等，都没有脱离《儿童文学选》的创造，这也反映出《儿童文学选》确立的儿童文学典范受到认可，并得以延续。
需要注意的是，《儿童文学选》的编选，虽与新中国现实政治有密切关联，但关键在于新中国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内生的自我期待——创造一种属于社会主义中国的新型儿童文学。在近代中国的新旧转型过程中，少年儿童已从纯粹的年龄概念，转变为表征未来民族国家想象的现代符码，儿童文学也隐喻着历史与现实的多重知识话语，并成为诸多现代作家进行国民性批判与“现代性”想象的重要载体。在新中国语境中，儿童文学又承载了新的知识话语，指向了培养社会主义“新一代”的时代隐喻。如此，就需要创造新的儿童文学观念，来引导儿童文学创作，进而强化新中国少年儿童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认同与理解，为培养社会主义新一代提供文学示范与思想指引。这种政治性与文学性相统一的现实期待，成为《儿童文学选》诞生的内在动因，并驱动新的儿童文学知识体系的构建。
二、《儿童文学选》与儿童文学典范
《儿童文学选》有一套选编程序，由中国作协创委会“秘书室在平时阅读的基础上，参照各有关部门、单位送来的推荐目录，提出拟入选的初选篇目，经时任创委会副主任的菡子过目、审定后”28，“由文井最后审定篇目并作序”29。筛选与审定推荐篇目的选编实践，折射出新的儿童文学观念对文学生产的影响。换言之，筛选而成的《儿童文学选》中，隐含了确立新中国儿童文学典范所需的理论、逻辑等创作实践层面的方法与标准，包含着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
“儿童观是儿童文学的原点……儿童观总是在制约着儿童文学的发展，决定着儿童文学的方向。”30所以，儿童文学典范首先要确定的内容，便是确立何种新中国儿童观的问题。考察《儿童文学选》收录作品的主题、主人公形象、题材等内容，可以发现新中国少年儿童的成长与发展，与过往儿童文学与民族解放、社会革命相联系不同，是统摄于新中国社会发展与国家建设的论域内的，少年儿童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接班人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并在此间实现自身的解放与发展，这便完成了新中国儿童观的历史创造。《儿童文学选》的“编选说明”，强调“第二次文代会”之于儿童文学的重要性，但“儿童文学”在现代知识体系中，又是一个“由目标读者所定义的文本集”31，一方面社会教育对少年儿童有具体要求，另一方面少年儿童的心理年龄特征，又决定了他们特殊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趣味。因此，儿童文学是一种区别于成人文学的特殊性知识，它既要满足社会教育要求，又要兼顾少儿心理，其知识生产、观念传达与成人文学的差异性便由此体现，这就需要创造适用于少年儿童的文学观念来指导其文艺实践。所以，如何平衡新中国文学的现实要求与儿童文学特殊性的关系，便成为典范的儿童文学观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儿童文学选》以具体作品，展示了新中国儿童观在创作实践中的运转机制。创作者意图通过中国共产党人的引导，来协调社会教育要求与少儿天性的关系，以劳动教育来塑造新中国少年儿童的思想与身体，进而重建少儿世界中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少儿天性既得到政治正确的保障，又弥合了现实要求与少年儿童“内部”生活的逻辑关系，进而平衡新中国文学现实要求与儿童文学特殊性的相互关系。《儿童文学选》的“序言”，则从理论层面出发，通过论析“对所谓少年儿童文学的特殊性这一个问题的理解”32和“对少年儿童文学的教育意义的理解问题”33，回答了平衡二者关系的思想理路。其核心观点是承认儿童文学的特殊性，但需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为指引，“以共产主义的精神去教育他们”，34并拒绝“乏味的说教”，排斥“对教育意义的庸俗的狭隘的看法”35。所以，典范的儿童文学观有意协调现实教育诉求与少儿天性的相互关系，并意图建构一种既尊重儿童发展规律，又契合时代要求的儿童文学观念，探寻成人生活与儿童世界的对话关系，进而实现双方的价值表达。但面对新中国初期的文学政治语境，这一设想也面临挑战。同时，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观也并非没有缺陷，它否认“幻想”是少年儿童文学的主要特点，这与儿童文学的基本属性又有一定距离。
儿童文学典范的确立，不仅内含新的儿童观念的创造，更通过《儿童文学选》中的具体作品，对典范的儿童文学作品题材与主人公形象进行了示范。以叙事内容为视点，可将《儿童文学选》中的作品题材分为三类，分别是革命斗争题材、劳动教育题材和展现共产主义美德题材，而这三类题材在整部选集中分别为9篇、11篇和20篇。
通过对作品题材的定量统计，可见展现共产主义美德的作品占首位，具体为对少年儿童爱祖国、爱劳动、团结友爱、富有探索精神等优秀品质的呈现。新中国少年儿童作为“新生活的继承者”36，国家权力话语对其思想品质和文化修养有明确要求与现实期待。因此，《儿童文学选》对表现共产主义美德主题作品的偏重，不仅以文学行动实践了新中国少年儿童未来发展的教育要求，更回应了少年儿童以何种素养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命题。占比第二位的是劳动教育题材的作品，其内容为问题儿童如何通过劳动教育改正错误思想，进而实现形象重塑，成为社会主义新一代中的合格成员。“劳动”是无产阶级理论建设中的核心概念，在中共领导的革命历程中，也逐渐形成了思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机制。在社会主义中国，“爱劳动”不仅是国民五项公德之一，37更是中小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38劳动不仅指向生产劳动，还具备精神塑造的功能。《儿童文学选》对这一题材的重视，不仅体现出对问题儿童教育的示范性理解，更凸显了社会主义劳动在塑造少年儿童价值观念和精神气质上的重要意义。占比第三位的是革命斗争题材的作品，这受到新中国初期重述革命历史创作潮流的直接影响。因为“一个所谓的现代民族，首先是一个政治民族，但是这一政治民族仍然需要文化的支持，而如何讲好这一现代民族的历史以及相应的神话建构，就成了叙述的重要命题”39。就儿童文学而言，同样需要确立其在社会主义共同体内部的价值观念，使少年儿童形成对新中国的正确理解，而叙述自身在“这一现代民族的历史及相应的神话建构”中的生命故事，就成为确立共同价值观念的重要方式。选文中革命斗争题材作品的整体时间，贯穿了中共革命斗争时期与新中国建设时期两个时段，这就在新中国革命历史内部生成了少年儿童的历史成长谱系，中共革命传统既在新中国少年儿童中得到了延续，又使少年儿童的未来发展获得了自洽的历史依据。有论者也注意到《儿童文学选》的不足，那就是没有“专为儿童写的反映工业建设、国防和交通运输业等等方面的作品”40，但这也意味着《儿童文学选》还有发展的空间。
《儿童文学选》中作品题材内含的知识话语，需要创造与之相适应的儿童主人公形象，来对其进行童年化转译与形象化表达。谭旭东认为新中国初期“儿童小说的主人公往往是两个对比形象——‘先进的’与‘落后的’或‘有缺点的’与‘没缺点的’”41两类，但这两类形象又存在由落后到先进的发展过程，隐含新中国儿童文学新人形象创造与现实教育的内容。因此，以知识话语为视点，将《儿童文学选》中的两类主人公形象再问题化，又可分为儿童英雄模范和问题儿童两类。42在这两类主人公形象中，儿童英雄模范形象占主流，他们或是劳动模范韩梅梅（《韩梅梅》主人公）、张福珍（《五分》主人公），或是革命小英雄“东山少年”（《东山少年》中的少儿群像）、卢大容（《和爸爸一起坐牢的日子》主人公），或是参与新中国反敌反特活动的小豆儿（《小豆儿》主人公）、三苕子（《三苕子》主人公），或是学习模范周小玲（《服务》主人公），等等。他们不仅表现出前文论及的新中国少儿优秀品质，也反映出积极投身革命事业或建设新中国的共同理想，他们还是具有明确时代性与现实性特征的新中国儿童文学“新人”。《儿童文学选》中的少年儿童，是以共产主义精神为指引，“德才兼备、身心健康、智勇双全的共产主义的战士”43，这就区别于旧中国父权制辖制下的少年儿童形象，与鲁迅笔下的少年闰土、阿毛、宝儿等中国现代经典少年儿童形象也有差异，与延安时期的“难童”“革命儿童”44形象虽有承继关系，但也有差别。他们创造于新中国历史语境中，具有明确的阶级身份，传递出明显的进步价值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现实政治的直接投射，而是呈现出“新人的广义政治性”45，他们既展露出新中国主流价值观要求的思想责任和精神使命，又完成了中国儿童文学在少年儿童形象上的新创造。吴俊认为“文学新人的政治性同时意味着文学的历史创新性”46，换言之，《儿童文学选》中的少年儿童形象，在具备明确政治属性的同时，也回答了新中国少年儿童在摆脱封建父权辖制，并获得政治身份、历史地位后，如何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继续成长的时代议题，这就与中国现代经典儿童形象区隔开来，完成了其历史创造。
需要注意的是，作为问题儿童的少年儿童形象，他们或是性格急躁的吕小钢（《吕小钢和他的妹妹》主人公），或是贪玩的吕力喧（《蟋蟀》主人公），乃至顽皮的小动物等，但他们并没有根本性错误，而是少儿天性中的“个人主义”被放大，造成其与模范少年产生差距。这显然不能成为新中国少年儿童共同体中的合格成员，而克服自身缺点的重要条件，便是社会主义劳动教育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引导，这也是《儿童文学选》中儿童文学新人创造的重要路径。这里的劳动，并不是指单纯的生产劳动，而是“我们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社会主义的新人所必需的经常性的思想教育……逐渐培养孩子们的劳动兴趣和劳动习惯，在启发他们的自觉的基础上，增强他们对于劳动生产的光荣感，使他们自然而然地热爱劳动和劳动人民，毕业后乐于参加生产劳动”47。劳动不仅是新中国少年儿童确立阶级身份的途径，还关乎其精神塑造的问题，《儿童文学选》中的问题儿童，正是通过劳动教育改正了缺点，在集体劳动中实现了个人价值，并重新定义了他们的社会关系，改变了他们参与社会的方式。同时，传统家庭伦理并不能完全改变少儿的“顽劣”心性，需要辅导员、村支书等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与引导。因为少年儿童不能通过自然身份所赋予的意义秩序进入社会主义新人序列，只有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引导，才能改正错误，实现形象重塑，进而成为真正的新中国接班人，成为“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下倡导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语境中，48讨论新中国初期儿童文学的劳动教育议题，既能见出二者在价值指向上的一致性，又反映出新中国教育观念的延续与发展。社会主义劳动不仅形塑了他们的身体和思想，拓展了他们的自我成长空间，还成为他们自我发展与自我解放的重要动力。
比较《儿童文学选》中两类少年儿童形象，他们似乎呈现出层级性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儿童英雄模范就是新中国儿童的主流形象，而是这一类形象呼应了新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的时代主题，继而成为时代主流。随着历史语境的改变，新中国推崇的儿童形象，又在这两类形象中流动、拓展。如王蒙在新中国初期创造的革命少年小豆儿，49与该时期开展的革命斗争活动直接相关，他在21世纪又创造了具有“问题少年”性质的猴儿三少形象，50而这一人物形象继承了儿童英雄模范的核心品质，继而呼应了新时代语境下培养健康活泼的“个性”少年儿童的主题，这就映射了新中国少年儿童形象序列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流转，实现了少年儿童形象的新时代创造。但是，不论如何流动与拓展，他们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国家与集体在其成长过程中的根本性作用没有发生改变，并持续影响他们在不同时期对模范素养的习得。少年儿童通过积极参与革命事业而成为革命成员，参加集体劳动而获得社会政治价值，通过劳动教育而重塑自我形象，他们寄托了创作者个人与社会主义集体将新的一代培养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人的共同期待。
《儿童文学选》传达了新的儿童观、出现了新的作品体裁，乃至创造出新的少年儿童形象塑造的路径与方法，并通过具体作品示范性地回答了新中国儿童文学典范为何及如何的重要命题。换言之，《儿童文学选》确立了一种新中国儿童文学“范式”，意在建构新中国儿童文学的“共同信念”，“这种共同信念规定了他们有共同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框架，从而形成了一种共同的科学传统”51。但是，“共同信念”又隐含着文学同一性表达的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儿童文学的发展，不过这并不影响这一“范式”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整体发展中的典范意义。需要注意的是，新中国初期在确立儿童文学典范的过程中，苏联文学资源作为一个潜在的参照对象，介入了儿童文学知识话语的生产，这在打开新中国儿童文学世界视野的同时，又引申出新中国儿童文学的本土化议题。
三、苏联资源与儿童文学典范的本土化议题
新中国初期，“由于建立当代儿童文学理论体系的迫切需要，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界确实受到过前苏联儿童文学理论的重大影响”52，导致如“儿童的社会教育方针的问题”53、儿童文学是“共产主义教育强有力的工具来帮助我们训练成长中的一代”54等苏联儿童文学观念，深度介入了新中国儿童文学的知识生产，甚至出现了“应该把它们（苏联儿童文学——引者按）作为先进的创作思想和在创作上具有指导性的先进经验来学习”55的声音。但这并不意味着新中国儿童文学对苏联儿童文学理论规则与创作规范的整体接受，而是以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本土化传统为指引，探索世界视野下的中国本土儿童文学创造，以突破苏联儿童文学经验的限制，进而实现自我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的5年间，大约有2000种苏联文学类图书在中国翻译出版，56但发行最广泛的不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典，而是其青少年文学作品，57这也在中国境内广泛传播了苏联的少年英雄形象和与之对应的知识话语。贺桂梅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导文艺规范的确立，直接关联着新中国进入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这一基本历史情境，由此源发于苏联的文学规范成为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基本原则”58，但社会主义中国有自己的文学性格与面临的现实问题，苏联少年英雄卓娅在中国传播过程中被编译与改写的事实，便反映了“中国政府及其教育部门的政策方针，以及中国共产党对青少年及其社会功能与任务的理解”59。而且在1956年，周扬两次报告分别论及“培养新的社会主义个性”60和“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批判地接受”61苏联文化的内容，这意味着在1956年初文艺界已经出现了讨论中国文学主体性的声音，并重新审视苏联文学资源，意图创造一种既能阐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关系，又能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的文艺思想，以创造出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征的中国文学。所以，新中国儿童文学在取径苏联观照世界时，也在思考如何在“世界”中表达具有民族性格的自我主体性。那么新中国儿童文学如何实践这一强调中国主体性的本土化要求，进而为创造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征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出示范？《儿童文学选》提供了一条具有典范性意义的本土化路径。
面对苏联文学，我们“跟他们处在同样的世界历史的时间当中，思考同样的普遍性的问题，面对同样的自由和不自由，但却是在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写我们自己的文学”62。所以，儿童文学典范在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下，强调“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写我们自己的文学”，便需要一个媒介来实现这一文学创造，而中国传统文学资源便是重要载体。通过重新认识和借用中国民间传统文学资源，创造新中国民间儿童文学，其“‘幻想性’特征被进一步激发、关注，当然‘幻想’所指向的是‘现实’，即革命浪漫主义”63。这样便弥合了新中国儿童观对儿童文学“幻想”特质的抑制，进而“不仅在创造新形式也在包容旧形式的意义上，构造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新中国民族形式”64，苏联资源也就转化为一个可供参考的他者，并内化为新中国儿童文学的构成要素。儿童诗《金色的海螺》与《马莲花》，即为实践这一路径的代表性作品，通过改写中国民间传统故事，协调阶级与民族认同，以重新获得共同体想象空间。阮章竞自言：“走的是向民歌学习的道路，我是极想把民歌和新文化运动的成果结合起来”，同时又受到“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的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形式这个讲话精神的影响”，65这也反映出本土化是其文学创作的重要面向。长诗《金色的海螺》改编自中国传统民间故事《田螺姑娘》，故事原型可追溯至晋代陶潜所撰《搜神后传》中的《白水素女》，讲述少年从水滨拾得田螺，蓄养在家，田螺化身少女执炊，与少年结合后被发现本体，其子因此受到奚落，故而离去的故事。经后世流传，出现了30余例变体，66故事结局也发生了改变。阮章竞在改写《田螺姑娘》时，保留了这一故事传统中的主体结构，但改变了难题考验这一母题的内容与走向，以往超然世外的神明，直接介入了现实生活，海神娘娘也从无法冒犯的神明权威转变成考验少年的长者。少年通过四次考验，得到海神娘娘认可，这就改写了传统民间故事中的神-人关系，也改变了旧有封建权力关系，隐喻了社会主义共同体内部人民关系的转变。革命功能在这个幻想空间内“批判性地延续”了民间文艺传统，故事结尾写道：“一年这样过去了，少年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67，隐喻了新一代在共同体内部形成了革命性的延续，最终生成了新的民间故事。如此，便激活了中国传统民间故事的当代活力，进而为重构传统民间故事，提供了具有方向性与可能性的书写范例。
亨廷顿认为：“一个文明权力的扩张通常总是同时伴随着其文化的繁荣，而且这一文明几乎总是运用它的这种权力向其他社会推行其价值观、实践和体制。”68作为“一个文明权利的扩张”物的苏联资源，在介入中共革命活动时，其“价值观、实践和体制”深度影响了中共政治制度与文艺政策的创构，但随着中国主体意识的觉醒，中国文艺也开始从本土文学传统中汲取发展资源。《金色的海螺》与《马莲花》作为新中国初期儿童文学本土化的代表性作品，调动了中国民间文化资源来转译苏联社会主义现代性，进而确立自我主体性，形成具有中国气派的儿童文学，这也是新中国儿童文学本土化实践的重要逻辑。从后来的文艺实践看，本土化路径的合理性也得到了确证。69《金色的海螺》一类改写中国传统民间故事的儿童文学作品，正是“批判地继承旧传统和创造新传统”70的典范案例，它创造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新的表达方式，对当下中国儿童文学在面对西方儿童文艺知识冲击时确证自我主体性与激活“民族形式”的创造活力，仍具启示意义。
《儿童文学选》内含的新中国儿童文学本土化实践，还存在另一意义面向，即“如何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中来想象、定义自身，以及在此基础上，为世界文学提供何种普遍性的‘中国经验’”71。因为“在两大阵营对立的世界格局和民族解放浪潮中，‘中国当代文学’本身就是一种‘世界性’文学、文化现象”72。由此，新中国儿童文学也是一种“世界性”的儿童文学，而在借鉴苏联文学经验后的本土化创造，便内含了在“世界文学”视野下确立新中国儿童文学民族性格的内容。同时，从现实语境检视新中国初期儿童文学的本土化实践，也是在面对全球性的现代性危机时，摆脱主流现代性思维，去考察曾被现代性思想排斥，但又内含特殊经验的文学资源，进而获得理解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自我确证的更多可能。20世纪5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存在的问题无需回避，73但该时期儿童文学对“新的人”“新的世界”74的塑造与书写，又生成了新质的少儿文化与文学，这也是在业已展开的“世界”中，对儿童文学主体性的确证，进而提供了在世界视野下确证自我的方法。这未必直接创造出具有“世界文学”意义的儿童文学，但生发出一条将儿童文学典范“作为活跃的历史主体去参与对当代普遍内容的辨析、理解和再界定”75的创作思路与研究路径，从而进入普遍性的理论空间中，探寻具有世界历史视野的中国儿童文学本土化道路。
作为新中国探索儿童文学未来发展的产物，《儿童文学选》内含的儿童文学典范，不仅折射出如何创造新中国儿童文学的原发性命题，还隐含了创造具有新中国民族性格的本土化儿童文学的现实期待。“在政治、文学形势发生变化、文学权力阶层认为需要调整知识前景和文学取向时，‘经典’的标准和构成的空间和自由度，也会发生或加大或紧缩的张弛的运动。”76因此，儿童文学典范并不是一种固定的存在样态或思想装置，它是一种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学观念，它在持续的理论建构与文学实践中，不断丰富“经典”的标准和构成的空间，协调其与现实语境的关系，进而实现儿童文学观念的自我更新。同时，它对本土化的思考也逐渐深化，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不仅从民间文学汲取资源，也从民俗传统、体育竞技传统，乃至饮食文化传统等民族文化传统中汲取文学资源与思想动力，并在变化的历史语境与“世界的历史时间”中，不断回答关于童年中国是什么，以及如何塑造中国少年儿童思想与身体的议题。
结语
《儿童文学选》关涉的新中国儿童文学典范议题，虽然与当代政治文化语境密切相关，但它从理论逻辑与创作方法两个层面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未来发展做出了示范，而且从当下儿童文学创作与研究实践来看，这种示范与思考仍具影响力与生命力。讨论儿童文学典范议题，不仅是以一种“内部视角”来思考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发展的自身逻辑，同时也是反思儿童文学典范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发展中产生的限制性影响，进而重新理解新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动力。此外，儿童文学典范内含的本土化内容，指向了创造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儿童文学议题，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要求。张旭东认为：“中国问题本身是世界范围内普遍性问题的一部分，但当代中国思想需要一个特殊的切入点；这个点的特殊性不是来自中国自外于普遍性问题，而是来自中国在反思和理解自身的普遍性时对原先的普遍性概念内部的特殊性关系能够获得一种新的认识、从而通过自身参与对这种关系的重构和改造，扩大普遍性范畴内部的丰富性、包容性和统一性。”77从新中国初期确立的儿童文学典范切入中国问题，并反思世界视域下中国儿童文学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探求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本土化实践，这就扩大了新中国初期儿童文学的意义面向，重新获得了理解新中国儿童文学“普遍性概念内部特殊性关系”的动力。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是在历史的延长线上对当下创造中国本土儿童文学议题的回应，也是对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发展道路区别于西方路径自为、自主的确证，更为今天中国儿童文学本土化讨论找到历史基点，进而完成对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本土化经验表达的反思与探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鲁迅与百年儿童文学观念史的中国化进程研究”（编号：19BZW143）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