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选刊》2024年第1期｜毕飞宇：欢迎来到人间（节选...
一
户部大街正南正北，米歇尔大道正东正西，它们的交会点在千里马广场。从城市地图上看，千里马广场位于市区的东北部，委实有些偏了。但是，老百姓不买账，老百姓习惯把千里马广场叫作“市中心”。“市中心”原先只是一个普通的十字路口，五十年前，伴随着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十字路口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椭圆形的废墟。为了体现时代的速度，一尊城市雕塑很快矗立在了椭圆形广场的中央。是一匹马，坐北朝南。绛红色，差不多像人一样立了起来，像跑，也像跳，更像飞。马的左前腿是弯曲的，右前腿则绷得笔直——在向自身的肌肉提取速度。马的表情异样地苦楚，它很愤怒，它在嘶鸣。五十年前，有人亲眼见过这匹马的诞生，他们说，天底下最神奇、最可怕的东西就是石头，每一块石头的内部都有灵魂，一块石头一条命，不是狮子就是马，不是老虎就是人。那些性命一直被囚禁在石头的体内，石头一个激灵抖去了多余的部分之后，性命就会原形毕露。因为被压抑得太久，性命在轰然而出的同时势必会带上极端的情绪，通常都是一边狂奔一边怒吼。
有关部门还没有来得及给这匹暴烈的奔马命名，老百姓就已经替它想好了：千里马。广场的名字就更加顺理成章了，只能是千里马广场。老百姓好哇，他们无私。他们习惯于剔除自己和撇清自己，十分用心地揣摩好时代的动机，还能用更进一步的行动把它体现出来。五十年过去了，千里马原地不动，它的四蹄从不交替。然而，这不重要。重要的是，马是速度，然后才是具体的动物种类。——这匹马足以日行千里，它畸形的体态和狂暴的情绪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千里马年近半百的时候，也就是二十一世纪初，户部大街和米歇尔大道再一次迎来了城市大改造。两条大道同时被拓宽了。事实上，街道的间距一丁点儿都没有变化，被拓宽的仅仅是老百姓的视觉，准确地说，错觉。——行道树被统统砍光了。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得，户部大街和米歇尔大道的两侧曾经有两排梧桐。梧桐树高大、茂密，它的树冠如同巨大的华盖。因为对称，树冠在空中连接起来了，这一来户部大街和米歇尔大道就不再是马路，而是两条笔直的城市隧道。隧道绿油油的，石块路面上闪烁着摇晃的和细碎的阳光。
行道树在一个星期之内就被砍光了。砍光了行道树，市民们突然发现，他们的城市不只是大了，还挺拔了。以千里马的右前方，也就是户部南路的西侧为例，依次排开的是各式各样的、风格迥异的水泥方块：第一医院门诊大楼、电信大厦、金鸾集团、喜来登大酒店、东方商城、报业集团大厦、艾贝尔写字楼、中国工商银行、长江油运、太平洋饭店、第二百货公司、亚细亚影视，这还不包括马路对面的华东电网大楼、地铁中心、新城市广场、世贸中心、隆美酒店、展览馆、电视台、国泰证券。在以往，这些挺拔的、威严的建筑物一直在马路的两侧，它们对峙，文武不乱，却被行道树的树冠挡在了背后。现在好了，高大的建筑群裸露出了它们的面貌，峥嵘，摩登，那是繁荣、富强和现代的标志。
几乎就在裸露的同时，户部大街和米歇尔大道上的那些铺路石也被撬走了。那些石头可有些年头了，都是明朝初年留下来的，六百年了。每一块都是等身的，二尺见长，一尺见宽，十寸见高。因为六百年的踩踏与摩擦，石面又光又亮，看上去就特别硬。缺点也有，它们的缝隙太多了。对汽车来说，过多的缝隙相当不妙，汽车颠簸了，近乎跳，噪音也大。即使是弹性良好的米其林轮胎，速度一旦超过了每小时八十公里，刹那间就会变成履带，轰隆隆的。比较下来，沥青路面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沥青有一个特殊的性能，那就是“抓”——它能“抓”住轮胎。这一来轮胎的行驶就不再是“滚”，更像“撕”，是从路面上“撕”过去的。再暴躁的兰博基尼或玛莎拉蒂也可以风平浪静。
沥青同样有一个特点，深黑色的。深黑色很帅气。深黑色的路面不只是宽敞与笔直，还深邃。一旦刷上了雪白的箭头与雪白的斑马线，大都市的气象就呈现出来了。绝对的黑与绝对的白就是绝对对立，它们互不相让、互不兼容。漆黑、雪白，再加上宽敞和深邃，现代感和速度感就凸显出来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不知不觉地，市民们也现代了，人们悄悄地放弃了“户部大街”和“米歇尔大道”这两个老派的称呼。想想也是，那算什么名字？充满了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气息，冬烘，烂污。人们把户部大街说成了“南北商业街”，简称“南商街”；米歇尔大道呢？毫无疑问就成了“东商街”。“南商街”“东商街”，多好的名字，直接，敞亮。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不是买就是卖。
第一医院的地理位置相当独特，就在南商街和东商街的交叉点上。这样的位置用“寸土寸金”其实都不能评估。不少商业机构看中了这块地，希望第一医院能够“挪”一下。就在市人大的一次会议上，第一医院的傅博书记用平稳的语调总结了他们的经营情况：“我们去年的年营业额已经超过了十个亿。”让一个年营业额超过了十个亿的“单位”从黄金地段上“挪”开去，开什么玩笑呢？
从视觉上说，第一医院最主要的建筑当然是它的门诊楼，所有的医院都是这样的。门诊楼马虎不得。门诊楼不只是实力，它还是展示与象征，它代表了一家医院所拥有的建制与学科，它理当巍峨。第一医院的门诊楼采用的是宝塔结构，它的底盘无比地开阔，足以应付每天九千到一万人次的吞吐量：挂号、收费、取药、医导和咨询。然后，每一层渐次缩小。到了它的顶部，钢筋与水泥戛然而止。三根不锈钢钢管支撑起来的是一座雕塑，简洁的、立体的红十字。在最初的效果图里，设计师选择的其实是大钟，类似于泰晤士河边的BIG BEN。傅博书记一票否决了。傅博书记严厉地指出，“钟”就是“终”——中国人为什么不喜欢用钟表做礼物呢？“送终”了嘛，不吉利了嘛。作为明清二史的“民科”，傅博书记附带着回顾了历史，大清帝国为什么就不行了呢？帝国主义阴险哪，他们送来了自鸣钟。一个送，个个送，一窝蜂，都“送终”来了，大清就不行了嘛。傅博书记补充说，患者们来到医院，是治病的，是救命的。你倒好，你让人家来“送终”？糊涂了嘛。也是，“红十字”多好，它透明，其实是一盏巨大的箱灯——实际上，用“红十字”做医院的标志，并不那么规范。但傅书记说行，那就必须行。——夜幕降临之后，“红十字”照耀在千里马广场的上空，它一枝独秀。它是安慰，是保障，也是召唤，更是慈祥。生了病不要紧嘛，谁还能不生病呢？来嘛，来了就好了。
门诊楼后面隐藏了另外一座楼，也就是外科楼。徒步在南商街和东商街上的行人一般是看不到它的。然而，在第一医院医务人员的心目中，它才是第一医院的主楼。它的位置至关重要。它的重要性从第一医院的空间布局上就一览无余了。在外科楼的半腰，有两条全封闭的廊桥。一条是“人”字形的，一头连着门诊楼的腰部；一头岔开了，延续到门诊楼的左侧，那里是急诊。另一条廊桥划了一个巨大的弧线，连接着主病房。在这条巨大的弧线尾部，同样有一个小小的岔道，一般人并不容易察觉，那就是高干病房了。至于一楼，外科楼的过道就更加复杂了，几乎连通了所有辅助性的科室。外科楼的楼盘底下还有一条通道，沿着正北的方位走到底，再拐一个九十度的弯，那就是停尸房了。
说外科楼是第一医院的主楼，有一点不能不提，那就是外科的学术地位。说学术地位也许有点言过其实，骨子里还是中国人的习惯心理。就治病而言，每一种治疗手段都是同等的。然而，人们不这么看。人们拿吃药、打针和理疗不太当回事。即使患者死了，人们也能找到合适的理由，谁还能不死呢？可是，患者一旦来到了外科楼，一旦动了“刀子”，情况就不一样了，人们会惊悚、会恐慌。中国人其实是有些害怕“刀子”的，它牵涉一个定见——腔体一旦被打开，人的“元气”就泄漏了，那可是大忌讳。出于对“元气”的珍视和敬畏，中国人普遍认为，外科更复杂、更尖端、更艰难也更神秘。所以，看病有看病的易难程序：吃药、打针、手术刀，这就有点类似于女人的战争升级了：一哭、二闹、三上吊。
可外科和外科又不一样。最常见的当然是“普外”，也就是普通外科了。既然有“普通外科”，那就必然存在着一种不再“普通”的外科。想想吧，脑外科，胸外科，泌尿外科，它们面对的是大脑、心脏和肾，这些重要的配件都要“吃刀子”了，怎么说也不可能是一件“普通”的事情。
2003年6月的第一个星期四。烈日当空。
6月里的阳光把外科楼上的每一块马赛克都照亮了，接近于炫白。那些马赛克原本是淡青色的，可剧烈的阳光让它们变白了。酷热难当。当然，外科楼内部的冷气却开得很足，微微有些凉。阳光从双层玻璃上照耀进来，纤尘不动。干净的阳光使得外科楼的内部格外宁静。这安静具有非凡的意义，“非典”，它过去喽。虽然官方还没有正式宣布，但是，空气里的气氛到底不同，它松了下来。外科楼内部的空气一直很特别，它是会说话的，要么不开口，一开口就叫人心惊肉跳。在“非典”闹腾得最厉害的日子里，外科楼内部的空气始终闭紧了嘴巴。这一闭就让所有的人如临深渊。这可是外科楼哇，患者一旦染上“非典”，想都不敢想——好不容易救活了，最终却染上了“非典”，白忙活不说，你说冤枉不冤枉？
现在好了，外科楼内部的空气开口了，发话了，“非典”就要过去了。过去喽。
——过去了么？也不一定。泌尿外科的空气还没有说话呢。泌尿外科坐落在外科楼的第七层。除了过道里的一两个护士，别的就再也没有什么动静了。但是，第七层的安静和外科楼内部的安静又有些不一样，是那种死气沉沉的安静。说起来真是有点不可思议，“非典”以来，短短的几个月，泌尿外科接连出现了六例死亡，全部来自肾移植。肾移植是第一医院的临床重点，可以说是一个品牌。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第一医院的人/肾成活率已经达到了百分之八十九，这很惊人了。就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面，患者的死亡率不降反升，这就不正常了。——外科大楼的第七层压抑得很，笼罩着缺氧的、窒息的气息。
六例死亡惊人地相似，都是并发症。虽说肾脏的成活状况良好，但是，因为急性排异，患者的肺部出现了深度的感染——肺动脉栓塞。栓塞会让患者的肺失去弹性。弹性是肺的基础特性，弹性即呼吸。一旦失去了呼吸，患者只能活生生地给憋死。从临床上说，移植手术始终都有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为了控制排异，必须对患者的人体免疫加以抑制；抑制的结果呢？人体对“闯入者”不再排异了，可是患者的免疫力却下降了。虽说是泌尿系统的手术，患者的呼吸系统却特别脆弱，很容易感染。仿佛是老天安排好了的，在“非典”期间，第一医院没有出现一起“非典”死亡，肾移植的患者却死在了呼吸上。好好的，患者的血液就再也不能供氧了。
接近午休的时间，泌尿外科病房办公室的医生与护士正说着闲话，有一搭没一搭的。他们回避了临床，故意把话题扯到别的东西上去。比方说股市。股市，还有房产，这都是恒久的话题了，类似于薯条、山楂片或者虾片，在某些特殊的时刻，它们都可以拿出来嚼嚼。傅睿并没有参与这样的对话，他坐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歪着，似乎已经睡着了。到底是在打瞌睡还是假寐，没有人知道。傅睿的习惯就是这样，一旦闲下来，他就要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去，闭上他的眼睛开始养神。傅睿不喜欢说话，别人聊天他似乎也不反对。你说你的，他睡他的；或者说，你说你的，他想他的。要是换一个地方，傅睿这样的脾性是很容易被大伙儿忽略的，然而，这里是第一医院的泌尿外科，没有人可以忽略他。他是傅睿。
办公室就这样处在了常态里，一个护士却来到了办公室的门口。她没有进门，只是用她的手指头轻轻地敲了两下玻璃。敲门声不算大，可是，声音与声音的衔接却异常地快。几乎就在同时，傅睿的眼睛睁开了。
护士戴着口罩，整个面部只能看到一双眼睛，这样的眼睛外人也许很难辨认。医生却不一样，他们一眼就可以准确地辨别她们。敲门的是小蔡。刚看到小蔡的眼睛，傅睿的胸口咯噔就是一下，人已经站起来了。
傅睿预感到小蔡要说什么，抢在小蔡开口之前，傅睿已经来到了门口，问：“多少？”这是一个医用的省略句，完整的说法应当是这样的：“血氧饱和度是多少？”
说话的工夫傅睿已经走出办公室了。“七十八，”小蔡说，又迅速地补充了一句，“还在降。降得很快。”
傅睿听见了。傅睿同时注意到了小蔡的口罩。她的口罩被口腔里的风吹动了。尽管小蔡尽力在控制，但她的口罩暴露了她口腔内部汹涌的气息。
外科医生与外科护士时刻面对着生死，某种程度上说，在生与死的面前，他们早就拥有了职业性的淡定。然而，肾移植是第一医院新拓展的一个科目，而傅睿正是第一医院的母体大学培养的第一代博士，所有的人都盯着呢。泌尿外科说什么都不能再死人了，不能再死了。
傅睿来到五病房，在十四病床的边沿站定了。田菲正躺在床上。这个十五岁的少女躺在床上，在望着他。田菲的目光是如此的清澈，有些无力，又有些过于用力。她用清澈的、无力的，又有些过于用力的目光望着傅睿。她在呼吸，但她的呼吸有些往上够。傅睿架好听诊器，在田菲的胸前谛听。田菲的母亲一把揪住傅睿的袖口，已经失魄了。她问：“不要紧吧？”
傅睿在听，同时望着田菲，很专注。他们在对视。傅睿突然想起了自己的表情，他在口罩的后面微笑了。傅睿没有搭理田菲的母亲，而是把田菲的上眼皮向上推了推。傅睿笑着对田菲的瞳孔说：“不要动，没事的。”
傅睿微笑着抽回自己的手，缓缓转过了身躯，一步一步地向门口走去。他眼角的余光在看小蔡。刚出门，小蔡就听到了傅睿的声音：“通知麻醉科。插管。送抢救。”
田菲，女，十五岁，汉族。双林市双林镇风华中学初三（2）班的学生。2002年9月起自感厌食、恶心、少尿。2003年2月出现明显水肿。2003年3月12日由双林第一人民医院转院，2003年3月15日入院。
某种程度上说，孩子的病她自己有责任，拖下来了。早在2002年9月，她就自感不适了，第一次诊断却已经是2003年的3月12日。拖得太久了。当然，她不能不拖。她刚刚升到初三，要拼的。为了班级与年级的排名，为了明年能上一个好高中，不拼不行。她在懵懂和沉静之中和自己的不适做了最为顽强的抗争，直到她的意志力再也扛不住的那一刻。
傅睿记得田菲是在父亲的陪同下于3月13日上午前来就诊的，一见面，田菲就给傅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傅睿记得田菲有一个小小的动作，有趣了。因为水肿，田菲的面部已经严重变形，成了一个圆盘大脸的胖姑娘。傅睿问诊的时候，田菲一直病恹恹的，却不停把玩着她手里的学生证。玩到后来，一张相片从学生证里滑落出来了，就在傅睿的手边。傅睿捡起来，一看，是一个陌生的小姑娘，宽额头，尖下巴，也就是所谓的“瓜子脸”。挺漂亮的。小姑娘正站在柳树的下面，一手叉腰，一手拽着风中的柳枝，她在迎风而笑，挺土气的一张照片。田菲望着傅睿，突然笑了，这一笑傅睿就从眉梢那儿把田菲认出来了。相片里的小姑娘不是别人，正是田菲她自己。田菲自己也知道的，她已经面目全非了。浮肿让她成了另外的一个人。但是田菲渴望告诉每一个人，她其实不是这样的，不是。她真的蛮漂亮的。当然了，这些话要是说出来就不好了，也没意思。所以呢，要用最有力的事实来做最有效的说明。事实还是胜于雄辩的。傅睿端详着田菲的相片，心坎里揪了一下。这孩子，都病成这样了，念念不忘的还是她的好看。傅睿一下子就喜欢这个姑娘了。他莞尔一笑，他用他的笑容告诉她，他已经知道了，她原本是个好看的姑娘。
傅睿把相片还给田菲，说：“不要急，啊，病好了，肿就消了，你还是你，是不是？”
小姑娘终于没有忍住，她对着相片说：“这才是我呀！”
“那当然，”傅睿说，“我可以把你还给你。”
“你保证吗？”
这怎么保证？傅睿是医生，他没法保证。小姑娘却犟了：“你保证么？”
“我保证。”
血项报告却没有傅睿那样乐观。田菲的数据相当地糟糕。肌酐：1500μmol/L；尿素：46mmol/L。人体正常的肌酐指标是每毫升35—106微摩尔；尿素则是每毫升2—7毫摩尔。田菲的肌酐和尿素分别达到了1500和46，疯了。结论是无情的，终末期肾病，俗称尿毒症。即使第一医院在终末期肾病的治疗水准上已经接近世界最高水平了，傅睿能做的其实也只有两件事：一透析；二移植，也就是换肾。
小蔡把田菲推向了抢救室。傅睿听见过道里刹那间就乱了。说乱是不准确的，只不过脚步声急促了而已。它来自过道，仿佛也来自另外一个空间。傅睿在最近几个月里已经第七次听到这样的声音了。和以往有所不同，傅睿终于确认了，这声音来自自己的心跳，他不敢相信自己的心脏可以如此铿锵，到了不管不顾的地步。可傅睿马上又想起来了，这不是自己的心脏，是田菲的。田菲的心脏在疯狂地供氧。
田菲在抢救室里依然看着傅睿。这孩子就这样，只要一见到傅睿，她就会望着他，用她清澈的、无力的目光笼罩住傅睿。但是田菲的呼吸越来越依赖嘴巴了，可嘴巴却无能为力。事实上，氧气管一直都插在田菲的鼻孔里，她有足够多的氧，全是她的。
麻醉科的医生过来了。她的到来其实只用了两分钟。这两分钟在傅睿的这一头漫长了。她没有说话，直接用她的肘部把傅睿支开了。她要插管。利用这个短暂的空隙，傅睿撩起了田菲的上衣。刀口的手工很好，可以说，漂亮。这些活儿本来应当是实习医生或住院医生做的，傅睿没让，他亲自上手了。如果说，刀疤不可避免，傅睿一定要为这个爱美的小姑娘留下一道最美的缝补线。傅睿轻轻地摁了几下刀口的周围，没有肿胀的迹象。一切都好好的，肾源也一定是好好的。他已经死了，她会再死一次么？
它还会再死一次么？
傅睿盯着田菲的刀口，失神了。他看见了自己的瞳孔，它在放大，它的面积足以笼罩整个世界。
做完组织配型之后，傅睿抽出一点时间，和田菲的父亲做了一次短暂的却也是详细的谈话。这个谈话是所有手术所必备的程序。事关生死，傅睿是主刀医生，一些话就必须在术前讲清楚。傅睿一点儿也不喜欢这样的谈话，可他必须说。不说怎么行呢？
短短的几个月，田菲的父亲似乎换了一个人，他的眼睛干了。也不是眼睛干了，是他的目光干了。这样的目光傅睿再熟悉不过了，大部分时候，傅睿都选择回避。他和患者家属谈话的时候一般不看他们的眼睛。正因为如此，傅睿给患者家属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他过于傲慢了——郭栋大夫就随和得多。
谈话刚刚开始，田菲的父亲就把话题扯到钱上去了。天底下最为混乱的一样东西大概就是患者家属的那颗心了。它忧伤，绝望，没有一丝一毫的逻辑性，却又有它内在的规律。其中，有一个阶段是和“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只要有足够的钱，或者说，把钱花光了，亲人的性命就一定有救。在这个阶段，家属们盲目地认定，钱就是亲人的性命。这个阶段一旦过去，他们的内心才会涌上来一股更大的恐惧，这恐惧超越了死亡——它叫鸡飞蛋打。
可是，无论你处在哪一个阶段，“钱”始终是一个无法规避的话题。都说尿毒症是“富贵病”，没错的。它实在是太耗费了，简直就是烧钱。别的不说，光是透析，一星期三次，一次三千元，一个月就是五万。这样的压力对任何一个普通家庭来说都是不堪的。相对于一般的家庭，等病人熬到手术台，一个家差不多也就空了。
傅睿是外科医生，不管钱上的事；也正因为他是外科医生，他对每一个环节的费用又清清楚楚。傅睿坐在田菲父亲的对面，突然感觉到自己成了一个营业员：客人问一声，他报一个价；客人再问一声，他再报一个价。之所以是营业员而不是小商贩，是因为谈话的双方都知道，这里面没有讨价和还价，都是一口价。
田菲的父亲却始终有些鬼祟，他不停地偷看周边。他在观察。好不容易等到办公室里只剩下他和傅睿两个人了，田菲的父亲欠过上身，十分迅速地拉开了傅睿的抽屉，朝抽屉里扔进来一把现钞。是卷着的，有零有整。也许是为了凑一个整数，中间还夹着了几枚硬币。田菲的父亲向傅睿伸出了一只手指，随后就把抽屉给推进去了。他的动作极为麻利，极为迅速，一眨眼，他就把所有的动作都做完了。想来他在脑子里已经把这个动作演练过很多遍了。做完了这一切，他回到原先的位子上去，力图恢复他们最初的对话关系。傅睿一时都没能反应过来，等反应过来了，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置了，只好望着对方的眼睛。这一眼让傅睿意外地发现了一件事，人穷志短和倾家荡产原来是这样的，都在眼眶里。傅睿同时还注意到，田菲父亲的表情突然轻松了，甚至都有一丝笑意。——能做的他都做了，希望就在眼前。
傅睿刚想说点什么，来不及了。田菲的父亲离开了，他是倒着退向门口的。一边后退一边做出“留步”的手势。他的动作快极了，巴结，猥琐，欢乐，甚至还撞了一下门框。
傅睿拉开抽屉，望着抽屉里的现金，摘下了眼镜。他把眼镜扔到了桌面上——抽屉里的现金模糊了，花花绿绿的。他一把就把抽屉推进去了。红包他也不是没有收过，收过的。但是，现金，还零零碎碎，这就怪异了。他把抽屉里的现金拾掇好了，捏在掌心，捏着钱的那只拳头被他放进了白大褂的口袋。假装着查房，他来到了田菲的病房。在玻璃的外侧，他用手指把田菲的父亲叫了出来。傅睿打算把他带到卫生间去。田菲的父亲却堵在了去卫生间的拐弯口，他当然懂。憋了很久的话就直接被他说出口了——
“你不收我不放心。”
傅睿的手放在口袋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傅睿的拳头刚刚在口袋里动弹了一下，田菲的父亲就一把把他的拳头摁死了，傅睿感到了疼。傅睿很生气，没有挣扎，放弃了。心事沉重。
监视器就在田菲的左上方，除了田菲，所有的人都能看见。血氧饱和度还在下降，下降的速度越来越快。血，还有氧，它们是一对冤家。血是离不开氧的，氧又离不开肺。当肺不能工作的时候，血就会拼命。它们会争先恐后，一起涌向心脏。这一来心脏就被劫持了。它就是人质。田菲十五岁的心脏已经发癫疯了，每分钟能跳到202下。为了给血液送上一点可怜的氧气，她只能依靠自己，她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她在张嘴。她张嘴的动作却越来越像假动作，张得很大，“吸”进去的内容却极其有限。她的嘴只能越张越大、越张越快。即使到了这样的地步，田菲依旧在看着傅睿，她的目光里既没有祈求也没有抱怨。
傅睿握着田菲的手，无助了。他的无助类似于镇定。所谓的“抢救”，说白了也就是一个程序。在该做的都做完之后，一个医生，其实也只有等待。等待什么呢？是死亡。死亡真的已经很接近了，它得寸进尺。
抢救室彻底安静了。抢救室其实一直都是安静的。田菲的眼睛半睁着，没有人知道她在看什么。当然，傅睿是知道的。全力以赴的呼吸已经耗尽了田菲仅剩的那么一点体能。她想休息一会儿。就在休息一会儿之前，她的下巴往上够了一下，却没能够着。她就松下去了。这一松只是一个开始，随后，她的整体就一起松下去了。即使松了下去，傅睿注意到，田菲依然在看着他。他弯下腰，凝视了片刻。田菲其实已经不看他了。她的瞳孔缓缓地失去了目标。
傅睿就那么站着，不动。他不动，小蔡和麻醉师自然就不能动。小蔡摘下口罩，喊了一声“傅大夫”；傅睿也摘下口罩，挂在了右耳上。他在恍惚。他的心已经碎了。他不该心碎的，但是，已经碎了。小蔡又喊了他一声，傅睿看见小蔡朝门口使了一个眼色。这个眼色傅睿当然懂。有些事护士是不便做的，有些话护士也是不便说的。只能是主刀大夫。傅睿把口罩取了下来，团在掌心，塞进了口袋。傅睿朝门口走去，他推开了抢救室的大门。门口站着许多人，他们似乎是从天而降的。傅睿在一大堆眼睛当中找到了田菲父亲的眼睛。
眼神是天底下最坏的一样东西。眼神在语言之上。只看了傅睿一眼，田菲的父亲就转过身去了。一个端着盘子的护士刚好从过道里经过，田菲的父亲扑上去，一把抢下盘子，回过头，抡足了，对着傅睿的脑袋就是一下。
咣当一声，人倒下去了。倒下去的却不是傅睿，而是小蔡。这个虚弱的男人为了发力，身体特地向后仰了一下，这才给小蔡留下了扑上来的时间。过道里顿时乱了，响起了一连串打砸声和爆裂声，随后就是号啕声。到处都是碎片与滚动的声音。一片狼藉。
——“没良心的东西！你还我的女儿！”
——“是你弄死了她！”
医院一共动用了五个保安才把傅睿护送出去。保安受过专门的培训，他们站成了梅花状，从五个不同的方位把傅睿夹在了中间。他们用身体挡住了失控的人群，一边挡，一边退。他们没有选择电梯，而是选择了楼道。到了楼道口，保安分成了两组：一组三个，守住楼道口；一组两个，陪同傅睿下楼。在这些问题上保安可是犯过一些错误的，他们以为医生只要下了楼梯就不需要保护了。事实上，一些患者的家属因为陪护的时间比较长，他们已经把外科楼的空间结构给摸清楚了。对他们来说，外科楼早就不是迷宫。去年就出过一件大事，三个保安好不容易把消化科的主刀医生带离了现场——医生下楼了，可刚来到了一楼的出口，他就把自己送上门了。消化科的主刀医生当场就断送了一颗门牙和两根肋骨。
已经是一楼了，傅睿却站住了，说什么都不肯走。两个保安看了看四周，没人。他们对傅睿说，不要紧，雷书记很早就发过话了，我们一定会把医生送到家。傅睿就是不走。保安说，放心吧，有我们呢。傅睿恍惚得很，就好像他的身边根本就没有这两个人。好在傅睿终于迈开他的脚步了，刚走了两步，却走到相反的方向去了。保安跟上去，正准备拉他，傅睿拐了一个弯，从另外一个入口再一次走进了外科楼。
外科楼在结构上的复杂性外人永远难以预料。傅睿走进的其实是外科医生的更衣室，也就是外科医生的第一个关口。只要有手术，外科医生都必须在这里把自己扒光了，清洗干净，换上统一的、消过毒的短褂、裤子，戴上帽子、口罩。就功能而言，这地方相当于外科医生的浴室。
傅睿一进来，柜台后面的值班护士就站起来了，十分熟练地递过钥匙牌和包裹。她客气却也有点疑惑地招呼说：“傅大夫今天没有手术吧？”
傅睿没有搭腔。他换了拖鞋，取过钥匙牌和包裹，进去了。两个保安正要往里跟，护士拦住了：“你们干什么？”保安说：“我们要把他送回家。”护士说：“外面等。”保安的口气即刻硬了：“出了事你负责？”值班护士软绵绵地说：“我不负责。外面等。出去。”
傅睿站在花洒的下面，对着花洒张大了嘴巴。他在喝水。洗浴用水是不能喝的，傅睿顾不得了。喝饱了，傅睿低下了脑袋，细小而又滚烫的水柱冲着他的后脑勺，水花四溅，雾气腾腾。
傅睿突然想起了烟。他想吸根烟。平日里傅睿并不吸烟，不能算有瘾。但是，傅睿也抽烟。每一次手术之后，傅睿到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吸烟。书房就是他的吸烟室，那里有一张款式非常特别的沙发，有点像女人用的美人榻。那是他的妻子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的。他喜欢半躺在沙发上，把两条腿跷起来，一直跷到写字台上去。每一次吸烟之前傅睿都要忍一会儿，把烟盒拿过来，取出一根，把玩把玩，十分用心地点上。然后呢，很猛、很深地吞上一大口；再然后，伴随着烟雾，把那口气徐徐地呼出来。像长叹。傅睿吸烟为的就是这一声叹息。因为烟雾的缘故，他的叹息可视了——他能看见自己的一声叹息以一条直线的方式从胸腔内部十分具体地排放出去。体内一碧如洗，万里无云。再然后，他的注意力就集中到两条腿上来，仔细详尽地体会血液回流的感觉。都说足球运动员是靠两条腿吃饭的，外科医生才是。傅睿最大的一个享受就是把他的两条腿给跷起来。
傅睿也不是每天都吸烟，只要开始了，通常就不再是一根。这和烟瘾无关，它取决于手术的数量。一台一根，也可能是一台两根。傅睿喜欢利用吸烟的工夫把自己做过的手术再“做”一遍。他在追忆，像默诵。外科大夫的记忆很有意思，大部分医生明明记得，他们却选择遗忘，或者说，强迫自己遗忘。这样的努力当然合理，手术都做完了，刀口都缝上了，只要自己尽了努力，那就不应当再记住它们，忘得越干净越好。另一部分医生也想遗忘，却做不到，星星点点的，他们总是能够回忆起来。傅睿的情况正好相反，他怕遗忘，他热衷于回味。傅睿的回忆其实更像是检索，这就牵扯到手术的一个具体问题了，也就是手术台上的判断。手术随时都需要判断，所谓的预案，通常都不管用。无论科技多么地先进，医学的预判与“打开”之后的情况总有一些出入，甚至，面目全非。现场的一切只能取决于主刀医生。他拥有一切权力，判断的权力和实施的权力。遗憾的是，他没有纠错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主刀医生无法果断，通常都会犹豫。也正因为无法果断，他只能加倍地果断。这一来，“果断”就伴随着疑问，越果断，疑问越多。能够检验这个疑问的，不是生就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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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收获》2023 年第3期（原书责任编辑 徐子茼），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 年7月出版，《长篇小说选刊》2024年第1期全文转载（责任编辑 李成强 刘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