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学》2024年第6期｜陈建功：我们脏的时候（节选）
陈建功，1949年11月出生于广西北海，后移居北京。曾在矿山做工十年，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从事专业创作。后调中国作家协会工作。曾为第七、八、九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作家出版社社长，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作品主要在小说、散文以及影视剧本领域。出版小说集《迷乱的星空》《丹凤眼》《找乐》《鬈毛》，散文集《我和父亲之间》《嬉笑歌哭》《从实招来》《率性蓬蒿》《岁月拾荒》等。小说曾多次获得全国性重要小说奖，作品被译为英、法、德、日、越、捷、韩等文字在海外出版。
我们脏的时候
陈建功
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
—— 一部文学名著里的人物告白
1.“人模狗样儿”话当年
“人模狗样儿”是个什么样儿？这是个问题。这词儿可以骂人，也可以自嘲；可以表示不屑，也可以表示亲昵。大约二十几年前，应该是在世纪之交吧，那时，江宁、洪胜和我之“人模狗样”正“初具雏形”，和当年的“窑哥们儿”们聚会了一把。
酒过三巡，当年的老矿长说在矿上，你们哥儿仨好得，恨不能穿一条裤子，现在还真行，都混出个人模狗样来啦！
江宁和他最熟。江宁从工人干到班长，从班长干到段长，后来也从段长又干到了矿长，最后还当了矿务局的头头儿。当时他已经从矿务局调到一家市属大型国有企业当老总去了。那位开玩笑的老矿长，对我们都知根知底。我们相识时，叫他师傅。用当下时髦的网络用语，人家那时就是“骨灰级”的窑工啦。后来当了矿长，我们便成了“徒儿们”。在矿井下一起玩儿过命的人，甭管官大官小，得意失意，也不管师傅徒弟，年龄几何，都是从石头缝儿里钻过来的，开起玩笑，也肆无忌惮。江宁便说，还说我们，当年你他妈的当我们矿长的时候，不也人五人六儿的嘛！
我们哥儿仨里面，论年龄，洪胜是老大。因为在北京西城胡同里长大，深得北京市井文化真传，是我们中间最为伶牙俐齿的一个。我们至今不知道在各自当官儿的那单位，是不是也都人模狗样儿的。反正我们哥儿仨凑到一起，或者说，和窑哥们儿凑到一起，是绝对不“装孙子”的。我猜，是看着江宁跟这位老师傅老矿长撒了欢儿，洪胜的胆儿也肥了，说贼操的，要不是逃脱了你兔崽子的魔爪，我们还混不到今天呢！
大家一起干杯、骂街，拍手大笑。
我们哥儿仨——严格来说应该是哥儿四个，十八九岁时一起去挖煤的、最为“铁磁”的四个哥们儿，除了王大溪早早就离开了我们，剩下的哥儿仨，现在都算是混得人模狗样儿了吧。
2.寻找一个直面灵魂的入口
我以及我们哥儿几个这点儿故事，我是早就想写出来的。29年前，应该是1995年。那时候，我刚刚从北京市文联所辖的北京作家协会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先是当创作研究部的主任，几个月后成为中国作协的书记处书记。那年夏天，时为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编辑的包兰英找上门来，说要约一组面向青少年读者的自传体作品，我算是他们社选中的作者之一。
我已经说过，20世纪80年代初文学复兴潮流骤起，我写过一些中短篇小说、散文和电视连续剧，至今早已烟消云散。之所以还有编辑登门约稿，大概是因为有个“官位”，也有点“人缘”。当时便想，不应辜负这份厚爱。于是就在“历尽劫波尚有泪，写完‘简报’已无诗”的俗务忙碌中，回身寻觅1968年到1978年间在京西挖煤时的往事，自然也就有了些感慨。以此拟了一个提纲，定名曰《十八岁面对侏罗纪》。
“十八岁”就是我到京西木城涧煤矿当矿工的年纪，那时我是人民大学附中“老三届”（67届）的学生，和江宁、洪胜一样，也都是造反派组织“井冈山兵团”的一员。所谓“侏罗纪”，就是我们所开采的煤层，这煤层据说形成于石炭二叠纪和侏罗纪之间。对地质，我是一窍不通的。“石炭侏罗”之类，皆为当年采掘队的技术员吕亦贤所言，大抵应不会错。看这题目，就知道写的是青春面对苍凉。
肖复兴的儿子、后起新锐作家肖铁，好像还赞过这个题目。复兴告诉我，肖铁看了我们这套丛书每一册的题目，说：“这个题目最好！”
但，二十几年间，虽说断断续续地写着，二十几年后，这个题目，也已经不想再用。
对于人类，“励志”应该算是一个有价值的话题，但对于我来说，似乎已经不再有给人励志的激情，更多的，是自我的悲悯。
十八岁，这是一个太过清纯的年龄，至少，在无数人的笔下，都称之为一个“太过清纯的年龄”。
我清纯吗？
或许再往前推10年，我还算“清纯”的。那时候我才八岁，一手被祖母牵着，一手被我姐牵着，跟在我爸身后，从南方遥远的北部湾畔的小城，搬到了北京。
我到北京后的第一个朋友，已经把他的名字忘记了。我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怀念他。我说这是一次可耻的遗忘，但这一点，是到了年届半百我才发现的。
我是小学三年级转到人大附小读书的。那时的人大附小，随着人民大学本部迁到西郊新址，也刚刚从城里搬来。人民大学的本部，原在铁狮子胡同1号，今张自忠路3号，即过去的段祺瑞执政府。高中时学鲁迅《纪念刘和珍君》，才知道那就是“三一八惨案”发生的地方。人大附小，或者是人民大学的寄宿制幼儿园，就在“铁1号”附近的白米斜街。尽管至今也未曾走过那条街，但我对“白米斜街”耳熟能详。我那时还不会说普通话，但能听得懂同学们鸡一嘴鸭一嘴的神侃。他们的话题永远是白米斜街的生活——寄宿时的趣闻，春夏秋冬的快乐……听他们说这些，我的感觉大概和今天一个贫寒子弟听富二代们讨论时装、吹嘘跑车相似。他们大概以为在一旁痴痴听着的我，根本听不懂。因为我一张嘴，他们就笑，来自僻远小城的我，寂寞而孤独。
很快就发现，有一个人的处境和我相似，甚至还不如我。他会说普通话，甚至也来自白米斜街，却很少和别人讲话。他每天都是默默地，牵着一头奶羊来学校，那羊肚子下一晃一晃的大奶子，格外惹人注目。
那时的人大附小，就在今天的位置，当然教学楼还没有盖起来。我们的教室是平房，教室外面就是绿地。那位牵羊的同学，每早牵羊过来，就把那奶羊拴在教室外的一棵小树上，任由它绕着圈子，四下里找草吃。不管怎么说，学校毕竟不是村落，天天带一只羊来读书，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观。
很快两个孤独的孩子就成了朋友，并且我也从对方那里知道了他牵羊上学的缘由——奶奶天天都要挤羊奶，是为了喂他那个还需要喝奶的妹妹。
“为什么不订瓶牛奶？”我问他。
他不再回答我。
后来我才听说，他的爸妈都是“右派”，妈妈刚生下了小妹妹，就发配到很远的地方去了。
我这才理解了他少言寡语独往独来的原因。再以后读到一些历史故事，才明白我关于“牛奶”的发问，与“何不食肉糜”很是相近。
如今我倒不是为那可笑的问题而后悔。我久久难以忘怀的是，几个月以后，当我自然而纯熟地掌握了普通话以后，当我因有几篇作文写得好，几次被老师叫起来朗读，也就渐渐被更多同学所接纳以后，我也就在这渐渐中，和那拴羊的朋友疏远了。
不是故意的，可是我的确沉浸于被群体所接纳的欢欣里。今天，他的名字，已经连一个字也想不起来。
这就是人的本性吗？在许多人看来，这不过算是孩子之间的友情故事吧？我却觉得其间深藏着喻示——无论有意还是无意，谁都在试图逃脱“悲摧”的笼罩，谁都不愿意被孤立，被弃置于主流之外。而我，从少年渐渐成为青年，其实也开始在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时代”里身处卑微了。如果说，孩提时的随波逐流是可以理解的，那么青年时代的卑躬与迎合则使我永远把自己钉在耻辱柱上。正如我于1982年从北京大学毕业时，在一份“思想汇报”里所感叹过的——
那时的我，是经受着时代的挤压，却要拿起笔，歌颂那个挤压我的时代的“我”；是对现存的一切抱有深深的怀疑，却又不断寻找着理论，论证存在的合理性的“我”；是被生活的浪潮打得晕头转向，只能紧抓每一根救命稻草的“我”。
这篇文章，在1982年初夏的某个晚上，8点整，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出。往牛里说，那节目就相当于当今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第二天，这文章又被《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等刊载。
那真是一个可以直面灵魂的时代。
然而，这篇文章，真的就是“新我”与“旧我”的诀别吗？
又不是，因为40年又过去了，我依然在这个“诀别”中“悲摧”着。
当然，那是另一本书的任务了。
那本书的书名，应该叫《人模狗样的日子》。
本书，《我们脏的时候》，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晚期名著《群魔》里一个叫列比亚德金的可怜虫之口，他的原话是：“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后来，这个人物和这句话，都进入了肖斯塔科维奇的最后一部歌剧，也成为其真伪莫辨的自述《见证》中的一声叹息。
有人声称从中听到了祈求、哀伤、怨怼和愤懑。也有人声称感受到了渴待与抗议……我以为，随便去想、去悟。
但我的收获是，它使我在这十年故事的迷茫中，找到了进入灵魂的入口。
3.“痞子翻天”的快意
1968年上半年，我正痴迷于办《红卫兵报》。北京中学所谓的红卫兵运动，已经实现了“大联合”，派别之争已成强弩之末。时至今日我还时不时自问，当时你难道真的没把这人生的抉择当成个事儿？
那时我天天奔走于人大附中、景山少年宫和《北京日报》印厂三点之间。景山少年宫进门左手拐进去，穿过少年体校的操场，就是寿皇殿的大殿。大殿西侧的一排平房，当时是首都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的办公地，也是机关报《红卫兵报》编辑部所在。《红卫兵报》是在地处东单的《北京日报》印刷厂印制的。因此我除了天天回西郊人民大学林园楼的家里睡觉，都是绑在《红卫兵报》那儿，不是到景山后街那边写稿编稿，就是去东单那边校对拼版。
对于只出过油印小报的我来说，出版一张铅印的报纸，是种新奇的体验。巨大的滚筒印刷机瞬间转动起来。卷筒上的新闻纸如平展展的布料，在辊轴中穿来卷去，再出来时，已是一份份折叠好的报纸。报纸自动叠加，码高，又自动打捆，顺着滑道，出溜到流水线上。只见一捆一捆的报纸，排着队运到车间东墙的一个闸口，嗵嗵嗵落了下去，落到早已停在楼外的卡车上……
我沉迷于这种过程，就像写大字报、油印传单直到铅印的文章，沉迷于当时时尚的文风，沉迷于“设问句”“反问句”，沉迷于雄文在胸真理在手的自信一样。“井冈山”的战友陈同学，每次看完我的文章都嘎嘎地笑，随后就是啧啧赞叹：“郭沫若说，‘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你这是‘设问反问，谁敢质疑’！”
4. 嫩骨西风
卢群利那会儿还是岩石六段的工人，代表木城涧煤矿到海淀区学校招工，洪胜却永远管他叫“人贩子”。有一次跟他逗，说“人贩子”你丫忒不是东西，把我们三百多号兄弟蒙来木城涧挖煤，连媳妇都给耽误了。你倒好，急里忙慌先把村里的头号美女勾走了，连一口都不给我们留！这“人贩子”对文化，还真是有几分敬畏，同坐一列绿皮火车去挖煤的，共三百人，都是“人贩子”卢群利从海淀区各个中学里招来的，包括清华附中、北大附中、人大附中、京工附中，等等。集合时间是1968年8月26日中午。始发站那时叫西直门火车站，现在则叫北京北站了。那时的西直门火车站，应该还是60年前詹天佑指挥修建时那模样。记得走上几级台阶，从拱券形的大门口穿过去，就进入候车室了。左拐是检票口。检过票往前走，看到几排木柱顺序排开，支撑着高高的雨棚，一直延伸到月台的尽头。月台的另一侧，就是停在轨道上的绿皮火车了。
卢群利应该是预先包下了三四节车厢。巨大的蒸汽火车头，卧在月台北端，滋滋地喷着水汽，团团雾气在人流中间飘散。水雾缭绕间，偶尔听到人流中爆出几声惊喜的喊叫。坐同一趟列车去做工的人，来自不同的学校。而这两年，海淀区的中学里也是“山头”林立。时而“串联”，时而“声援”。几大派别，还组织过好几个大型宣传队，排演大型歌舞，演遍了北京，甚至还演到了外地。在火车站与熟人相遇，不足为怪。我扛着那个有点吓人的行李包往车厢走的时候，就遇见了不久前在中学红代会认识的薛玉峰。
薛玉峰是地质附中的老师，是首都中学红代会核心组里唯一的教师代表。在红代会的几个头头儿中，他是喜欢嘻嘻哈哈的一个。一般来说，在那个时代能当上学生领袖的人，大抵是会经历过几个浮沉的，因此我见过的“领袖”们，似乎总有一点令人生畏的地方。比如陈永康，1968年初识时，他就叫我“建功同志”，几天前在少年宫向他辞别，他临别赠言还是那么正式，说：“建功同志，到煤矿以后好好干！”30年后，我们又见面了，那时他已经是很活跃的作家了。没想到一见面，他还是喊我“建功同志”，我心里就憋着没笑，心说你这老哥，怎么和30年前一样板正呢！薛玉峰可不一样，在景山少年宫认识时便见他毫无顾忌地开起玩笑。我和江宁、洪胜几个正在月台上走，只觉有人从我们身后超了过去，那一群人，你一嘴我一嘴的也聊得欢，忽然发现其中一位扭头看我，随即转过身来，喊道：“陈建功，你也去京西挖煤啦？”
薛玉峰应该是给他们地质附中的学生送站来了，他显然先是被一个大包袱压着的瘦小身影所吸引，直到转过身，那目光还停在我扛着的大包袱上。
我告诉他，前天到红代会辞别过，他没在。
薛玉峰还是惊诧地打量我，满脸不可思议的神情。
“你也要去挖煤？瞧你瘦得跟小鸡子似的呀！”
红代会那几位也是一样的眼神，只不过他把诧异喊了出来就是。
那一年我的个子一米七，体重不到100斤。
从小学开始，我也为自己发育之缓慢而自卑着。在班级里排队，由矮到高，我永远站在第一个。课堂上的座位，我也永远被安排在第一排。有些荒诞的是，小学毕业升入初中的那个暑假，人大附中初中的班主任叶老师，竟然让我出任体育委员。
1961年初中64（3）班开学的前半年，是我最为尴尬的半年。你想，瘦骨嶙峋的陈同学，带着个个人高马大的全班，喊着“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扩胸、压腿，做运动前的准备。
我估计叶老师也早早儿就发现了“所用非人”。半个学年结束，班委的工作就重新作了调整。我不记得自己是被“免职”还是被“改任”了，反正是不做体育委员了。
面子是给足我的。或许，让我当了个少先队的中队长？忘了。
又过去三年了，如今的我，已经过了18岁，个子倒是长高了点儿，可在旁人的眼里，还是那副瘦骨伶仃的模样儿。
想起薛玉峰的玩笑，心情难免纠结一下。
不过，也就是“纠结一下”而已。那年月，正号召“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我倒也跟着喊过。不过心里是从来没有“斗”过的，更别说“狠斗”啦，听到这句时，甚至还有点儿“冒犯”的心思——整天揪扯这些“一闪念”，难道不会把自己揪扯傻了吗？
因此，关于“身子骨”的忧虑，真的也就一闪而过了。
何况，身旁这些一起奔向京西的哥们儿，随着列车的“咔哒哒”，正聊得昏天黑地。
不知这帮哥们儿里，有没有人和我一样，心里犯过一点儿嘀咕？我甚至觉得，他们的那种快乐，比起我来更显得没心没肺。
“青春无悔”，曾经是，甚至可能至今还是我们同代人乃至一代又一代人回顾青春的豪言。
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譬如我。
“无悔”和“有悔”，其实都无所谓，它属于每一个人自己，甚至只是自己内心的一面。有的人此时还“无悔”着，彼时则“痛悔”起来；有的人到了麦克风前，还“无悔”着，未及言毕，心里已经开始流血了……
我问过一位与我感觉相近的朋友，问他为什么也不喜欢说“青春无悔”。
他说，其实说“青春”咋的咋的，又能咋的？我只是受不了那“壮怀激烈”的腔调啊。
是的，这话令我豁然开朗——我所厌倦的，只是真理在握义正词严高屋建瓴不容分说的那种信仰教主的姿态。
都活了快一辈子，难道我们还要充当别人的“信仰教主”？
我更喜欢和过去一样，低入尘埃，和大家分享尘埃中那青春的滋味。
…………
40年后，我们同一趟火车过来的窑工们，还有后来陆续加入的几届“青春走窑汉”们，重聚木城涧煤矿。
40多年未曾见面，一旦认出，便是肆无忌惮的哄骂，不分尊卑的调侃，随之而来的，或是毫无芥蒂的回敬，或是无遮无拦的笑声。“师傅们” 端着酒盅儿就冲过来，劝酒、干杯、朝领导骂骂咧咧，说你现在又不是在主席台上，别装孙子啦，当再大的官儿也是我们的徒弟，干了！
都知道我在矿上时就舞文弄墨，后来也靠着舞文弄墨混饭吃，几位熟悉的工友便推鄙人撰诗，以记离别四十年重聚之盛，敢不从命？写了今韵古风一首，名曰《醉歌行》。又请也是窑工出身的一位书法家挥毫作卷，代表大家赠予木城涧煤矿。后发表在2008年8月30日的《北京晚报》上。诗曰：
燕岭栖身未弱冠，至今犹闻笛声传。
嫩骨西风人堪胜？壮志深窟几度寒。
最痛青山埋忠骨，每忆倜傥泪满衫。
泣血青春天赐我，幸有诸君共悲欢。
敢忘当年相濡沫，风雨砥砺石可穿。
阴霾一自横空扫，鲲鹏扶摇万里天。
兄弟登高谁置酒？恨不再醉四十年。
人过半百天过午，吾做少年汝亦癫。
患难知己求一快，笑声朗朗泪潸潸。
5.走窑儿那地方
木城涧煤矿是1952年建成投产的，是北京矿务局下属八个煤矿之一。
早在几百年前，京西开采浅部煤层的小煤窑就已遍地开花。清末民初，先是门头沟一些村民集资开窑，随后陆续有中比、中美、中英等合资矿业公司创办，引进西方采矿技术，推动了京西现代采煤工业的崛起。
和现代采煤工业一道崛起的，是铁路。中国第一段自建铁路，就和采矿相关。是唐山开平煤矿总办唐廷枢谋划，把开平开采的煤炭运往塘沽码头，为北洋水师的军舰提供燃煤。岂料禀报朝廷引发争议。老佛爷慈禧太后终是不准，说轰隆隆的火车会震了龙脉，扰了清东陵的祖坟。“修铁路事小，惊动帝陵事大！”唐廷枢只好挖运河。挖了35公里，到了胥各庄不能不止步——前面是坡地，挖河过不了这道坎儿。最后还是请李鸿章再奏太后，请示咱修一段“马车铁路”行不？咱只铺钢轨，不跑火车，不惊龙脉，不扰祖宗，驾骡子套马，悄没声儿拉着煤车跑行不？李中堂就是李中堂，就这么糊弄着太后开了恩，使唐胥铁路得以开工。据说唐胥铁路通车时，指导筑路的一位洋人工程师看着好生奇怪，说好好的铁路为啥要轰着骡马来拉，中国人买不起蒸汽火车头吗？之后，他大概是实在看不过去，还出资自造了一个火车头，最终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此后又过二十寒暑，蒸汽机车已不为国人所惧。1905年，也就是光绪三十一年，朝廷不仅恩准修筑京张铁路，而且聘用留洋归来的詹天佑为总工程师。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的同时，修建了支线京门线，目的，和唐胥铁路相同——彼时的门头沟，现代采煤业正在兴起，京门支线，就是要把门头沟的煤炭，运往京张线上，作为火车的燃料保证。初始，京门线只修到了门头沟，随着煤矿一座一座往京西大山里延伸，铁路也随之延伸着，终点，就是我们300人抵达的木城涧煤矿。
门头沟木城涧显然已经是现代化的矿山了。之所以称之为“涧”，或许就因为它是两山相夹的一道河谷。河谷倒是蛮开阔的，只是已经干涸，平时只有一缕清浅的水，在南侧的小沟里静静地流着。一座铁桥把河谷南北两岸连接起来。桥南，直通401矿井的井口，不时有一挂满载原煤的罐车，由电车头牵引，咣当咣当从井口里冲出来，越过这铁桥，冲入盘绕于北坡山腰的轨道，奔着火车站方向的煤仓而去，日夜不息。电车头扬起的受电弓，在架空电线上划出蓝灿灿的火花，每当暮色吞没山峦，它们就是在山腰间盘绕的、流动的辉光。井口两侧，办公楼、调度室、更衣室、浴池，依山而建。它们的对面，隔着河滩看去，是职工食堂，再往北，是缓缓而起的坡地，参差错落的楼舍、俱乐部、图书室、大礼堂，甚至还有一个篮球场……高高低低排到北山的山坡下，再往上，是漫坡而上的野草野花了。远远的，老鸹山壁立于山坡之上。这老鸹山陡然而起，与另一山脊上逶迤而去的石壁相呼应，应是同一次地壳运动升腾出的地貌，而它又独立一峰，显得格外傲岸。至于它为什么叫老鸹山，从放羊娃问到老师傅，竟无一人说得清楚。1968年，中国正当“文革”的混乱年月，木城涧当然也成立了几个群众组织、打过几天“派仗”，但很快就消停了，还以年均煤产量130万吨的实绩，展示了工人们对“抓革命，促生产”的认同。此后它的高峰年产，竟达到250万吨之多，直到它的资源渐渐萎缩。到了2017年，也就是说，在我们大家聚集一堂，声言“兄弟登高谁置酒？恨不再醉四十年”那日子，木城涧矿实际上已经宣布停产了。
不知是接待我们的矿领导不忍道破，还是大家只沉浸于“患难知己求一快，笑声朗朗泪潸潸”里，竟都没留意传递的消息。
直到那次聚会之后不久，我才从网络上看到了那张照片：一个内燃机车的车头，拖着一节孤零零的车厢——仅仅一节车厢啊。它俩像一对孤独的老者，牵着手，踽踽凉凉于青山绿水之间。
这山这水，怎么这么眼熟？
照片下面的文字，验证了似曾相识的直觉——
西直门站——木城涧煤矿，京门线列车停运。
晚景凄凉。停运前，只挂一节车厢。全国唯一。
我不知道，这场面，是否真是“全国唯一”。
但这照片，真使我有些伤感。
从1968年8月到1978年4月，十年间，我月月往返于西直门和木城涧之间的这条支线上，有时还每月往返多次。全程大约不过80公里，居然耗时近3个小时。我坐的那十年，全是传统的绿皮火车，逢站必停，长则10分钟，短则3至5分钟。每站停车前，列车员都会站在车厢的连接处喊着：“……野溪到了，到野溪的下车！”“丁家滩到了，到丁家滩的下车！”……因此我熟记了沿线每一个站点：五路、西黄村、苹果园、石景山、三家店、门头沟、野溪、丁家滩、色树坟、王平村、落坡岭、大台，终点是板桥站，也就是我们木城涧煤矿了。
一个车头拉着一节车厢，那孤独的一对儿，恰从一个隧道里钻出来，行进在岩壁的阴影里。远景，是绵延的、洒满阳光的山岗，是在山峦间逶迤而去、闪着粼粼光斑的永定河……我甚至能想到这照片拍摄的地点和角度——电视剧《丹凤眼》拍摄的时候，我曾经陪着导演俞伟到那儿选过景。
当然那时候，从隧道里钻出来的，并不是孤独的一对儿，而是长长的一列，正是桃花盛开时，导演让辛小亮和孟蓓，那一对幸福的主人公，追逐于灿灿的桃林间……
看到那张令人伤感的照片不久，我读到了官宣的新闻，也看到了来自自媒体的传闻。那绿皮火车走过的京门支线上，煤矿一座一座相继关闭。一开始，一度繁华的矿区成为背包客探秘寻幽的所在，比如哪里有一座淹没于历史尘埃中的古庙，哪里有一条曾留下骡马和骆驼蹄痕的山路。随后，热心的网民们便讨论起老旧矿区该如何是好，因为在离北京稍近的石景山，以首钢厂区为中心，已被开发成现代工业遗址，更因为冬奥会滑雪跳台的建成，那里成了旅游的打卡地。随后的传说是——石景山以西，门头沟至板桥铁路沿线，包括周边的村庄、山野和矿区，都将被整合为北京的旅游观光区。
我的感伤因此而释然。任何东西，都不可能“万岁”。何况这一告别，将迎来一片更新的山峦和土地。早在35年前，1985年，作为作家，我应邀去美国访问了匹兹堡的一家露天煤矿，之后我写过一篇散文，告诉人们，被狄更斯诅咒为“人间地狱”的工业之都匹兹堡，已经告别了环境的灾难，开始以“大地道德”自律。我记述了露天煤矿的开掘者如何回填地表的泥土，甚至还按照法律的要求，敷盖上腐殖层，恢复曾经的草皮。那时我就想，我们的矿山，什么时候也能变成这“芳草萋萋”的模样？
布满煤尘的山道，将渐渐恢复自然的本色，沾满煤屑的绿草，也将鲜亮润泽，地表深处不再传来隐隐的颤动，幽深的林木间群鸟啁啾。
这岂不是你也期待的吗？
然而，我似乎又总是难以释怀。最终我才明白，难以释怀的是在心灵的最深处——也是这山野、岩层的深处，那些四通八达的巷道，那些我和工友一起扛着凿岩机，一圈一圈打过炮眼，一米一米地炸出的巷道。我也曾在奔驰的矿车中间蹿上跳下，用瞿瞿的哨声指挥它们，把一车一车岩渣拉到洞口外面……是的，岁月静好，将会掩埋山河腾起的尘烟，但对于我们来说，这尘烟似乎永远追逐着你一生的足迹。
未曾到过井下的人，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恢宏的气势带来的震撼。那巷道有如大树的枝条，延展于整个燕山余脉。平日里，哪怕你坐在火车里冲进一条隧道，虽然历时不过几分钟，你都可能在耳边听到惊心动魄的赞叹。比如我就曾听到有人说，哇，这隧道是把整座山给凿空了吧……为此我心里笑出声来。那时，我们曾天天坐在由电机车头牵引的矿车里，在这样的隧道里狂奔一两个小时。头顶上呼啸而过的，是裸露的岩石或是水泥砌碹的洞顶，你们将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从你眼前攸然而过的，除了扑面而来的灯光，还有不时闪现的岔道，每个岔道口里又有灯光闪烁，不知通向何方。你还可以坐着斜井的缆车或者立井的升降机下到另一个水平面，那里同样是井巷密布纵横八方。我记得头一次下井，坐在一列长长的煤罐车里向巷道的深处驰驱。大家安全帽上的矿灯，组成一条闪闪的光带，宛如一条游龙驱入苍茫星海。井巷四壁的照明灯，步道上走动的人影，呼啸着迎面而来的矿车，犹如斑驳陆离的一团，冲过来又骤然远去。回想至此，便不断感慨，青山绿水，当然值得期待，天高云淡，固然心旷神怡，但坐在煤罐车里，那“俊采星驰”的感觉，是再也找不回来了。
“青春无悔”还是“青春有悔”？无论怎样回答，都显得如此肤浅。
所以我才固执地说，那巷道给了我青春的滋味儿。
想到它们将被废弃，用不了多久，它们将坍塌倾圮，无人问津，甚至只能默默沉睡在地底，用当下时髦的说法，它只能等待给下一个地球文明甚至外星文明带来惊诧。
我不能不隐隐心痛。
……
（节选自《北京文学》202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