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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中国式“说理”

2022-08-30 15: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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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即思想。小说家的思想决定着他的风格,同时,他的小说风格,亦是其思想的艺术化表达。

不管“简洁”还是“冗长”,不管“傲慢”还是“平易”,任何风格都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形式问题,我们从形式入手,就会发现它们往往还区分着不同的“写作人格”与“文化伦理”,这也是我学习着理解小说“思想性”的前提。

在更多的时候,论及小说的思想性,我们大约都是需要格外谨慎的。至少对我而言,这个议题所蕴含着的潜在风险是:仿佛我们真的可以孤立地、抽丝剥茧一般地从小说文本复杂而统一的整体中抽检出一个陡峭的“思想”。事实当然是,并无某种不依赖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的组织而悬置于小说之上的“思想”。

当然,小说的思想性何其重要,毋宁说,是“思想”的置入和强调,才使得这门艺术有了今天这样的荣誉。但是,这个“置入”是如何兑现的?我们又不得不承认,那还是有赖于技术、风格等等我们称之为“小说形式”的那一面来完成的。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风格即思想。小说家的思想决定着他的风格,同时,他的小说风格,亦是其思想的艺术化表达。

谁都知道,谈论抽象的“思想”,容易导向空洞,于是,我们被迫过多地谈论了技术与风格。因为相对轻易,这种“被迫”的谈论又往往会显得夸夸其谈。那么,稍微有效并且不那么空洞与夸夸其谈的方法,也许是:我们最好扭着技术与风格,如同押着犯罪嫌疑人一般的,让它们去指认“思想”的现场。

就小说的外在风格而言,我们往往是从语言开始判断的——简洁与冗长,直接与繁复,平白与玄奥,等等,这些对立的文风,在我看来,也许正是指认小说家内在“思想”的基本线索。毋庸置疑,冗长或者简洁,都可以写出好的小说,但我们需要从中找准“好”的理由——这样写下的小说为什么好?打动我们的,绝非仅仅只是形式上的不同,而是因了形式的不同,萦绕其上的某些东西,更为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审美。

众口一词,说到小说的“简洁”,大家几乎都会想到海明威,没错,这位硬汉的确是20世纪小说家中最伟大的“简洁”楷模之一。

你一有爱,你就会想为对方做些什么。你想牺牲自己,你想服务。(《永别了武器》)

我始终相信,开始在内心生活得更严肃的人,也会在外表上开始生活得更朴素。在一个奢华浪费的年代,我希望能向世界表明,人类真正需要的东西是非常之微少的。(《真实的高贵》)

一想到我的生命消逝得那么迅速,而我并不是真正地活着,我就受不了。(《太阳照常升起》)

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老人与海》)

这是我随机摘选的几段海明威“语录”。它们不是非常具有某种“语录”般的语感吗?那么好了,这样你就明白了,海明威的“简洁”,除了形式上语句的短促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是以一种“语录体”一般的方式在写作。这种风格背后的写作者,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哲思性的大脑,并且,此类作者还需要有一点点的精神“傲慢”,他们常常会有一种“教师”的自我认定,认为自己是要说出真理来教导人的;他们不由分说,直接以自己的经验为普遍经验,至少是值得去普及的经验,同时,也不免会有着某种率先掌握了真理的沾沾自喜与理直气壮。

这样好吗?当然,如果在现实生活中,也这么自以为是,你一定是会遭到否定乃至批判的,但在创作中,道德趋向中立,小说家找到自己的腔调,在写作中抒发自己高蹈的气质,是会被允许乃至褒扬的。而且,这些先知一般吐出小金币式的“金句法”,也确有迷人的文学魅力。然而,如果我们从这种看上去外在的“金句法”中仔细辨认,其内在的“思想”便也隐约可见了,那便是我所说的精神“傲慢”与“教师”自认。

不,我绝不是要反对海明威,相反,他还是我向来推崇的那类作家。这除了说明作为一个读者,我有着被“金句”砸中的需要,有着被教师教导的渴望,还说明,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也有着些许的傲慢与自以为是的倾向。需要反思吗?也许是的。这不仅仅关乎对于小说艺术的理解,身为一个小说家,这也关乎我对自我人格的审视。“思想”由此发生:我为什么这样写?我这样写是为什么?风格的选择,是如何规定了小说的思想?

网络时代,对于“金句法”的迷恋,已然造成了显著的后果,“脑筋急转弯—金句—梗—表情包”,我们就这样一步步“简洁”下来,乃至逐渐放弃了组织复杂逻辑、不厌其烦地以“说理”来与世界和他人沟通的愿望,并且因了诸般愿望的递减,而逐渐丧失了这样的能力。

那么,这显然已不仅仅是一个文学的议题了,而超出文学之外的辩难,可能更有助于我们对小说那个“思想性”的理解。

朱迪·瓦伊克曼和奈杰尔·多德在《速度社会学》一书中指出:速度与加速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鲜明特征。而这种特征投射到社会交往,典型的表现就是语言的固定化、简洁化。对直接、简洁的普遍大力追捧会催生大量同质化表达,而同质化表达往往就是失语的前兆。

失语的前兆——若真的如此,我们对于硬汉海明威式的“简洁”,还能够不假思索地迷恋吗?与“简洁”相反,当然就是“冗长”了。就此我想到了刘震云。在我眼里,刘震云简直就是“话痨形”作家的代表,同时,也是深谙中国式智慧的一位前辈。

杨百顺十一岁那年,镇上铁匠老李给他娘祝寿。老李的铁匠铺叫“带旺铁匠铺”。铁匠十有八九性子急,老李却是慢性子,一根耙钉,也得打上两个时辰。但慢工出细活,这把耙钉,就打得有棱有角。饭勺、菜刀、斧头、锄头、镰刀、铲头、门搭等,淬火之前,都烙上“带旺”二字。方圆几十里,再不出铁匠。不是比不过老李的手艺,是耽误不起工夫。但慢性子容易心细,心细的人容易记仇。老李是生意人,铺子里天天人来人往,保不齐哪句话就得罪了他。但老李不记外人的仇,单记他娘的仇。老李他娘是急性子,老李的慢性子,就是他娘的急性子压的。老李八岁那年,偷吃过一块枣糕,他娘扬起一把铁勺,砸在他脑袋上,一个血窟窿,汩汩往外冒血。别人好了伤疤忘了疼,老李从八岁起,就记上了娘的仇。记仇不是记血窟窿的仇,而是他娘砸过血窟窿后,仍有说有笑,随人去县城听戏去了;也不是记听戏的仇,而是老李长大之后,一个是慢性子,一个是急性子,对每件事的看法都不一样。老李他娘是个烂眼圈,老李四十岁那年,他爹死了;四十五岁那年,他娘眼瞎了。他娘瞎了以后,老李成了“带旺铁匠铺”的掌柜。老李成为掌柜后,倒没对他娘怎么样,吃上穿上,跟没瞎时一样,就是他娘说话,老李不理她。一个打铁的人家,平日吃饭也是淡饭粗茶,他娘瞎着眼喊:“嘴里淡寡得慌,快去弄口牛肉让我嚼嚼。”(《一句顶一万句》)

这是我从《一句顶一万句》中随机摘录的一段。诚如书名,刘震云洋洋洒洒,却是在任何细节上都是用“一万句顶一句”的方式来书写的,缠绕,唠叨,不厌其烦,但却令人饶有兴味,并且莫名地变得缓慢与耐心。相反,那种海明威式的“金句法”,倒是“一句顶一万句”般的劈头盖脸了。

这随机摘录的一段,在句式上,倒也都是短句,但行文的逻辑却是“说理性”的,刘震云是在给你讲前因后果,讲人之常情,即便这之间的因果与常情,人人都司空见惯,但读着读着,你会因为了他的“平视”而进入到体己的情景当中。不错,相较于海明威的那种“教师”才有的“俯视”风格,刘震云“平视”的冗长与唠叨,产生了朴素而平易的吸引力。他把智慧藏在了朴素的外衣下,并不像另一个聪明人海明威那般的咄咄逼人。

这种小说的中国式“说理”,原来我们也其来有自。它也绝非只是小说的技术与风格,它是对“脑筋急转弯—金句—梗—表情包”的反动,一路回溯,直至找到我们说话的权力与能力的起点——讲理。是的,它即是“思想”,所表征的,是世界观,是方法论,乃至是一种更为本质的、中国式的“人民性”。

那么,你选择什么呢?什么是你的气质与气质所表征的思想呢?无论怎样,我想强调的是,不管“简洁”还是“冗长”,不管“傲慢”还是“平易”,任何风格都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形式问题,我们从形式入手,就会发现它们往往还区分着不同的“写作人格”与“文化伦理”,这也是我学习着理解小说“思想性”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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