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温亚军的小说,常令我想起《红楼梦》第十七回的情节:贾政携贾宝玉和众门客游览大观园,沿着园内一曲活泉行走,正在“山穷水复疑无路”之际,忽地一转,便是平坦宽阔大路,豁然大门前现。温亚军的小说便是这样富有设计感,他擅长在日常叙事里铺陈出非常规的个人传奇,叙事节奏通常较慢,行文平实细密,到了结尾处,往往有如神来之笔的转折。《驮水的日子》讲述“上等兵”和名叫“黑家伙”的驴在日复一日的驮水过程中,培养出的超越物种的情谊,笔触平淡又蕴含深情,如小火煨汤般温暖,收尾处却安排“黑家伙”和“上等兵”在分别之际,将自己佩戴的铃铛摔落、踩碎在地的情节,情感表达突然转为强烈,令人瞬间被击中泪点。《硬雪》里牧人冒着风雪寻羊,路遇独狼,如《老人与海》中的老人一样,他在搏斗的过程中不断失去,读者正当以为这会是一曲英雄悲歌,不料作家利用一个蒙太奇式的跳跃镜头,给了牧羊人一个泪中带笑的喜剧反转结局。《金色》先是一层又一层地设置悬念,淘金工人天良与妻子久别重逢时种种反常表现,令人疑窦丛生,最终谜底揭晓,读者才恍然大悟主人公名字“天良”里蕴含的玄机。《成人礼》《嫁女》中的男主人公,也都是到结尾处,才真正呈现和前文叙述的形象反差。每每读到此时,我总像《红楼梦》中随贾政游园的门客那样,忍不住笑叹:“有趣,有趣,真搜神夺巧之至!”
《石头记》也是这样一篇搜神夺巧的精悍之作。作家在历史的缝隙里展开想象,虚构了三国时期,魏国名将郝昭病逝以后,其家人的颠沛生活。故事开篇有意隐去人物背景,以第三人称视角,记叙一个叫抱石的青年农夫,为了赚得口粮养活老母和妹妹,不得已加入蜀军招募的采山石的劳役队伍。抱石与所有生活在乱世中的普通底层百姓一样,对宏观意义上的魏蜀大局并不关心,只表现出对兵连祸结的现状的厌倦和对家人三餐饭食的焦虑。在劳役队伍里,他凭借着略通医术的特长,建立了一定的个人威望,甚至还主导了一次小有成效的罢工活动。读到这里,读者会感觉这是一个英雄成长题材的故事,按照一般性的英雄成长的叙事模式,英雄在小试牛刀以后,将遇到更大的挑战,借此登上荣耀巅峰,确立最终的声名。可出乎意料的是,作者却安排抱石的人生迅速地坠落——在一场洪水过后,抱石被蜀军当成了损毁稻田的替罪羊,判处斩立决。接着,作家又安排了第二次出人意料的转折,借一段刑场告示,点明这个叫抱石的青年,实际上大名郝凯,是史书上那位赫赫有名的、以一千魏军逼退三万蜀军的陈仓太守郝昭之子。前文种种关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细密铺排,处处埋着草蛇灰线的闲笔,如“父亲在陈仓病逝后,抱石遵照遗嘱……连夜带着母亲和两个妹妹乔装潜出陈仓城”“早些年,父亲已看透世事,让抱石读四书五经之余,兼览一些日常所用的书籍,像《神农本草经》《水经》之类”“像父亲生前所说,活下去,才是根本”……至此,细碎的拼图终于补上最后一块,抱石的平生起落与史书里浓墨重彩的高光事件产生了前后文语境关系的链接,小人物的独特经历和大时代的典型经验彼此激活,宏大叙事与日常琐事双向互文,整个故事由此升华,呈现出惊心动魄的整体气象。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历史也是一种叙事,“如何组合一个历史境遇取决于历史学家把具体的情节结构和他所希望的历史事件相结合。这个作法从根本上是文学操作。”[1]反过来,作家进行历史叙事时,“确定从何种视点叙述故事是小说家创作中最重要的抉择了,因为它直接影响到读者对小说人物及其行为的反应,无论这反应是情感方面的还是道德方面的。”[2]新时期以来,作为对过去长时间宏大叙事的审美反叛,作家们偏好于选择从民间及个人的立场出发,以有别于正史的独立精神姿态和小众观察视角,去想象和描述个体在历史中的多样化生存样态,新历史小说由此成为一时主潮。从中国传统的文体概念来看,这种立场的转化,或许不是一种诗学的发展,而是理念的回归。毕竟早在东汉时期,班固就曾言,“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3]换言之,小说这种文体在中国的起源,最早就是一种稗史叙事和个人化想象,通过从民间个体出发的讲述,发掘传统历史叙事所遮蔽和忽视的一面,达到总体虚构下的微观真实。这或许是温亚军在《石头记》中采取第三人称视角和宏观全知视角相结合的原因。尽管大量的新历史小说选择使用第一人称,以期赋予其叙述以可信度,但由单一视角出发的观察,视野过于狭窄,主观色彩过于浓烈,而《石头记》以“抱石”视角来讲述亲身经历,既保持了叙事的可信度,也能达到适当的间离效果,增加文本的客观和理性色彩。作家本人所代表的全知视角,也并没有完全退场,通过结尾对正史的一段引用,补充了“抱石”的个人视角所不及之处,恰似在历史的场景里铺设了一近一远、一微观一宏观的两个机位,有助于更加立体地逼近历史现实的腹地。
对于作家来说,建构属于自己的历史叙事,不仅是一种文学上的技艺考验,也是基于其个人的性格、学识、素养、阅历等各方面,对历史进行一次主动的综合判断。在《石头记》中,温亚军在丛簇的细节考据基础上,认同民间智慧,回归生活本相,成功拓展了个人与正史之间的异质混成的狭窄空间。例如,他重视肉身体验,用了较长篇幅描述“饥饿”。在他笔下,饥饿“让人绝望”,不仅摧毁人的肉身,更摧毁意志。长期挨饿的人,即使吃饱,也无法去除对饥饿的记忆和恐惧:
他翕动鼻子,一碗温热的汤面条下肚,他终于感觉身体不再虚脱,但面对吃食,肠胃依然充满了极度的渴望。稍有犹豫,眼睛从空了的稷面窝头筐里跳到了白米饭团这边,只是那么一瞬,脑不及手,已经抓起了两个,还没挤出人堆,饭团塞到嘴里滑入肚子。白米饭团说不上难吃好吃,他没顾上细品,身子被挤压在人群的缝隙里,为的是多抢一钵汤面。
动词的密集使用,刻画出抱石在饱受饥饿折磨后,肉身和精神被饥饿记忆所主宰的不自主行为,不仅展示了作家高级的修辞水平,更反映了作家以民生为本的主观价值期待。与之类似的,他借助抱石是一名医者的身份设置,通过抱石的视角,展示了非正常环境下,各种肉体的创伤和病理性疼,以及由此衍生的精神创伤,试图借此还原乱世中平民生存的状态。结尾处更借助抱石的命运反转,帮助读者洞察历史的荒谬和偶然,抵达多面向的历史本体。
以民生为本的价值期待,同样体现在作家对主人公的命名中。“石”,形状千变万化,颜色或许有异,但永不改变其坚实的本质。无论是面对苍茫时间的耗磨,还是潺流激洪的冲刷,抑或风雷雨电的考验,“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抱石”的造词方法,类同于道家所说的“抱朴”,“抱”这个动词强调的是珍而重之,永存心底,矢志不移。赋予自己笔下故事主人公以“抱石”一名,表现的是作家对生性质朴、意志坚定之人的欣赏和赞美,也是表达一种对最朴素的生命至上、民生至上的价值观的强调和追求。抱石虽有医术和智计,却不萦于虚名私利,贯彻其行为始终的动机是民间最基础的生命哲学,即“活下去”,不仅努力让自己活下去,也想办法让亲人活下去,如果力有所及,则更进一步帮助近处和远方的他人活下去。班固曾在对小说下定义的时候,充满偏见地说小说是“小道”,“是以君子弗为也”,同时他也不得不承认“然亦弗灭也”。[4]从民间立场出发的稗史叙事中包含的如上朴素价值观念,或许就是其强大生命力之源。就如小说结尾处所描述的抱石被处决时的情景,“他面部坦然,略带微笑,表情似乎不含一丝人世间的悲苦,清澈的目光越过众人头顶,投向尉蓝的青天、洁净的白云,当然还有层叠的崇山峻岭”,个体在无序的历史洪流和庞大的社会机制面前,弱小如稗草,但朴素的信念闪光,却依然能够保存每个弱小个体的尊严。
注释:
[1]【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7页。
[2]【英】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王峻岩等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
[3] [4] 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