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山》与《抒情时代》：跨越代际的个人化抒情
陕西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镇之一，更是当之无愧的长篇小说大省，在当代文学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出现了代表文学时代高度的长篇力作。陕西作家视文学为自己的神圣使命，不但具有劳作奉献的“英雄情结”，还普遍存在长篇创作的“优胜情结”。在进入新世纪的20多年中，陕西文学园地里的长篇小说成绩依旧斐然可观，且依然是最值得关注研究的创作收获。
本文以新近面世的两部长篇小说为案例，一部是老作家晓雷的《浮山》（新华出版社2020年版），另一部是90后作家范墩子的《抒情时代》（安徽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意在追踪陕西长篇小说创作的当下行进状态，考察传统经验的迁延变化和小说新质素的渐次生成，并尝试通过地域性路径，观照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总体样貌和未来走向。
一
晓雷是上个世纪80年代已经蜚声文坛的诗人和散文家，而且早在1988年，晓雷与李天芳就合作创作了长篇小说《月亮的环形山》，已经显示出他们营构小说长卷的艺术功力。作家路遥在世时曾细致地阅读和评说过这个长篇，路遥敏锐地发觉《月亮的环形山》在艺术上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没有刻意追求小说的故事性，“作者表达的是对生活的整体经验，而不是讲故事，处处都是思想的火花和情绪的激流，因此处处引起你的触动”①。《月亮的环形山》是一种内倾型的写作，关注人的心灵世界，格调诗意而蕴藉。我们知道，风靡文坛的陕西另外几部长篇力作多追求广阔深厚的诗史特征，它们是外向型的，以宏大的美学力度而著称。比较这两种风格的写作，正如路遥所说：“《九三年》和《简爱》不同，一个着重于社会史的描绘，一个着重于心灵史的开掘，但不能说哪一个比哪一个更大更重要。实际上心灵的世界最大。”②对于当时的陕西文坛来说，心灵化的写作更具拓新意义，尤其针对长篇创作而言。小说独到的艺术风度，有晓雷作为诗人的内在情感力量的推动，也得自“天芳散文的语言和晓雷诗的语言”，《月亮的环形山》作为1980年代出现的独特小说文本，显然是丰富了以传统现实主义为单色调的地域性小说创作。
在新长篇《浮山》中，我们再次感受到了晓雷的激情和诗意写作风格。小说出版后被称之为“是一部向改革开放40年致敬的作品”③。它的时代背景是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是中国社会又一变革转型时期，作家笔墨所及是当代文学中并不鲜见的人物故事，即几个青年人走出乡村闯荡城市的奋斗历程，通过各自不同的命运遭际和曲折的心路轨迹，写人生的悲欢离合与爱恨情仇。作家既对动荡时代的城乡世界有全面纵深的展示，对变革社会的浮躁乱象、世道人心有深度透视与尖锐批判，同时在小说中寄寓了丰富的情感体验和多重人生思考，乃至通过人物关系的兜兜转转、机缘巧合，人物命运的升降沉浮、进退失据，给予读者有关自然物象和生命时空的哲思启悟。作家的大历史意识和倾注于生命现象的浓墨重彩，赋予小说与其长篇艺术形式相匹配的风貌格局。区别于陕西同代作家长篇小说厚重写实的特点，晓雷的创作依然凸显着诗人小说家的审美个性，最大程度地投入了作家自我的主观情志，营造出充满诗情画意的小说文本。小说中的主人公龙欲飞，从名字就可以感受其性格中动态激变的特征。在这个人物身上，最显著地传达出新一代农民挣脱人生困境、追求自我解放的时代情绪，他爱上书画，梦想有朝一日靠自己的天才和勤奋成为书画艺术家。从小到大，“他在潜意识里就不是农民”，他不断与命运抗争，哪怕走到天尽头，也不能容忍自己回到土地变成“庄稼娃”。晓雷将笔下的龙欲飞，推至同类文学形象的极端，人物的情感渴望和精神动力可以强大到冲破小说的故事逻辑，小说也依托大量的内心活动和灵魂拷问，来揭示底层青年奋进和痛苦的心理状态。《浮山》中当然不乏对外在环境和人物关系的实笔描摹，但在阅读中，带给读者最大的冲击力的似乎不是情节故事和情怨纠葛，而是投射着苦难、奋斗、理想和激情等主观情感的人物精神影像。这种对人物灵态的逼真追求，和作家情绪外化的诗性笔法，使《浮山》成为一部以精神性表达见长的小说。
晓雷的这部小说从酝酿到完成历时十年，他是在包括自己创作在内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走过了又一个30年之后，再次鼓起雄心投入到长篇营构的艰苦“征战”中。这期间，晓雷作为一名当代文学的同行者，一名文坛宿将，对小说艺术的晚近历史、思维观念的变化乃至叙述手法的多元探索，不待说是熟稔于心和反复考量过的。他的《浮山》中，明显地保留着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精神余脉，也可以清晰地看出作家突破传统小说模式的自觉努力，凭借创作主体饱满的情感灌注和诗化笔墨，营构自己独树一帜的小说风格。体会晓雷笔下的人物形象，无论主人公龙欲飞，还是他的三位少年伙伴鱼寅禄、鱼盼儿、鱼小雀，命运遭际和漂泊奋斗的轨迹各有不同，但每一个都是作为活跃灵动的人的个体存在，每一个都以自己的整个生命呼唤着人的尊严和价值。另一方面，与我们熟知的同类当代小说相比，晓雷在塑造形象时，虽然也是通过人物离开乡土闯入省城，表现他们的理想追求、情感世界和人性受到的强烈冲击；但特别不同的，则是作家将他的人物设置为几个爱好书法美术的草根青年，并将他们投放到古城的书画文人圈子当中，让他们在这个混杂着传统与现代、高雅与庸俗的文化名利场，摸爬滚打蜕变成长。这就区别于一般的农村打工者形象，龙欲飞们的人生理想不再仅仅是进城和改变基本的生存状态，而是跨越至更高的文化艺术领域，农民由追求物质生活的富有，向艺术人生和精神贵族的境界攀升，这就赋予了形象更新和更丰富的时代内涵，在某种程度上刷新了当代小说人物序列中的农村“新人”形象。
类比同时代背景下城乡社会生活的书写，《浮山》也提供了新鲜的故事内核，有着更宽广更丰富的阐释向度。我特别注意到小说中几个主要人物的奋斗史都有着各自的发展曲线，相互的交集与碰撞也全靠“命运”而非人力可为，作者放手让人物听从“命运”的安排，在时代社会和情感个性等种种内外因素的相互冲突、相互牵制中走向各自的结局，尤其爱情关系的阴差阳错，落在读者的预料之外，很难说是圆满但也绝非悲剧。小说结尾照应着开头，让四个青梅竹马的伙伴又聚在一起，还像小时候一样笑闹着，唱着祖传的“花儿”歌谣，然而物是人非昨日不再。在龙欲飞的画展大获成功之际，鱼寅禄被突然闯入的警察带走了，人生的苦痛和欢乐就像十字路口的红绿灯瞬间变幻，是结束也是开始。这么一部激情洋溢的小说长卷，读罢也会给人一种后现代的迷惘感和消解感，不能不说老作家在坚守同代人理想主义信念的同时，是努力让他的小说富有更宏大的思想格局和努力拓展着自己作品的精神疆域的。
二
青年作家范墩子的首部长篇小说《抒情时代》，以同样的变革时代为背景，同样写草根一代的奋斗史，但引人注目的是90后范墩子在小说写法上新的探索，以及带给小说文本令人惊喜的艺术新变。从中既可以看到新一代作家小说观念的变化，也代表着陕西文学正在蓬勃兴起的新鲜生动的创作力量。
《抒情时代》是一部悲伤的小说，阅读它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这种阅读体验似乎很久没有过了，又感觉似曾相识。小说在文字上其实还是很流畅的，所谓“痛苦”是指小说氤氲的情绪之雾带来漫无边际的压抑，有时候读得喘不过气来，对于文学阅读来讲，这应该是一种更有力度的感染。毫无疑问，作家对现代小说艺术经验的学习和借鉴一定是另有师承的，这是一部明显越出了传统写实范式的作品，虽然小说还存在一些不足，青年作家的第一部长篇还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置身我们这个文学大省高产量的长篇小说中，《抒情时代》属于为数不多的反抗小说常规、大胆追求陌生化艺术效果而得来的新作。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土”是农民的“命根”，“以农为主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④。说的是传统中国农民与“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生而得来”的紧密关系，而这种关系在20世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逐渐发生着变化，尤其是进入到20世纪末，农民的离土现象成为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也成为中国文学尤其是小说艺术反复表现的热门题材。事实上，当土地不能再赖以生存的时候，那些附着在“土地”上的神性光环，亦可能会逐渐褪色甚至消失。范墩子小说的上部题为“迁徙”，时间是1995年。主人公杨大鹏还是个中学生，每天“坐在门前那颗桐树的树杈上”，“我总把自己当成一只鸟，我迟早要飞出去的。我将从这个简陋的巢穴起飞，飞向那梦幻的远方”。还有主人公最要好的两个兄弟张火箭和骡子，“张火箭最大的梦想是能够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摩托车”，而骡子的日常生活就是在村镇里晃荡，那“也是他的梦想——做个闲人”。至于妹妹杨梅，在9岁那年就试图离家出走，“她的心里一直藏着一个疯狂的计划，不过是那双坏腿破坏了她所有的希望罢了”。此时此地，“人们的心已经被郭金龙的摩托车给搅乱了，人们的魂也已经被南方给吸走了”。挣脱故土变成孩子们“生而得来”的梦想，“摩托车”和“南方”则是梦想的象征物。坐在树杈上发呆的杨大鹏，“他眼眸里的忧伤比渭河还要长”。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些应该在乡野大地上撒欢长大的孩子们，也成了天生自带孤独感的一代人？这种无端的伤感和痛苦从何而来？
在范墩子的写作理想中，通过小说去反映所处时代社会的外在形态，不是他的重点，更不是他的目标。小说从本质来说应该是作家心灵化的产物，经过内在心灵的折射，小说在广义上应该也是一种变形艺术，而变形的程度又往往与作家向内转的程度成正比的。作为乡土写作中的新生代，范墩子更关注包括自己在内的最年轻的一代离土者，在城乡交汇的洪流中心灵世界发生的激烈震荡，记录和描绘特定时空下人与乡的爱恨纠缠，和这纠缠投射在人物心理上的斑驳影像。这种更为内倾性的写作诉求，推动作家在小说形式上进行更为自觉的探索。小说名为《抒情时代》，作家却无意状写完整的时代进程，也没有构想出丰富的故事情节和复杂的人物关系。从读者的惯性思维去看，不但故事是单线条的，作品写人物的笔墨也是极节省的，甚至很多是模糊不清的。作家明显用力于人物的精神状态，村镇静态生活的被搅破和四周弥漫的惶惶危机，都是通过人物不可名状的奇异感受以及超常态举动表现出来的。小说中的“我”（杨大鹏）、杨梅、奶奶，作家特别赋予他们不同寻常的灵异感觉，遍及所有的“人们”和天地万物，都在某种程度上感应着所处世界的变化。小说如此写“迁徙”来临的之前的村镇：
人们都在等着，等着什么大事的发生。连树杈上的麻雀都在等，还有藏在野草丛里的蚂蚱、螳螂、蚂蚁、蝴蝶，它们也在等。远方的山在等，沟里的柿子树在等，村口的大青石在等，狐狸在等，沙土在等，理发店的理发师在等，基层的公务员在等，孔雀在等，骡子在等，白鹅在等，院落里的竹子在等，蜗牛在等，正在麦地里放风筝的少年在等，郭金龙和张火箭也在等。全镇所有的人都明白，就这样等下去，总会等到什么大事发生的。
就像在预感一场大地震将要爆发，等待本身就已足够惊心动魄，大时代的巨变将是如何天翻地覆泥沙俱下，似乎无需再费力描绘渲染。《抒情世界》通篇以主观化视角写人物的感觉世界，譬如写“我”在焦躁不安的情绪控制下，眼中看过去的景象是完全变形的：“电车门刚刚打开，我就看到城墙倒塌在摇摇晃晃的日头里”“有人将脑袋卸下来，挂在路灯上，路灯就显得更亮堂了”诸如此类的句子，在小说中比比皆是。这容易让人想起新感觉派的“物我合一”和“意象叠加”，将人的主观情绪注入感觉和想象的文字中，带来写实主义手法难以企及的强大艺术效果，因此使小说具有了鲜明的表现主义特征。
文学的表现主义除了注重启用主体生命的感性机能，还赋予创作浓烈的情感特质。《抒情时代》以自我为喷发口，倾泻出一代人的生命渴望、自由理想以及求而不得的精神痛苦。那些生活在底层的奋力改变命运的年轻人，他们在幻想中逃离，在逃离中挣扎，在挣扎中寻找，在寻找中回归。青春期的力比多和生存环境的巨大反弹，形成一种左突右奔的无规则竞技场。成长在如此激变和混乱的时代，坎坷遭遇和创伤历练如不能转化为人生的财富，就极可能使生命受挫而委顿、人性迷失而陷落。小说写青年人在个人奋斗道路上由决绝离去到回首故土，其精神核心锁扣在主人公救治心灵的情感渴望上，作家于现实世界和灵魂世界的交织穿行中构筑属于自己的小说世界，其最大冲击力来自人物不寻常的精神状态。阅读小说时总令人联想到中外文学史上那些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者，那些绝对的孤独者，他们既不与外在世界妥协，也未曾一刻放过自己。作家倾力写出人物内心的狂风暴雨，对自我心理冲突的精彩呈现，是这篇作品的独特性和生动性所在。
范墩子在小说自序中说：“无论是写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我都是在表达自己最真实的情感。”⑤通过这个长篇，更欲将自我世界发生的殊死搏斗及其精神痛苦一览无余地表现出来。为此，作家将小说更彻底地向心理与情绪的层面倾斜，更加拉近甚至消弭了叙述者和故事的距离，将作家自己的内心生活大面积地覆盖在人物身上。小说不仅运用主观化极强的内视角和心理情绪结构，而且借用两个叙述者的口吻，在不同情境和不同的方位进行内心观照和自我审视。杨梅这个角色，其实就是另一个杨大鹏，同时也是叙述者本人。作家自己也说这个少女“她是另一个世界的我，我们是统一的个体，并无身份、面貌和地域上的差别”⑥。杨梅是小说中一个精灵样的人物，作家赋予她非常丰富的表意功能，杨大鹏是挣脱村镇的那个“我”，而杨梅则是守着村镇的另一个“我”，他们兄妹情感中多少含有伦理禁忌的男女之爱，是不是隐喻着一个圆整的自我生命的痛苦撕裂？或者可以理解为这一个“我”离开村镇，便意味着失去或者背叛了另一个更真实的“我”？所以，小说中部开始的都市生活中的杨大鹏，就是那个残缺的空心的带着面具的不真实的“我”；所以，“我”不但一直坚持寻找南下父亲的下落，带着“逃跑的兔子”的面具与杨梅“网恋”十年，还写出长篇小说《寻找杨梅》；所以，他给自己儿子取名“杨小镇”，讲给儿子的故事中，不断出现智慧的“羊人”和山野的“妖风”。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找回那个离开了“树枝巢穴”却无处着落的“我”，找回村镇的家、自己的血脉根系。这样的解读在杨梅这里同样可逆，她也在逃离的“哥哥”身上窥见自我，那个长了翅膀能自由飞翔的另一个自己。这种与他者互为镜像的“二重身”叙述方法，对应着后现代语境中人的存在的孤独与精神幽灵化，是带有浓重哲学意味和深得先锋小说艺术神髓的一种尝试。
三
之所以把《浮山》和《抒情时代》放在一起讨论，除了将其当作陕西文学界长篇小说的最新收获来追踪，还有令人感慨的一层意思，就是这两位作家的年龄，晓雷是1939年生人，已进入耄耋之年，而范墩子是90后作家，属于文坛新人，由这一老一少的创作，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陕西作家在长篇小说方面持久的创造力，对他们作品的解读分析，也多少有助于我们对长篇小说创作现状和未来走向的综合考察。
作为老一代的小说创作，《浮山》已然个性鲜明，表现出相当自觉的主体觉醒的精神特征。在体会作家的创作心态时总有一种把小说当诗来写的感觉，晓雷表现出的对人生的主观把捉力和倾注于人物身上真挚热忱的情感，特别是在形象塑造中出现的大量灵魂自我剖白，使人物的心理与作家的情绪都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挥发，这些都是超出了当下很多叙事文学作品的，显露出作家独特的个性气质和审美风格。但总体来看这部长篇力作，它无疑还是归属于现实主义小说系统的，表现在小说依然偏重于展示变革时代的社会生活和人性的迁延变化时，不忘构筑宏阔的史性写作框架，以及依然以传统的线性因果关系为小说叙事的逻辑依据，也还主要沿用着全知全能的外视角，即传统的社会历史学视角。在《浮山》中，既能感受到小说强烈的情感质地，但也不是信马由缰式的无边无际，作家还是牢牢把握着小说的理性中心，以传统道德力量统摄着小说的思想走向和价值判断。作家最为钟爱的主要人物龙欲飞身上，体现着老一代所崇尚的理想主义情怀与英雄主义气质。在当代文学走过新世纪的20年后还有《浮山》这样厚重又激扬的长篇小说问世，不禁要慨叹我们史诗性文学传统的源远流长。作家晓雷十年梦想苦苦求索，在人生的晚境依然立志书写自己的时代和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在这部来之不易的小说长卷中，分明看到了这位诗人小说家的浪漫主义身影。
相比晓雷这一代作家，无论人生阅历还是艺术积累，都非年轻的范墩子所能望其项背。单单《浮山》中呈现的古城书画界的复杂人事以及相关书画行业的丰富知识，以及对传统艺术思想的理解，就非长久浸润所能达到。对于范墩子来说，生活积累既非长项也无意成为创作的主要凭借，他显然更专注更用力于小说的向内生长。在《抒情时代》之前，范墩子已有数量不小的中短篇小说发表，但尚未有过写作长篇小说的经验，他在小说自序里描述了自己进入长篇时那种忐忑不安的心情，在长篇小说家族中，不足20万字的《抒情时代》算是个短章了，即便如此，“用十多万字的篇幅讲述两个人物的命运，对我而言确实充满了挑战”⑦。于是作家在小说做法上多下了功夫，他找到了小说书写时代的另一种结构，就是构筑心灵史的思路。小说不求故事的完整连贯性，而是把主人公近30年的生活加以有效的切割，每十年转换一次人生场景，在三个时间节点上展开人物的奋斗和心路历程，中间不断用人物视角的转换来间离情节线索，以凸显人物的心理状态。作家也舍弃了当下比较流行的日常生活流的写法，强化小说的矛盾冲突，尤其注重对心理内部冲突的表现。在小说拆解现实生活合理性的叙事逻辑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拧巴和非常态，亲人、恋人和朋友之间，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对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一种情感和人性撕扯的角力场。用不同于物理时空的心理维度来结构小说，才有可能将30年社会时代的剧烈变动，纳入到有限的小说篇幅中，这种由内而外的辐射状小说结构，正是现代主义以少胜多的小说技法之一。
两部小说虽然写法不尽相同，但都提供了比较清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坐标。《浮山》中的龙欲飞们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初期走出家乡的，龙欲飞高考名落孙山逃出家门寻找生路，应该算是最早一批进城的农民工，稍有区别的是他是一个“文化打工者”。龙欲飞身上带着那个年代年轻人普遍的理想激情、青春热血的烙印，他承载着作家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人文情怀，也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来性格的偏于单一和理想化渲染，影响了更为立体丰富的形象塑造和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度开掘。《抒情时代》主人公的个性觉醒发生于90年代以后，范墩子笔下的杨大鹏们，在新旧交替飞速变幻十年后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他们和龙欲飞们的人生道路命运遭际固然有所叠印，但后者的性格主色调显然发生了质的变化，作家身处文化多元和思想碎片的文化语境中，也不会使他的人物再拥有清晰的性格线条和圆整的精神世界，能概括这一代人精神特征的莫非“孤独”二字。孤独的个人，孤独的时代，小说整体上传达的是人本质上趋于孤独的先锋意涵。另一方面看，虽共同拥有乡土和城市两个生命栖息地，龙欲飞既得到了城市的最终认可，实现了自我的价值，而每每受挫回返乡土，又总能获得大地母亲的滋养，领悟古老“浮山”的神秘启示，鼓满风帆继续前行。杨大鹏则不同，他考上大学逃离故乡，文学创作一举成名，但从来没有在城市乃至自己的家庭找到生命的归属感，“我既不属于村镇，也不属于这座城市，就像幽灵一样在街道和高楼里飘荡着”，他意识到自己的空虚来自“根被自己砍断了”，于是不断地寻找父亲、寻找杨梅，也寻找那个“坐在树杈上的”自己。然而当他再次回归村镇时，扑面而来的是满目凋敝荒凉和令人绝望的死寂，村镇也早已忘掉了他，他没有找到自己失去的从前，或者说那个从前就其实就是他心中的幻影。所谓无法安放灵魂的远方和再也回不去的故乡，正“深刻地放映了我们这个时代每个人的孤独”⑧。小说的主题内核已然超越了我们通常所说的城乡文化冲突，杨大鹏、杨梅这些村镇青年的人生悲剧和内心痛苦，也是这个动荡变革的大时代带给每个人的，他们的性格裂变中包含着非常严肃的沉重的东西，投射着人对所在世界无法认知的焦虑，和对未来命运无从把握的茫然。我理解范墩子的《抒情时代》，与上个世纪曾经交替出现的两种抒情——个性解放潮流中的个人化抒情和革命时代的群体性抒情——都完全不同构，当人与外部世界的和谐被打破，以及自我心灵的内在和谐也不复存在，作家所谓的抒情，就是在布满裂痕、充满矛盾悖论的情感世界中发出的自救呼喊，这大概就是范墩子想要呈现的一个“抒情时代”。与此相应地，作家也挣脱了传统的历史叙述框架，苦心经营出一个不再循规蹈矩的小说迷宫，以实现他所执着追求的直抵心灵的写作。小说富于魔幻色彩的叙述风格和扑朔迷离的生存景象，密不透风的内心书写和人物身上的神秘气息，令人惊叹年轻小说家的奇思异想，非凡的感觉和奇异的想象力是天赋资本，带给小说无限变化的可能，也是年轻一代作家超越传统继续走远的信心所在。
纵观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浪潮推动下的社会历史巨变，及其带给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深刻变化，一直是长篇小说所倾力表现的题材领域，也出现了不少我们视为当代经典的名篇巨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状写这个历史区间的小说创作还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在所能涉猎的范围内概观此类长篇小说的创作情势，大致可以看出三种走向：一是对全景式史诗性写实传统的继承或扬弃；二是日常生活化与非虚构写作的持续走高；三是在现代精神分析小说路径上的不断探索和深化。当然，不同的文学观决定着作家的创作主调和基本方法，在多元化的文学时代，任何一种观念形态和艺术方式的选择都不会是单一和封闭的，而是不同程度的相互融合、渗透中坚守自己的艺术个性。从近年陕西文学中的长篇创作来看，大约也不出这三类小说的左右。老作家晓雷是秉持传统求真型文学观的，他坚持文学对时代的真实记录，但最终也没有选择的纪实类或非虚构方式进入创作，虽然《浮山》中的主人公龙欲飞是有真实原型可依的，他是作家生活中非常亲近的朋友，一直活跃在古城书画界⑨。晓雷依然钟情传统的虚构性和典型化创作方法，是因为他想用小说创造“第二种生活”，作家虚构的“第二种生活”可以最大限度地注入作家的主观情志。小说中的龙欲飞不是生活中原型的翻版，而是承载着特定的时代精神、也映照着创作主体内心情感的镜像，是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风雨洗礼的一代人的自我表现。所以《浮山》不是对现实主义的退守，而是作家的主观精神强力地突入时代生活后的产物，质言之也是小说家个性化的产物。范墩子同为陕西籍的青年作家，从他之前的中短篇小说到目前的第一步长篇，依然能触摸到他与这一方文学沃土的根脉联系，《抒情时代》追求极致的现代心理体验，在陌生化艺术的路上走得更远，但小说并没有刻意疏离社会化内容而走入极端的私人世界。《抒情时代》写很有张力，气韵很足，但过分用力带来的紧张滞涩也影响着小说的深厚从容，这是一个内在力和外在力的协调问题，也是一个张弛有度的美感节奏问题。当然，所有的不足，都不会影响这是一部值得深入解读的好小说。作家对文学的热情，对小说境界、力度和卓越表达的努力追求，弥漫在小说的写意空间。范墩子的努力耕耘已经获得了可喜的收获，他正在攀爬的创作势头，让我们有理由给予他更高的艺术期待。
文学的多元化总是在个性化追求中实现的。作家以不同的视角的观照或以不同的叙述方式呈现，小说侧重反映存在中的外部真实，或执着追求存在中的心理真实，其目的是共同构成一个时代的丰富历史记忆和复杂精神面相。一个伟大的时代会在同代和后代的文学想象中永续生机，文学也因伟大时代的滋养而古树长青。无论选择何种叙事结构，优秀的小说都是建立在对人的生存处境的思考之上，并在对个体人的关注和对人性的完美建构中获取意义，也最终要在个人化抒情中体现文学审美的本质特征。阅读《浮山》和《抒情时代》的过程，也是对长篇小说的多种功能和艺术独立性的印证过程，讨论虽然是从地域和代际切入的，至此却恰恰走出了地域也超越了代际，越来越靠近小说本身。知陕西道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在追求艺术自足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正如卡尔维诺所说：“叙事文学，当它负责讲述事情时，就有了自己的任务，它自己的精神，属于它自己的在这个世界上留下印记的方式。”⑩
注释：
①②路遥：《无声的汹涌——读李天芳、晓雷著〈月亮的环形山〉》，《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11页、212-213页。
③《作家晓雷推出长篇新作〈浮山〉》，《文化艺术报》2020年10月26日。
④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⑤⑥⑦⑧范墩子：《抒情时代》，安徽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2页、1页、1页、193页。
⑨笔者曾访问作家晓雷，得知最初创作以人物传记为雏形，后重新结构为虚构性小说。
⑩[意]卡尔维诺：《文字世界和非文字世界》，王建全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