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圩埂》：记者之眼，仁者之心

《东圩埂》是何显玉的又一部散文集。

读《东圩埂》，刚开始有一种错觉，以为是一部自传性质的怀旧小说。我不敢相信，书中写的都是真人真事。作者竟有如此大的勇气，直面曾经的穷困和不堪。我们都是农家子弟，差不多是同龄人，有着相似经历，都是历经诸多苦难活下来的。

通读全书，有几点印象特别深刻。

一是作者写东圩埂特别的地理位置，东圩埂人特别的生存环境。因年复一年的水患所造成饥荒，那种无时不在的饥饿感，那种惶惶不安的生存危机，写房舍的逼仄，写疾病、贫穷，以及由此造成的残疾、死亡等，文字那样异乎寻常的冷静。不知是作者有意克制，还是经过半世沧桑，时间澄滤了一切，让作者能平静看待曾经的人事，以及人情、世情。“我的大哥七岁那年春上，饿得高烧不退，无钱医治。父母亲帮人家稻田车了一天的水，晚上换来两碗新摘的黄豆，母亲赶紧跟人家换点钱，抱着我哥哥往医院跑。半路上，我哥在母亲怀里咽了气。”这样冷静的叙述，书中随处可见。

读《东圩埂》，想到余华的《活着》，写的都是“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的乐观态度。”作者都力图通过自己的讲述，让人明白一件事:“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其他事物所活着。”这样的书写，比那种充满戾气的文字，更易让读者感受到那种刻骨铭心的真，更能产生一种感人至深的力量。

二是本书虽是由各自独立成篇的文章结集而成，但篇章之间有某种或明或暗的关联，使得全书成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作者说:“我用信仰的力量将沉淀在岁月尘埃中的往事故人写成文章”，力图使文字成为“东圩埂”的乡村纪念碑。

作者不厌其烦地述说东圩埂的地理位置，而且以自己家为参照，多处写到那些具有坐标性质(地理的、心理的)的地方，比如榨油坊、光爷的老屋、姚拐等，又以东圩埂为参照，多次写到三叉河、陈垱圩、三河街、金牛中学等。但作者写得最多的还是亲人、亲友、乡人，书中很多文章，都可看作是某种意义上的“乡人列传”。光爷、保大爹和他的女人，二爷、婶娘、玉娥姐、素贞，老梅、二狗子、大伯等。其中，作者的父母，既是书写别人的参照，又是作者用墨最多、用情最深的“传主”。当然，乡人中也有恶人，比如强横一方的地痞大狗子等，虽然作者厌恶之极，但还是要让他们丑恶的嘴脸无处遁形;乡人更有让乡人引以为傲的孙立人将军、受人爱戴的谈注渠老师等。

山河变易，沧海桑田，有些人已经作古，有些人正在慢慢老去，作者显然是想让这些深深扎根于自己童年的地名、人物，永远存留在文字里，不因岁月远逝而消亡。只要这些地名还在，只要这些人物不被淡忘，回乡的路永远不会陌生。作者是用文字铺就了一条还乡路。

三是作者善于发掘苦难岁月中的诗意。作者在自序中告诉我们:“人间纵有万般苦难，岁月亦不乏温情。我似乎找到了故乡苦难生活中的‘诗意’，发现了故乡人超乎寻常的生命力量。这种力量，让东圩埂人无惧灾难，笑对生死”，永远“往生活的高处与生命的高境行走”。比如书中反复出现的，暑热的夏夜，父亲陪自己学习的情景，“暑假的每个夜里，我父亲用一只水桶装半桶水，让我把腿放进桶里，上面用大手巾裹着，不让蚊子叮咬我，他一声不吭拿着芭蕉扇在我旁边给我扇风。”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对儿子的关爱，实际上是对知识的膜拜。豆点大的灯光下，这情景，总让人感觉一种温馨的诗情。作者的母亲，九岁时就到东圩埂做童养媳，作者在书中先后叙述了母亲艰苦岁月的种种经历。这其间，似是闲笔，“母亲喜欢花”，“母亲做童养媳时会唱‘月月红，月月开，月月大姐有花戴’。”只有儿子知道，不管日子如何苦，如何煎熬，母亲那颗爱美的心都在。此外，玉娥姐的美，校工老梅的善等，都如苦难岁月里的如花美景，映照出作者内心律动的青春诗意。

四是书中文字表达不藏拙，随处都可以读出一种泥土气。不少地方，从修辞学家的眼光看，有些句子未必那么好，至少是可以写得更好些。比如书中出现了许多似乎是“固执”的类似于絮叨的重复，对于一个成熟的作家，尤其是曾经的名记者，绝不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只能理解为作者有意为之。作者或许是想通过这种去修饰的方式，达到一种返朴归真的效果。那种岁月里沉淀的隐痛，那种浓得化不开的亲情、乡情、友情，总在一些特别的时点，不断浮现在作者心头，他不得不一次次面对它，一次次书写它。同样一个人，就可能关联着不同的事件。本可避免的重复，在作者这里就变得不可避免。作者在精神还乡之际，在推敲文字之际，或许联想到了孔子还乡的情景。《论语》“乡党”篇中，孔子的学生们回忆:孔子在宗庙、朝廷上说话，上朝、下朝的时候，同上大夫、下大夫说话，都显得明白、流畅，大方得体，但回到自己的家乡，与乡亲们在一起，则显得特别恭顺，好像不会说话的样子。这既是一种品格，也是一种人生智慧;只有如此，才能真正与乡情打成一片，才能真正同父老乡亲情相近、话投机。

读罢《东圩埂》，能分明感觉到，作者叙述人生百态的文字背后，总有一双记者之眼，一颗仁者之心，它警示着我们，同时也温暖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