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树,作家、诗人。已出版《北京娃娃》《乳牙》等六部长篇小说,另有诗集《激情万丈》《春树的诗》《郁金香》(维也纳出版)。主编《80后诗选》三辑及《那些写诗的80后》。其小说已在二十几个国家翻译出版。
夏梦心从卧室的小圆桌上拿起那瓶黑色小瓶的室内熏香,把它带进了书房,边走动边喷了几下。少顷,便闻到一股像茶玫瑰的味道。说是茶玫瑰,实际上她并不确定这是不是茶玫瑰,只是这个词一下子就从她脑海里冒了出来:这味道,太像湿漉漉开着的玫瑰花了。不,它比玫瑰要甜,要荼靡,这荼靡也就有种不管不顾的败家感。味道太浓,有点冲,霸占了书房的空气,它缺乏一点儿空白,缺少一点儿回味。但,玫瑰总是美的,这就像那种玫紫色的玫瑰,不正统,却很适合偶尔用来调剂心情。紫色似乎就是这种心情的调剂色,紫色口红,紫色衣服,紫色的云彩……凡是紫色,都是这样的。这还是嘻嘻送她的,当时在北京差点被她扔掉,无他,是嫌这味道有点太浓郁。实际上,嘻嘻送她的时候,她并没太当回事,这不是那种国际大牌,也不是那种以有品位著称的小众品牌,它是一个她闻所未闻的牌子,所以完全被她当成了三无产品。事实上这是第一次,她对它发生了兴趣。她凑近了它,从它的标签上看到了一行句子,并不是品牌的名字,而是句英文,“书房中的女作家”。读懂了她才发现,原来这是一句很文艺的话。而且,这不是熏香,这就是实打实的香水。她一下子懂了嘻嘻为什么要把这瓶香水送给她。
嘻嘻曾说过,你的身上寄托着我的理想。以前头一次听她这么说的时候,夏梦心还有点惊讶,一个同龄的女孩能说出这样的话,要么是嘻嘻对她自己已经看得太清,明白了她的性格特质导致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要么这是一种恭维。或者两者皆有。后来类似这样的话听多了,她也就淡然了。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嘻嘻本就是个说话夸张的人。这也有道理,总之有可能三种理由皆存。人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往往一句话有好几种意思,也出于好几种理由而说,并不存在一个单独的理由。
无论如何,嘻嘻的理想似乎是做出一番事业来。而在夏梦心看来,嘻嘻的日常生活完全违背于这个理想,她更想过好日子,也更想和那些已经做出一番“事业”的人接触。有时候夏梦心想,嘻嘻到现在还是她的好朋友,兴许只是因为她们认识的时间早,少女时期就成了朋友,不然按夏梦心目前这“破落户”的状态,嘻嘻才懒得理她呢。
楼道
楼道里黑咕隆咚,拐弯就亮了,右侧那面玻璃窗既让外面的光线能穿进来,又能让楼外的人能看到里面。“这里简直像监狱。”夏梦心想。楼梯上的漆已经破旧不堪,拐角处还有烂泥和积水,“还很脏。”她心里暗暗地补充道。
这是她陪Caesar下楼散步的楼道,属于住在后院那些人的楼道,两边有个走廊相连,刚开始搬来时她不知道,带猫下楼时只能从前门出去,绕一圈到后院。
“我感觉生活非常摇摇欲坠,你有这种感觉吗?”
有天夜里,在丈夫不在、孩子早已熟睡的夜里,夏梦心在酒后,曾在微信上给嘻嘻发过这句话。她知道这话特别地文艺青年,特别地抒情,也知道这两年她的负能量爆棚,嘻嘻见她说过太多次了,随后对她此类的消息表现得很淡然,甚至可以说是不以为然。或许,中国与德国的距离拉大了她们友情的距离,再或者,生活境遇的变化让她们的友情开始褪色。
她那时候天天在找房子。要离开这个住了好几年的地方,她很舍不得。想到自己要住到一个比这里条件差的地方,又感到沮丧至极。她看了八九所房子,那些房子要么破烂不堪,要么楼层太高无法养猫,要么就是地段太好房东没看上她。这些统统都是廉租房,政府补贴一部分房租,居住条件自然比普通的房子要差。离婚时她的丈夫在法庭上通过律师说不付赡养费。法官问她的意见,她看了一眼自己的律师,对方不置可否,她记得之前她问过自己的律师,她是个年纪不老也不轻的中国女人,她说没关系,这些事以后还可以再做处理,于是她点点头。她只想赶紧离婚。不到十分钟,他们就离了婚。此前他们用了两年时间来谈判,用了一年时间来分居。离婚后他们又在一起住了半年,因为疫情,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房子。当然,也因为预算不够。她很想抛弃一切回北京,哪怕只是回去见见朋友散散心呢。可又走不了,大部分航班都还没恢复,她又买不起昂贵的机票。就在她还没找到房子时,嘻嘻倒先搬了家。事实上,她是从朋友圈转发的公众号里看到,嘻嘻出事了。确切地说,是她的丈夫出事了。嘻嘻的画家老公突然去世,留下她和正在上高中的女儿以及一大笔债务。夏梦心被惊得说不出话。她老公年纪并不太大,可以说是英年早逝,也可以说是世事无常了。
半个月后,嘻嘻给她发来几张照片,大红窗帘、木地板、小阁楼。这是二环胡同里的房子,我刚租的。嘻嘻说。她有些小心翼翼地问,那你怀念你们二环内的大宅子吗?嘻嘻痛快地回复,不。我更喜欢现在的房子,有阳光。你知道的,原来我们家很冷,太暗了。他什么都没留给我。她又说。我真该早点听你的,你那时候让我离婚,但我真的很害怕。我不想一个人生活的。
生活
她离开了那座一百多年历史的老房子,住进了一个有些古怪的社区,这个小区分散着几幢灰色的楼,她家就是其中一幢。据她观察,这里的住户95%都是土耳其人。没有一个亚洲人。她是唯一的一个。她为它取名“伊斯坦布尔”,就像她在伊斯坦布尔机场随手买下的一个钥匙链上写的一样。
从有高屋顶木地板的高尚街区到廉价墙纸和不知道什么材料做成的塑胶地板的小房间,这当中的落差着实让她窘迫和伤心。其实它们离得并不远,只有一站地铁站的距离。
半夜也常有救护车拉着警报声呼啸而过。刚搬过来的时候,她塞着耳塞睡了几天。后来就把耳塞给扔了。
归根到底还是钱的问题。离婚没离好的问题很快就显现了出来。那就是钱根本不够花。这在离婚后第一年还不明显,那时她前夫每个月会打来房租的钱。他强调,只负责第一年,这是一种“帮助”。此后她就得自己想办法了。
已经是三月底,一场雨下来,屋里就显得冷飕飕的。无奈,她又拧开了暖气。
Edeka超市里在蔬菜水果那一片儿,有个角落放着打折品。它们被包在一个个塑料袋里,上面贴着醒目的30%的标签,还有的写着一欧元。她捡了几件,抱着去结账。
她问过几次北京相识的人,有没有合适的工作给她。
自从申请了补助,总会有信源源不断地寄到信封里。事情一件接一件。要么是要求去政府大楼面谈的预约。要么是补助缺少什么证明材料,要求补寄。她感觉像陷在沼泽里,越挣扎情况越糟糕。
她又为了其中一个要求跑了一趟政府大楼。半个月前她给他们写了封挂号信,但明显对方根本没有答复她。没有办法,她必须得亲自去一趟。那地方离她家单程四十分钟。为了保险,她是上午去的。而楼下接待大厅空空荡荡的,她还以为这是因为来这里办业务的人少呢。窗口处有个中年女工作人员,告诉她,她要找的办公室在三楼。
三楼楼道也是空荡荡的。她路过几个办公室,其中一个半开着,一个形容沮丧的男子正在打电话,对她的窥探毫无反应,也就是说,毫无兴趣。另一间坐着一个有些发胖的中年女人。在她的询问下,她说,他们今天不上班。
她简直瞠目结舌,今天居然不上班。她以为这种政府机构肯定是每天上班的。今天真是白跑一趟。带着无限的震惊,她只好又下了楼。果然,楼的正门口贴着一张纸,上面清楚地写着营业时间,今天他们不上班。
回来的路程既漫长又无聊,但依然有两件事引起了她的注意。一是从公共汽车下来准备过马路时,她看到一个坐在红绿灯前乞讨的女人。这样的乞丐在柏林见多不怪。她今天没打算给她钱,何况她知道,钱包里的零钱也没多少了。可那女人的表情似乎非常痛苦,她用乞求的眼神望着所有经过她的人,她受不了这眼神,突然她变成了她,正在乞讨,收成全靠是否遇到同情她的人。灯怎么还不绿。她受着良心的折磨,有点动摇。一个中年、明显也是移民的男人看到了这个女人,他迅速地给女人递了钱过去,女人接过钱,灯绿了,她有些欣慰地快步过了马路,又有点后悔,刚才应该给她点钱的,无论如何,钱包里还有些零钱。
在地铁里,进来两个卖唱的男女,年轻的女子和比她年长一些的男子。她唱了一首很动听的歌。这次她把零钱准备好了。
她发现做出版的那两个老相识不可能帮她。或许他们知道她的情况,但他们不会把自己的蛋糕分给她吃。她奇怪,自己怎么刚意识到这点呢?她感到自己在人情世故方面的幼稚。就这么大的一个蛋糕,怎么可能分给她一块,分给她,他们吃什么?他们自己就是一个小圈子,既然她人不在国内,其实跟这个圈子已经关系不大了。
整个三月都很艰难。现在夏梦心几乎都不愿意回忆了。她觉得自己像一艘在海上漂泊的小船,动不动就要抵抗风雨,现在已经累了。何时暴风雨袭来,船翻了就翻了。
住得越久,她就愈发意识到这座城市里有许多不快乐的人。或者可以说,有时候在路上看到一些欢欣的人,他们大部分是来旅游的,因为与他们擦肩而过的时候,会听到他们在说英语或者法语,抑或是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如果有非常欢快地说德语的人,那肯定是孩子。孩子们是少数的从这座城市的梦魇里逃脱的幸运儿,也许他们也意识到了它压抑的气氛,但他们毕竟还小,可能只意识到了百分之三十,或者他们忘得够快,因为他们还是孩子,许多事都令他们感到兴奋和好奇。到了大人那里,这些事已经令他们愤世嫉俗或是司空见惯的了。
下午是她最心神不安的时间段。不知为何,每个下午,她都提不起精神来做事。如果孩子轮到她带,就一直会惦记着下午去接。如果孩子在他爹那儿,下午她也感觉自己在白白浪费时光。她不想出门,除了去图书馆或买菜也没有什么正经事要干。她也不想去游泳或者逛街。下午与她八字不合。
而下午之后的傍晚则是明显愉悦的时光。这意味着孩子回来了。或者意味着,晚上即将开始。夜晚比白天迷人。白天象征着事务。夜晚则代表着安全。
那天她穿一件白衣下楼,遇到个同样穿一身白的男子。当然对方并不像她一样是白衬衫、蓝牛仔裤和白色运动鞋,对方的色系里带着灰色,瘦削身材,这在这个土耳其的院子里不多见,这里居住的大部分人都长得胖乎乎的。天是靛蓝色,整个小区就像一个大四合院儿,露出一大块儿不被打扰的天空。
水泥地上到处都是烟头。她皱了皱眉。这里永远都打扫不干净。那个高大壮实的女清洁工一礼拜来两次,扫楼道、擦楼道,还负责这片草地,到处捡垃圾,可就她,也干不完这些活。她喊“Caesar!”Caesar一溜烟儿从树丛里跑了出来,她抱起它,把脸贴在它的脖子上,心满意足地回家了。
Wi-Fi
Wi-Fi还是不好,它徒劳无功地一次次连接着,微信页面的上方显示“连接中”,然而它一会就会掉下来,提醒着她,还没有连上网。
那条该死的管道在哪呢?
他们为什么还不去修?有什么值得花费整整三个工作日还没有修好?
这真是令人沮丧的生活。像一个隐喻一样。
这不是头一回了,去年八月份,就曾经发生过一次,情况跟现在几乎一模一样。那时候她正在上着B1德语课的最后几天,突然有天,网络不好了。她把插头拔下重启,结果也没用。一连几天,都是如此。中间她用别的地方的Wi-Fi查了一下这个公司的网站,上面写着您所在的区域有故障,电话和网络受限。处理方法:什么也不用做。她跟同学抱怨,同学说,你最好亲自去一趟他们的网点儿,跟他们说一下。她没想到解决方法是这么的直接和原始,当即小吃一惊,但一想,这个看起来很慢的办法在德国的确可能是最快的办法了。于是她决定按她说得做。当天她课后,来不及吃饭,直接坐地铁,用地铁里的Wi-Fi找了一家离她家比较近的网点,是在一条她曾经去过几次的购物街上,原来她的网络公司在这里还有个分店啊。空空荡荡的小门脸里,有个年轻人站在那里。
这回没有那么幸运了,这次站在小门脸里的是一个看起来像印度人的员工。他正在打电话,见顾客来了,少说了几句,挂了电话。他们用英语沟通。对方表示听不懂。她意识到他不是印度人,改用蹩脚的德语,也不知道对方领会到了她的意思没有,他说,只能等待。她说那么你们公司提供免费的上网卡吗?对方表情困惑,有些迟疑地说,我们这里不卖。
没有办法,唯有等待。邻居OMA跟她说,她没安装网络。不过她儿媳妇露西明天来,可以让她帮着给网络公司打电话。
露西长圆形的脸上长着一双善良的蓝色大眼睛。她来得有点匆忙,脸上正淌着汗。她们拥抱过以后,她就拿出手机,按着夏梦心找出来的联系电话打了过去。片刻后,告诉她,线路还没有修好。看到夏梦心无奈的表情,她说,你知道“甘泉”网络公司吗?我用的就是这个,两年了,一次都没有出问题。
……
(未完,全文见《十月》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