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洁：阎真小说叙事世界的伦理建构
作为当代学者型作家，阎真在文学创作中无法规避其知识分子的身份。他在《曾在天涯》《沧浪之水》《因为女人》《活着之上》四部长篇小说中，都是以现代知识分子的人生经历来建构其独特的艺术世界。他以冷静的笔触描绘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并以写实的笔调表现知识分子的生命意识与伦理感觉。他擅长将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贯穿于叙事文本的始末，并把受传统思想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置于现代性的文化语境之中，借以表现个体生命与灵魂中的矛盾与冲突，挖掘个体存在处于矛盾与冲突中的心理状态和生命形态。他毫无保留地展现了现代知识分子具有悲剧意蕴的生命状态，以知识分子的生命困境与生存悖论警醒读者。阎真追求叙事艺术上的独特，其叙事艺术是与思想深度、历史内涵相融合的。他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方式不加掩饰地呈现个体面对生命困境时挣扎的内心世界，继而叩问人如何在现世寻求精神平衡及人存在于现实社会的价值与意义。
一
叙事时间中的道德模糊性
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以重大历史事件的时间作为小说叙事时间的作品不计其数，比如有周立波展现东北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真实面貌的《暴风骤雨》，有以英雄主义为叙事基调将历史事实艺术化的革命历史小说《保卫延安》《红日》《红旗谱》《红岩》等。阎真的四部长篇小说则强调个体生命的存在，其叙事时间是以知识分子的人生经历为参照，聚焦个体生命在道德模糊的社会场域中的生命体验与伦理感受。在以金钱与权力为主导话语的社会现实中，道德观念模糊，真理被主导话语所定义，现代知识分子逐渐模糊了对自我存在的认知，在确认自我社会位置的过程中迷失了方向，进而坠落至灵魂无所皈依的境地。“小说家对叙事时间的设置并不是随意的，而往往和自己的创作意图、审美情趣以及对生活的感悟方式相关，也就是说小说家在叙事时间设置的背后往往蕴含着深刻的伦理意蕴。”在小说的叙事时间中，阎真意欲呈现现代知识分子矛盾的生存状态与虚空的生命形态一览无遗。道德模糊性与真理相对性造成了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阎真对道德理想之境的追求与渴念便隐藏在这困境之中。
叙事文本中故事时间与话语时间之间的差异会造成叙述速度快慢的不同，故事时间长，话语时间短则叙述速度快，反之，故事时间短，话语时间长则叙述速度慢。在《沧浪之水》中，池大为的父亲因被好友朱道夫污蔑而被划为右派后的二十年生活仅以三段文字概括，叙述速度极快。父亲在道德模糊的社会场域里抱憾而终。一方面，小说交代了池大为的精神信仰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家庭因素，另一方面则暗含着池大为在精神坚守过程中的艰难。池大为的生命体验、伦理感受与父亲坚守的精神信仰之间存在着既承继又反叛的关系。池大为曾在道德模糊的社会场域中坚守着，但他的坚守救不了患血吸虫病的乡民、救不了烫伤的儿子，最终向以权力话语为尊的社会妥协，成为了权力游戏中的一个参与者。在池大为的承继与反叛中包含着阎真对知识分子矛盾生存状态的挖掘，也隐藏着阎真对道德理想之境的渴求。
当叙述聚焦于人物的内心独白、自我对话与想象时，故事时间几乎是处于停止的状态，因而叙述速度慢。阎真小说中的内心叙事往往用较大篇幅做说明，重在强调人物内心的强烈情绪与情感。《活着之上》共叙述了聂致远三次访门头村的经历，每一次都引发了聂致远对曹雪芹及其著作《红楼梦》的思索与想象。聂致远在内心独白、自我对话与想象中触发了对精神偶像曹雪芹的认同感，可精神认同感并不能化解他面临道德模糊性与真理相对性的困境，反而造成了他的精神危机。论文发表、职称评定与学生成绩取决于以金钱与权力为尊的主导话语，个人的才学与尊严让位于金钱与权力。人的真正价值被市场话语掩盖，因而聂志远的精神认同产生了动摇。在精神认同与现实真实相悖之间，知识分子本真的生命状态正是阎真小说致力探索的一个重要主题。《曾在天涯》的高力伟亦是深陷在这样的生命境遇中，离婚后，在一个人的孤寂中自我想象、自我对话，他在时间的空白里审视自我存在、揣摩存在的意义及确认自己的社会位置，然而，这种对自我存在与社会位置的确认皆被消解在对金钱的追逐中。在“唯利至上论”与“唯权至尊论”的社会语境中，聂志远和高力伟的行为被迫向道德模糊性与真理相对性靠近，内心备受谴责。小说中聚焦人物内心的叙述包含着阎真对现实人生的思索，他所探究的是生命个体面对生命困境、精神疑难时伦理重建的可能性，希冀个体在化解生命困境与精神疑难的同时，找到通往道德理想之境的路径。叙事时间中，叙述速度快慢的背后连接着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在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的对话中隐含着故事人物通往理想伦理之境的追求。
阎真有时采取某种时间变异的叙述形式，重在凸显故事人物生命中某个特殊时刻的生命意识与伦理感觉。叙述者在《因为女人》的开篇中直接叙述了柳依依与初恋夏伟凯十三年后相遇的场景，属于“外视角”第三人称倒叙的叙述顺序。与《因为女人》不同的是，《曾在天涯》采用第一人称回顾性倒叙的叙述方式。叙述者将高力伟归国后的自我想象与梦境作为引子，其倒叙内容以梦境（即时间幻化）预先将三年中高力伟的生命体验与伦理感受呈现在读者面前。倒叙将故事的结局提前告知读者，设置悬念，以引起读者对故事的猎奇心理，将读者的阅读与故事的叙述置于同一期待视野之中。柳依依与高力伟在过往的经历中都深刻地体悟到消费文化之中的社会形态是以金钱与权力为主导。在主导话语的支配下，柳依依放下了对理想爱情的追求，她的爱情追求被消解于男性身体欲望支配下的情感游戏中；高力伟则舍弃了自我的精神信仰，迷失在物质社会的金钱欲望中而遗忘了自我存在。社会的道德模糊性导致人不再以道德感和信念感规约自己的行为，而是被欲望支配着、掌控着。
《因为女人》以故事情节作为倒叙的叙述内容，而《曾在天涯》则是以高力伟的自我想象与梦境作为倒叙的叙述内容。虽然两者的倒叙视角与倒叙内容不同，但其时间变异所呈现的伦理意味基本一致。历经人世沉浮的两位知识分子在时间的虚妄与人生的真实之间寻找着自我的存在，以自我存在来审视生命的存在价值。阎真在特定的位置通过打断、干扰叙述的时间顺序，改变了叙述时间的常规顺序。他采用特定的变异形态，以此呈现人物形象在不同生命时间的跳跃，完善故事情节的发展，继而深化知识分子困囿于道德模糊的社会中的生命体验，展现遗忘了知识分子矛盾的心理状态与残缺的生命形态。在道德模糊的社会语境中，阎真通过知识分子对自我存在的确认来展现其背后生命形态的真实，在生命真实中探寻个体灵魂的深刻内涵，以此体现理想伦理之境不灭的希望。
二
叙事空间中的悲剧意蕴
作家在创作的过程中，其对故事事件的虚构必然要考虑故事事件发生的具体场所或地点。故事事件置于不同的场所与地点，人物情感的表达与主题意蕴的呈现也会发生改变。与老舍《四世同堂》、巴金《家》中意在彰显作品主题意蕴的故事空间不同，阎真小说中设置的故事空间往往与人物情绪、情感的表达相交融。阎真的文学创作历来关注个人的内心世界与精神世界，其故事空间与人物情绪、人物情感的交融推进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此外，阎真长篇小说中特殊的故事空间具有伦理上的隐喻意义。在道德模糊性、真理相对性的社会语境中，阎真笔下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命形态中饱含着悲剧的底蕴，而故事空间中往往渗透着阎真对知识分子具有悲剧意蕴的生命书写及其背后的生命哲思。
在全知叙述者的叙述中，对故事空间的描写有时是以故事人物的眼光来完成的，而叙述声音则是来自叙述者。《因为女人》中柳依依参观阿雨的新房，“房间是浅色调的，……一只长枕头卧在床头，是静静期待的表情。客厅和每个房间都挂着阿雨前些年的照片，那些表情是自恋的，也是静静期待的。”此处对故事空间的描述虽然是以叙述者的声音来叙述，但其观察视角源自于故事人物柳依依。其观察视角中的故事空间带有明显的女性色彩，柳依依以女性特有的感知力窥探到了阿雨内心的空虚与寂寞。阿雨与柳依依的情感与情绪是从长枕头、照片中“静静期待的表情”中传递出来的，这意味着阎真笔下的知识女性对一份有真情、有温暖的感情仍抱有渴望。但这份渴望最终在寻求满足欲望的过程中消磨殆尽，生命的悲剧结局仍无可避免。
与柳依依的女性视角不同，《曾在天涯》中高力伟视角下的故事空间显得简单直接，故事人物高力伟失望与失落的情绪是由叙述者高力伟的声音直接发出。高力伟参观大嫂家的新房，“又到后院去看了，有一个小游泳池。……游泳池里结了冰，可以看见片片树叶冻在里面。”高力伟潜意识中将自己当作池中被冻住的树叶，他面临的精神疑难是如何解救受困的自己，重获书写自我生命的自由。高力伟在加国积淀的失落、失望情绪为其逃离加国的选择提前作了铺垫。席卷于时代浪潮的柳依依与高力伟遗忘了个体生命真实的内在渴求，这便是他们生命悲剧产生的根源。他们深陷在遗忘了个体存在的失落情绪中，生存悲剧导致了人格失守的精神悲剧。阎真以叙事空间中的悲剧意蕴时时警示着知识分子确证自我的存在，这或许也是阎真对知识分子觉醒的一种寄托。
阎真小说人物视角中的故事空间与人物情感、生命体验相融合，客观存在的故事空间在特定的人物视角下被赋予了某种情绪，这种情绪与人物所处的情感状态相照应。《沧浪之水》中，池大为父亲的精神信念作为一种遗传密码规约着池大为的人生方向，站在父亲的坟前，“夕阳的殷红像是从它后面流出来的，有着透明的感觉和立体的意味。它在群山之巅一动不动，沉静地注目人间。那边是它，这边是我，我们面对面相望，像有着一场无声的对话。”池大为在这场无声的对话中内心备受煎熬，就像是面对着父亲灵魂的拷问，但他已失去了申辩的资格。在这种具有强烈冲击力的悲剧背后是人性之美善陨灭于现实残酷中的事实，阎真意在以此唤醒读者对生命存在价值的真切认识。尽管作家笔下的人物失去了为自我灵魂申辩的资格，阎真也没有放弃对道德理想之境的伦理追求，他只是将其伦理追求隐匿在艺术表现的象征意蕴中。《活着之上》亦是如此，故事空间与文本中蕴藏的时间意识交叠在一起。时间的尽头是生命的起点，亦是终点。小说开篇聂志远爷爷房间的空间描写也指向生命与时间。爷爷房间中床与棺材之间的过道距离暗示生命时间的有限，生命的有限与人物的悲剧境遇相对应。困囿于社会困境中的知识分子不但没能把握生命的有限，反而忽略了时间背后活着之上的生命意义。阎真小说昭示的是，生与死的真正距离不是生理上活着与死亡的距离，而代表生命中精神信念存与灭的区分，阎真在此探讨的是“活着之上”的真正意义。
《因为女人》中叙述者以柳依依的观察视角描写康定，“进了屋，是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有简单的家具，也还算干净。窗外是一片橘子园，已经荒废了，橘树上爬满了藤生植物，还有一些小青橘子。”康定的空间布局极其简单，阎真意在强调现代性语境中情人间的情感维系极其脆弱，而荒废的橘园与小青橘的对照则包含着柳依依对爱情既失望至极又心存希望的情感状态。柳依依的这种情感选择在阎真的潜意识中注定是悲剧性的，但其中包含的人物心存希望的情绪与阎真对道德理想之境的追求相契合。人物视角中的故事空间被赋予了人物的情绪与情感，人物情绪的强烈输出丰富了小说中的伦理意蕴。被赋予了人物情绪与情感的故事空间一方面强化了故事情节的表现力，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展开，另一方面丰富了叙事文本的内涵，使人物情绪的表达更具艺术表现力。
阎真对故事空间的设定通常蕴含着隐喻象征的意义，其隐喻象征的意义附着于故事人物的生命形态上。《曾在天涯》中高力伟与林思文吵架后独自走到墓地，“墓地四周被铁丝网圈着，高高低低不同式样不同颜色的墓碑一层一层斜斜地排下去，一直到坡底，大概有几千个，在太阳之下显得格外沉寂。”面对埋葬在墓碑下已逝的生命，高力伟明白在无限的时间里，自己有限的生命显得既渺小又脆弱。他深刻地明白了留学的荣耀不过是现实社会中的物质假象，这些假象无法填补其精神与心灵的空缺。墓地的空间描述隐喻着生命的终结，生命终结后即归于虚空，其象征意蕴是悲剧性的。阎真通过故事空间的设定，将其预设的生命悲剧结局前置，试图以此唤醒故事人物生命意识与思想意识的觉醒，使其认识到人生的价值在于回归自我存在、正视生命的真实处境。
与墓碑的象征意义不同，《沧浪之水》中的坟堆承载着父亲清白正义的人生，父亲的坟象征着池大为遗弃的理想信念。“远远地看到父亲的坟，锥形的坟头已经扁平，被枯草覆盖。”池大为跪在坟前需接受父亲灵魂的拷问，直视自己二十多年来的精神裂变。他无法以父亲的方式抵抗住物质社会的诱惑，因而掉进了物质与欲望的陷阱中而无法抽身。小说开头描述父亲的坟堆是作为池大为坚守精神信念的某种支撑，而小说结尾处父亲坟堆的空间描写则表现了池大为精神信仰的跌落与精神生命意义上的终结，同样具有浓厚的悲剧意蕴。空间隐喻为人物的精神与思想的表达增添了诗化色彩，隐含于故事空间中的生命与伦理密码是读者深入小说中人物精神世界的钥匙。阎真小说中空间的隐喻意义与人物的生命意识与伦理感受联系极其紧密，或是指向人物精神信仰所来源的历史依据与文化依据，或是指向人物于生命体验中面临精神生命终结的拷问。尽管阎真笔下知识分子都在道德模糊的社会语境中承受着悲剧的人生结局，他也仍未放弃探寻人性的诗性光华。在这一矛盾中体现了阎真思想的深度，也隐藏着他对道德理想之境的伦理追求。阎真是以浓烈的悲剧意蕴召唤着理想道德与伦理的回归。
三
人文精神失落的艺术呈现
个人化写作的兴起、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出现以及对民间立场的重新找寻，为聚焦于个体生命与灵魂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可发挥的空间。许多作家不再倾向于采用宏大的历史视角进行叙事，而将视角转向聚焦个体的内心世界与精神世界。在道德模糊的社会语境与个人生命悲剧的境遇里，现代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失落愈演愈烈。阎真的四部长篇小说旨在探索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与精神世界，他既将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失落表现在小说文本的叙事内容上，又潜藏在小说的叙事艺术之中。阎真在小说叙述层面上修辞艺术的独特运用，包括意象的选择、对比叙事与比喻修辞的运用等。他对于修辞艺术的运用有其独特的考量，一方面意在通过修辞艺术增强叙事文本的艺术内涵与美学意蕴，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展露世俗社会中知识分子人格失守与人文精神失落的伦理症候，建构起现代知识分子复杂的伦理世界，进而使读者在与作者、叙述者及故事人物的伦理互动过程中叩问疗救的药方。
意象的背后蕴藏着进入人物生命的文化密码与伦理密码，读者对意象多层面的解读与阐释，能发掘人物内心的幽微之处。阎真小说的意象背后通常对照着某种历史意蕴与文化精神，意象的消失意味着其所包含的历史内蕴与文化精神的消逝。《沧浪之水》中池大为父亲的遗物《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既是父亲对历代圣贤名人的精神信念的传承，也包含着池大为对父亲精神信仰的继承。池大为秉持的精神信念受到了消费文化语境中巨型话语的挤压，因而精神信念的承继产生断裂。小说结尾被焚毁的《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既象征着池大为精神信念承继的断裂，也意味着他彻底放弃了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担当。小说以池大为亲手焚毁这本书为结局，强化了小说文本的审美意蕴，且在诗化的氛围中为池大为的人生悲剧增添了悲壮之感。意象的运用将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失落彰显得更悲壮更强烈，为小说增添了诗化的色彩，尤其是在现实主义色彩浓郁的阎真小说中，这种诗化色彩更具有独到之处。冷静客观的现实主义故事与充满诗化色彩的意象相交融，其对读者的情感认知、伦理感知产生了更强烈的冲击。
阎真小说中的对比叙事主要表现在人物心理与行为的对比、人物故事前后的对比以及人物形象之间的对比。在对比中，小说中刻画的人物形象更具复杂性与深刻性，这也为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失落提供了合理性依据。《沧浪之水》中池大为为儿子烫伤事件上门感谢丁小槐，心理活动是“你比老子还小一岁，在我面前派什么派！”可行为上却是，身子却仍前倾着，面带微笑表示感谢。池大为心理活动与实际行为截然相反，这充分反应了现实社会中知识分子尴尬的人生处境。坐上厅长位置后，池大为情感上倾向于以正义立身的小龚，而行为上则选择了趋炎附势的小蔡，其间透露了知识分子的无奈感。无论池大为处在什么位置，他都无法冲破游戏规则的束缚。作为知识分子的道德感与信念感在权力规则面前不堪一击。阎真对知识分子精神信仰的跌落似乎早有预设。阎真笔下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失落很大程度上源于人物在残酷现实与理想信念之间的心理落差与人格自我矮化。人物心理与行为的相悖、人物故事前后的对比将知识分子的形象刻画得更鲜活、更真实且更具复杂性。在这种叙事张力间，阎真把现代知识分子历经内心挣扎后人文精神的失落呈现得极具悲剧美学特征。
《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与丁小槐、《活着之上》的聂致远与蒙天舒两组人物形象在阎真小说中是最具对比特征的，其对比特征是相似的。作者将丁小槐与蒙天舒作为池大为与聂致远的相对人物进行刻画，其意在通过对比的方式，凸显主人公的性格特征，将主要人物的人格失守与人文精神失落的伦理症候表现得极具深刻性，可因此也导致了次要人物形象显得过于扁平。《因为女人》中的柳依依与苗小慧、《曾在天涯》中的林思文与张小禾两组女性人物也具有对比性。苗小慧追求物质与柳依依追求理想相对，而最终柳依依的理想被物质所掩埋；林思文的强势与张小禾的柔情形成对比，其间包含着高力伟的情感选择。这两组知识女性都被包裹在物质社会中，她们曾试图追逐理想的爱情，却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坚守人格、坚定信仰又谈何容易！故事前后人物形象转变最为明显的是柳依依与池大为，这两个人物形象最终都成为了自己当初最不愿成为的人。他们的人文精神在世俗欲望中被消解了。柳依依本是对爱情怀揣信仰的清纯女大学生，最后却沦落为放纵欲望、依靠男性的物质女性；池大为从满怀信念与热情的青年转变成权力游戏中的政治动物。最初的爱情信仰与精神信念被埋葬在市场经济时代的世俗尘埃之中，柳依依、池大为的纯粹与真诚在世俗社会中逐渐被消解。但这并不意味在世俗社会里不存在理想的空间，阎真以池大为、柳依依的悲剧试图唤醒聂致远们“活着之上”的觉醒，这同样表现了他对建构理想伦理之境的期待。人物形象间的对比特征与人物前后伦理态度的对比形成的伦理冲击，更易引起读者情感上的认同与心灵上的震撼，从而搭建起读者通往伦理世界的桥梁。
比喻修辞的运用在叙事文本中不胜枚举，阎真长篇小说中运用的比喻修辞几乎都是以肉食性动物作为喻体，知识分子作为本体。《因为女人》中的秦一星认为，“现在每个人都像非洲草原上的猎豹，躬着身子瞪着眼找机会，一有目标随时就一跃而起扑上去。”市场经济时代，金钱与权力成为了社会的巨型话语，满足个人内心欲望的许多方式似乎都变得合情合理。人精神层面上的道德观念与理想信念已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肉体中潜藏的兽性在金钱与权力诱导下开始显露且逐渐控制着人的行为与思想。秦一星、夏伟凯及宋旭升等男性知识分子人性之美善与人文精神被欲望所吞噬，他们将满足自我性欲上的需求建立在伤害女性的基础之上。与秦一星不同，《活着之上》的聂志远的人文精神失落来自于他难以维持对精神信念的坚守，面对巨型话语的挤压，其个人话语的力量几近消失。“我捏着笔在那份试卷上转来转去，像一只苍鹰在草原上空反复盘旋。”教师本该履行着教书育人的职责，而聂志远在主导话语的裹挟下，不过是成为了金钱与权力游戏中的工具罢了。
比喻修辞表面虚化了人物情感，实则以艺术的方式将人物面临人文精神失落时的伦理姿态展现得淋漓尽致。阎真小说中的比喻修辞强调的是知识分子竟也沦陷在这种兽性的生存状态中，他们为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与欲望的满足而遗忘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时代各种欲望的驱使下，传统文化中人性之美善与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逐渐被淡忘。被压制的欲望冲破了道德与良知的限制获得了表面的合理性，致使转型期的知识分子表现出兽性的特征。阎真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在现代性语境中与市场经济社会接轨，在某种程度上知识分子与肉食性动物之间存在着同构性。两者之间表现出的同构性指向知识分子人性欲望的膨胀导致了精神信念的缺失与道德伦理的丧失。
中国文学史上不乏表现大时代、大背景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从个人的人生经历出发，描写整个时代的现实状况，其重在展现大时代、大背景中社会的真实面貌。相较而言，阎真长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处在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他们无法确证自我的社会位置、难以坚守理想信念与精神信仰，他们内心深处的孤独感与苦闷感无处倾吐，困囿于世俗的牢笼难以挣脱。他们身处在消费文化的现代性语境之中，被困在方鸿渐式的“围城”中无所逃遁，在内心世界里又无法抱慰深陷魏连殳式的灵魂孤独中的自我，最终只能在无尽的时间里直面残损的精神躯壳。因而，阎真重在表现叙事世界中个体的生命体验与个体灵魂挣扎中的生命形态，展现处于转型期知识分子的伦理感受及其所传达的伦理意义与价值，借以抱慰现实中残缺的生命个体。阎真笔下的人物形象是极其矛盾的，但在其艺术表现中，人物的矛盾获得了合理性。冷静地叙说着关于个体生命的故事是阎真所擅长的，作为作家，阎真不具备改变个体生命、改造个体灵魂的能力，他只是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主动建立与作者、叙述者、故事人物之间伦理互动的关系，继而叩问关于个体生命、关于存在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