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多勇,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长篇小说四部,中短篇小说集六部。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中国作家》《作家》《山花》《红豆》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三百余万字。长篇小说《美丽的村庄》(与人合作)获中宣部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中篇小说《好日子》获安徽文学奖。
一
父亲生病,我回老家看他。一进大门,觉得有些异样。天地一片亮堂堂的,院子里的那棵柿子树不见了。对面的拐角里,树干树枝树叶凌乱地堆成一堆。
二弟在老家服侍父亲。我问:“砍掉柿子树干什么呀?”二弟说:“前两天刮大风,把柿子树刮倒了。这棵柿子树头重脚轻,常年用一根棍支撑着。”我说:“你扶起来呀。”他说:“我一个人扶不动。”我说:“你砍掉枝丫,扶起树干也是一样的。”二弟吞吞吐吐地说:“是父亲叫我砍掉的。”我说:“他叫你砍掉你就砍掉啦?”二弟说:“他说院子里栽柿子树不好。”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砍掉这棵柿子树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父亲生病睡在屋里床上。我往屋里走,想去看一看。二弟说:“他现在睡着了。”我停住脚步,想一想说:“你打电话叫大姐回来一趟。”二弟问:“你喊大姐回来干什么呀?”我说:“安排父亲的后事。”
二
院子里长柿子树的地方,原先栽了一棵毛桃树。老家大门朝西,出门向西有一条通往小东庄的村路。那里人家稀少,四周老坟却不少。当年我家房子盖在这里的时候,父亲在院子里栽了一棵毛桃树,说它能辟邪镇宅。如果有不干净的东西想进我家大门,就会被毛桃树拦住。毛桃树一年一年往上长,有了房檐那么高,开花结果,自有一番风景。但结出来的毛桃只有杏子那么大,毛茸茸的苦涩涩的,我们都不吃,任其自生自灭地挂在树枝上,招引小鸟飞过来啄着吃,发出叽叽喳喳的叫声,院子倒是不显得寂寞。
有一天,母亲跟父亲说:“把这棵毛桃树砍掉吧。”父亲问:“这棵毛桃树鲜绿,砍掉它干什么呀?”母亲说:“我听人家说院子里长毛桃树不好。”父亲问:“怎么不好啦?”母亲说:“妨人!”父亲说:“我家大人孩子都好生生的,你说妨谁啦?”母亲说:“妨我!”父亲说:“你这个女人家瞎说话。”父亲没听母亲的话,这棵毛桃树没有砍,就留下了祸根。
那些年,母亲每一年都犯头晕病。桃花开的时节,母亲开始觉得不舒服,先是头疼,后是头晕,一天比一天厉害。头晕目眩,天旋地转,母亲吃饭往外吐,喝水也往外吐,两只脚站都站不稳,只好不吃不喝躺在床上。如此两三天过后,才慢慢好转。母亲再下床,双手扶墙,面黄肌瘦,如生一场大病。这一天,父亲停下拖拉机,不做生意了,带母亲去市二医院看病。车斗里铺上麦秸草和棉被,母亲睡在上面,一颠一簸地去市二医院。医生问了问母亲的症状,再检查后判断说:“你头脑里的血管跟别人的不一样,到了开春换季天,别人的头脑血管供得上血,你的头脑血管供不上血。”母亲问医生:“是不是我家院子里的那棵毛桃树妨人?”医生没听懂母亲说的话,父亲跟医生做了一番解释。医生咧嘴笑一笑没说话。父亲说母亲:“你要听医生怎么说,不要听邻居家女人乱嚼舌根。”院子里的毛桃树妨人,母亲是听邻居家女人说的。母亲问医生:“我要不要住院?”医生说:“不用。”母亲问医生:“我要不要开刀?”医生说:“不用。”父亲对母亲说:“你这个女人家不要瞎问话,住院开刀还能活?”母亲说:“我不住院不开刀就能活啦?”父亲说:“叫医生开两服好药,拿回家吃。”医生只开了一种扩张脑血管的药。母亲问医生:“我只吃一种药?”医生说:“你只需要吃这一种药。”
父亲带母亲回到家,母亲对父亲说:“在你的眼里,一棵毛桃树比我的命都要紧。”母亲一生很少跟父亲这样说话。父亲气哼哼地拿一把菜刀要砍毛桃树,迟疑一番放下手。父亲不砍毛桃树不是觉得毛桃树比母亲的命金贵,而是母亲疑神疑鬼的,没凭据,随随便便地砍掉一棵毛桃树,他舍不得。
转眼到下一年桃花开的时节,母亲觉得一天比一天不舒服。那天早上,父亲问母亲:“你还能不能跟车去?”母亲说:“今天我跟车去一趟,明天我在家睡觉。”那时候,父亲和母亲每天早上开拖拉机往蒙城县运送煤块,父亲开车,母亲跟车,母亲要是不去,父亲一个人不方便。就是那天半道上,父亲先是听见母亲“妈呀”一声叫,后是觉得拖拉机上下猛然一颠簸。父亲知道坏事了,赶紧停下车,回头见母亲躺在地上。父亲上手一摸,母亲已经气绝身亡。很显然,母亲头晕,屁股没坐稳,一头栽下去了。
我们姐弟三人,大姐、我和二弟,一下没了娘,大姐跟父亲哭闹不止。在大姐心里,母亲就是被父亲亲手杀死的。大姐不断地质问父亲:“我娘犯头晕病,你还叫她跟车干什么?”父亲痛苦地勾头坐在那里,像一个受审的犯人。我和二弟不说话。
安葬好母亲,父亲想起母亲说过毛桃树妨人这种话,他像疯子一般,找来一把斧头“咔嚓咔嚓”砍断毛桃树,紧接着在院子里生一堆火,“噼噼啪啪”地把毛桃树的树干、树枝、树叶烧成一堆灰。父亲不说话,家人拦不住。火光中,父亲一个劲地流眼泪。
三
我家院子不大,但格局紧凑,要说在院子里栽树,只能栽在西北角的三角地带里。父亲砍倒的毛桃树就是栽在这里的。
母亲过世三年后,父亲好了伤疤忘了疼,又想在院子里栽一棵树。父亲说:“院子里光秃秃的不像一个家的样子。再说了,夏天在院子里吃饭也没一处乘凉的地方。”
这一回,父亲征求我的意见。“院子里栽一棵什么树?”父亲问我,“我想栽一棵柿子树,你看能不能栽?”父亲为了这件事专门到我办公室一趟,一副跟我谈工作的样子,不像说家事。有了毛桃树的教训,我跟父亲一样慎重。我迟疑一番说:“我问一问别人怎么说。”
其实,我是搪塞父亲。这种事怎么去跟别人说?我回家翻书查资料,看一看院子里能栽什么树或不能栽什么树。书上说依照老辈人传下来的规矩,院里宜栽五种树——石榴树、葡萄树、梧桐树、桂花树和枣树,院里不宜栽五种树——桃树、桑树、槐树、柏树和柳树。没说院里不能栽柿子树。现如今有不少人家喜欢在院子里栽柿子树,有“事事如意”的含义在里边。隔了两天,我回老家跟父亲说:“你想栽一棵柿子树,就栽一棵柿子树吧!”
依照我的理解,父亲一生中不断地树立生活的目标和信心。过去在院子里栽一棵毛桃树,是想庇佑家人无病无灾,希望六畜兴旺。眼下在院子里栽一棵柿子树,主要想家人百事顺心、万事如意。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像我父亲一样,在生活中不断地爬坡,不断地跌落,直到生命枯竭的那一刻。
柿子树长得慢,二十多年长有两拃粗,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每一年都结数不清的柿子,先小后大,先绿后红,很快就到柿子成熟的时节了。父亲一个人在家吃柿子,前后能吃两个月。天冷了,下雪了,没被父亲摘下来的柿子一个个像小灯笼一般,挂在树枝上,挂在寒风中。与柿子树的繁荣兴旺相反,父亲一天一天越来越衰老,老家一天一天越来越破落。
父亲与母亲同一年生,母亲死的那一年六十一岁。二弟吃不了跟车的那份苦不愿跟车,父亲只好一个人开拖拉机做生意,直到他七十岁。紧接着,父亲铲平院子里的那一块菜地,砌牛槽,搭牛棚,割牛草,拉牛粪,在家里喂起牛来。每年初春买两头牛犊子,喂一年,腊月天就卖掉。如此一年一年往下循环。照理说,父亲这么大年岁,该闲在家里,吃一吃,喝一喝,颐养天年。可他天生就是劳碌命,闲下来不干活儿,就手脚痒痒,浑身难受。我跟父亲说:“你这样做,就好像你的两个儿子不养活你一样。”父亲说:“我成天不干活儿,坐吃坐喝等死呀?”
虚岁九十这一年,父亲停下喂牛。不是父亲不想喂牛,是喂不动牛了。父亲耳聋眼花,看不清牛草;父亲弯腰驼背,割不动牛草;父亲四肢无力,拿不起牛草。更要命的是,父亲骑一辆电动三轮车,四下里割牛草,要是哪一天摔倒在野地里,死在野地里,子孙岂不是落下一个骂名吗?这一年,没进腊月,父亲就早早地卖掉两头牛,去一趟老虎家,拿老虎的手机给我打电话。老虎是我四叔家的二儿子,住在我家北面不远处。父亲耳朵聋,打电话像吵架。父亲说:“家里的两头牛卖掉了。”我说:“卖掉好,你在家里歇一歇。”父亲说:“下一年我不喂牛了。”我说:“你不喂牛,就在家里闲一闲。”父亲说:“我老了,没力气喂牛了。”父亲说话的声音突然小下去,像是要哭的样子。不等我回话,他就把电话挂断了。
正是柿子熟透的时节,父亲闲在家里天天吃柿子。柿子树分两种:一种结涩柿子,需要漤一漤,不漤的话涩嘴,没法吃;一种结甜柿子,不需要漤,摘下来直接吃。我家这棵是甜柿子树,父亲伸手摘下来,捋褂襟擦一擦上面的浮霜,就能上嘴吃。甜柿子的特点是,在树上越挂越红,越挂越甜,越挂越软。红得像一团凝固的火焰,甜得像一包砂糖,软得稍微不注意,就皮破流汁水出来。父亲喜欢吃甜食,这种天,柿子正对他的胃口,吃一个不过瘾就吃两个,吃两个不过瘾就吃三个。父亲一口气能吃四五个。四五个柿子吃到肚子里,一顿晚饭能省下来。
父亲一天吃三顿饭,早饭去毕家岗街上吃一碗面条子,或吃一笼包子喝一碗胡辣汤;中午饭在家烧,大多是电饭锅煮米饭,一碗酱豆或一碗红烧肉放在米饭上蒸一蒸;晚饭吃稀饭、馍馍就酱豆,稀饭在家烧,馍馍去买。有人来村里卖馍馍,父亲一下买两个,一顿吃一个,够吃两顿。自从卖掉牛,父亲吃柿子当晚饭,就不用烧稀饭买馍馍了。柿子性寒,不能多吃,父亲知道,但管不住嘴,一连几天这样吃,一下吃出毛病来。先是积食胀肚子,后是腹泻拉肚子。积食胀肚子两天,父亲一口饭也吃不下去,在院子里不停地转悠消食。紧接着拉肚子三天,父亲瘫软在床上起不来。幸亏老虎跑过来看他,喊村卫生所的医生来挂水。事后父亲想一想就害怕,要不是老虎,他怕连命都没有了。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父亲一个柿子都不敢吃了。父亲不吃的柿子小鸟吃。小鸟啄破柿子皮,汁水一滴一滴地往下淌。地面上,这里一摊,那里一摊,黏糊糊的,似猪血。就是从那个时候起,父亲就心生砍掉这棵柿子树的想法,只不过嘴上没有说出来,手上没有行动罢了。其时,这棵柿子树在父亲的心里已变成一棵枯死的柿子树,一棵不再结柿子的柿子树,一棵早已不存在的柿子树。
四
是年春节后,父亲开始生病。
父亲生病前有两个征兆:一是脚脖子水肿,一摁一个肉窝窝;二是心口憋闷,喘不过气来。半夜里,父亲憋闷醒过来,好像有一个看不见的东西坐在他的心口上。二弟从金华赶回来,带父亲去矿二院看病。医生跟二弟说:“你父亲年岁大了,身体器官老化,这就叫老年病。”二弟带父亲化验血、做CT、做彩超,检查一遍没见其他病。父亲耳朵聋,跟医生说话都是二弟说。二弟问:“脚脖子水肿是怎么一回事?”医生说:“排尿排不掉。”二弟问:“喘不过来气是怎么一回事?”医生说:“胸腔里有积液。”二弟问:“胸腔里有积液是怎么一回事?”医生说:“心脏器官老化。”医生开出两种药:一种利尿的,一种给心脏供营养的。二弟领父亲回家。
晚上二弟睡在父亲的床前。一来父亲要是夜里不舒服,能及时爬起来照顾;二来能给父亲带来心理安慰,父亲不再怀疑半夜里有东西坐在他的心口上。父亲吃一吃药,排一排尿,病情有缓解。这天二弟跑去问医生:“我父亲往下怎样治疗?”医生说:“利尿的药和给心脏供营养的药接着吃。”二弟从医院提一包药回家跟父亲说:“这包药你慢慢吃,你的病就能慢慢地好了。”父亲说:“我看难好!”
父亲住在西头屋里。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二弟打开窗户,透一透气,见一见阳光。父亲躺在床上,通过窗户就能瞧见院子里的那棵柿子树。一天,父亲要去院子里看一看柿子树。二弟问:“柿子树有什么好看的?”父亲说:“你说奇怪不奇怪,我睡在床上看见柿子树上有一根桃树的枝条。”二弟问:“在哪里?”父亲说:“你扶我去院子里,我指你给看。”
二弟搀扶父亲来到柿子树下面。父亲仰头上下左右认真地去找桃树的枝条。二弟问:“你不会看走眼了吧?”父亲说:“我睡在床上看得清清亮亮的,我还看见上面结了不少毛桃呢!”父亲和二弟站在柿子树下找不见桃树的枝条,就回屋里。父亲重新躺在床上,满脸欢喜地说:“看见了!那不是?就是被我砍掉的那棵毛桃树!”二弟激灵一下,知道父亲有些异常了。
二弟赶紧给我打电话,说了父亲的症状。二弟带着哭腔说:“大哥你快点儿回来,父亲怕是老年痴呆了!”
我住在合肥,回老家前先咨询了一个医生朋友。我问:“我父亲这样是不是老年痴呆症?”医生说:“这种间断性的头脑恍惚,应该还是年岁大的缘故。”带父亲到合肥看病不现实。医生建议我安排他去老家的医院住院。我问:“是不是住神经科?”医生说:“心内科。”我问:“看什么病?”医生说:“全面检查一下再说。”医生进一步解释说,“老爷子已经九十岁,头脑恍惚不算大毛病,器官老化不算大毛病,五脏六腑要是没有恶性病,也只能这样子。”
我明白医生的话,父亲住院的目的,不是治疗他身上现有的毛病,而是排查他身上有没有隐藏恶性病。我回老家带父亲去矿三院前后住了八天院,查来查去没有查出恶性病。父亲出院回家,身体状况却一天比一天差。我跟二弟说:“你就在家伺候父亲,陪他走完他人生的最后一段路吧。”
想不到父亲心里依旧放不下院子里的那棵柿子树。这一天,二弟趁父亲睡觉,骑电动三轮车上一趟毕家岗街。也就是二弟说的刮大风下大雨的那一天。二弟前脚刚离开家,父亲后脚就慢慢地爬起床,先搬一张板凳放在柿子树跟前,后去锅屋拿一把菜刀。父亲坐在板凳上,一下一下地砍柿子树。柿子树的皮肉紧实,父亲手上的菜刀砍上去,像细线勒出的一条缝隙。“咔咔咔”,父亲越砍缝隙越多,缝隙连成一片,脱落一块皮。柿子树的皮裂开,父亲接着往里砍,就砍在树干上。“咔咔咔”,父亲没有大力气,也不需要大力气,刀起刀落,用的是一股子韧劲,一下轻,一下重,不停地砍、砍、砍。“咔咔咔”,树干上就现出一道裂口,有汁水从里边渗出来。天上刮起大风,父亲不管不顾;天上下起大雨,父亲不管不顾。此时此刻,父亲心里只有砍树,没有大风,没有大雨。
二弟回到家,父亲浑身湿透,依旧坐在板凳上砍、砍、砍。二弟上前搀扶父亲,他不愿意起。父亲说:“还有几刀,就能砍倒柿子树了。”在二弟的眼里,父亲是一副不砍倒柿子树不罢手的样子。二弟说:“我来砍!”二弟接过菜刀,三下两下砍倒柿子树。二弟搀扶父亲走进屋里,他的手上依旧拎着二弟扔下的菜刀。二弟不敢怠慢,赶紧烧一锅热水,替父亲擦身。二弟又烧一碗姜茶,逼父亲喝下去。父亲安心地上床睡觉。二弟站在门口,望着倒在雨里的柿子树,一脸茫然。
听二弟这么详细地叙述一番,我知道了柿子树被砍倒的真实情况。二弟说:“父亲只在柿子树这一件事上头脑糊涂,其他方面没见他糊涂。”我问:“父亲有没有点火去烧砍倒的柿子树?”二弟说:“怎么没有?要不是我拦着,他早一把火烧掉了。”我说:“父亲下一回烧柿子树,你不要拦他。”二弟不理解地问:“烧着房屋怎么办?”我说:“你看着父亲烧。”二弟问:“父亲烧柿子树干什么呀?”我说:“他烧掉柿子树,心里就干净明朗了。”
父亲执意要砍倒柿子树,这里边还有一个原因。有一天,父亲叫二弟关上窗户。二弟问:“晴天开窗户透气不好吗?”父亲说:“我看见你娘挂在树枝上。”二弟说:“你瞎说什么呀?”父亲说:“你娘不是我开车轧死的,是她自个儿上吊死的。”
五
父亲知道他活不了多久了。上一次我回老家他就向我和二弟交代后事。归纳起来,一共有三条:第一条,他死后我去喊四叔家的老虎。老虎知道父亲与村里的哪些人家有往来,我和二弟平时不在家不知道。父亲说:“我跟老虎有过交代,他知道通知哪些人家来吊孝。”第二条,他死后我们不花钱雇唢呐班子。父亲想死后土葬,他想安安静静地走,不想闹闹哄哄地走。父亲说:“你俩找一班抬重(抬棺材)的人过来,把我塞进棺材里,挖坑埋下就是孝。”第三条,他死后穿他准备的妆老衣。父亲七十三岁那一年,买布找人缝制了一套妆老衣:一件蓝布大袍子,一条蓝布裤子,一双蓝布袜子。此外,他还买了一双蓝布的布底鞋、一顶蓝布帽子。父亲不喜欢店铺里卖的妆老衣。父亲说:“绫罗绸缎的衣裳滑溜,穿在身上不自在。”
父亲一口气琐琐碎碎地说完这三条,才停下来。我和二弟等候他说更重要的后事,父亲闭上眼,闭上嘴,不说了。二弟问:“你还有没有要说的?当我和大哥的面一下子说出来。”父亲斜靠在床头上,身子动一动,不睁眼,不说话。我知道,父亲这一刻心里肯定想着那个近在眼前的死。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世界上,没人想死不想活。
父亲活到九十岁,吃过别人没有吃过的一些苦,受过别人没有受过的一些罪,经过别人没有经过的一些事。现如今儿孙满堂,应该说已是人生圆满,没有留下什么遗憾。可真要仔细地想一想,谁的一生能说圆满,又没留下遗憾呢?
当时,父亲躲过八十四岁命坎,知道还有几年活头。隔一年,他一意孤行地要把家里的楼房盖起来。大姐回家阻止没有阻止住,我回家阻止也没有阻止住。大姐回家阻止的理由是,父亲这么大年岁,想操心可操不动心了。父亲跟大姐说:“楼房不盖起来,我死都闭不上眼。”父亲这样说话,大姐还怎么劝说?我回家阻止的理由是,我前两年调到省里工作,贷款在合肥买楼房,手上抽不出钱在老家盖楼房。父亲说:“你家不盖,叫你二弟一家盖。”老家一共四块宅基地,二弟一家怎么盖楼房呢?父亲有办法,从东头邻居家买两块宅基地,扒倒东头一间瓦房,盖底三间上两间的两层楼房。老家的楼房是以二弟名头盖的,我不好过问。盖楼房花了多少钱我不知道,父亲和二弟各掏多少钱我更不知道。盖楼房前期,二弟在家待几天,买一买材料,谈一谈工钱。盖楼房后期,父亲一个人在家,操心两头牛,操心盖楼房。要说父亲的身体急速地垮下来,就是盖楼房那一年开始的。
就这样,老家楼房盖起来,父亲心里安下来,我心里难受没处说。父亲跟我说:“等你手上宽裕,你扒倒三间瓦房,想怎么盖楼房就怎么盖。”我知道,父亲这样说是安慰我,更是安慰他自己。父亲知道,老家与我渐行渐远,我不可能回老家盖楼房。
我家有一个闺女。二弟家有一个闺女一个男孩,男孩名叫小亮。小亮是父亲唯一的孙子。父亲这样安排盖楼房,就是想把家产全部留给小亮。有一天,父亲跟我说:“你要是不想回家盖楼房,赶明儿你二弟多少给你一点儿钱,你把宅基地卖给他。”我看出父亲的用心用意。我说:“我不卖,赶明儿我退休回来在瓦房里养老。”父亲尴尬地笑一笑。
父亲八十八岁这年,跟我说起小亮工作的事。当年二弟和二弟媳妇去金华打工,带走男孩,丢下闺女。父亲照顾她上高中,她考上一所二本学校,毕业后去金华的私立中学当老师。男孩初中毕业直接上技校,之后在各地漂泊打工,一转眼十年过去,没车没房,不要说结婚成家,连一个对象都没有。父亲明白小亮这样下去不算事,叫我找关系,替他安排一份像样的工作。什么叫像样的工作?依照父亲的意思,就是有编制、吃财政的那一类。我说:“我没办法替他安排这样的一份工作。”父亲问:“你的亲侄子你都不能帮一帮?”我说:“眼下哪个单位进人都得先考试,小亮技校毕业,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父亲说:“那你走吧,我要锁大门割牛草。”那一天,我被父亲硬生生地赶出老家门。
按理说,我应该找二弟两口子协商一下小亮的事,就算找不到一份有编制、吃财政的像样工作,最起码能安排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这样一来,小亮工作稳定,找对象相对就容易一些。但我没有这样做,一点儿都不想过问这件事。那一天,我从老家返城的路上,我能感觉到父与子、兄与弟之间亲情的撕裂与冷漠。父亲想方设法把所有家产留给小亮,是本能偏袒,我能理解。二弟理所当然地接受,是自私自利,我不能理解。父亲这样做,或许是他的最好选择。二弟这样做,就欠思量了。二弟或许能回老家养老,小亮将来不管怎么样,恐怕都很难回来了。
再回头说父亲。要是上天再给父亲十年阳寿,叫他活到一百岁,年近一百岁的父亲还能操心什么事?我不知道,但肯定有。只是上天已派死神下凡,慢慢地接近父亲。父亲自己都能看得见摸得着。
六
大姐回来。我们姐弟三人商量父亲的后事。其实,父亲的后事没有什么需要商量的。棺材是现成的,老坟地是现成的,妆老衣是现成的。父亲死后,找丧葬一条龙服务的人,由人家操心去办,家人只要花钱就可以了。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父亲的丧事花钱,由我和二弟两家出;雇唢呐班子和扎纸马纸人的钱,由大姐家出。
大姐说:“父亲死后不雇一班唢呐响手,亲戚邻居会不会说我舍不得花钱?”我说:“父亲的丧事怎么办,我们姐弟三人说了算;说定一件事,只要我们姐弟三人没意见,其他人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大姐说:“那我就准备五七多扎两样纸马纸人、金山银山。”
父亲的丧事花钱,由我和二弟两家出,不关大姐家的事。可有些话,我想当着大姐的面说清楚。这是说给二弟听,大姐做见证人。一是父亲手上有多少钱,我一分不要;二是父亲的丧事收多少礼钱,我一分不要;三是父亲的丧事花钱,由我和二弟两家平均分摊。村里人家办丧事闹矛盾,往往就是因为在分钱、出钱上面不公平。我这样做是避免家庭闹矛盾。大姐没话说,二弟一样没话说。大姐说:“你当老大的,谦让二弟是应该的。”二弟说:“我听大哥的,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我跟二弟说:“趁还父亲活着时,有的事你要问清楚。”二弟问:“什么事?”我说:“比如说盖楼房的材料费、人工费,是不是都结清楚了。老话说,父债子还。到时父亲不在了,人家上门讨债,就说不清楚了。”二弟说:“这个我来问一问。”我继续说:“再比如说,父亲手上的存折密码,要问清楚,银行那边也要问清楚。”二弟问:“我去银行问什么?”我说:“如果父亲不在了,没密码人家不给你取钱。”
父亲有多少钱,我不知道。银行给不给取钱,二弟不知道。这些都跟大姐不相干。大姐在一旁“嘤嘤嘤”地哭起来。我问:“大姐你哭什么呀?”大姐说:“就眼睁睁地看着父亲没有了?”我问大姐:“那你说怎么办?”大姐迟疑一下说:“要不要去医院,听医生怎么说?”二弟说:“怎么去医院,去医院还不是瞎折腾?”我跟二弟的想法一样,医院不能去。不是不给父亲看病,而是父亲的老年病没法看。大姐的哭声大起来。
我们姐弟三人在堂屋里说话。就算父亲睡觉醒过来,他耳朵背也听不清我们说什么话。半晌午,我们商量得差不多了,大姐要回家去。二弟说:“大姐,晌午在家里吃饭吧。”大姐不想留下来吃饭,她要回去带孙子。我说:“今天我们一块儿陪父亲吃一顿晌午饭。”有几年我都没在家吃饭了。父亲在家都吃不到嘴,以后我回去吃谁家的饭?一般情况下,我吃罢晌午饭,看一看,坐一坐,就返回。大姐跟二弟说:“那你给你姐夫打电话说一声。”
父亲醒过来,大姐去西屋里。父亲问:“华子你怎么来啦?”华子是大姐的小名。大姐没事不回家,父亲觉得稀奇。大姐说:“没事我就不能回来看你啦?”父亲问:“你来看我在理上,你给我买了什么好吃的。”大姐说:“我给二弟钱,你想吃什么叫二弟上街买。”
我回家,父亲知道。父亲去年买的老坟地,离淮河很近,上个月河防公司规划打堤坝,我下午要找地主重新置换一块地。二弟说,这些天村里好多人家忙迁坟。要是父亲早死早埋下地,迁坟再买老坟地就麻烦了。
父亲问:“曹家强和王书洪都在家吗?”我说:“昨天打电话说好了。”王书洪是地主,曹家强是曹姓长辈人。下午置换地,曹家强跟王书洪协商,比我直接说更合适。父亲问:“姓吴的过来吗?”我说:“他下午直接去地里。”姓吴的就是提供丧葬一条龙服务的人。喊他过来看一看风水,就能把老坟地定下来。真到父亲走的那一天,就把丧事的一摊子事交给他。父亲说:“老坟地换好,我就能安心地去找你娘了。”
晌午饭,我们姐弟三人一块儿陪父亲吃。我们一般不喝酒,父亲这一天却要喝酒。父亲跟二弟说:“去把那半瓶酒拿来。”父亲出院,四叔家的三儿子来看他,在这里吃一顿饭,喝了半瓶酒。二弟去拿酒,顺手拿两只酒杯。我和父亲喝酒,大姐和二弟不喝酒。我说:“二弟,你再拿两只酒杯,我们姐弟三人都要陪父亲喝一杯酒。”大姐说:“我哪能喝酒呀?”我说:“你倒上酒,我替你喝。”大姐说:“这还差不多。”二弟问我:“我的酒,你也替我喝?”父亲说:“今天这杯酒,你不喝也得喝。”其结果是,父亲喝一杯酒,二弟喝一杯酒,我喝两杯酒,大姐没喝酒。
吃罢饭,父亲说:“我心里想到这么一件事。”我问:“一件什么事?”父亲伸手指一指窗户外面说:“你们兄弟俩要想在院子里栽树,就栽一棵石榴树!”
两个月后,父亲安详地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