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文昕,1998年生,202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创意写作专业,现居上海,虚构与非虚构创作者。正在写作和行走中,捕捉蒸发的南方故事。小说散见于《上海文学》《草原》等,曾获广州青年文学奖、“澎湃·镜相”非虚构写作大赛一等奖、中融华语原创文学大赛入围奖。
一、返程
章一琳是被轻微的震动叫醒的。将近日暮,机舱内是穿过云层的余温,飞机狭窄的圆形窗外,留着泪痕般的雨。依稀看得见泥地上的沙粒,好像刚做完一场干涸的梦。
下了飞机,弟弟早在停车场处等待,弟媳牵着小侄女,一琳蹲下,女孩于她右脸印下一记瘦小的吻,一声声姑姑叫着,亲昵,胶着,四人中烧起一股陌生的热情,一琳不由得脸红。
车朝南开,回家的路上车依旧很少。侄女拿着一琳送的天使玩偶,在弟媳怀中左摇右晃,轻快摆动起来。一琳感到疲倦,大概是飞机延误,她觉得自己仍有一部分丢在海峡对面,还没有回过神,一句话只能说几个字,诸如还行,吃得惯,捷哥比较忙,我先回来看看,以此回应弟媳的关心。
“其实我们都有在照顾,但妈比较想见姐。”
“她怎么样?”
一直沉默的弟弟忽然从前座转过来,看了她一眼,说完“你要有准备”,便转过头去。弟媳觉得有点惊讶,车厢内忽地安静下来。一琳注意到弟弟下巴冒出粗硬的胡须,黑发也乱,像是几天没休息好的模样。弟媳握住她的手,又紧紧地,按捏两下。
一琳点点头,去摸侄女的短发。弟弟乘机谈起今年自己和朋友在做小区游乐场,似是刚刚起步,又似是前程万里,说着便激动起来,腾出双手给她比画大小。
“这么小的碰碰车,一个小区可以放五辆,只要有投资……”
“别说了,让姐休息吧。”
一琳于是闭起眼睛,她不知道弟弟会将她先送到哪里、去见谁,在快要睡着之际,有那么几秒,她甚至感到车在向后倒退。
车驶至医院门口,弟弟答应会把她的行李放回家,而后摇上车窗。侄女却很不舍,台湾姑妈地喊着,那双眼睛一直紧跟,目送她进去。
这是市里唯一的三甲医院,墙体通白,鲜明的红色招牌。一琳、一琳的弟弟和一琳弟弟的女儿都在这里出生,生老病死像是这扇自动开合的门。她顺着走进去,按照弟媳留的字条找到301病房。一琳犹豫过,要不给母亲买一束花、一袋水果?母亲想要的关心都并不昂贵,她知道,但弟弟的车就这样开了过来,她没有机会喊停。
把手是铁的温度,一琳站在米黄色的门前,没有进去,透过门上一方窄小的开口,隔着五年未见,她先认出母亲的轮廓,后背,稀疏的花白卷发,比想象中要胖些。母亲正和隔壁床的老太太聊天,也许是在别人眼中看见了惊异,母亲才转过来,发现门外的她。
母亲对一琳的到来很满意,但缺乏精力,母亲只抬了抬手,章一琳,低声喊出她的名字。母女间没有太多的寒暄,母亲大概已经向老太太介绍过自己,老太太询问一琳在台湾的工作、婚姻,一琳没接几句,母亲却讲了许多。她在台北做酒店管理,和老公结婚五年了,还有一年就能拿到身份证。
带我去拿拍片报告单,最后,母亲叮嘱她。
医生看片子时,一琳的眼神忍不住飘向窗外。四周的楼是新建的,六层的砖红色仿古建筑,埋进午后的烟尘。五月末的凤凰花,沿街一路似火烧过去,映得问诊室里昏暗无光,剩医生手中电筒的影子,在片子上游走,拍出母亲的条条胸骨,阴影清晰可见。她压回一个哈欠,重新拿起手上的CT报告单,给对面的人递过去。
“右侧胸腔积液,心影大。”那人嘴唇一闭,拔开钢笔盖,在纸上重重添两道横线。笔划开纸的声音,令两人都紧张起来。母亲挨着一琳,忽然,用消瘦的手环住她的手,一琳能感受到那力道,将自己向下拉,如同在求救。
一琳用手机敲下医生的建议,无非是按时吃药、保持进食营养、适当出门晒太阳之类的话。“尤其这半年,要好好注意。”母亲听过,鼻子下轻哼了一口气,乜斜看向医生,转身走出门。过道的冷风刮来,那穿着病号服的白色背影显然一抖,一琳来不及记下这句话,她向医生鞠躬,简单地致歉,也朝外追去。
病人是走不远的,一琳跑了几步才意识到,因此停下来。母亲昂着头,仿佛是在等她,因剧烈的情绪波动,那股粗重的喘气声被压了下去。想咳就咳出来,她劝说道,而母亲只是向前看一眼,伸出手让一琳搀着,缓步朝病房走。
隔壁床的老人见母亲回来,朝身后的一琳打了个招呼,费力撑起上半身,探过头,问怎么样。
“我要换医生,他一点用也没有。”
老人不语,只当是笑话,反而咧开了嘴。但一琳知道,这话母亲已经在电话中说了许多次,要她回来替自己找医生。刚开始一琳仍有耐心,好言劝几句,后来索性不回答,只听母亲一句句抱怨,偶尔医生的白大褂没有穿整齐、开的药太多,都会化作无名怒火。
这种病,能治好的到底有几个,一琳也不知该抱多大的希望,也不敢在母亲面前提起“癌”这个词。弟弟怕人承受不住,只告诉母亲说她患的是肿瘤,活检出来是良性,医生说配合治疗便能好。一个好字制造泡沫般的希望,足以让母亲把挑剔都转移给指标、数据,以及漫长的透析。
有时,母亲那密集、沉重、字字清晰的怨怼声,反而给一琳制造出一种意外的错觉,对面的人仿佛还很健康。她几乎听不出母亲的咳嗽——患者显著的症状,还剩轻微的浮肿,也随着母亲的抱怨而消散。
母亲吃完苹果泥便睡着了,一琳站起身,一口口咬着剩下的苹果核。眼前,窗框住洋红的花,初夏算是很温和的季节,往常她会和经理告几日假,去基隆的海边夜钓,爬爬象山。若不是因为母亲生病,她大概不会回来。
想来已经有五年了,五年前,一琳二十三岁,母亲鼓励她去台湾,叮嘱她去做捷哥的妻子。捷哥为她举办的仪式很少,只在岛上办了场满月的回门,毕竟一琳能嫁给捷哥,一纸合法确凿的结婚证书,已经让母亲对自己的人生满意不少。一琳登机前,全家人都来送她,好似有意在机场为她办了一场小型的婚礼,假花,成对的玩偶,红色帽子,还有母亲脸上的风光。捷哥牵起她的手,走过安检,一琳转过身,朝对面的亲友挥挥手。
回想起来,那时捷哥对她也许真的有爱,他带一琳到台南乡下,见过自己的祖父母,又拜托村里的老先生替她看看面相。一琳那时年轻娴静,连一个不字也难以说出口,肉肉的掌心翻开,老先生在她掌纹上来回摸索,咂咂嘴,说一琳命里带金,再问捷哥做什么的。制造业,很好,会旺呢。一琳害羞,将手收回,环着捷哥树干般的小臂,他爽朗的笑声,连同头顶的树叶一起在抖动。捷哥牵着一琳,将她转过来,弯腰给她戴上祖母的玉耳坠,两根银线陷入她柔泽的长发。捷哥与她贴得更近,能闻见他头上洗发精的气味,她伸手替捷哥整理歪曲的衣领。仿佛是第一次,章一琳真切体会到,眼前的人这样需要她。
“水……”母亲的呻吟适时打断了回忆,一琳把床头的保温杯递过去,见母亲不动,她再将瓶盖拧开。出人意料,生病的母亲一点也不像小孩,不需要爱、情感与关怀,她依旧是那样直接,只是希望一琳能回来,陪她度过每周的例检,看诊拍片,记录医生的字斟句酌。大多数时候,母亲都在刷手机,她在手机上看到许多疾病中的幸存者,比自己瘦小,但更坚强,能够在医院走廊跳手指舞,拍画面抖动的短视频。母亲拿起手机后,便很少和一琳交谈,只不时让她替自己插电插头,为多看一会。视频的分钟和日夜激励了母亲,使她相信这世上一定会有奇迹。
当夜,母亲在病床旁支起一张折叠小床,让一琳陪她睡,两人夹着一条狭窄的过道。一琳推说她才刚回来,衣服都在拉杆箱里,想去弟弟家一趟,母亲不许,干脆让他送过来。谁都知道弟弟不会这样做,他或许还在小区楼下玩碰碰车呢,她只好套上母亲的旧睡衣,松垮垮的,翻身时能闻见白天熬的中药气味,黄芪生地藏红花,盖过她出门时擦好的淡香。
不知究竟从何时起,母亲身上,已经从蛤蜊油、雪花膏,化作愁苦的药味,生命全凭靠一碗药汤。
将近十点,护士查过房,就替众人关了灯,在老太太闷重的呼吸声中,她与母亲分向而睡。一琳闷进被子里,无法回复朋友的消息,更无法登录看看,捷哥是否有发来一两条关心的话。她的生活随之减少一半,只能呆呆听着音乐。最后探出被子,长吸一口氧气,如同喝了大口药般苦楚,一琳想下床走走,却听见母亲剧烈的咳嗽,在夜的雾气中不断加深,听得见痰声,以及肺部的震颤。
“喝水吗?”一琳赶忙去拍母亲的后背,手却被打掉,她一时忘记该如何应对,呆立在床前。隔壁老太的梦境被打断,不耐烦地呻吟几句。母亲在嗫嚅,声音黏腻,一琳俯下身,把耳朵凑近母亲双唇。
扶……扶我,厕所。
一琳挽起母亲的腰,将她从床上轻轻搬至地面,不想母亲的脚刚触到水泥地,猛然受惊,朝后跌在一琳怀里,继而挣扎着站起来。一琳的小臂萌生尖锐的痛感,一低头,是母亲许久未剪的长指甲,正一点点扎进自己的皮肤。两人争先恐后地,喊出痛字。
一琳站在门外,厕所里不断传出干呕、叹气与捶打的声音,她分不清哪个属于母亲,但都很痛苦,索性戴上了耳机。一琳爱听李宗盛的歌,赶路时听,做饭时听,工作时倘若主管不在,便偷偷听,听完三分钟的歌便能擦净浴缸,以及擦掉客人滴落在洗手台的乳液,捡起下水道口纠缠的发丝,抚平被褥。她习惯用整理的动作,缓慢地补齐歌里唱出的遗憾。
等母亲从厕所出来,双颊下垂,显出日经折磨的疲倦。或许母亲每一天都是这样度过的,但对一琳来说,这只是第一天。她向前去搀母亲,握住那双脱去力气的手,母亲脸上的肉松弛下来,朝她做了个苦笑的表情。
“好好陪我,房子会归你的。”
一琳不回答,只是试着将母亲再向前拉一步。
“医生都说你会好的。而且,我也不是为了房子才回来。”
“我答应过你的。”
一琳开始回想母亲拨来的那通电话。那时她整理完最后一间客房,沿忠孝东路直走回台北的出租屋,站在红灯下等待。她贴近手机,听到母亲虚弱的声音,说自己长了肿瘤,叫她回家照顾。
海边那栋房子,你还记得吗?你回来我就给你。母亲说完,就匆匆把电话挂断。
红灯转绿那刻,一琳不敢走,直至一辆摩托车逆行,径直朝她撞来。车灯照亮一琳的脸,她听见车轮胎在地上急速刮过,男人的指责声响了一路,她将双眼紧闭,如同面临审判。
二、疤痕
一琳买了一束洋桔梗花,插在两张病床中央,母亲或许不需要,她要买给自己。
陪母亲住在医院的一周,一琳清晰地看见生命这件事,是同手术室的灯光一起亮起,也伴随着血液一点点被抽干。因而,她在花身上寄放些微的希望,每日为它换水、剪枝,等最细幼的花苞张开。母亲从不在意与自己无关的事,倒是隔壁床的老太太,姓张,不时会夸赞一琳的细致。
偶尔在母亲去输液时,一琳留在病房,与张老太聊天。她发现不时有女伴来探望老人,却不见年轻子女,一琳不好意思问,只偶然一次,老人主动谈到自己没有结婚,更没有后代。一琳一听,不免起敬,把那束洋桔梗朝老人处轻推一点。
张老太倚在床上,五指插进发缝,拨弄至发尾处,显出一点留恋;说起自己年轻时,和兄弟姐妹争吵,于是独自去新加坡做帮佣,发誓一辈子不结婚,那时她每日都把发髻梳得整齐,和姊妹挤在廉租房,她们称作穷人屋,赚到了钱便要搬出去,可她在那儿一住便是半辈子,帮主人奶过的孩子,如今比一琳都要大许多了。到了六十五岁,她觉得做不动,便和雇主说要回家。雇主给她买了头等舱,她终于飞回国,挑了个近海边、气候适宜,还有朋友的小镇。
“你啊,结婚了吗?”张老太摘了朵桔梗花苞,这样问她。
一琳想了很久,反问道,领了结婚证,但老公和别人在一起,算结了吗?老太太轻“嗳”了一声,咂咂嘴,泛出酸气。听起来像在哀叹,真没劲。
老人拜托一琳为自己换件衣服,说自己的手颤抖,碰什么都疼。一琳将老人的衣扣一颗颗解开,脱去外套,再将僵直的手举高,卷起秋衣,一条斜长的疤痕渐露了出来。她又绕至前面,疤痕由肩胛蔓延至前胸,挖去老人的左侧乳房,另一边如同水袋般吊着,她不忍心,赶忙为老人套上衣服,增生凸起刮过她的手。
“你比你妈说得有耐心,很好。”老人冲她笑了一下,赤裸的牙龈间露出一块黑洞,一琳感到心里某块东西暗了下去,一阵慌张。
待母亲输完液回房,她望见母亲手上胶带粘合的痕迹,才意识到那暗去的叫作恐惧。她开始担心母亲哪天也会像这样,被看不见的病菌解剖、挖去,最后给自己留下疤痕。
按照医生的叮嘱,一琳开始记下母亲一日三餐的进食量、呕吐频率和脱发程度,数据比检验单更残酷,证明母亲的免疫力在一日日下滑,吃的东西不一会儿倒吐出来,赶不及到洗手间,索性就倾落在病房间。混杂、浓稠的流体落在地面,让一琳险些也想吐出来。
母亲再做一周的检查便能出院,弟媳请好假,来和一琳交接班。两人坐在医院中央的花基聊了几句,弟媳说起弟弟一心扑在自己的事业上,不管女儿的学习,不时又指点她对母亲照顾不周,却很少出现在医院。一琳听来苦楚,知道弟媳还有话没说完,但一定是说不出口的。她很想告诉弟媳,这些事情她都知道,不正是因为解决不了,自己才想要躲远一点的吗?
催促的汽车鸣笛声在栏杆外响起,一琳眉头一皱,将手提包合起,起身向弟媳道别,她将记录母亲病情的本子转交给弟媳,预先在夹页内放进四百块,带有标价的怜悯,不由得想起捷哥便是这样对自己,以及那些女孩。她们闹脾气时,捷哥便往她们手心塞几张钞票,教她们去做脸、烫头发、往脸上打镭射。
弟弟将她接回家中,给她留下一间朝北的小房间。侄女的身高一点点往墙面上爬,标记歪斜。时隔两周,她才整理自己从台北带回的行李箱,撕去行李标签,像拆伤口,将咬合的拉链拉开。第一层,叠得整整齐齐的衬衫,还混着一琳清理客房惯用的漂白剂气息。第二层有面膜、发饰,一琳将这些物品一推,知道都用不上了,她现在过着不整齐的生活,冒失得能挑出刺来。她从箱子最底层掏出一个束口袋,反转倒落出来,全是天使。粉色头发,白色翅膀,玩偶叮叮当当地落在床单之上。
一琳到台北后,如母亲的愿,和捷哥领了结婚证,两人在基隆的海边度蜜月。捷哥在沙发、椅子和钴蓝的玻璃窗前要她,似乎有意要她记住头撞进桌角的感受,他们的孩子大概就是在那时怀上的。后来的三个月,一琳哪儿也没去,坐到捷哥新开的工厂里,替天使翅膀上色。那不过是个极小的工作室,钨丝灯整夜亮着,坐着越南、印尼的非法劳工。她们不知道一琳和捷哥结婚了,还热切欢迎她,似乎一琳还在,她们的委屈便能共享。
为翅膀上色是最后一道工序,她坐在整个流水线的末尾,看见源源不断的天使从远处传送而来。颜料要涂得均匀,不能有刷痕。刚开始,她一天只能涂五个,而后慢慢到了七个、十个,所有细小的天使翅膀都在眼前飞动。
“台湾姑姑。”房间门开了,小侄女自外跑来,一下环住她的腰,如同缠住一棵树。注意到床上的玩偶,侄女又伸手去抓,她兴致勃勃地说起自己在补习班,朋友们如何喜欢这个小巧的天使。
“你可以把这些送给她们。”侄女眼中闪出惊异的光,把玩偶都拢在怀里。
“谢谢台湾姑姑,你真善良。”小孩总是爱用庄严的词语,一琳听到便苦笑。她没有告诉别人,捷哥的工厂破产时,就给她留下这些天使当作工资。若不是行李不多,她也不会想到,要用这些陈旧的礼物填满行李箱的空隙。
弟媳留在医院,三人便吃了一顿简单的晚餐,番薯丸配面线糊,说是特意买给一琳的,依旧是中学巷口的味道,不过店家已经换成老爷爷的儿子,右手纹着一条龙,还生出更年轻的小男孩。一琳拿起筷子,发现里面已经凉透了,糯米皮僵硬,虾米嚼来阵阵腥味。她不由得怀疑这番薯丸,从前便是这滋味,只是她爱和弟弟争,抢先吃下,便尝不出来。
夜间,她躺进被窝,辗转睡不着,才发现自己在想母亲,想念母亲漫长而深沉的呼吸声。整整七天的陪护,让一琳的生活变得很规律,起床,整理被窝,清扫房间,陪母亲吃药化疗,在光线最膨胀的时候陪母亲下楼,借阳光驱散疼痛。
一日,晚饭后,弟弟提出要带她去走走,但让侄女留在家里写作业。一琳没多想,背上包便同他出去了。弟弟将车窗全部摇下,夏夜的风卷带着沙粒,清晰地划过她的脸颊。一琳明白这里再不会变了,除却她和弟弟共同买的楼盘,如同怪物般不合时宜地层层高建,四周,土坑仍旧是土坑,特卖场的霓虹灯经五年也没有修好,电流短缺的光频闪。转个弯,弟弟带她往市中心开去,路从坑洼走向平整,一琳才看见热闹。
“到了,你下来玩玩看。”
耳边是喧闹的童歌,开了车门,空荡的平地上,长出一座野蛮的游乐园。充气式的彩虹滑滑梯,重心不稳的蹦床,小孩两两坐在玩具车上,朝一琳开过来,因为抢夺方向盘,便东倒西歪地笑。弟弟站在她身旁,一头褪色紫发的男子走来,看起来比弟弟还要小,皮带上的钥匙却叮当作响,两人亲切地打了声招呼。
“这是我姐,刚从台北回来。”男人又将手伸出,握住一琳的。
男人递来一根烟,弟弟暗暗瞥了一琳,没有接。男人正要将烟收回烟盒,一琳却拿了过来,很自然地凑近男人的火机。烟雾从三人眼中擦过,将四周都染灰,雾蒙蒙一片,弥久未散。地上多了几个烟头,弟弟将火星踩灭,拉着一琳往人群中走。
试一下?弟弟邀请她。一琳选中一辆红色的小车,车里只坐得下一人。弟弟和朋友在后,车开动起来,带动非常廉价的旧磁带噪音。她感到座位一震,原来是弟弟的车加速,一头碰上自己的车尾。弟弟一挑眉,冲她耸肩。
一琳主动要求再坐一次,这次换成她想撞前面的小孩。轮胎相碰,两辆车里的人痴痴地笑。到了第三轮,小孩的家长抛来白眼,一琳只能摆摆手,下了玩具车。弟弟的朋友礼貌地将她牵下车,关了车门。
回程仿佛是从灯光里开出来,他们闯进一片黑色的雾里,暗黄的灯光笼罩着大王椰,弟弟调开远光灯,车窗清晰地映出前路,碎石搅乱,草梗丛生。
怎么样?弟弟问,以为她没听见,于是又问一遍。
“刚刚那个,玩的小孩这么多,肯定很有市场。”
一琳没说话,身边擦过一辆车,她赶忙扶住车上的把手。
“你一定去过游乐场,我们这里的小孩很可怜,都没东西玩。”
“说真的,再十万,再给我十万,我也能在小区楼下开这种游乐园。”
一琳与他算起账来,像母亲教过的,分门别类。一琳从台湾邮来的钱,替他交了房子的首付,弟弟略去不讲,反谈起母亲的赡养、医疗费,细致到从福州到上海看病的路费,是飞机而不是动车,还有给医生塞的红包,弟弟都和她从头说一遍。
“家里不是还有一套海边的老房子?到时候我卖了,肯定能还给你。”
“怎么变成你的?”
“不是我的,难道是你的吗?”
一琳往后仰头,她多希望能够在座椅上睡着。车却旋即陷入颠簸之中,弟弟骂了一声。漂亮的柏油马路,只有那一段是顺畅的。
回到家时,侄女卧在沙发上看电视,弟弟正在气头上,踹开塑料凳,叫侄女把作业拿出来检查。侄女自知理亏,抱住弟弟撒娇,弟弟不理,将自己关进主卧。一琳走过去,将小孩努力抱起,发现侄女在弟弟将门锁上的那刻,已是噙满泪。
“我想妈妈。”
一琳揉着孩子哭得发震的后脑勺,将她带回自己朝北的卧室,两人在床上玩了一会儿天使玩偶,侄女问她,在台湾的家是不是也有很多玩具,一琳不知如何回答。她大概从小就没玩过玩具,对于流水线上的玩偶,才描画得那么冷静。
台湾姑姑,侄女说,妈妈说以后带我去台湾找你。那小小的、毛茸茸的辫子钻进一琳的怀里。
台湾姑姑,你说台湾好玩吗?
一琳摇摇头,揉了揉侄女的脸。不要叫我台湾姑姑,她轻声地说。那要叫什么?缓缓地,一琳说出自己的名字。
章一琳,侄女努力咬字,仔细念了出来。印象中已经很少有人这样叫她,除了签结婚协议书时,公证处的女士礼貌地念着她的单身宣誓书。因为没有身份证,办不了健保卡,一琳大多数时候没有完整姓名。在酒店时,经理也通常叫她作Lin。Lin,你去扫一下房间。Lin,今天客人有投诉你,浴缸没有洗干净。Lin,你不是结婚了,怎么总是一个人呢?
一琳很久没说话,侄女意识到故事停了,于是放下手头的天使玩具,问一琳还有别的故事吗?听见没有,侄女扁嘴,在她的怀里犯了困,于是用小手牵住一琳的睡衣,睡眼惺忪;捏住一琳松弛的腰腹,仿佛有了新的发现,再次亲昵地凑向她。
这是什么?侄女问。
她深吸了一口气,是疤痕。什么的疤痕?烟头的,这是水果刀的。
侄女接着问,摸到膝盖那巨大的缺陷时,终于停了手,大概在她身上辨识到新的故事,又出于孩子的不忍,没有继续问下去。一琳抱住侄女,两人相对而睡,交换彼此温和的鼻息。一琳没有数过,原来身上有这么多伤痕,新的旧的,凹凸不平,像年轮一样规划着她留在台北的五年。
三、去云南
弟媳打来电话时,几乎是带着哭腔,让一琳急忙赶到医院。
进了病房,一琳没看见弟媳,于是问母亲。母亲没好气地回答,数落起弟媳的不是,想是母亲气撒在别人身上,一琳叹气,不得不安慰起来。
母亲比几天前脖子更显肿胀,白色胶布将母亲手腕绑住。桌面上化疗的药铺开,红白绿,一种季节的颜色。母亲还在抱怨,有意让她留下,弟媳把毛巾拧干,便出了门。一琳于是坐在小床上,拍去枕头上散落的几根头发。
护士来查房,叮嘱她带母亲去拍片子。她看了手表,还有半小时,于是翻开枕头下的笔记本,日期仍然停留在她记的那日,弟媳只在下面新添了句“喝了粥”,而里面的钱确是抽走了。
一琳感到母亲走得更慢了些,穿过长廊的时候,几乎是靠在她身上,蹒跚的步伐带着余波。检查室的绿色大门前,排起一道等待的队伍,一琳带着母亲站在最后边。大门开合,如同贝壳吞吐沙粒,就在快要轮到她们时,母亲叫了一声,音量低得令一琳怀疑自己听错了。
琳妹,那是母亲小时候才会念的她的小名。
没等她缓过神,后面的人又将她们朝前推了一步,站在门口的值班男人披着黑色外套,较她们高许多,嘴唇发紫,面色昏暗,不健康的神色。他扯过一琳手上的检查单,说她们走错检验室。他瞪了一琳一眼,眼神里有责怪,让两人跟着他来。
一琳低下头,数着前面男人的步子。男人有意赶路,母亲却行走缓慢,她拉锯在中间,只能喊一句慢点。待慢下来,过道显得更长了。男人无奈地站在原地等两人,忽地打起响指,一下一下,伴着步子,通往她们的目的地,一扇极窄的小门。
这真的是做检查的地方吗?一琳疑心,她们像走进迷宫,只能听见清脆的响指声。如同倒数,母亲终于走到门口,一眼便消失了。她看着男人远去的背影,打了个冷颤。
报告在次日才出,她们于是度过了安静的一夜。屋内有冷气的声音,她几乎听得见空调外机滴出的水声,一滴一滴,如同男人的响指声。她入睡的时候,像是进入一片黑色的海洋,无数的鱼在啄食她的身体,制造出鲜明的痛感。她疼醒过来,才发现母亲已经坐起身。
在幽深的月光中,她看见母亲的脸被切割;藏进阴影的那面,流出眼泪。
许多年后,一琳想起母亲忍着痛、看向自己时的轮廓,她才知道母亲是有预感的,人的生命就是不断触及边缘,然后模糊。
真正拿到结果那刻,知道母亲已是肺癌晚期,一琳躲在楼梯间大哭了一场,回来看见母亲还在和老太太聊天,见她有藏进去的泪痕,于是递来一个啃不动的苹果,让一琳给自己削皮。
医生怎么说?母亲问。一琳说挺好的,可以回家休息,最好一个月来复查一次。
母亲晚上便催一琳收拾东西。张老太回来时,看床铺已经叠好了,表现得很惊讶。母亲洒脱地表示她们要回家了,临走前,张老太喊住一琳,用皱巴巴的手指,一个个数字敲下她的手机号码。
一琳发现床头的洋桔梗早已枯败,用矿泉水瓶剪就的瓶内蓄满污水,积累水苔。她走后,病房里没人再管病以外的事情,想到这,她还是将花从瓶内抽出,扔进垃圾篓。
晚上大家聚在弟弟家,弟媳做了五菜一汤。母亲胃口虽不好,但仍将每个菜夹进碗里,小口而费劲地咀嚼着;那样努力,好像在拼凑他们家的原貌。印象中,上次其乐融融,只听得见筷子扫碗底的聚会还是在她飞往台北前,那时母亲身体健朗,弟弟新婚,侄女未满一岁,小得要抱在怀里。捷哥坐在一琳的身边,给她夹菜。几乎每一场正式餐宴都有母亲的影子,见识了她如何从一位细心的老板秘书,长成老板的妻,从恋爱,到争吵,直至订婚,虽不能说各怀心思,但也绝非单纯。母亲教她如何用柔媚的声音,去安慰与应付,用自己从未产生过裂痕的身体,去承接捷哥粗暴的掠夺。一琳都学会了,捷哥对她也不是不好,起码眼前房子里的东西,有一半是靠捷哥添置的。一琳大学学的是艺术,念到最后,不过知晓怎样的美才讨男人喜欢。
等她真的到了台湾,才知道捷哥见过不少。他大多把女孩养在台湾北部的乡间,里面她最安静,褪下衣服的时候几乎不叫嚷。母亲自以为了解男人,实际上,捷哥才最清楚一琳想从自己身上拿什么;像她这样乖的女孩子,领张结婚证就像签合同,捷哥要在她身上盖章,也没什么不可。
五年过去,一琳才明白母亲错了,母亲始终用努力的态度应付一切,无论是走进婚姻,还是治疗自己。不是努力就一定有用、吃过药指标就会下降,如果听医生提醒,就会了解,有的病从开始就是治不好的。
餐桌上,侄女咿咿呀呀地表演起新学的儿歌,母亲笑意浓浓,用脸紧贴小侄女,动作标准好似画报表情。一琳又为母亲舀了一碗汤,就当大家都觉得舒畅、胃口舒展,弟弟又再提起那辆碰碰车。
“十万,妈,你就让姐借我十万。”
一琳几乎要骂出口,是被车撞坏脑子了吗?又碍于母亲情面,没有说出口。弟弟滔滔不绝,有意趁着母亲笑脸还挂着,说出那句会让人难堪的话。
“是吗?”母亲仍在笑,“你有的话,就给他吧,反正你有房子了。”
众人错愕地看向母亲,弟弟终于明白那套海边的房子并不属于自己,气得将筷子一摔,就诉起苦来,用词激烈,令每个人都觉得被冷水淋面、呼吸不畅。一琳于是站起来和他对峙,地下是残羹冷炙,汤汁遍地。
先是母亲激烈地喘息起来,但被两人的争执盖住了。侄女发现奶奶脸涨红,急得大哭,弟弟才与一琳分开,他与弟媳去哄孩子,一琳替母亲抚背,彼此搀扶着回房间。
“妈,要我拿钱给他?你以为我过得很好是不是?”
一琳的手拍过母亲的后背、胸前,每一处几乎都能摸到颤抖的肋骨。两个人中间隔着许久的沉默。
“你啊,”母亲的胸口在抖动,“电话都不打一个,怎么可能好嘛。”
要是不把你送去台湾,是不是就好了?母亲反问她。一琳背过身去,听见母亲的话,终究是没法冷静,于是跑去卫生间,颤抖着哭喊出来。她其实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倘若不经历这件事,父亲消失后,跟着母亲生活的他们俩,是否真的会好,还是像母亲的病情,就此愈来愈差下去?
说起来,一琳其实是不太回头看的人,这大概是她虽一直向外走,却总是栽跟头的原因吧。
回到房间,母亲留着一盏床头灯,掀开被窝让她爬进来,棉絮细孔里面藏着药和母亲的气味。
“我想去云南旅游。”母亲闭着眼睛,这样对她说。
云南,一琳自小就听母亲提起许多次,因为距离,最好是坐飞机去的地方。很奇怪,他们宁愿借钱买出去的机票,却迟迟不肯为旅行花费时间。
一琳答应了,反正她从台北回来时,只换了五万块钱,她告诉自己,花完那五万块钱,就回去。
……
(选读结束,全文请看《西湖》202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