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上过天风：壬寅诗馀二百首》：江山风雨铸真辞

词之道，在勇先生谙熟久矣。读到这本《心上过天风：壬寅诗馀二百首》，我不免好奇，集子中会有什么让人惊喜的宝藏呢？ 一卷读后，唯有一个词可以概括：“感动”。这感动来自于词人之“真”——真情性、真言语、真境界。

“真情性”，以明人陈子龙《幽兰草·题词》中语解之：“境由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情出自然，情景交融，情辞合一。在勇先生笔下的“情”正是多样化，灵动自由，无所拘碍的。如《万里春·梦语寄尹兄》：“笏板须无拱，把牙板、醉歌敲弄。剩无多、几个春来，算应携相共。”是看淡名利的通达之情。《双鸂鶒·园池遇鹭》：“野草丛中声唧，雏鸟似能亲昵。又怕茕茕孤立，猫儿来作天敌。”是民胞物与的仁者之情。清人沈谦《填词杂说》云：“词不在大小浅深，贵于移情。”从审美接受的角度论述了词能以情动人，方见“本色当行”，是论正合此集中词。

“真言语”，可用况周颐论词“重拙大”一说中的“拙”来解释，指语言风格。况氏云“词忌做，尤忌做得太过。巧不如拙，尖不如秃。”（《蕙风词话》卷一）“做”指的是雕琢，雕琢太过，失淳朴自然之致。又说：“欲造平淡，当自组丽中来，即倚声家言‘自然从追琢中出也’。”（《蕙风词话续编》卷一）在此况氏借用了前辈彭孙遹的原话微有缩略。彭氏云：“词以自然为宗，但自然不从追琢中来，便率易无味。”（《金粟词话》）可见“平淡语”，讲究的是极炼如不炼的境界。词调历经千年发展，已是一种高度成熟的文体，为了追求写作中的新鲜感，词人极有可能采取流利轻倩的笔触，试图以新鲜语或聪明语取胜。在况氏看来，这恰恰偏离了正道，只有“雕琢中见自然”才是词家应有言语。

依此看来，词集中如《紫玉箫·风驻南塘》：“故乡音、饶是语气铿锵。待昏侵夜，尤可喜、烛举灯张。听吆喝，油烤火烹，一路传香。”以口语入词，写故乡烟火，不事雕琢，天然可喜；但仔细分辨，其中“饶是”“尤可”等词不经意间带动了句子的节奏感，使之虽是铺叙却摇曳灵动，又隐含炼句之功。再如《秋兰香·三潭印月》：“玲珑多宝塔，轻快小船帆。有心问、他佛道何耽，此时身是仙凡。”对仗自然，语气轻快，仿佛友朋闲坐，对话家常中情趣思理俱出，与况周颐所追求的语言风格不谋而合。

“真境界”，可以用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理论诠释之。王国维将“境界”作为一根贯穿于诗歌本体的枢轴，视为审美主体与客体交融的完整艺术世界，认定“意”与“境”是文学作品的本质要素。其中“意”指的是作者的主体感受，包括情感、联想诸方面；而“境”则是笼盖于主体感受之下的形象、景象，是“意”的物化。他以“境界”为词之根本与审美评判的标准，那么“境界”理论的核心又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真”。王国维说：“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虽然这些都只是用于单个词人的评价，但从中不难看出王氏论词“重中之重”。“真”，不是指对生活实践的摹写真实与否，而是作者自我性情的真率流露，突出的是创作主体的情感自主性。

以此观之，在勇先生之词与王国维的“境界说”，求“真”的理念十分契合。他畅胸臆，抒挚情，勾画江山风雨，描摹世态人心，点染花鸟鱼虫，无不以“真”为美，“真”善合一。二百首词，不多，对于一位有着丰富人生阅历和广泛艺术兴趣的作者而言，这只是他心灵世界向外投射出的一片小小风景。二百首词，不少，其中有思理，有物象，有人情，有热烈的生机，有激荡的豪情，有静夜思，有向光行。同为写作者，我想我当以一阕词，感谢这样一卷真作品，致敬这样一位真词人：“最是寻常最动人。江山风雨记来真。左图右史平生趣，煮字莳花自在身。 九域事，百家春。千钧文字见精神。词家未负凌云笔，一卷清歌唱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