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地方性”的新南方写作

杨庆祥在《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中将新南方写作的地理范围界定为两个区域，一个是中国的广东、广西、海南、福建、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另一个是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新南方写作的理想特质为地理性、海洋性、临界性、经典性 [1]。尔后，众多学者、作家对新南方写作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其中，张燕玲认为：“‘新南方写作’是空间的，但也是时间的。时空之下应该是地域的，而又是超越地域的；它既是对南方的繁复文化的艺术挖掘与现代表现，更是当下的、现在进行时的超现实主义的文学现象。” [2]曾攀认为，新南方写作“尽管发轫于地方性书写，却具备一种跨区域、跨文化意义上的世界品格” [3]。朱山坡主张新南方写作应表现南方意象、南方视角、南方叙事以及南方风格[4]。笔者认为新南方写作势必离不开南方意识，它映射出一定的“在地性”和写作习惯，又表现出异于以往的特质。新南方写作一方面需要在现实和想象之间建立某种必要的联系，摆脱“地方”所具有的单一符号；另一方面，需要注意跨越时代的经验仍然是作家宝贵的财富，需要不断地更新想象世界的方法，在突破中构建包罗万千的文学世界。

近期，林白更新了想象世界的方法，走出传统的线性结构，用“注疏笺”体例构建了一个庞大又充满活力的北流；朱山坡从地方性与世界性的交汇处进入了更加开阔的创作场域，寻找文学个性，呈现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想象；梁晓阳抓住跨越时代的经验，以新的想象聚焦南北两大空间，反映时代变革，展现人性纯朴。本文结合三位作家的近作，对超越“地方性”的新南方写作展开论述。

一、“出走”——超越自我的异质性书写

作家所处的地域相同，意味着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对他们的人格气质锻造、写作题材的选择、文学地理空间的呈现以及文学风格的形塑具有相似性，这使得他们的文学作品在情感偏向、风俗习惯和思维方式等方面显露出明显的同质化问题。于是，新时期以来，作家对地方性的新式表达，尤其是在延展地域性、拉大差异性、加强丰富性等方面进行愈加真实的呈现。他们纷纷“出走”，探究如何将当下的经验更合理地放进新的叙事方式中，探究如何将个人经验与更广阔的人类经验相融合的叙事方法，警惕对既定区域内题材的挖掘和叙事视角的使用。就此而言，广西作家林白、朱山坡、梁晓阳从习惯的场域以及写作方法“出走”，用作品来呈现——身处南方地域，作家如何越过既定的边界，走向新的叙事题材和对话场域，从而保持文学表达的超越性。

（一）叙事题材和文化的异质书写

过去几年，朱山坡常用荒诞、幽默、滑稽的手法书写隐秘而复杂的人性。他的“坡式幽默”在“米庄”和“蛋镇”这两个南方小镇里屡见不鲜。当读者以为朱山坡继续用积累的南方经验书写野气横生的南方小镇时，他却携最新短篇小说集《萨赫勒荒原》走向了孤独、荒凉的非洲，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探究人性的复杂幽微。这本《萨赫勒荒原》共汇集了9个短篇，其中《萨赫勒荒原》《索马里骆驼》《卢旺达女诗人》在叙事题材上有别于以往的作品，它们聚焦非洲这个场域，讲述援非医生及其家属在异国发生的故事。在文化传达方面，这三个短篇小说以国际视野讲述新式中国故事，传递出朱山坡跨文化交际下的文学理想。《萨赫勒荒原》的医生奔赴尼日尔，克服气候恶劣、病疾横行、缺衣少食的艰困环境，不惜付出健康乃至生命为尼日尔人民治疗病症，守护人类的健康与文明。尽管尼日尔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的环境中，但他们淳朴、坚忍，渴望健康，始终感铭中国医生的付出，并以坚韧的生存信念守护他们精神与文化的“公平”。中非文化的相互碰撞、相互融合，共同谱就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篇章。《索马里骆驼》以骆驼串联起国内外的故事。母亲金灿英像一头隐忍的母骆驼，默默承受着他人的误解。为了更好地活下去，母亲抛下“我”，和父亲离开了中国。虽然到了索马里，但是母亲依旧像暗自神伤的骆驼，唯有中国电影能安抚她孤独的灵魂，让她的眼中有一丝光彩。母亲认为中国电影劝人向善，能改变部落的海盗，使他们成为好人，因此她经常“骑着骆驼走上三天三夜，把电影送到了遥远的部落”[5]76。中国电影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地区环境，“索马里海盗越来越少。亚丁湾恢复了和平，柏培拉的治安逐步好转”[5]76。同时,中国电影也影响着人物的生存——母亲从电影中获得慰藉，并获得了索马里人的尊重和爱戴。另外，《卢旺达女诗人》中的老宋参加援非医疗工作时认识了热情的玛尼娜，两人经历生死劫难后互生情愫。援非工作结束后，老宋告别了卢旺达的一切重归家庭，而玛尼娜为爱远赴广西南宁，又带着伤怀返回卢旺达。在道德的规范下，玛尼娜与老宋的“爱”注定是孤独、隐忍的。纵观《萨赫勒荒原》《索马里骆驼》《卢旺达女诗人》这三个短篇小说，朱山坡从叙事题材和文化传达上都表现出了“到世界去”的开阔思维。

（二）结构和语言上的探索性实践

林白在过去的写作中基本采用线性结构展开叙事，但近作《北流》的叙事结构却与以往不同。这部小说以叙事长诗《植物志》作为序篇，中间是“注卷”和“疏卷”，后章为虚构的“语膜/2066”，其后紧接“时笺：倾偈”以及“异辞：姨婆的嘟囔”，或《米粽歌》，尾章为“宇宙谁在暗暗笑”,另附有“备忘短册”和《李跃豆词典》补遗。林白是图书馆学专业出身，熟悉古籍，深谙中国传统文章的“注疏笺”体例结构。可以说，《北流》的“注疏笺”结构是她的大胆尝试，是体例结构上的“出走”。林白在一次访谈中提到，《北流》的结构展示出它是一个容器的状态，读者可以把看到的及感受到的都放进这个容器里 [6]。如果说《北流》是南方蓬勃生长的绿树，那么“注疏笺”体例则如同茂密的根须、气孔，呈现出林白隐晦多义的审美 表达。

除了“注疏笺”体例结构，林白在语言的使用上也表现出了“出走”。《北流》是一部“普通话+北流方言”交叉叙述的作品。通过细读文本可知，林白在“注卷”“时笺”部分以普通话夹杂北流方言进行叙事。在“疏卷”部分叙述发生在香港、滇中等地的故事时，虽然以普通话为主，但也偶有夹杂方言的情况。对于北流方言的使用，林白有一定的担忧：“北流方言已经不是我的舒适区了，三十多年来我不怎么使用北流话，我的方言思维已近死亡，尽管我的北流口音依旧纯正，但思维已经是普通话思维，语言表达中的词语是普通话的词语。”[7]既然如此，林白为何仍然坚持用方言进行创作？方言是一个地方的名片，反映了地域文化。林白长期离乡，她通过回忆并以方言书写的方式清晰地建构起自身与故乡的联系，加深北流在生命中存在的意义。这或许就是林白尝试从“语言”上出走的原因之一。此外，方言是小说的内在生命力和养分。《北流》的粤语写作是对汉语写作的充分在场与生机的注入。而方言有别于普通话，方言写作营造的是另一个“景象奇崛”的世界。可以说林白在“语言”上的出走是超越“地方性”写作的新式思维，它不仅丰富了读者对于粤语抽象语汇的想象，更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汉语排列组合方式，使读者看到了北流的新景观和文学世界。

（三）精神上的栖息与突围

梁晓阳十五年间辗转于广西和新疆，推出了长篇小说《出塞书》。在这一小说中，主人公梁小羊十几年间辗转于广西和新疆，完成“出塞”。梁小羊的“转场”，是出于亲情的维系，更是出于文学理想的追求。梁小羊从农村走向城市，一步步成为父亲和亲戚眼中“有出息”的人。但繁杂的工作几乎令人丧失自我意识，于是他果断地从要职中退了下来。南方就像一个面积不断扩大的坟冢，工作压力、父母希冀、亲朋好友的请求都是垒起这个坟冢的土块。因此，对于出生和生存的南方，梁小羊近乎抱着陌生甚至厌烦的态度。“在那座小城,从早晨八点到下午六点，户外都是艳阳逼人，到哪里都像走进蒸笼。晚上开始后，潮湿和闷热让无论是吃饭还是闲坐的人都很不舒服，似乎要喘不过气来。”[8]312于是，在经历西北草原的生活后，新疆成为梁小羊疗愈自我的圣地。在转场中，“肉体在空间上的运动表面上看像一次次的‘逃亡’，但这种逃亡不是被动的，也不是混动的，更不是机械的，它深藏着主体强烈的、清醒的意识；它的本质是一次又一次辉煌的‘精神突进’”[9]。梁小羊的精神在一次次的出塞中得以从逼仄的空间中挣脱而出。在小说中，梁晓阳呈现出了一个劳作充实、人伦温馨、生活悠然的“世外桃源”。这个地方充满思想性和文化底蕴，是作家和小说主人公憧憬的精神家园、生存之地。而作家与小说主人公的多次“出走”，只为真正实现精神上的突围。关于地方与作家的关系，邱华栋先生在《没有“故乡”的人》中有言：“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文学故乡，文学故乡即是此刻所在之处。”[10]作者多次投入新疆的怀抱，虔诚地建构文学故乡。这种乐此不疲的游牧民族式的转场正是出于他对新疆这一文学故乡的追认。从这一角度看，精神上的突围亦可称作“精神返乡”。

二、重返——“故乡”中的个人经验叙事

“文学作为我与乡村的中介，勾连着的都是由乡而城的知识分子对乡土现状的复杂情感。”[11]从建构文学故乡到构建自我，对作家而言，重返是一次“故乡”意象的构建，也是一次个人情感和自我身份的确认。因此，以林白、朱山坡、梁晓阳与“故乡”的关系作为切入点解读重返“故乡”的表达内核，剖析他们的文学实践，仍具有进一步探讨的 空间。

（一）“南方”叙述习惯

朱山坡在近期的作品中，将眼光投放到非洲荒漠，他以往经营的“蛋镇”和“米庄”似乎被索马里、萨赫勒、尼日尔等地取代，“坡式幽默”也少了许多。因此，当《萨赫勒荒原》发布的时候，有学者就朱山坡在追求异质书写的时候是否逐渐丧失自己的独特风格提出了疑问 [12]。事实上，从南方写作到世界性书写，虽然朱山坡的作品在叙事题材、叙事空间上已经发生了变化，但“非洲”这一场域依旧具有许多的南方意象。朱山坡用熟悉的南方意象丰富非洲叙事，这或许是他的过人之处。从《暴风预警期》到《蛋镇电影院》，南方的电影院就像一个圣地，是朱山坡熟悉又为之着迷的书写场所。因此，即便是叙事视角聚焦于非洲，在讲述人类命运共同体认同和想象时，他依旧将这一带有“南方”地方特质的场所安排在非洲的土地上。诚如作品所勾勒，《索马里骆驼》里的电影院是一个巨大的容器，充满着诱惑和神秘感。在这里，索马里人闹事、打架、贩卖毒品、策划打家劫舍；印度士兵观看与事实不符的电影，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小说的主人公金灿英从电影院里获得了缓解孤独的良方，她相信中国电影能教人向善，并执着地离开相对安稳的电影院，前往海盗部落播放中国电影。而“我”来到柏培拉，听说母亲金灿英与电影的故事后“继承了母亲的事业，骑着骆驼走进那些偏远的部落，放中国电影，从索马里人纯朴的笑声和眼泪中我得到了快乐”[5]75。值得一提的是，继《骑手的最后一战》《鸟失踪》《败坏母亲声誉的人》等作品之后，朱山坡在《闪电击中自由女神》《一张过于宽大的床》这两个作品中再次表现出对父亲书写的迷恋。《闪电击中自由女神》中的潘京认为父亲被闪电带到了其他地方，因此执意追寻闪电，以寻找父亲；《一张过于宽大的床》中的父亲用两年时间为儿子制作了一张床，此后，儿子无论身在何处，都将这张象征父亲的床带在身边。朱山坡重新游弋在父子关系的伦理情节中，使得父子关系成为异质书写中个体实现其欲望的一种功能。不管是非洲的“南方电影院”，还是父亲身影的再现，朱山坡走出既定的书写区域时，依旧会重返叙事习惯中的“南方”，在文学实践的异质性书写面前，再次确认了“地方”情感经验和文化身份。

（二）故乡“寻根”

“文学‘寻根’思潮在小说创作上诱发了对民俗、对‘地域文化’的考察和表现的重视……作家在‘寻根’思潮的影响下所搜寻的‘记忆’，既是感性个体的，同时也是以个体为‘中介’，试图达到对‘集体’的‘记忆’的挖掘。”[13]梁晓阳的《出塞书》和林白的《北流》都具有“寻根”属性。从《出塞书》呈现的内容来看，梁晓阳并未困于挖掘历史以及家族变迁等记忆中，而是更新想象世界的方法，创造出历史与现实结合的理想的文学世界。《出塞书》分为上下两部。上部《新疆往事》通过回忆的方式，讲述上一辈“盲流”到新疆新源马场艰难扎根、生儿育女，最终获得正式的身份的故事。这条主线串联起20世纪80年代时吕冰莹、吕冰洁等逃难者隐秘的历史，作者以人物的境遇反映历史变革。下部《十年转场》又是另外一条线索，这部分更多地呈现新一代人如“我”、光亮等人在时代潮流中南北奔波的记忆。上下两条线交汇，扩大了叙事空间，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结合。而林白在《北流》中以李跃豆“作家返乡”为引，牵出粤语、北流饮食的文化记忆。2016年，林白在香港浸会大学工作期间重拾了粤语。后来，她在“疏卷：在香港”这部分重现有关母语的记忆。饮食作为印刻在舌尖上的一种记忆，在林白重返北流后，作为“根”的一部分呈现在读者眼前。如“疏卷：火车笔记（三）”这部分，林白对记忆中的美食进行了细致的描摹：“鲜美的热粥送入嘴，人既愿意让它们在口腔多多停留，让鲜美布满全部味蕾，同时又迫不及待要咽下肚，让辘辘饥肠早一秒钟享用这美味……第二晚是面条，面条是奢侈品，大锅里面香四溢，放了一两只鸡蛋搅在里面，丝丝黄嫩，也照样有酱油、生姜、葱花……”[14]

林白和梁晓阳唤醒了记忆中的文化意识，重新确认了文化身份，同时以文化复古的方式实现了艺术革新。质言之，林白和梁晓阳突出了地方文化和记忆，重新寻觅精神和文化的“野性”状态。他们从荒草蔓生的故乡记忆里出发，呈现出人性的多元面貌，并揭示了地方隐蔽的文化状态。

三、坚守——南方写作的超越性

朱山坡用世界性眼光表现新时代地方性书写；林白尝试用探索性实验重返北流文化记忆；梁晓阳从南到北，寻找文学理想和精神家园。从他们的近作可以看到“地方”的新式表达，同时也窥探到他们探寻南方写作的超越性。需要注意的是，现如今全球面临总体性挑战，人类需要重新想象这个世界，而国家文化战略的实施促使新的文化沟通与牵连的产生。于是，新南方写作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孕育而生。这一理论作为一种“新装置”，以此挖掘南方“地方性”的“新意”，实则是探究南方写作的超越性。

新南方写作虽然发轫于地方性，但它不仅限于地理空间上的南方。就此，评论家和作家各抒己见。朱山坡在《新南方写作是一种异样的景观》中提到：“我们只是在南方，写南方，经营南方，但我们的格局和目标绝对不仅仅是南方……在世界中写作，为世界而写，关心的是全人类，为全世界提供有价值的内容和独特的个人体验。”[4]曾攀在《“南方”的复魅与赋型》一文中提到：“新南方写作并不局限于自身的地域属地，而是以‘南方’为坐标，观看与包孕世界，试图形塑一种新的虹吸效应。”[15]在南方写作的“新意”表达上，朱山坡和曾攀都强调世界性。而这个世界性，已经走出固定的某一区域或地方，并通过新的主体形象及其精神实现赋形。不同于朱山坡和曾攀将南方写作的超越性落在世界性上，杨庆祥在《作为“新南方写作”的〈燕食记〉》中有言，“‘新南方’不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地理学意义上的行政区划，而是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基因的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有其自己的饮食、语言和信仰，它和其他的共同体（如西部、江南、中原，等等）一起构成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或者说，这是一个社会文化结构层面上的南方”[16]。故而，笔者将从“塑造新的主体形象”“描绘社会文化结构层上的‘南方’”两方面探析林白、朱山坡、梁晓阳近作中南方写作的超越性。

（一）塑造新的主体形象

“新南方”事实上更倾向于地理的与精神的同一性，是一种包容了多元化的内在趋同，代表的是基于文化价值共同体的想象性整合 [15]。在新南方写作的主体建构中,新式的主体形象需要形成地域性的归属认知或地理迁移中的文化重建,即具备异质的、多元的价值以及伦理新观。这一新主体从世界回到故乡或从故乡走向世界，他们的世界性认知与传统的地域性认知形成碰撞，象征着精神地理。如朱山坡《萨赫勒荒原》中的萨哈兢兢业业地护送医疗物资和救援队医生，在这个过程中，他秉持民族信仰，亦不断地受到世界性文化的熏染，成为萨赫勒荒原上坚毅又孤独的存在；《索马里骆驼》里“我”的父亲从闭塞小镇逃向索马里，又在亲情与伦理的羁绊下接走母亲，给年幼的“我”留下世界神秘、异质的印象；《卢旺达女诗人》中的援非医生老宋无论是到世界去还是从世界回归，皆无法与世界建立起明朗的关系，最终如同荒原上一株孤独生长的树木。又如林白《北流》中的李跃豆接受过新式教育，她从北京回到北流，拒绝亲人的规劝，对女性的婚姻和存在价值有着独特的思考。从“世界”回到故乡的李跃豆重寻记忆中的自我、释放自我，但在时代的影响下，李跃豆看到的外在世界与内在世界已经相悖。作为重返故乡的“外人”，她不得不接受苦涩的现实，并以再次走向“世界”的方式消解故乡忧隐现实带来的紧张。不管是朱山坡笔下的萨哈、“我”的父亲、老宋还是林白笔下的李跃豆，他们身上都带着超越地方性的异质色彩。这些人物作为新南方写作的主体，身体里流动着多元的价值，表现出时代症候，形成了属于新南方写作的认知和价值追求。

（二）描绘社会文化结构层上的“南方”

“新南方写作”不是一个单纯的地方概念，它趋向于文化渗透，形成了一种文化共同体。从构成角度上看，广义的文化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类构成，狭义的文化指精神文化 [17]189。此处社会文化特指狭义上的精神文化。“精神文化是人类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它包括精神领域中的一切东西,如思想、意识、感情、意志、知识、信仰等人的精神活动及其成果。”[17]189朱山坡近作中描绘了一个精神文化澎湃的南方，如《香蕉夫人》中的堂姐秀英向往广袤的天地，因此多次拒绝媒人介绍的“好对象”，最终成为浦北“香蕉夫人”。而小说中的“我”，关照着堂姐的精神困境，通过学习（知识）实现人生的自我救赎。《夜泳失踪者》中，“夜泳四君子”对惠江的诗意和宁静有着特殊的情感。他们将夜泳当作“一个人远离尘世纷扰、排除内心杂念安静地享受孤独的过程，是思考人生的过程，是体验江河浩荡、夜空浩渺的过程，是与黑夜、死神无声对话的过程……”[5]180《野猫不可能彻夜喊叫》中的闫小曼喜欢阳光，渴求阳光照亮昏暗的生活。闫小曼的闯入，让“我”感受到阳台那一米阳光的温暖和治愈。而梁晓阳的《出塞书》则呈现了社会文化结构层上的南方。这部作品既体现在个体感知生命价值，对幻想中世外桃源的向往，又呈现在个体被剥夺自由，对精神世界的探寻，实现自我的重建。细读这一作品可知，主人公梁小羊对于生活的南方始终抱以冷峻的态度。不同于逼仄的南方，新疆是他向往的神性之地，那里承载着他年少时期的武侠梦，这个梦如同种子在他的心里发了芽。从这一层面上看，他的出塞是追梦，更是追寻信仰，从而使生命获得滋养和完善。除此之外，南方充斥着光宗耀祖、传宗接代的压力，梁小羊的心理在父权文化的压制下变得扭曲。现实的生活逐步摧毁他的心灵，为了重新建构自我，他一次次地“出塞”，探寻生命的本源，以此获得心灵的澄静和自由。在十几年的南北转场中，梁小羊已经脱离了传统意义上的地界，可以说从南赴北，是他思想、感情和信仰的皈依。概言之，朱山坡和梁晓阳在社会文化结构层面上，塑造出了一个具有当代人精神特征的“南方”，这个“南方”代表的是新时代下文化的共同认知和价值体系。

结 语

林白、朱山坡、梁晓阳从险隘的“地方性”出走，实践着超越自我的异质性书写，并以“新主体”的眼光和身份重返故乡，实现个人经验叙事。当下，在宏大的时代发展背景下，原本的世界价值体系已经不适用于如今的社会现实。因此，写作者要回到地方，重新从认同的文化出发，创造更多的共同价值。“新南方写作”发轫于地方叙事，并且应该成为一种反思性叙事。这个叙事不仅是说故事、抒发情感，更重要的是带有反思的视野，在全球化背景下反思当下与历史，在文化共通性中反思个性与特色，在日常生活景观中反思人的意识。现如今，我们应考虑如何将新时代经验更合理地放进新的叙事方式中，考虑如何将个人经验与更广阔的人类经验相融合——也就是“新南方写作”如何突破狭窄个体通向更广袤的心灵世界的问题，如何更好、更有力地介入现实的问题。

这些问题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作家和研究者的重视，但在如何达成这个愿景上或许还需要更多的尝试。李洱曾说，沈从文的写作给我们最主要的启示就是他提供了一种想象世界的方法，这种方法作为一种地方性叙事，不但没有过时，而且越来越有启示性 [18]。或许这个启示就是，在现实和想象之间建立某种必要的联系，用个人的想象力去摆脱“地方”所具有的限制性，构建一个全新又高度综合的文学世界。而这个文学世界可能会囊括新的全球文化认知、新的书写语言、重新想象的地缘结构、新的主体形象以及新的想象空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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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上海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8]李洱.在这个大众娱乐时代，写作更需要个人的独立意志[EB/OL].(2019-12-21)[2022-12-09].https://new.qq.com/rain/a/20191221A0PT5800.

【基金项目】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广西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研究中心特

别委托项目”（2021TBWT01）；2021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2021KY0759）。

【作者简介】钟世华（1983—），男，广西北海人，博士，南宁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通讯作者：孙召玲（1993—），女，广西南宁人，广西民族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师，研究方向：文学理论与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