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彦春：以韵译还原杜甫笔下的诗歌世界
论及唐诗，永远绕不开杜甫的名字。杜甫笔下的世界，“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其中蕴含历史的真实、广阔与深刻，吸引千百年来一代代读者探究。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赵彦春《杜甫诗歌全集英译》，是杜甫所有诗歌的第一个韵译本，也是目前收录杜诗最多的全集英译本。译者赵彦春系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上海大学翻译研究出版中心主任。其译本试图弥补此前所出杜诗全集英译本在韵律方面的缺憾，更加注重诗歌格律与情感共振，在译文中努力保留“诗味”，展现杜诗的音韵和格律之美。
在诗意的跨语言转化中，如何传递诗歌的形与神？ 中华读书报记者就此专访赵彦春，探寻译者如何用另一种语言重现杜甫的诗歌世界。
记者：此次出版的《杜甫诗歌全集英译》十卷本收录1400余首杜甫诗歌，是目前收录杜诗最多的全集英译本。您翻译杜诗全集，有何契机？
赵彦春：决心翻译杜甫全集，源于我长期以来对翻译中华传统文化典籍的兴趣。我最初学习的专业是英语，后来研究语言学。出于爱好，自己翻译过包括《长恨歌》在内大约十首左右白居易的诗歌，也译过二十首左右的杜诗，当时十分满意。之后就有组织地翻译更多经史子集的名篇，如《诗经》全集、《道德经》全集、《易经》、《论语》全集、《庄子》全集、《文心雕龙》《墨子》等等。其中，翻译《三字经》的过程让我开始思考：《三字经》翻译成英文后，是否还能保持“三字”的形式，保留它特殊的文体并押韵合辙？带着这样的目标完成《三字经》后，我有意将同样的翻译原则应用于其他中国古典文化作品的翻译，而杜甫诗歌有其独特的风格和文字结构，非常需要运用这样的翻译方法。
记者：从1741年杜甫的《少年行·其一》被译成英语算起，杜甫诗歌英译已有280余年的历史。来自中外的诸多翻译家曾留下多种译本，您如何评价既往的译者和译本？
赵彦春：过往有些译本在表意方面存在缺陷。比如汉学家宇文所安翻译《望岳》中的“决眦入归鸟”一句，将“决眦”译作“splitting the eyes”，表示拆开了眼睛，已经背离了诗歌的原意。这是因为译者受到西方一种“细读”的思潮影响，进行字本位的翻译，但汉语本身并不是字本位。中译英是两种语言系统之间的切换，而不是字对字的切换，必须充分理解杜甫的本意，才能翻译好诗歌。
这种翻译不准确的现象不仅发生在杜诗，也出现在其他中国古籍的英译中。比如汉学家威廉·琼斯，他是一位天才式的人物，将《诗经》译得极美，却如同往曲中填词一样，为了保留诗歌的形式而改换了原意。在我看来，翻译首先要将语义表达正确，其次才是在诗学上的追求；先达意，再传情。理解其含义，驾驭其情感，运用掌握的词汇知识、句法知识、修辞知识，融会贯通，转换到另外一种语言，写成另外一种诗歌，这才是把汉语诗歌翻译成了英语诗歌，而不仅仅是把汉字转变成英语单词。
记者：此次翻译《杜甫诗歌全集英译》耗费了多长时间？ 前人的译作给予过您启发或参考吗？
赵彦春：1400多首诗，单论翻译工作本身，大约耗费半年时间。完成翻译后还要做注释校对，累计用了一年左右。专注于翻译的时候，我一天工作13到14个小时，因为要保持工作的连贯性，一旦停下来，就会觉得完成全部翻译工作遥遥无期。
我在翻译的过程中并不会参照前人的译本。一方面这会拖慢进度，另一方面看了别人的翻译，我自己的想象力可能会被束缚。而且过往的杜诗英译，大多是节译、选译，本次翻译的杜甫诗歌全集则是以中华书局的版本为底本翻译的全译本，其中一部分诗歌可能是首次被翻译，并不能找到过去的翻译作为参考。
记者：本书序言中提到“直译尽其可能，意译按其所需”的翻译原则。在翻译过程中您是如何选择不同的翻译方式的？
赵彦春：我对翻译的追求，可以概括为“是其所是，形神兼备”。所谓“是其所是”，就是保持作品的本来面貌，它本身是什么，翻译之后也是什么样子；所谓“形神兼备”，就是既不能保留了形式而丢失了本意，也不能只追求翻译准确而丧失了诗歌本身的形式。以此为标准，在直译与意译之间进行选择。
例如前面提到的《三字经》，要做到“是其所是”，保留其“形”，翻译成英文，每一句仍应是三个单词。如果直译，就做不到押韵，也难以在这样有限的篇幅里表达原有的意思。所以就要有所变通，采用意译的方式。例如，直译“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的前三个字，可能需要译作“If you give a birth to a child, but do not ed⁃ucate him……”（如果你生了一个孩子却不教育他）；而将这四句作为整体进行意译，保留其原本的三字句式并保持押韵，就可以译作：“What’s a fa⁃ther？ A good teacher. What’s a teacher？A strict preacher.”（何为人父？一位良师。何为老师？一位严厉的传道者。）如此，改变了原本的陈述，变成设问句，一问一答，起承转合，内含隐喻，自成一体，但表达的仍是原本的意义。
而传递诗歌的“神”，就需要对诗句本身有正确的解读。语言结构非常奇妙，杜甫的诗歌更是呈现出丰富的语序，像摆积木一样排列组合，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紫收岷岭芋，白种陆池莲”，如果逐字去看，是无法理解的。这两句诗在现代汉语中的语序应当是“岷岭收紫芋，陆池种白莲”，而杜甫把名词拆解，形容词前置，谓语动词放在中间，在押韵的同时营造特殊的意蕴。又比如“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应当被理解作“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理解正确后，再进行直译。这一步如果理解错了、含混了，翻译自然就是错的。
记者：此次翻译的杜诗全集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全集韵译本。“韵译”如何跨越语言的壁垒，实现韵律节奏的保留？
赵彦春：汉语诗歌经过魏晋南北朝，至唐朝进一步完善，形成固定的格律，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平仄。平仄声调使诗歌便于吟唱，富有节奏感；同时也在科举考试中训练广大疆土上不同地区文人的发音，起到今天推广普通话、统一发音的作用。而翻译成英文后，就不存在平仄了，与之相对应的是英文中的抑扬格，即轻重。我们将把汉语的平仄变作英语的抑扬，语言就会在朗读中自然流动，保留原本的节奏。
在翻译律诗时，我们要根据原有的节奏确定翻译后的音节数。五言诗译作4个音步、8个音节，七言诗译作5个音步、10个音节，使汉语与英语诗句的稠密程度保持契合。英译后与原诗相似，一般采用隔行韵，“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也就是第一行和第三行不一定押韵，但是第二行和第四行需要押韵；或一、二、四行押韵，第三行随意。押韵的例子如“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译作“Drifting,drifting,where shall I lie, A seagull between sea and sky？”，实现了“lie”与“sky”的押韵；“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译作“When I reach the top to view all, All moun⁃tains under me are small”，实现了“all”与“small”的押韵。译者需要了解原作者想表达什么，找到对应的相似的形式和语言，使译文保持原作韵味。
记者：翻译杜甫诗歌全集以及其他中国文化经典，对于学术研究以及中国文化的传播有何意义？
赵彦春：中国古代文明在西方的较广泛传播，可以追溯到明朝时期利玛窦来华。传教士本身并不是专业的翻译家，对中华文化的传播在翻译这一环节存在许多误读与误译。但这一问题在近几百年中，仍然只实现了极其有限的改善。今天的许多西方人听说过杜甫，知道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堪比荷马之于古希腊、莎士比亚之于英国，却无法像中国的西方文学爱好者喜爱莎士比亚那样，真正了解杜甫、理解杜诗。这是因为我们有优秀的《莎士比亚全集》中文译本，而杜甫诗歌却没有足够准确的英译本。诗歌作为能够唤起全人类共鸣的共同文化遗产，需要被翻译成更多人读得懂的语言，让更多人看到中国古代诗歌的辉煌成就。
翻译杜诗全集而非选译，能够为西方学者研究汉学、比较文学等学科提供必要的资料。牛津、剑桥、哈佛等国际知名高校，大多设有东方学专业，甚至有杜甫研究会、李白研究会、白居易研究会等等研究机构。这些院校的图书馆里应当有完整、准确、保留着原本韵味的中华文化典籍英译本，以英译本为基础，还会诞生更多其他多语种的优秀译本，如此，才能推动中华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
记者：在完成杜甫诗歌全集的翻译后，您下一步有何计划？
赵彦春：目前我已经完成了王维、李白、杜甫的诗歌全集英译，白居易全集也正在出版过程中。接下来我要着手唐代诗人寒山的诗歌翻译，他与王维的诗歌因为诗中蕴含的佛学与禅意，在海外的研究也颇多。通过翻译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作品，我希望完成《全唐诗》的英译，这是我未来十年间的规划。
在翻译之外，或许我们也可以继续探索如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走出去。我和学生们正在尝试运用AI技术编曲，以中国古诗（如李白的《古朗月行》）英译文作为歌词，创作现代曲风的英文歌，便于中国古诗在新媒体上以音视频的形式触达更广泛的人群。形式和载体的更新，或许可以让中国古典诗歌之美跨越文化的山海，走进更多人的日常生活，触发更多共鸣和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