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陈建贵
我的父亲曾经是个木匠师傅，他有一只漆黑的墨斗，据说是他的师傅当作出师礼赠送给他的。在我们家乡学手艺的不管是木师傅、竹师傅、砖师傅、铁师傅或是其他什么手艺人的徒弟，三年学徒期满并出师，师傅都会赠送一件趁手的家伙什儿以资褒奖，类似于武侠小说中的师徒传承。当然专业各异，斧、刀、铲、锤等赠品各各不同，得意门徒和拙劣徒弟的赠品更是天差地别。
“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老一辈的师傅们比较迷信这一道理，作为木师傅一般是不会把自己的墨斗送给徒弟的！一是墨斗的制作工艺繁杂；二是墨斗是保证切割或榫卯精确性的，也可以做铅锤用，确保工作面的垂直度，使用要具备一定的技术含量。父亲是他师傅带过的徒弟当中最聪明学得最快的一个，短短三个月就学成出师了。这应该归功于父亲遇事爱琢磨的性格以及文化程度（父亲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高中生）。就这样父亲从他师傅那里赢得了跟随他师傅多年的那只墨斗。当然这些都是小时候我爷爷告诉我的，父亲从没提起过。
父亲原先并不是木师傅，学校出来之后当过四、五年的代课老师。我国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苦难自不必说，代课教师那点薪资养活自己都困难，更别说养家糊口了。被逼无奈辞职回村当了农民，还干了一年多的经济保管员。
那时生产队是实行工分制的，年轻力壮的正劳动力最高一天是十个工分，接下去九、八、七、六等各个工分等级，最低是两个工分，妇女和上了年纪的男劳动力一般是六个工分。每个人工分的多少则是由广大社员同志们评的。这个时候就能体现人多力量大的优势了，家族大、人多势众的社员往往会评上高工分。我们家从我太爷爷起一直到父亲这辈都是一脉单传，人丁不旺、势单力薄的。最终我父亲评的是九个工分每日，原因是父亲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左腿略有不便；我爷爷评的是七个工分，理由是我爷爷个子矮；我母亲评的是六个工分属正常妇女工分范围。这样我们家三个劳动力的工分加起来比别人两个正劳动力的工分略高个两分。
别看这小小的每天一个工分之差，一年下来要相差三
百多个呢！按照我们村“人六，分四”（分配口粮时，人头占十分之六的比例，工分占十分之四的比例）的口粮分配和年终清算原则，分到手的口粮就要少上不少。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同样的劳动付出得到是不同的报酬，未尝不是一种歧视，也是对别人劳动能力的不认可。父亲曾一度企图极力想改变这个现状，在参加生产劳动时专挑重活累活干，别人挑多重的担子他也跟着挑一样重的担。
“一样的谷养百样的人”、“十个手指有长短”，历朝历代的人皆有善有恶，总有些生性凉薄喜欢欺负弱小、良善的人存在的，为了一己之私利尽量压榨别人。父亲的千般劳碌万般表现终究是于事无补，只能日日出工，拿着九个工分。
这样的状态父亲持续了大约有个一、两年光景。由于家口重（我家共有八口人，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及我们四兄妹），单单靠生产队分的那点微薄口粮，只是勉强糊口，想要填饱肚子那几乎是奢望，我家成了“寅吃卯粮”的老倒欠户。父亲望着日渐年迈的双亲和四个嗷嗷待哺的儿女，在自家的泥土房里紧锁着眉头闷闷的抽了两天的旱烟，最终下定决心另辟蹊径。
就这样父亲成了我们家乡最有名的木师傅——山东木匠（谐音）的徒弟，并在三个月后迅速出师。带着他师傅赠送的油黑发亮的墨斗，凑拼了锯、斧、锤、凿等几样工具开启了他将近二十年走南闯北的木匠生涯。
照我们现在的国家政策和社会环境来说，你有了手艺和技术大可以放开手脚找活做，只要你肯勤劳吃苦是可以顺顺当当赚到钱的。那时代不一样，父亲的木匠之路超乎想象的坎坷，甚至是阻碍重重、磨难相随。
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除了参加生产队劳动和公社、大队指派出去务工外，其他的私自外出做手艺或接私活都统称为“搞副业”，原则上是不允许的！如果非要出去“搞副业”必须要征得大队里的同意，并缴纳一定数额的“副业费”才行。
大队里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似乎坚决不同意我父亲外出做手艺、搞副业，提出“出去搞副业，一年必须缴纳三百六十元的副业费，队里可以记三千六百个工分（每天十个工分）”的苛刻条件（要知道那个时候木师傅的日工钱才五角钱一天啊，逼迫父亲做一天副业必须要交纳两天的工钱才行！）。目的是吓阻父亲外出做木工、搞副业，当然其中不排除有“葡萄酸”的意味在里面。
父亲也似乎铁了心要突破窘境，居然答应了生产队开出的严苛条件。本着“人挪活”的祖训，带着上战场的决绝，义无反顾地走出了关键的一步！那时候父亲心里也应该有“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吧！但父亲的那股勇气和担当绝非我等小辈能望其项背的！
就此开始父亲用墨斗的墨线弹直了数不清的房梁和屋柱，用斧头劈正了成千上万的大门及窗棂。
没出意外，父亲搞副业的第一年还是欠队里不少的副业费，我们家仍然是倒欠户，但家里的口粮宽裕了不少，是父亲把他自己的口粮省在家里的缘故。
父亲做木师傅的第二年带上了一个徒弟，年终欠队里的副业费就比较少了。
父亲搞副业的第三年带上了两个徒弟，就再也不欠队里的副业费了。
外行的人可能要问了，既然带徒弟可以多赚工夫费，为什么不多带几个？要知道给东家做生活或手艺工夫，有几个人上工就必须做几个人的生活的，东家又不傻，不把活做足干漂亮，下次还谁还会请你去做？！其实带两个徒弟也是父亲在木工手艺极其娴熟及身强力壮的情况下才敢干的，也是父亲手艺的极限了。我记得父亲在自己村里给人做房子的时候我跟去玩，见父亲从早上七点样子开始一直到晚上六点多歇工，斧头一直敏捷的翻飞着，没片刻的停歇，即使是吃饭也是快速扒完，马上就上工。父亲最出彩的一次木工活是给五都源赛里村的一个远亲做“满堂架子”（类似现代的框架结构，房子四周都有柱子，先把木结构竖起，再筑泥墙，比较费木匠工夫）的房子，原本需要一百多个木匠工夫的，硬生生用了七十五个工夫就拿下了，在我们五、六都源及附近五里八乡皆做出了名声。
值得一说的是，父亲因为搞副业和利用在外的机会偷摸做点小生意而被公社工作组因“投机倒把”罪“专政”过好几次。最严重的那次被关了差不多半个月，好在我奶奶有个表亲在工作组任副组长，父亲才没吃什么苦。但我奶奶扭着小脚多次把家里唯一值钱的鸡蛋煎好给那个表亲送去，我们四兄妹嗅着煎鸡蛋那沁人心脾、无与伦比的芳香，垂涎三尺、泫然欲泣的画面像一根木隼楔进凹巢一样牢牢根植在我的记忆深处了。尽管如此，父亲搞副业的执拗坚韧劲却没有丝毫改变，按当时的说法，属于“死不悔改”的顽固份子。
父亲那个墨斗越来越油亮，尽管斗里的墨线换了一捆又一捆，墨斗上缠墨线的木轮修了又修，父亲却用墨斗为我们家点燃了最温暖的人间烟火。我们家在父亲墨斗的墨线弹跳里，由队里的老倒欠户渐渐地变成了不缺口粮的农户，再后来慢慢地我们四兄妹有了高筒雨鞋、尼纶丝袜、的确良衣服等可以向别人显摆的稀罕物，再再后来也盖上了“满堂架子”的新泥房。
到了1978年末改革开放后，父亲如鱼得水，利用做木工积累起来的资金、人脉、经验开始做起来了木材生意，正正经经开始了“投机倒把”。至八十年代成了老家为数不多的“万元户”，并开办了榨油厂和木材加工厂。在我们村创下了很多个第一：建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栋洋房；买了第一台录音机；买了第一辆摩托车；买了第一台大彩电、录像机等等，成了远近闻名的能人。
到了六十多岁退下来把生意移交给我大哥后，还时不时拿墨斗七弹八弹地做些滴滴凳、刀砧板之类的小物件。直至确实眼睛老花了才作罢，把墨斗束之高阁珍藏了。
而今已是耄耋之年的父亲，早就干不了木工活。但宵衣旰食、孜孜不倦的勤劳本性没有丝毫改变，每天早起不到田地里摸索一番是浑身不舒服的！
2025年8月于千岛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