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重述与诗性表达

近年来，一些当代作家以独特的视角和现代叙事方式对古老史诗进行“重写”，为现代人重新理解史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整体透视眼光和象征知识的储备”[1]。这其中，阿来和刘亮程可谓是代表人物。阿来以独特的叙事构思、诗性语言和丰盈的想象对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进行“重写”，创作出《格萨尔王》。相较于史诗原文本，阿来注重在保留史诗原初叙事基础上创新增变，“加进了现代人的感受，或者不同的书面文学的感受”，“但绝对不是颠覆性的，就像伟大的口头民间文学表示敬意的作品”[2]。2022年，刘亮程出版了向少数民族史诗《江格尔》致敬的“重写”之作《本巴》，并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不同于阿来的保留式创新，刘亮程采取只取一点因由，任由想象漫开的另类方式，在《江格尔》史诗的尽头另创时空、重构想象。他创新性地将童年作为一种叙述方法，透过儿童和游戏续接原史诗的天真韵味、诗性思维并经由“返回母腹”情节实现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复归，完成对人类陌生童年的一次认领和熟悉，充分展现了当代作家在传统文化内部寻找资源更新的别致眼光、敢于挑战史诗题材的勇气以及对少数民族史诗强大生命力的现代开掘和创造性继承转换精神，为重述史诗提供了新的文学经验。

一

续接史诗中的天真韵味

童年，是阿来和刘亮程“重写”史诗共同涉笔的一个重要向度。在阿来的《格萨尔王》中，童年作为生命的起点，在其后的英雄成长历程中逐渐、持续地产生影响。《本巴》中的童年是小说起点亦是终点，整部作品都停靠在童年之岸。小说突破原英雄史诗的叙事形态，以三个儿童主人公和三场游戏为主体，摘取原史诗文本中的个别情节元素进行再创作，“向我们重新展现和讲述了人与空间、人与时间等千百年来有关人类生活的基本元素，进而打开了一种极富想象力的认识和感知结构”[3]。二者的史诗“重写”文本虽有不同，但在童年书写方面都表现出续接史诗天真韵味、诗性思维和复归传统思想文化的共性。

刘亮程说，创作《本巴》时最初受《江格尔》史诗中“江格尔的本巴地方，/是幸福的人间天堂。那里人都二十五岁，/没有衰老没有死亡”[4]影响，尤其是“那里人都二十五岁”一句，吸引他想通过小说写出对时间的理解[5]。在刘亮程看来，“现代小说属于虚构，需要内部的合理性”，“史诗属于‘神构’世界，它不存在合理与否，说出即有”。[6]《本巴》承接史诗言出法随的天真气韵，“在史诗尽头，古人想象力停住的地方，展开一个现代作家无边无际的想象”[7]，创生出一个浑然天成的童年世界，其中的游戏和儿童形象表现出迷人的天真气息。

《江格尔》史诗整体呈现出恢弘崇高的英雄气质，内里却富含天真因子。刘亮程在《本巴》中直接引两章《江格尔》原诗，作为小说第五章，史诗与原创文本形成鲜明对照。这两章史诗都是关于孩子打仗的故事，其中第三十九章讲述吃奶的娃娃洪古尔在江格尔受难之时主动请求出征，江格尔担心他太小，劝其吃一年奶再出发，而“吃奶的娃娃洪古尔说道：/‘尊敬的可汗江格尔，/请你答应我远征的请求，/此番我无论如何也要去。’”[8]众人都拗不过，倔强的洪古尔英勇出征，并战胜敌人。

《本巴》自《江格尔》史诗中的童年书写起步，摘取其中少年英雄出征的情节元素进行“重写”，创造出三场游戏和三个鲜活生动的儿童形象。游戏作为一种无功利、无目的的自由活动，是人本质力量的呈现，“在人的一切状态中，正是游戏而且只有游戏才使人成为完全的人，使人的双重天性一下子发挥出来”[9]。刘亮程结合自己童年的游戏经历和小时候未尽的玩性，发明出搬家家、捉迷藏和做梦梦三场游戏，让儿童游戏改变时间走向和史诗风貌。

《本巴》别出心裁地以“游戏”替代英雄史诗《江格尔》的征战主题，通过游戏推动小说情节发展。小说故事的开端如同孩童玩戏：当本巴草原还是巴掌大的时候，江格尔的父亲乌仲汗“首先感到人世的拥挤。”“他先用搬家家游戏，让人们回到不占多少地方的童年。”“又用捉迷藏游戏，让地上的一半人藏起来。”[10]可是，乌仲汗并未按游戏规则去寻找藏起来的人，而是在空出来的草原上建立起本巴国。留在捉迷藏游戏中的人，因为未被找见而深陷其中，“多少年来他们一次次地向本巴挑衅，有意引起本巴的注意”[11]，其中最为强大的拉玛国“联合起所有被骗的隐藏者，向本巴发起一场一场的报复性攻击”[12]。《本巴》故事由此开始。只是这个开端，被作者如捉迷藏游戏般隐藏在小说后面。躲藏与找寻，始终是小说主题之一。本巴国人因害怕年老无力而藏在25岁青春。哈日王下战书给本巴国，先吸引不愿长大的洪古尔出征应战，将其打败后绑在车轮旁。赫兰被迫从母腹出生前来救兄，他用从母腹带来的搬家家游戏将拉玛人全变成孩子。在这里，孩童游戏成为作战武器。在《本巴》故事的设置中，离母腹越近的人威力越大，越小的孩子能力越强。母腹中未出生的哈日王，成为本巴世界的真正统治者。他从母腹伸出一只脚，便将赫兰和洪古尔踢飞至不同方向。洪古尔为找到失散的赫兰，在草原上带人玩起捉迷藏游戏，让一半的人藏起来，他想在剩下的一半人中找到弟弟赫兰。整个草原被两个孩子的好玩游戏掀动。可是，赫兰和洪古尔并不知道，在母腹中未出生的哈日王才是真正的玩家。无论搬家家还是捉迷藏，都被哈日王的做梦梦游戏控制，甚至连本巴国的大人世界，也被哈日王做进自己的梦中。小说中，孩子玩起的三场游戏，将《本巴》故事跌宕起伏地铺叙向前，使《本巴》成为一部游戏之书，充分彰显出孩童的天真伟力。

天真、顽皮又世故的哈日王，是本巴世界中最复杂的儿童形象。他在母腹管理国家，一只眼睛充满世故与狡猾，另一只眼睛满是天真与无辜。那只世故之眼观照着江格尔、策吉、忽闪大臣以及各路英雄等成人的世界，操控着整个史诗世界的运转。另一只天真之眼则关注着孩童的游戏、童真与快乐，不为世俗所拘束。拉玛草原上人们沉湎于搬家家游戏，忽闪大臣满腹焦虑地前来给哈日王汇报：如此下去，草原上将没人放牧。哈日王则认为，那些牛羊根本不需要人去放牧，整日转场费劲又荒唐。忽闪大臣说，转场是草原上流传千年的传统。哈日王直接反问：“这样的生活是谁给你们设定好，又像教一个游戏一样教会你们的？难道这不是一个更大的游戏吗?”[13]如同鲁迅“从来如此，便对么”的灵魂一问，把世故的忽闪大臣给问住了。关于哈日王形象，刘亮程在乌镇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颁奖现场发表感言说道：“我喜欢小说中哈日王这个孩童，他长着一只大人的世故之眼，和一只孩童的天真之眼。文学也许正是那只天真的孩童之眼，这个世界，即使被大人看过无数遍，也永远需要用孩子的天真之眼再看一遍，这是文学对人类初心的观照。”[14]本巴世界是不愿出生的赫兰、不想长大的洪古尔和在母腹管理国家的哈日王用天真之眼看到的世界。刘亮程以一颗天真之心“在人类固有的叙事中发掘新的想象”，为我们“打开了一种极富想象力的认识和感知结构”（李敬泽语），创生出“具有创世气息的小说”（王晴飞语）。[15]

相对于《本巴》中的游戏作为主体，阿来笔下的游戏是作为英雄成长中童年的阶段性爱好被书写的。一方面，少年觉如在斩妖除魔的过程中，表现出对于游戏的天生喜爱。八岁的觉如带着母亲自我放逐至玛麦玉隆松多，他“游戏一般在山坡河谷中追逐那些恶魔了。对一个孩子来说，那不过是一种好玩的游戏。看那些妖魔与他对峙缠斗失败后，作出种种变化，看自己众多的分身一一杖毙那些幻化出来的故作柔弱的惊惶生物，自有一种奇妙的感受”[16]。少年格萨尔身上表现出的纯真稚气、偶尔出现的顽皮劲头和游戏时的愉悦，确使人们见出渗透于《格萨尔王》中的天真特质。另一方面，相对于英雄格萨尔王的整个前世今生，来到人间的经历正好比觉如打了一场通关游戏。他带着童年的天然本性，历经生活的酸甜苦辣，不断突破自己，最后获得成长，游戏顺利结束。

《本巴》所散发出的天真韵味，在阿来《格萨尔王》主人公的童年时期也同样见到。如果说刘亮程的《本巴》完全展开一个童年世界，那么阿来的《格萨尔王》更似一部成长小说，完整呈现英雄格萨尔的生命历程，间或展现出主人公的童年横截面。《格萨尔王》的第一部分“神子降生”主要描写英雄格萨尔王的童年生活，主人公一出生便能外出应战，凭借神力为岭国斩妖除魔。少年觉如斩杀变形的妖魔却时常被人误解，当被冤枉时，他异常生气，“孩子气地用幻术”[17]变出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当臣子丹玛选择相信他时，觉如委屈地负气说：“蒙昧的百姓终有觉悟的一天，为了让他们将来的觉悟更加牢靠，就要让他们为今天对我所做的事情加倍地后悔！”[18]此细节生动形象地展现了觉如作为一个孩童，天性中所带的稚气与倔强。这份稚气与倔强，在《本巴》中的哈日王形象上也有体现。面对本巴人留在青春不变老，哈日王绞尽脑汁生出一妙招，“我们都回到童年。他们不长老，我们不长大”[19]。这句天真之语，活脱脱地勾勒出哈日王充满孩子气的纯真，尽显《本巴》的童真意味。刘亮程和阿来笔下的儿童形象，分别体现出或率真耿直或富有正义感，或天真可爱或生动鲜活等性格特征，正合于“在史诗的世界情况里，应该成为唯一根源和支柱的是是非感，正义感，道德风俗，心情和性格”[20]。这使得史诗“重写”文本与原史诗不仅有着外在人物情节的互文联系，其内里也饱含一种纯真之质。

二

诗性思维的再现

史诗作为人类早期历史与记忆的结晶，还保留着人类原初的诗性认知和原始思维。“原始祖先都是些在发展中的人类的儿童，他们按照自己的观念去创造事物”，“以惊人的崇高气魄去创造”[21]，其诗性智慧“是一种感觉到的想象出的玄学”[22]。在史诗“重写”文本《本巴》中，我们再次感知到这种近乎原始的、充满天真的诗性智慧。这来自作家刘亮程对于古老史诗传统的切身体验与再创造。据刘亮程说，早在十多年前，他坐在史诗传承之地新疆和布克赛尔草原上倾听史诗传唱人说唱《江格尔》，那古老神奇的说唱声，能将远山、草原、星辰和祖先连接在一起。刘亮程的文字向来是诗意的，而《本巴》中的诗意，接通史诗中的草原、星辰，是古老史诗的影子在现代作家笔下的无限延伸。

刘亮程带着孩童般的天真诗性思维，将自然事物信手拈来。影子，是刘亮程书写的最为有情之物。在《本巴》中，母腹中的赫兰靠声音认识了外面世界的所有事物，唯独没有听见影子的声音。出生后，赫兰看见地上的影子感到陌生和害怕，而影子一直纠缠着他。在他那里，影子不仅作为太阳的阴影客观存在，而且富有生命力。随着太阳的升起落下，影子不断地向东向西跑去，夕阳落下之时，影子十里百里地跑动起来。我们可以看到，“辽阔平坦的拉玛草原上，汗国白色宫殿的巨大影子，铺展成皇家铁青色的夜晚。牛羊纷乱的影子伸长成牛羊的夜晚。酥油草和蚂蚱的影子长大成各自的夜晚。远处地平线的影子覆盖过来时，所有影子都加厚一层。人的梦也有一层影子，牛羊的叫声和四处张望的目光也有一层影子”[23]。影子如同孙悟空手中的金箍棒，任意走动、变化、变形，即便是牛羊的声音也都有影子。另外，影子还成为赫兰制敌的武器，能够被派遣调动。当江格尔的梦被哈日王控制，“赫兰用盘旋天空的鹰的眼睛，清数完拉玛草原上长着四个蹄子的牲畜头数，用老鼠和蚂蚱的眼睛，数清长着两条腿的人数”[24]。他将收集到的大地上动植物的影子，如搬家家一般任意安排、摆放进江格尔梦中，成为东归部落的救兵。不唯此，当赫兰迷路，沿着影子走到现实世界时，影子成为现实世界与史诗世界的连接物。

刘亮程轻松地接通自然万物，彰显出人与自然间的生动联系。在史诗世界，人生活于自然之中并与之相互感应，保持着一种命运联动的生动关系。顺延这种史诗调性，《本巴》遍布一种儿童式的诗性思维。将自然事物看作与自己一样富有生命，正如诗歌能够为本无感觉的事物赋予感觉与情欲。刘亮程以其生动的笔触，“对自然的个别表现进行拟人化和神化，把自然的活动描绘得如同自由生物的行动，从而消除了它内部不声不响地存在着的必然性”[25]，使得《本巴》氤氲着远古又现代的诗性智慧。正如人世之初的本巴草原上万物的灵互相感知、沟通，人们也据灵性知晓世界。在每一场酒宴开始前，本巴人都要宣讲祝福词，他们相信万物的灵能够收到他们的祝颂并会给出回应，因为“好话让人顺心，也让万物欣悦。万物皆需夸赞。他们喊出草的名字时，天底下的草一时间明亮起来。他们唤出山的名字时，所有的山，都高矮远近地排列好，围拢向班布来宫殿”[26]。一时间，大地万物都变得风姿摇曳、焕发出灵性的光芒。刘亮程说：“我相信自然中的各种声音都是可以相互对话的”[27]，“当我去写一棵草，我知道它鲜嫩的草尖上，会有枯死在它根部的上一茬老草的魂。当我写一粒土时，我知道它会睁开眼睛看我”[28]。几十年来，刘亮程始终以儿童式的有情心灵与万物沟通交流，由他书写的自然事物都充满盎然诗意。

关于人与自然之间能够相互感知的有情书写，我们在《格萨尔王》中亦能见到。阿来作为一名从自然山水中走出的作家，对大自然有着天然的了解和亲近感，他不仅注重书写藏地生活中的雪峰、盐湖、冰川、酒宴、篝火、酥油草、野葱、野百合等，还在《格萨尔王》中细致展现藏族人在日常生活中与自然事物间的密切联系。当觉如与母亲来到玉隆格拉松多，看到地鼠在破坏植物的根，阿来以其敏锐的神经感知到草的反应，“残存的草一致作了决定，明年不再生长。它们把拼命结出的一点籽实，拜托给了风，把它们生命中残存的最后一点意志与希望带走，落地生根，在远方某个祥和之处去生长”，“秋风应允了它们的请求”，“风还承诺，有一天，机缘合宜的时候，它会带着这些种子再度回来”。[29]在阿来笔下，风与草如同密友一般，极富生命力。不唯书写自然，他也书写藏地人与自然间的密切联系。当觉如母子被驱逐流放，岭噶下起大雪，老总管绒察查根说，“夏天飞雪，奇异的天象我已经看见。我知道这是驱逐神子的罪过，岭噶人全体都犯下了这罪过”[30]。天气突变引发夏日飞雪，在有宗教信仰的老总管看来，是上天对于他们放逐神子的惩罚。老总管对于天怒情绪的感知，体现出此地人与自然间的密切联系。阿来从小生活在依山傍水的马尔康的马塘村，这个由河流、山脉和森林环绕的近乎原始的自然村落，后来成为他创作中的永恒背景。在对自然的熟悉体认方面，阿来与刘亮程是相近的。他们都凭借自己与生俱来的敏感，对所生活的自然环境进行细致入微的体察，为后来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本巴》和《格萨尔王》都以一种诗性思维和对世界的丰富感知，再现出原始初民的“生命观是综合的，不是分析的”，“有一种基本的不可磨灭的生命一体化（solidarity of life）沟通了多种多样形形色色的个别生命形式”。[31]在科学与诗性思维不断角逐的今日，“《本巴》的史诗思维在祛魅语境中的复魅”[32]和《格萨尔王》的宗教信仰在一元论环境中的持守都将成为后现代重新审视和正视多元文化价值的一次复魅尝试，这也为逐渐趋向同质化与一体化的现代生活注入了一股诗性与感性力量。不唯此，刘亮程和阿来还以复归的独特方式，对少数民族史诗和汉民族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性融合和转换。

三

对传统思想文化的复归

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老子最早提出“复归婴儿”，并在《道德经》五千言中多次论及婴儿与赤子：如“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33]，似有意强调人之在世应崇尚自然与原初状态；又如“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34]，将体道之人喻为婴儿，认为婴儿未受情感和欲望束缚，较为完整地保留了虚静、柔弱和无知无欲的朴素真性与自我。

在刘亮程的《本巴》中，我们看到类似的“返回母腹”情节。整部小说围绕童年世界的游戏展开，最终又在游戏中复归初始。赫兰、阿盖夫人和洪古尔最后在搬家家游戏中返回母腹、回到童年，阿盖夫人说：“那个形似宝瓶的母腹，是所有人的本巴，我们都将回去，在那里重新开始。”[35]这个结尾，可谓颇具深意。据刘亮程说，本巴又称宝木巴，本意为佛塔顶尖处供奉的宝瓶，用来盛放五谷，有象征万物生长的寓意。他对本巴原意作了延伸，将其引申为母腹。母腹，在此具有人类共有的母腹和个体的母腹双重含义，其寓意指向跨越民族的人类精神家园和复归人性本真的不同向度，《本巴》的童年书写也随之升华至复归精神主题。

从人类共有母腹的含义看，刘亮程将本巴从一个族群的史诗乐园变成一个“不同种族、不同语言的人们共同生活的美好家园”[36]，使之成为一个寓意深远的人类母腹，具有人类精神家园的意义。本巴草原，对于现实世界中的史诗创造者齐和东归路上的人来说，既是一个久已遗忘的家乡，也是一个心灵故乡。史诗层面的“返回母腹”，指向现实中的东归。据刘亮程说，他最开始想写的是东归故事，但因为这场迁徙太过沉重，想先以轻松的方式进入，便想出三场游戏。当三场游戏写下来，小说也写得差不多了，原本要写的东归故事的核心，即十二勇士救小江格尔齐部分，便放到《本巴》故事中来讲。小说中关于东归部落的描写，基本与历史相符，但刘亮程淡化其中地域与民族特征，将之前征战主题的英雄史诗换成以游戏为主体的童年史诗，战争只出现在梦中。江格尔、洪古尔和赫兰所在的本巴草原，是一个有着无边的草原、班布来宫殿、四季转场和牧道以及万千牛羊的巨大的人畜共居的母腹。除了个别人，本巴人永远活在二十五岁，青春不老，所有在游戏、酒宴和梦中生活的人都在时光中流浪。本巴成为一个伊甸园式的存在，没有贫穷，没有死亡。虚构的游戏故事和现实的东归故事通过赫兰的前世今生得以融合，《本巴》获得一种意外的奇幻效果。书写集体记忆的宏大历史由记叙儿童个体生命的小历史替代，史诗变成个人生存的现实，史诗“重写”文本的主题也由原文本的英雄颂歌转变成关乎人类精神家园的生存观照。

从个体母腹的含义看，《本巴》借助史诗的力量思考当代人性复归的主题。小说中最富有象征意义的情节是，赫兰自出生起就有着返回母腹的自觉，他不吃一口母乳，不增加人世的半两骨肉，也不欠世上一点情，始终保持只有一个念想的分量，一心想要回到那个和母亲相关的出生地母腹。在他看来“那些在人世上长的肉，会疼，会疲劳，会光洁也会腐烂”[37]，他不想贪恋世间的任何东西。尽管赫兰在被迫出生后参与本巴世界很多事情，甚至穿越多重时空，见到自己的前世今生，但他始终信仰般地保持一份灵魂操守的执着与坚定。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刘亮程对于赫兰不吃世上食物和坚持返回母腹情节的多次重复，是有意强化其对于人性本真生存状态的坚守。

巧妙的是，这份复归渴望在阿来的《格萨尔王》中重现。从叙述结构来看，《格萨尔王》有着“天堂—人间—返回天堂”的叙事序列。最初天上的神子崔巴噶瓦出于对地上人民苦难生活的不忍，发大愿要来人间救苦救难，转世成格萨尔在人间斩妖除魔，计划把人间建成天堂一样再回去。他投胎至人间，从童年开始斩妖除魔，带领地上子民翻身。随着不断长大，他逐渐受到人间诱惑与阻力。除了要克制愤怒、嫉妒，要学会包容、隐忍，他还要应对世间最大的妖魔——藏于人心的心魔，毕竟“搜罗财宝，渴求权力，野有贫寒而锦衣美食，都是心魔所致”[38]。在人间历经挫折与磨难八十一年之后，他最终放下一切离开人间返回到天堂。人间一遭，对神子崔巴噶瓦来说就是一场出行修炼。小说除了格萨尔王外，说唱人晋美、晁通、珠牡等都不同程度地为心魔所困，沉迷于权利、财宝、女色、嫉妒等。在不断犯错与改错之中，他们克服心魔，戒除心外之物，最后回归本心。相对于《本巴》借由搬家家游戏表现人性本真的复归，阿来则通过隐喻的方式艺术地表达对民族传统文化复归的希冀，当然这也与作家的民族身份相关。刘亮程的史诗“重写”文本《本巴》别有新意地通过“返回母腹”的情节元素接通了老子“复归婴儿”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精神，并以小说叙事的方式实现了少数民族史诗与汉民族文化传统的完美融合接通。这种复归渴望，同样也是阿来《格萨尔王》的深层意蕴。格萨尔从童年走向少年、中年、老年，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他所面临的诱惑与心魔对他伤害越加深重，他离童年所携带的美好初心——他降至人间之前，受到大神和诸佛的法力加持和灌顶而拥有的“保持身心洁净不堕入恶道”“避免沾染世间的业障”“免受嫉妒之火的伤害”[39]等——也越来越远。他在人间历经八十一年修炼后，放下一切返回天庭，最终回归至幼童。这个“返回”情节的设置，无形间与《本巴》中的“返回母腹”和老子的“复归婴儿”遥相呼应。

结语

综上所述，刘亮程的《本巴》和阿来的《格萨尔王》续接原史诗文本中的天真韵味与诗性思维，艺术性地融入地域文化、民族历史和人之生存，运用一种现代性眼光与叙事恢复了人原初的复杂感知与情绪，还通过故事情节实现民族史诗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融通，在丰富民族史诗的内容意蕴之时，也有力促进了多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相对于阿来通过对本民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的“重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民族的民间信仰和民族意识”[40]，刘亮程的《本巴》从其个人的童年出发，并以童年作为叙述方法，寓言式地复现出人类童年时代所特有的“稚气”“天真”“真实”和“纯真”等人类“发展得最完美”的“固有的性格”[41]，为当代生活注入一股诗意，以奇崛的想象和独特的艺术方式筑构起人类童年的图景，为重述史诗提供了新的范本。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注释

[1]叶舒宪：《再论新神话主义——兼评中国重述神话的学术缺失倾向》，《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第4期。

[2]阿来、尹俊：《阿来：重述〈格萨尔王〉融入现代人的感受》，2009年9月3日，https://book.sina.com.cn/author/authorbook/2009-09-03/1225260039_2. shtml.

[3]《天真的史诗与巨人的童话——〈本巴〉作品研讨会纪要》，《文艺报》2022年11月20日。

[4]刘亮程：《本巴》，译林出版社2022年版，扉页。

[5]2022年9月27日晚，刘亮程与周国平线上对谈。

[6]刘亮程、杨庆祥：《〈本巴〉：当时间还有足够的时间》，《文艺报》2022年7月15日。

[7]2021年11月24日，刘亮程在花地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内容。

[8]《江格尔（第四册）》（汉文全译本），黑勒、丁师浩译，浩·巴岱校订，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 1893页。

[9]弗里德里希·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9页。

[10]刘亮程：《本巴》，译林出版社2022年版，第258页。

[11]刘亮程：《本巴》，译林出版社2022年版，第258页。

[12]刘亮程：《本巴》，译林出版社2022年版，第258页。

[13]刘亮程：《本巴》，译林出版社2022年版，第64页。

[14]《刘亮程获奖作品：〈本巴〉获奖感言》，中国作家网，2023年8月14日，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3/0814/c457898-40056308.html.

[15]《天真的史诗与巨人的童话——〈本巴〉作品研讨会纪要》，《文艺报》2022年11月20日。

[16]阿来：《格萨尔王》，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77-78页。

[17]阿来：《格萨尔王》，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页。

[18]阿来：《格萨尔王》，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页。

[19]刘亮程：《本巴》，译林出版社2022年版，第67页。

[20]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17页。

[21]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82页。

[22]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81页。

[23]刘亮程：《本巴》，译林出版社2022年版，第168-169页。

[24]刘亮程：《本巴》，译林出版社2022年版，第168页。

[25]弗里德里希·席勒：《论天真的诗和感伤的诗》，《席勒文集Ⅵ》，张玉书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3页。

[26]刘亮程：《本巴》，译林出版社2022年，第40页。

[27]刘亮程：《〈捎话〉中的声音体系》，《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278页。

[28]刘亮程：《作家都是见过鬼的人》，《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282页。

[29]阿来：《格萨尔王》，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30]阿来：《格萨尔王》，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63页。

[31]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05页。

[32]刘大先：《世俗时代的史诗思维——论刘亮程〈本巴〉对〈江格尔〉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2期。

[33]王弼注：《老子道德经注》，楼宇烈校释，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5页。

[34]王弼注：《老子道德经注》，楼宇烈校释，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0页。

[35]刘亮程：《本巴》，译林出版社2022年版，第266页。

[36]刘亮程：《本巴》，译林出版社2022年版，第230页。

[37]刘亮程：《本巴》，译林出版社2022年版，第49页。

[38]阿来：《格萨尔王》，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89页。

[39]阿来：《格萨尔王》，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28-29页。

[40]梁海编：《阿来文学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4页。

[4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