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鹏禹：倡导置身时代、融入生活的读书观
中学时代，笔者最爱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北京的灯市口，沿着王府井大街向北，中华书局灿然书屋、商务印书馆涵芬楼书店、三联韬奋书店是网购尚未普及的时代里，一个中学生获取课外读物的最佳去处。尤其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进店门，最新出版的各种人文社科类图书摆在前面最显眼的展架上，地下一层还有港台原版书。我常常在书店里流连忘返，一待就是一天，钱穆、李泽厚、阎步克等人的学术名著，都是从这里购得的。
年少的我，最好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牌匾为何有三种字体。“生活”“读书”“新知”，这三个词印在上面，有的端庄大气，有的笔意简省。后来才知道，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是由邹韬奋、徐伯昕等人于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创立的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出版社合并而成。今天再重新打量这几个词，“生活”“读书”“新知”，每一个都是如此美好，编织着那一代出版人对光明未来的期许和惠及读者的情怀。
手中这册《暗夜星火——穿越悠悠岁月的激昂文字》，正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前身之一——读书出版社有关。读书出版社成立于1936年，创办人是李公朴、艾思奇、黄洛峰等人，其前身正是1934年创刊的《读书生活》半月刊。不夸张地说，这份刊物与当时的《太白》《世界知识》等一道开辟了20世纪30年代“大革命”落潮后，以通俗化、大众化、小品化、学校化的方式，在城市青年劳工中播撒革命星火、传播先进思想、开展启蒙教育、倡导读书生活的崭新道路。作者樊国安通过查阅大量原始史料，结合人物传记、年谱、文集、回忆录等文献，为我们还原了90年前李公朴、夏征农、艾思奇、柳湜等进步知识分子的文化实践。翻阅书中节选的《读书生活》篇目，那些泛黄的书页中饱蘸的火热激情被重新激活，我们仿佛来到历史现场，窥见那个黑云压城的年代里若隐若现的“暗夜星火”。
《读书生活》创办于1934年11月10日，脱胎于《申报》流通图书馆及其读者指导部。创办者李公朴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他在上海团结了一批“大革命”失败后云集至此的革命党人以及从海外留学归来的革命知识分子。其中，夏征农是从南昌“大革命”前线转移到上海的共产党员，柳湜是从长沙前线经由江苏转移到上海的共产党员，艾思奇是从日本东京留学归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余重要成员如高士其等也秉持抗日主张，倾向社会主义。这决定了这份新刊物的红色基调。《暗夜星火——穿越悠悠岁月的激昂文字》中，作者首先向读者传递出《读书生活》同人的爱国情怀与抗日精神，通过介绍他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生动实践，引导我们感受在帝国主义侵略加剧、国民党统治严密残酷的上海，这些进步知识分子的胆识与智慧。
20世纪30年代初，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一·二八淞沪抗战失利，东部沿海地区岌岌可危；国民党当局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加紧对红军围剿，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长征……在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加剧的1934年，在“左联”和“社联”机关刊物无法正常出版的情况下，《读书生活》坚持宣传抗日主张，如1936年第三卷第五期《新年特辑》刊登了章乃器的《给青年们》、吴敏的《学生运动的总检讨》、柳湜的《把千万颗子弹打在一个靶子上》等文章，1936年第四卷第九期推出“国防总动员特辑”，从政治、国防外交、经济、军事、教育、哲学、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等方面讨论全民抗战的对策。杂志的其他栏目和文章也巧妙地融入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引导公众树立对时局的正确认识。比如，高士其的科学小品文《我们的抗敌英雄》借人体白细胞杀菌的科学话题，用春秋笔法巧妙传递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其现实标靶是当局和一部分人所主张的“不抵抗主义”。“读书问答”栏目在批驳《贫穷的征服》一文时，尖锐地指出“现在中国国民经济的生命是握在帝国主义的手里的”，鲜明地点出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值得注意的是，《读书生活》编辑部同人的公共言说不是说教式的，而是将逻辑思维与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融入日常生活和日常情感话题之中，在引导、鼓励读者解决现实生活疑难问题、突破个人心理障碍的同时，使他们潜移默化地吸收和掌握正确认识社会现实的立场、视角、观点和方法。比如，“读书问答”栏目在回复一名想轻生的大二学生时指出，我们要把一时的冲动和情感“牵引到伟大的情操上去”，这情操是什么呢？作者接着说：“我们要十分坚定底站在大众的一方，随时用冷静的头脑，配合沉毅而热烈的伟大情操，自始至终地去谋大众底幸福。”将个人的一己悲欢融入到社会的广大人群中，个人也因此获得了力量和方向。作者接着告诉这位青年，“你一切都应该从矛盾上去看。当你看见失败了的时候，同时一定要看出它底收获”。用矛盾的观点看问题，意在引导失意青年看到生活中的积极因素，摆脱自怨自艾的情绪。又如1935年3月8日，影星阮玲玉在三八国际妇女节这天自杀，一位女读者希望《读书生活》对这一事件进行评价。柳湜较为全面地阐述了自杀事件背后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认为阮玲玉不仅成了商品化社会的受害者，也成了商品化社会的被动“支持者”。她的死，再次成了被商品化社会消费的对象。这种分析应该说是深刻的，其价值旨归正是引导读者正确认知所处的社会和时代，逐步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
如果说积极宣传抗日主张、潜移默化地引导公众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是《读书生活》的价值旨趣，那么通俗化、大众化、小品化、学校化则是其具体的编辑策略。一方面，杂志需要通过严格的书报检查，在国民党严密控制的城市顺利印刷出版，另一方面，又要采取青年劳工和文化水平较低的底层市民易于接受的方式，这就需要丰富的斗争经验和高超的编辑智慧。
学者谢泳曾在一篇文章中说：“一张报纸也好，一本杂志也好，它的名字总是能反映出编者的一些个性和价值取向的，而在整体上，刊物名字的风格，也能看出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以此观察《读书生活》会发现，杂志的名字“生活”与“读书”里藏着李公朴等人的秘密。他们首先没有起过于激进或“左”倾色彩鲜明的名字，不管什么处境，人总要“生活”，不管什么年代，“读书”总归没错。因此，刊物的名字并不起眼，从表面上看不出其明确的政治倾向。进一步说，恰恰在“读书”与“生活”中，包含了创办者对现实的理解——在“大革命”落潮时期，力量微弱的底层人民，唯有抓住“读书”“生活”这两点——把宏大的政治理想以及社会抱负融入到静水流深的生活潜流中。从现实效果看，《读书生活》也确实起到了引导大众关心时事、关注社会的作用，它帮助底层群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高认知水平，以获得参与现实斗争的能力。它不只是一本单纯介绍读书方法和经验、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杂志，更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其“时事小品”“读书问答”“生活记录”“大众习作”“社会相”等栏目，针对农民遭受的盘剥、工厂“养成工”的罪恶制度、租界人民的游行抗议、青年学生的迷茫无助等社会现实发声，是一本引导读者通过“读书生活化”参与现实斗争的杂志。穿过90年的历史烽烟，再次阅读这些振聋发聩、热情似火的文字，我们很难不被知识分子与广大劳工和城市底层市民的同心同德所感动。《读书生活》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功得益于以下三个具体做法：
一是大众化、平民化的话语实践。《暗夜星火——穿越悠悠岁月的激昂文字》第二章重点介绍了艾思奇主持“哲学讲话”栏目的办刊思路。他撰写《哲学并不神秘》《哲学的真面目》等篇目，倡导哲学生活化，从日常生活入手，让哲学成为大众启蒙的“明白学”。在他看来，与其一个一个解决读者生活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不如让他们掌握唯物论、实践论哲学的科学方法，以此起到“授人以渔”的作用。正如学者冯淼所概括的：“他们的文学、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将‘资本主义’和‘殖民压迫’等十分抽象的结构性的社会经济矛盾转化为个体劳动者的生活经历。资本和阶级的矛盾变成了鲜活、具体和细腻的经历和体验。”这种话语实践取得了极大成功，脱胎于“哲学讲话”的《大众哲学》，迄今印刷超过90版，赢得了“一卷书雄百万兵，攻心为上胜攻城。蒋军一败如山倒，哲学尤输仰令名”的赞誉。《街头讲话》《如何自学文学》《社会常识读本》等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通俗读物，最初也是《读书生活》编者和作者与读者通信、笔谈或讲座的产物。
二是“我启你蒙”模式的反转，让大众成为言说主体。翻阅《读书生活》“生活记录”“大众习作”等栏目，可以看到当时不同职业和生存境遇的底层群众和城市青年劳工来稿，他们有的痛陈做工之苦，有的冷静描写饥荒下人们抢粥的凄惨场景，有的同情流浪的小乞丐。1935年春天，夏征农曾给茅盾寄去17篇城市劳工作品，茅盾认为，这些作品除了题材广泛外，其他方面是失败的。夏征农并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认为，写作有利于推动青年劳工从实际生活入手，提高对世界的认知水平。进一步说，思维与语言具有同一性，语言表达能力的提高辩证地促进了思维认识的提升。另一方面，同样境遇的写作者也能在彼此“看见”的阅读与写作中培养同理心，建立情感共鸣，成为“共同体”。实际上，二人的分歧在于文学标准不同，茅盾更多是从文学性出发来看待这些业余作者的创作，他认为当时文艺创作要紧的还是职业作家走向大众的文艺实践，大众与真正的创作尚有距离；而夏征农意在突破“我启你蒙”的模式，张扬底层写作者自身的主体性和写作权利，并将其作为一种文学的革命性因素进行看待。
用今天流行的“素人写作”说法来打量当时业余作者的创作，或可发现，正是这批被文学史忽略的20世纪30年代的素人作者们，为我们留下了源自现场和亲身体会的最真实、最动人也最充满血泪的生活档案。后来，柳湜将“生活记录”的自传体散文和日记编为合集，其中有农民、工人、贩夫走卒、底层士兵，以及城市中的编译、校对、练习生、学徒、店员，甚至小姐、婢女、和尚、师爷等群体的原生态生活。尽管我们看不到这样的写作如何影响了写作者自身，但他们一定在用文学组织生活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作为“作者”的主体性力量。可以说，《读书生活》基本实现了李公朴创立这份刊物时“稿子要从各社会层的角落里飞来”的宏愿。
三是建立生命情感联结的编读关系。夏征农在《读书生活》曾发表过一篇《致青年创作者》，彼时他即将告别“大众习作”这个他亲手创办和主持的栏目。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我和诸君精神上的结合，可以说超过一切‘泛泛之交’的朋友，我对于文学是外行，我很自愧常常在诸君的面前东拉西扯，然而能够有机会和诸君站在一道努力却不能不算幸运。”从中可以看出，面对这些几乎没有创作基础的青年劳工，作为知识分子的夏征农并不在意二者之间在社会阶层、知识背景、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而是将他们引为“同道”。他注重的是与普罗大众和劳动者们精神上的结合，他的编辑工作取得出色成绩的前提是与后者建立了血肉相连的情感联系。在这一点上，夏征农并非个例，不论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大众化”“平民化”倡导，还是上世纪40年代的“走向民间”，知识分子与底层群众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知识界的核心关切之一。直到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问题才有了“盖棺定论”式的解决。以此观察夏征农，我们感受到的是他的平视视角、赤诚之心和同怀之情。在知识界和底层群众存在不可泯灭鸿沟的20世纪30年代，因《读书生活》团结在一起的编者和作者，试图与广大人群建立生命情感的联结，这种尝试暗含了对人民命运的严肃关切，也折射出他们挖掘社会革命潜在力量的努力。
通俗化、大众化、小品化、学校化的办刊特点是由《读书生活》特定的读者群所决定的。《读书生活》在“创刊辞”中写道：“它根本就没有要喊人回书斋去，它的主要对象是店员、学徒以及一切连学校那张铁门都不能走进的人。”《读书生活》的功能是起到像学校一样的教育作用，而这种教育具有社会性、公共性、生活化的特点。李公朴曾自述，长期困扰自己的有“两种痛苦”，一种是该读书的时候失学，有生活却无法学习；一种是入了学校读书，步入社会却发现学非所用。前者是“生活没有学习”，后者是“学习没有生活”，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割裂，令李公朴深感“使读书与生活统一起来”的重要性。因此在“读书方法”等栏目中，可以看到《读书生活》所提倡的读书观是读生活所需的书、结合实践的书，同时要掌握正确的读书方法。这样一来，《读书生活》在城市青年劳工中颇受欢迎，这使这广大的人群“渐渐进而与现代文化握手”。
20世纪20年代，陈独秀曾讲述办《新青年》的体会：“凡是一种杂志，必须是一个人一团体有一种主张不得不发表，才有发行底必要；若是没有一定的个人或团体负责任，东拉人做文章，西请人投稿，像这种‘百衲’杂志，实在是没有办的必要，不如拿这人力财力办别的急于要办的事。”《读书生活》主张的正是读书与生活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李公朴等编者看来，他们做的是“建造地基”的工作，这种文化选择也深刻影响了《读书生活》作者群体日后的人生道路。《暗夜星火——穿越悠悠岁月的激昂文字》用近一半篇幅讲述了《读书生活》的作者高士奇、鲁藜、胡绳、刘岘等人在杂志发表科学小品、诗歌、杂文、版画的故事，他们都成为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士奇，这位中国科普文学的先驱者，以顽强的毅力和惊人的生命意志克服肢体的残疾，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支撑他的正是为人民、为大众的信仰，而这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为《读书生活》撰稿时，即铭刻进骨子里。
在媒介传播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读书生活》这个90年前印刷文明时代的产物，其所讨论的具体问题在今天多已解决，但其中蕴含的读书观并未过时。无论我们今天是在手机上阅读，还是用耳朵听书，抑或是观看短视频网站上的视频讲书，如果我们的智识活动脱离当下、脱离生活，做不到李公朴所说的“读活书”，必然会折损阅读的意义。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技术使获取信息和知识无比便捷的今天，具备思想的穿透力和敏锐的价值判断力，学会从海量信息中汲取生活的养料、获得灵魂的滋养，已成为现代公民的一项必修课。美国学者罗伯特·迪亚尼曾写道，“阅读的益处在今天尤为重要，因为这是一个我们都面临着复杂挑战的时代……有技巧的、有信心的甚至带有技能专长的高质量阅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由此可见，即使时空相隔、文化语境相异，《读书生活》所倡导的置身时代、融入生活的读书观在今天依然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这也是作者樊国安“旧事重提”、写作此书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