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花》2026年第8期 | 李蔷薇：偶遇（选读）
李蔷薇，1979年生，江苏江都人。毕业于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文学硕士。2014年开始小说创作，中短篇小说作品散见于《作家》《山花》《上海文学》《长江文艺》《作品》《广州文艺》等刊，有作品入选《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6中国中篇小说排行榜》。
中年以后回到出生地，是这世上最乏味的事情之一。
意识到这一点时，女人正在田野散步。时值夏末，白天的溽热还没有消退，夕阳如琥珀陷在灼热的霞光中。她走在一条灰白色的田埂上，四周除了森绿的静寂，只有极细小的黑色飞虫在耳边发出恼人的嗡嗡声。
多么可笑，就像你此刻在田埂上跌倒，却要重新回到家里再出发！恍惚中，她好像听见了父亲的声音，浑厚、恼怒，又略带讥讽。时光如滔滔江水，那些从中奔跑而过的人，那些浮沫般的往事，早已不知被冲刷到了哪个时空。回到起点，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与痴人说梦、刻舟求剑何异？
想到这里，她立住脚，朝苍翠的东南方向看了一眼。那里有一座石桥，桥边紧挨着一片零星散落的墓碑，她父亲就葬在那里。
可问题的症结不在这里。她用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声音嘟囔着：难道我不知道这些？不知道这样做没意义？可那又怎么样？一切都太晚了，我又太累了。回到这里，不过是因为这里是熟悉的，我又没有别处可去。
回答她的，只有四合的暮色与渐起的晚风，它们像一簇簇温柔连绵的波浪，涌向她的眼睛、侧脸和后背，轻轻敲击着、拍打着。
依你又怎样呢？烂在那里生沤，将自己和孩子活活耗死？还是像你一样咬紧牙关，永不回头？可最后你不也后悔了，又回到这里……
她的声音越来越小，渐渐地，连她自己也听不见了。不知不觉，她用手掩住耳朵，闭上眼睛，蹲下身去。
一阵幻觉——脚下嗡嗡作响的飞虫，好像闹哄哄的蜜蜂，带着她在四十年的光阴里缓缓穿行。那些逝去的田野、河流，渐渐与眼前的暮色融成一张画卷。她看见那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了，看见她如何牙牙学语，如何在上学路上的竹林里放歌，如何在一个微雨的早晨离开冒着炊烟的红房子走向田野；她还看见了她的家，看见年轻的母亲与暴躁的父亲如何歇斯底里地争吵、摔东西、大打出手，她又如何在激愤中跑出家门，跑到三三两两、孤零如野花的墓碑旁，像只大大的蚂蚱，摊开手脚满不在乎地往地上一躺……
都过去了，那些悠长、恐惧，如同在针尖上涂抹蜂蜜的日子，可竹林、炊烟、菜薹、蜜蜂，以及蜷成线圈的菜花蛇，却像一封封美丽的明信片，在记忆中封存了下来。
她是为了这些“明信片”才回来的。可她忘了它们终究只是明信片，连化石都算不上。随着岁月的沉淀，那些画面背后的记忆，早已风化得面目全非。你怎么能确定哪些是真实发生过的，哪些是臆想出来的？如果是前者，怎么证明，又由谁来证明？
没人能证明。她悲哀地睁开眼睛，看了一眼背后的红房子。此刻在房前站着的，她的两鬓花白、十指龟裂的母亲不能，更不要说此刻躺在床上大睁着眼睛的女儿了。女儿刚满十五岁，在城市丛林中长大，又如何能越过时空，对面目日渐可憎的自己感兴趣？
只有风和田野还认得她，如果它们还是之前的风和田野的话。
夜里，白面筋似的雨从天上倒下来时，她做了一个梦。她梦见自己又在田野里走着了，但和白天不一样的是，前面多了一个少年，他正吃力地推着一辆很大的黑色自行车。为什么是黑色的？她不知道，也许因为梦境都是黑白的吧。因为是梦，她能清晰地从旁观察自己。她是七八岁的样子，小圆脸，细长眼睛，大大的脑袋上扎着两只羊角辫，一只已经摇摇欲坠。少年略大一些，约莫十一二岁，眉眼很模糊，但隐约能看出一股刚健的少年气。他们一前一后走着，直到遇见一座破旧的石桥，少年一声不吭地将车身靠在桥头的栏杆上，她默默地走过去，顺着栏杆爬上后座。自始至终，他没有转头看她一眼。她闭上眼睛，不自觉地蜷起两条小短腿。很快，一阵微风扑面，车轮如巨石骨碌着朝桥下滚去，一阵兴奋夹杂着些微的恐惧，让她不自觉地伸手握紧后座与座垫之间的连接条。可是等一等，她不知道——准确一点——她忘了少年的名字！他是谁？她在心里嘀咕着，直至车子载着她冲进田野。可能是刚下过雨，田野十分泥泞，渠沟亮汪汪的，可少年不管不顾，只是埋头蹬着踏板，让车轮在巴掌宽的田埂上不断飞驰。她吓坏了，尤其是经过田埂间一道道缺口时，连人带车还发生了一连串可怕的蹦跳。等等——让我下去——她大喊，但不知为什么，少年根本没有理睬。结果，她只能胆怯地伸出双臂，将他的腰轻轻搂抱住。当她这样做时，他先是后背颤动了一下，然后，突然一下子转过身。这下，她终于看清了他的脸，是彬。
惊醒她的不仅是雨声，而是雨声、说话声和啜泣声交织起来的复杂声响。一开始她以为自己还在梦中，后来才看清是女儿蜷缩在黑暗中打电话。白色的雨透过白色的木窗打湿了床上的被褥，可女儿那样投入，根本没有发现。她想提醒女儿，黑暗中蓝光会伤眼睛，雨天打电话还可能会触电，可发现女儿将话筒握得那样紧，还拼命压抑着令人心碎的哭声，她就强迫自己保持原来的姿势，一动未动。
她知道电话是谁打来的。临睡前，她给他发了最后一条微信——如果继续对女儿漠不关心，她将告诉女儿他害怕让女儿知道的一切。然后，她就拉黑了他。
天亮时雨停了。她发现自己睡在了女儿的木床上，她们的脸都朝向窗外迎着阳光的方向。女儿蜷缩在她怀中。因为悲伤，她将眼泪流在了女儿的头发上。
她是在从镇上回家的路上看见彬的。她那时是替她母亲去镇上买尼龙绳、剪刀和治虫的农药。
那张礁石般黄硬的脸在田野中出现时，她以为是稻草人或人形木偶。直至那脸上的眼珠轮了一下，朝她投来漫不经心的一瞥，她才反应过来那是个憔悴的人。一种不忍让她立刻低下头，也许在潜意识里，除了残存的记忆，她不想在此地见到任何新的活物。
但就在这短暂的瞬间，她眼角的余光发现那礁石般的脸竟突然活泛开来，散发出一圈微笑的涟漪。
难道是幼年时走动过的远房亲戚？她离家太久了，不大认得他们，他们却认得她。
“你是——小君？”
陌生的男中音。她迟疑着，在心里默默抚平那张脸，那布满皱褶的、耷拉下来的眼睛，若干年前，应该不是这样的形状。
“你是——”
她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脸。忽然，一道异彩从她脸上闪过。
“彬。”
他替她说了出来。
她笑了起来，他也笑了。
“呀，一眨眼，都老了。”她说。
“是呀，要是在外面，肯定认不出了。”他说。
那笑意是从心底发出的，这一点她能感觉到。可同时她也能察觉到一阵仓促与尴尬。她想到之前她母亲告诉过她，他一直在东北混，先后结了三次婚，现在因父亲得了重病，回来服侍。她也无法不想到自己在他心中的形象——留在了大城市，做起了大学教授（其实是副教授），不过是个书呆子，有点运气。她母亲就是这样对村里人说的。
“你——父亲怎样了？”
她提起他父亲，是因为一时之间找不到别的话题。她只记得他父亲是个方脸、眼睛像青蛙一样鼓出的男人，个子很高，也很瘦，好像一直在外打工。
他的脸色却突然阴沉下来。
“不好。顶多还有半年，也许是个把月。”
她没想到他会如此坦诚，在一个四十年前的玩伴面前。他甚至眼眶泛红，抬手揉了揉眼睛，似乎那里面进了沙子。她沉默了一会儿，想不出该如何安慰他，只得也说起了自己的父亲。她父亲曾经是镇上的小学老师，教过这里几乎所有的孩子。她父亲还非常喜欢他，说他的字写得漂亮，是自己教过的最聪明的学生。她说她父亲去年这个时候已经是晚期了。每次她回来，他都从早到晚喊疼，还拉着她的手放到自己鼓胀得如同硬球的肚皮上，问她那里面究竟是什么。最后的最后，到了连打两支杜冷丁也无济于事的地步，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活活疼死。那句话怎么说的？油尽灯灭。他默默听着，脸上露出惨然的神情。
“顺其自然吧，不然还有什么办法？”
最后她说。语气冷静又克制，和她的大学教授身份十分相符。
他依旧沉默着，像发黄的瓷釉。
“生命是什么？生命什么也不是。生命只是生命本身。生命没有意义或价值，就像我父亲说的。”
她边说边纳闷自己怎么会说这么多。
“可我只有这一个父亲。对我来说，他的生命具有唯一的价值。”他说。
她愣住了，立刻想起她母亲告诉她的，他是为了他父亲的病才丢的工作，为了给他父亲手术、买进口药，已经耗光了所有的积蓄。他现在的妻子正为此跟他闹离婚。事实上，这件事已经在整个村庄传为奇谈了。
她愧悔交加，恨不得趁他不注意立刻走掉。
“不是所有的父亲都像你父亲。”
他丢下这一句就转过身，走上了眼前一条灰白色的田埂。就是那种比巴掌宽不了多少，前几天还出入过她的梦境的田埂。
她在原地又站了会儿，直到那阵懊恼与刺痛钝化，至少从神色上看不出一星半点，才抬脚往前走。渐渐地，她意识到和前几天的梦比起来，此刻更像一场真正的梦境。就像弗洛伊德在《释梦》里所说的，和现实相比，梦总是更加复杂、真实、缺乏逻辑。
太阳爬到银杏树头顶时，她和母亲去一里外的自留地背芦苇。母亲说天太热，门口菜园子里的蔬菜会晒死，得赶紧搭架子，让那些黄瓜、丝瓜、茄子爬到该爬的地方。她说爬得更高不是更容易晒死？而且怕晒不是该浇水？母亲说不需要浇水，这两天就会有雨。和很多时候一样，她听不懂母亲的逻辑，可她明白，如果不按母亲的要求来，后续发生的事会更加没有逻辑。于是她只得戴上草帽，穿上防晒衣和护袖，跟在她母亲后面。
她们走的是她小时候上学的路，村巷、田埂、竹林、土地庙，天还是这样蓝，风还是这样闷热，麦浪依然是金色的。一切似乎都没有变，可一切又似乎早已不复存在。记忆中的明信片，那些蜜蜂、炊烟、菜薹、菜花蛇，早已无影无踪。到处都静悄悄的，自留地里长满了杂草，还有各种塑料、碎玻璃和旧电池。整个村庄就像一个废弃的战壕或集市，所有人都走了，除了她，和彬。她现在不愿想起彬，可没办法，那些儿时的小伙伴，她现在能想起来的只有彬。
她们背着芦苇往回走时，在竹林边的岔道口遇见了一个穿白底红花衬衫的老太太。老太太头上只剩一圈白发，腰背弓得像只虾米。她叫了声赵奶奶，她母亲却说错了，是赵嬢嬢，赵奶奶的女儿，赵奶奶已经作古十多年了。老太太没搭理，只摇头朝她母亲嬉笑着，说：“怎么让姑娘为你做这种粗活，人家可是大先生！”她母亲故意用大嗓门回应：“她不做谁做？以后我老了，还全指望她呢！”她觉得纳闷，难道母亲还没老吗？后来想到她说的老可能是另一个意思，于是也在一旁赔笑。她知道这时该怎样表现才能让母亲长脸。她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在这个村里，人们靠什么活着。
她和她母亲一前一后背着两堆小山似的芦苇，像两只芦花鸡一样走到村口时，她口袋里的手机突然铃声大作，一阵震耳欲聋的《命运交响曲》旋律在烈日下响起。她犹豫了一会儿，没有停下。她实在想不出，有什么重要的人或事，值得她放下背上的芦苇，抽出手来接听电话。于是，那亢奋又可怕的“命运”，就由东到西、走街串巷地陪着她一路到家。
她卸下芦苇时，发现她母亲已脱下草帽，站在一株膝盖高的青椒旁，用询问的神色看着她。让她没有料到的是，一朵苍老的红花——那个竹林边的老太太也在，此刻正坐在门廊边的一张塑料椅上，似笑非笑地望着她。
她低头打开手机，发现有两个未接电话，是他打来的。于是她忍不住抬头看了眼卧室的窗户。女儿依旧悄无声息地躺着，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她今天会下床。又是毫无希望的一天。
“银行打来的，广告，”她对母亲说，“想让我存钱。”她现在撒起谎来又真又快。她确实经常收到银行的广告，不过是让她贷款。她很奇怪，他们怎么会觉得她已堕落到了需要借钱的地步？
“孩子爸爸怎么没来？有好几年没看见他啦。”
恍惚中，她似乎看见门廊上的老太太蠕动着干枯的嘴唇。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日头太热，她忽然感觉一阵眩晕。
没人回答。也许，本来那老太太也没问，一切都是她的幻觉。
“呃——”她从喉咙里发出一个模糊的怪音，勉强握了一下老太太坐的椅子背，转身走进家门。
一个闪烁的长方形，黄色的，上面还缀有显眼的标记——未读邮件。打开网页之前，她以为是他（因为她拉黑了他的微信，电话也没接），结果却是个不小的意外。她心里堵得更厉害了，如果之前心里的是泥土，现在则加入了水泥，变成了混凝土。是学院副院长，那个整天将波伏娃与上野千鹤子挂在嘴边的老太婆发来的。“课题的后半部分什么时候完成？”副院长在邮件中开门见山，“不会就这样放弃吧？他是放弃了，可何必管他呢，再说他这样做，难道不是为了你？想想真正需要这个课题的人是谁，何必意气用事？”总共三行字，倒有两行在质问。自以为是的郑重语气，好像锋利的刀刃，在她累累的伤痕上再来上一下。
确实，在权力面前，她习惯了顺从。可让她痛苦的是，这种顺从从来都不是她的本意。她不喜欢这个用真诚包裹虚假的老太婆。老太婆的把戏她一望即知。
她怎么好意思说他的放弃是为了自己？换作谁不会这样做？一边是新婚燕尔的年轻妻子，一边是经年累月的丑恶压榨。这么多年，他们为这个老太婆写了多少万字？不错，那些共同署名的课题——当然，老太婆的名字挂在最前面——将他们从刚刚毕业的毛头博士变成了堂堂副教授（她是这么对他们说的），可问题是，也仅此而已。谁会满足于一个副教授的头衔？当他（她）已耗费整个青春，在破旧的电脑屏幕前，磨平十指的指纹。
她甚至觉得，他之所以毅然决然地要求离婚，也与此不无干系。学术上的不如意，让他误入了情色的迷途。
她早就决定不再想这件事，就像一棵已经死去的树，不愿再回忆倒下的瞬间。很难说不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他才选择了放弃。她需要这个课题，他这样认为，臭老太婆也这样认为，所有人都这样认为，可在女儿起不来床的瞬间，她却不这样认为了。
她感觉有什么东西破碎了，但不是心。心只是一个外壳，没人知道这壳的内部是什么，在它被摔碎之后，也同样如此。她失去的好像是光或者热之类的东西。她当然还能看、听、说、想，她的脑子和之前一样正常，可不同的是，她和她所在的世界之间突然多出一层屏障。她失去了作用于这个世界的力。
她不知该怎样回复邮件。不回复也是一种回复吧，她只能这样安慰自己。拖到最后，老太婆肯定会失去耐心，找到新的枪手（现在可能没那么容易了），事情也就自然而然解决了，不劳她操心费心。
她无法确定彬是不是专门在那里等她。
那天下午，她带着女儿刚靠近那个村子，就看见一个穿着看不出颜色的外套的男人站在一栋灰色的楼房前。她已经忘了那是他的家，至少当时忘了。是他喊住她的。她愣了好一会儿，才慢吞吞地从电瓶车上下来。她本来很讨厌骑这种车，她宁愿走路，但那天女儿竟破天荒地起来了，说要去镇上买零食。她已经知道，她和彬没什么好说的，所以想着不过是脚点地说句话的工夫，不料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她女儿突然从电瓶车的后座上跳下来，追着一只漂亮的小橘猫进了他身后的院子。
“进去坐坐？”他说。
看见院子里那两株一抱粗的水杉时，她想起之前来过这里。那时，那两株水杉刚栽下去没多久，她和一群孩子在水杉旁玩扑克，彬总是输，他的母亲在楼上喊，“彬，别玩了啊，你玩不过他们的，他们都是整天玩牌的坏孩子。”——她记得曾经听人说过，彬上面有两个哥哥，都是不出五岁就病死了，就埋在这两棵水杉下面。
“要不要——去看看你父亲？”
当他将她引入院子西侧的一间耳房时，她有点疑心他请她进来的目的。她知道，这里有许多人还保留着古老的虚荣心，希望有头有脸的客人上门看望病人，当然，最好是带着礼物。她发现一楼几个黑洞洞的窗口依稀有人影飘过，她疑心有人正在窗内窥视他们。
“不用了，他刚睡着了。”他说。
她走进那间确实像耳朵般狭小的耳房。那房间十分简陋，一张木床，一桌一椅，剩下的就是谷仓和农具。她有点纳闷，他为什么要住在这里？但脑中随即闪过一道记忆，小孩子都喜欢找个阁楼或者角落待着，好像越小的角落越让他们觉得安全。她自己小时候也是这样。
“随便坐！”
他说着从椅背上取下脏兮兮的外套，又忙着收拾桌子，是她小时候见过的那种桌子，乌黑、笨拙，榫卯结构的。她注意到桌上散乱地叠着几本书，一张临帖，还有几张写满字的宣纸。
“你每天都练字？还读书？”
她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随意。她打量那几本书，斯宾诺莎的《伦理学》、齐奥朗的《苦论》、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哲学研究》，还有一本印度的《吠陀经》。都是旧译本，看上去又脏又破，像是从二手书市场淘来的。
她是学哲学的，但在这里，她从未和人说过，因为她觉得说了也没人会懂。
“谈不上。打发时间吧。”他说。
但她知道他说的不是真的。一种特别拘谨的气氛，让她明白他就是每天在这里认真地读书、写字。她甚至怀疑他在那些书上做了笔记。那几张他匆忙收起的宣纸，让她注意到他的字圆润敦厚，笔锋飘逸清健。看得出来，没有一番苦功夫是做不到的。
“你读维特根斯坦？你喜欢他的书？”
“也谈不上，随便看看。”他说。
这时她忽然有种感觉，让她感到不适的不是他的坏脸色和旧外套，而是他身上散发出的某种气息，有点像当下年轻人说的“丧”，但显然又比它更厚重。她不知该怎么形容。
她想告诉他自己就是研究维特根斯坦的，她依靠反复阅读维特根斯坦的几本早期著作，不断发表看似新颖其实没有多大价值的观点，在僵硬的体制中存活了下来。像一个病毒或细菌，她是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寄生者。
“毛姆有本书叫《刀锋》，据说讲的就是他的故事。”她说，心想他估计不知道这个。
“是的。你小时候讲过的。一个经历过二战的飞行员，不肯和富家女结婚，只愿意晃膀子。”
她有点吃惊。她没想到他不但知道，还记得那么清楚。这是她幼年时最着迷的一本书，不仅自己看，还总给别的孩子讲。当然是一知半解，那么小的年纪，不可能了解其中的深意，但她已经本能地被吸引了。事实上，她一直隐隐觉得，是这本书让她开始对哲学感兴趣，从而走上了现在的道路。
“你觉得他的哲学有意思？”她问。
“没啥意思。”他说，“就是有，意思也不大。”
“其他哲学家的书你看过吗？比如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
“看过一些，也就那样。至少解决不了我的问题。”
她稍稍愣了一下，很快明白了他的意思。这不是什么新题目了，经常有人这样说。以前，她听到人家这样说时会觉得好笑：你以为你有多特殊么？你的问题会超出哲学范畴？无非是灵性不够读不通罢了。但奇怪的是，今天她没有想起这些。不知为什么，从他的嘴里说出来，这个原本没意义的观点好像突然有了某种质朴的生命力。
无论如何，他曾经是个特别的男孩，至少在她的记忆里。
有那么一瞬间，她差点要开口问他的问题是什么？但很快她就意识到了自己的愚蠢。有什么可问的？借用一下哲学思维，无非是一棵树上的不同树叶，或者同一个故事的不同版本。
“还记得吗？那时候放学回家，你骑那种很大的自行车，我坐在后面的书包架上。”
他勉强笑了笑，似乎有点不好意思。
……
（全文请阅读《山花》2026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