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学研究丛书”陈思和作序
海派文学向来有狭义与广义之分。但无论是“狭”还是“广”，都有一些彼此相通的特点：其一，是开埠以来发生于上海地区的各种文学现象；其二，是中外文化交流、融汇和冲撞的产物，产生了偏离中国传统的新元素；其三，美学上与新兴市民阶级的文化趣味联系在一起，呈现出现代都市文学的特殊形态；其四，海派文学不是孤立发生的，它与整体的海派文化、海派艺术（戏曲、绘画）等一起在变化发展中逐渐形成特色鲜明的地方文化。
从审美风格而言，开放、杂糅、新异、叛逆构成海派的四大元素。开放就是不保守，具有开阔的全球视域；杂糅就是不纯粹，不承认老祖宗传下来的“传统”是正宗，敢于吸纳异质文化；新异就是不守旧，喜欢标新立异，夸张自身优势，以吸引受众眼球；叛逆就是不安分，求新求变，敢于反对一切压制它发展的力量。——这样综合起来看，海派是一种含有先锋意识的文化现象。一旦这种文化意识与新兴的现代的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它会产生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
但具体到海派文学而言，情况就有些复杂了。海派文学一开始就不像新文学那样充满先锋性和理想性，它是一种大都市的通俗文学，趣味上迎合市民阶级的口味。海派文学杂质丛生，包罗万象，枝枝杈杈旁逸横生。在海派文学形成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市民大众趣味主导的文化市场，是一把双刃剑，既能推波助澜，又会导致文学艺术发生异化，背离初衷。民国初期的海派文学起源于新兴的都市通俗文学，一方面在古代话本小说基础上增添了新的元素，另一方面也受到后起的五四启蒙运动的强烈排斥与批判。于是，海派文学很快就改变了自身的生存状态，与其他海派文艺一起转向现代都市新媒体，成为现代都市电影、广播（无线电）、戏曲、小报副刊、休闲读物、连环画等文化领域的新宠。“新媒体”这个要素正是海派文学求新求变、不墨守成规的特点所决定的，它以牺牲纯文学的传统为代价，成了非驴非马的新变种和新形态。紧接着，新文学的重心南移，在上海的现代消费市场环境下生存以后，很快也出现了海派文学的特征：一种是继续走市场、走情色男女道路的文学，我们称它为繁华与糜烂同体生存的文学，这种文学将新老海派合二为一，别树一帜地成为上海的特色文学；还有一种海派文学，则是现代性的另一面，即在现代大工业基础上产生的社会底层与工人生活的书写，也是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左翼书写。这就是海派文学在20世纪30年代全盛时期的所谓“两个传统”。这两个传统互相渗透影响，新与旧、雅与俗、中与西、繁华与糜烂、反抗与颓废……现代性的多重面向都得到了张扬。
所以，文学的海派其实是一个复杂、暧昧的定义，不能以某一个面向来代替它的全部意义。我举一个例子：几乎没有人认为鲁迅是海派。鲁迅早期的创作确实与海派无缘。他成名于北京，属于《新青年》的启蒙文人圈子，他的著述除了正宗的学术著作外，就是纯粹的白话小说、散文诗和散文，都属于高大上的新文化主流。但是鲁迅晚年携许广平到上海定居以后，一切都变了：首先他成为上海左翼文坛的领军人物，爆发出强烈的叛逆性，其次他成为体制外的自由职业者，依靠卖文为生，他的大量作品都是发表在报纸副刊上的杂文，就像现在流行的新媒体推文，写作形式变得不那么正宗纯粹了。他的杂文内容大量取材于上海市民生活现象，最典型的就是《阿金》，那篇作品既可以当作小说来读，也可以作为杂文，鲁迅描写的是后弄堂娘姨的私生活，正是典型的海派文学。鲁迅晚年家居山阴路大陆新村，属于半租界，与鲁迅日常生活相伴的，是电影院、咖啡馆以及日本人办的小书店，他接触的是带有一点危险性的地下反叛者以及流浪青年，这与他的二弟周作人在北平苦雨斋里喝苦茶、写小品、读古书的旧式士大夫生活，成为一个鲜明的对照。我们前面所举的开放、杂糅、新异、叛逆——“海派”四大元素，鲁迅先生一概具备。因此，以海派文学的两个传统为标准来品定鲁迅，他当然就是一个海派作家。
我之所以取鲁迅为例，就是想说明，即使在看上去可能与一般人理解的“海派”距离最远的作家，即使他也始终不懈地对沪上市侩风气进行批判和嘲讽，但他——哪怕是鲁迅，只要长期浸淫在海派文化的大环境下，也可能会朝着海派转向，不自觉地成为其中的一员。以此类推，像创造社时期的郭沫若、郁达夫，左翼时期的茅盾、蒋光慈、丁玲、田汉、夏衍等人的创作及其文学活动，都应该被纳入海派文学的范畴来考察。只有坚持了海派文学两个传统的观点，才能赋予海派文学以历史概念。把海派文学的历史发展与今天的上海文学创作联系起来，成为上海文学在美学风格上的一个品牌。
这套“海派文学研究丛书”是陈麦青先生建议编辑的。他邀请我参与其间，并且要为之写一篇总序。但我在《海派与当代上海文学》的编后记里已经阐明自己对海派文学的认识和探讨，似乎在这里不宜多加重复。
不过，出版社推出这套丛书是有长远计划的。当下的上海在日新月异地发展变化，“海派”越来越成为城市的文化名片。研究海派的前世今生，探讨海派的优势短板，认清海派文化的何去何从，对于当前上海的文化建设有着重大关系。而文学艺术是文化金字塔的顶尖部分，也是海派文化中最精致、最高标的部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海派文化一向受人轻蔑和非议，但上海文学的活跃和领先，保持了全国弄潮儿的地位。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这就是海派文学的历史写照。1949年以后，就物质文明的创造而言，上海依然走在全国的前头，这也是文化的根基；但就精神文化的创造而言，说上海领先全国就有点勉强了。这是上海人心中一个解不开的心结。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拉开了浦东开发的序幕，随着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和国际化的日益普及，海派怀旧之风越吹越盛，海派文学的呼声也随之水涨船高。一部《繁花》不胫而走，洛阳纸贵，就是这个趋势的征象。
趁着这个时机，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三部对近代、现代、当代海派文学的研究论著，希望能够在上海文学的发展轨道上，起到一个助力器的作用。虽然这三部著作研究的都不是当下的海派文学——段怀清研究开埠时期的上海文学如何在传教士与第一代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的实践下开创海派新局面；许道明生前着力研究民国时期海派文学，也是海派文学在全盛时期的一部分镜像；而我的这部论文集，则是几十年来参与其间的当代海派文学建设中所获的点滴心得。三本书搭建一座小小的黄金台，谈不上研究的规模和系统，但可以抛砖引玉，以吸引更多的青年才俊加入研究海派文学的行列。
我期待着有更多更好的研究海派文学的力作涌现而来。
2020年4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