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路还有多长——近期中篇小说创作的一个方面

中篇小说创作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势头，也有诸多可以讨论的话题。在我看来，关于中国现代性，可能还是最为集中的问题。一般来说，理论或评论在强调某个方面的时候，创作也以极大的热情做出回应，这原本也没有错，批评家和作家共同回应时代的命题，是题中应有之意。但无形中也极易表现出某种偏狭，这种偏狭会极大地限制我们的文学视野和想象，这显然是有问题的。关于现代、现代性的问题是诸多值得我们关切的问题之一。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或者说从高加林的年代开始，从前现代向现代的奔赴，成为所有人、特别是乡村青年最大的目标。在文学中的表达就是像高加林一样，离开乡土，奔向现代的表征——城市。于是，青年们从乡村向城市的奔赴，成为四十多年来中国最大规模的“人口大迁徙”，“到城里去”成为一个时代最大的意识形态。因此也出现了诸多思潮性的文学写作，比如“打工文学”“底层写作”以及“城乡交互”的写作潮流。但问题是，这个“现代”将以怎样的方式完成？身体的乡村-城市的挪移，是否就意味着“现代”的实现？如果是的话，那些奔赴城市的青年们是否就找到了他们想象的幸福？无论逻辑还是事实，我们看到的并不是这样。从高加林、涂自强到陈金芳、翟小梨等等，似乎并没有找到他们的幸福。甚至说，他们既失去了过去曾经的拥有，也没有找到新的未来和可能性。也许有人会说，哈贝马斯的意思是，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方案。他说的没有错。但是，这里也隐含了一种永不兑现的允诺。或者说，现代性何时才能完成？如果按照现代性正在路过的当下看，“现代的可能未必是好的”。它打碎了过去的一切，而新的可能性并没有令人信心百倍。焦虑、不安、碌碌无为的茫然和精神世界的空虚，一如置身苍茫的云里雾里不知所终。因此，我面对现代性不得不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现代性主要是西方几个世纪前缔造的。中国为了回应西方的现代性产生了中国的现代性。这里的全部复杂性也从一个方面导致了中国不可能完全重复西方的现代性。起码在文学创作上是如此。而且我们已经看到，一心向西方学习的倾向正在发生变化。或者说，就当前的创作而言，中篇小说非常注意“中国性”也就是本土性的开拓和建构，小说表达和言说的内容以及运用的技法，充分地注意了本土文化和心理结构在当下的变化和表现，从而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反映了生活的变化和新的复杂性；再有，四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时代环境，让我们有可能对西方现代的文学观念和它生成的土壤，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从而不仅在观念和方法上进一步理解了文学的西方，而且以“镜像”的方式，发现了产生本土“先锋文学”的可能性。这是两种有区别的文学。他们以互补的方式使当下中篇小说有了多元并存、竞相开放的新格局。另一方面，我所说的“中国性”和“先锋性”并不是相互独立，各自另起一行，而是相互融合、相互吸纳、相互成就，这是我们深感鼓舞的文学新局面，我们应该推动和支持这种新的文学样貌向着更宽阔、更自由、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一 本土性：历史文化和当下生活

哲贵的中篇小说《微不足道的一切》，表面看是反映当下与“孝”有关的生活。但它的深层意蕴显然联系着古老的华夏文化。“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出自孔子的《孔子家语卷二·致思第八》。意思是，树想要静止不动，但是风却没有停止。风吹不止，树也就无法静止。儿子长大了，希望能够奉养双亲，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但父母却早早离去，使子女奉养的心愿不能实现，留下了终生遗憾。这是孔子和皋鱼的一段对话。皋鱼讲他的三大遗憾之一就是子欲养而亲不待。孔子曰：“弟子诫之，足以识矣。”于是门人辞归而养亲者十有三人。那个时代讲的是“百善孝为先”，赡养父母是下一代天经地义的事情。中国古代社会是“礼法合治”的社会。“伦理”规范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是非常重要的，而“孝”无疑是“家庭伦理”中最重要的观念。因此，我们在古代诗文中会读到很多尽孝或思念父母的作品。但是，随着现代性脚步的加快，对传统的破坏和遗忘也日甚一日。不仅与“孝”有关的文学作品几近消失，而且“孝”的观念也逐渐远离了现代人的思考和视野。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哲贵创作了中篇小说《微不足道的一切》。读过小说之后，我深感哲贵的不易。从某个方面说，这是一个勉为其难的故事，是一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儒家思想的当代版。儒家的这种精神是其最难能可贵的地方，然而这种精神往往很难获得普遍的共鸣，有时甚至被认为迂腐。但真正的儒者都知道，如果没有了这种精神，就等于失去了儒者的灵魂。《论语》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子路夜里住在鲁国都城的外门，看门的人问：“你从哪里来？”子路回答说：“我从孔子那里来。”看门的人便问：“是那个明知做不到却还要去做的人吗？”我要说的意思是，哲贵的创作充满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艰难，但他执意要铤而走险。故事还是发生在信河街上。不同的是，这一次哲贵将目光投向了信河街上的普通人。他们虽然也是“老板”，但这个“老板”微不足道，和普通人差不多。哲贵要处理的，就是这个时代既普遍又私密的伦理和情感关系。说普遍，是任何人都要面对赡养父母或人生终老问题；说私密，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在传统的价值观包括伦理道德发生裂变的时代，已经没有一个可以共享的价值观和道德伦理。那已经是一个私密的领域，这个领域属于隐私，而隐私又是受保护的。因此，这个问题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其结果一定是纠缠不休，各执一词。

小说一开始，就应了老托尔斯泰的那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丁小武碰到难题了。其实，不是他的难题，是父亲丁铁山痴呆了……丁铁山的病来得猛烈，像夏天的雷阵雨，一声霹雷炸响，雨点迫不及待地砸下来。好像是蓄谋已久，更好像是不由分说，不到半年时间，就完全失去记忆。”丁铁山猝不及防，儿子丁小武一家也猝不及防。失去自理能力的丁铁山被送进了养老院，不到一个月被遣送了回来：他在养老院打人上瘾，再不送回来要出人命。丁铁山被送回家里，小说才真正开始。谁来照顾或怎样照顾，这个题目不用“立项”，是必须做的“命题作文”。这个“做销售”的父亲，曾经像个战士，他威武雄壮，但和丁小武不亲，父子两人没有那种可以意会的亲情。父子两人的性格也大相径庭：丁铁山立场坚定，处事果断；丁小武则“拖拖拉拉，犹豫不决”。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回到家里的丁铁山怎么办？没有想到的是，曾经过去的事情，在这时有了回应：丁小武和柯又红婚前就一起住在柯又红的宿舍，将要结婚时，她想和丁小武的父亲——她的公公换一下房子，丁铁山的房子只比柯又红的房子多三平米，但有洗手间。丁小武答应和父亲讲，但他的“犹豫不决”再次出现，柯又红决定自己和公公讲。柯又红和丁铁山没见过面——

柯又红先作了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说了调换宿舍的事。言简意赅，直奔主题。不是商量，不是要求，不是请求，而是宣布。丁铁山直直地看了她好长一段时间，他觉得这个女人的脑子肯定进水了，肯定塌掉了，丁小武的眼睛肯定也瞎掉了，找了这么个“条直”的女人，这种事轮得到她来讲吗？要来也是丁小武呀，她还没过门呢，算个毬？丁铁山斩钉截铁地说：“想要我的宿舍，门都没有。”

于是，从转身离开201室的那一刻开始，柯又红“就迅速删除了调换的念头，同时，也删除了丁铁山这个人。”在柯又红和丁小武的家里，甚至不能提丁铁山的名字。有了这样的“前史”，柯又红会怎样对待痴呆的丁铁山就完全在意料之中了。这时真正为难的是儿子丁小武。他曾试探将父亲接到他们家里，柯又红同样以牙还牙“门都没有”。这时的丁小武自己搬离了家，他的工厂也倒闭了。丁小武便一心一意照顾丁铁山。照顾患病父亲的辛苦可想而知，丁铁山是拖着长声喊“丁—小—武”的，而且不分时间，也许是夜半两点，丁小武都要像箭一样准确射向丁铁山。问题是，这样的现状没有任何人能够想到：外人觉得这是丁小山在照顾父亲；但丁小武朦胧地感到他会以这种方式找回父亲，并以这种方式找回自己。在很多时候，丁小武觉得，自己并不是在照顾父亲丁铁山，而是在照顾另一个自己；“这种结果也是柯又红没有料到的。对于她来讲，她不能接受丁铁山来公爵山庄，也不能接受丁小武住到石坦巷宿舍。丁小武是‘她的人’，她不会和任何人‘分享’，即使丁铁山也不行。”柯又红对丁小武的不满，不仅来自这“原则”的分歧，而且也有夫妻生活中的不满。可以说，这是柯又红深度不等的“疼痛史”。我们知道，“疼痛”是不断被发现的，当丁小武投向父亲，被柯又红认为是一种“反水行为”的“疼痛”被揭示之后，夫妻生活不满足的“疼痛”浮现出来了。这个“疼痛”原本是可以遮蔽的，但当主要“病灶”被发现之后，这个可以忍受的不满顿时被放大了。这有点类似“新仇旧恨”一样。柯又红的心情到了怎样的程度几乎一览无余了。诚如讲述者所说，身体的荒芜可以演变为心理的荒凉。而且就在此时，柯又红发现了一个叫董南妮的女人，这个女人曾是丁小武的“正牌女友”。对于女人来说，这根神经的敏感性是最不能触碰的。但董南妮还是出现了。因此，《微不足道的一切》是一部险象环生的小说，它每一个情节的发展都令人惊心动魄，都让人感到步履维艰。

但是，这也是一部绝处逢生的小说。按说，毫无还手之力的丁小武，逃之夭夭之后又被发现了“劣迹斑斑”，他已经无路可走。但是，小说峰回路转柳暗花明。首先，在柯又红和董南妮之间，丁小武第一次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柯又红一边，胜利的柯又红虽然心怀怨气，但她毕竟是争夺战的胜利者。胜利者是容易原谅对方的。这为柯又红和丁铁山关系的转变奠定了前提条件；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柯又红发现丁小武曾借给董南妮十万元而且没有经过她同意，即便丁小武还回来了，但对柯又红而言，这个行为对两人关系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丁小武是否还值得珍惜就成了问题。一般来说情感问题最终得到缓解或解决的，大多来自当事人自己，别人的插入大多不得要领。果然，柯又红面对当下生活的时候，她十分有把握：丁小武已经赚了一些钱，这些钱足够她生活一辈子，而且她还有工资，退休了有退休金。但是，未来将会怎样呢？“面对未来，柯又红第一次乱了方寸，产生了深深的恐惧。她的恐惧来源于：即使安坐在二百三十平方米的套房，她的眼前依然是一片虚无。此时，她才发现，丁小武对于她是多么重要，对于这个家是多么重要。丁小武在时，他的意义和作用被日常生活屏蔽了。一旦离开，他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了，他的作用不只是在现实层面，更具精神意义。也是在这时，柯又红才猛然明白过来，她这辈子，不管愿意不愿意，也不管满意不满意，已经和丁小武捆绑在一起了。离不开了。”

这是柯又红面对生活治愈与和解的关键。这个并不十分理想的丈夫，是她不至于“虚无”的全部，丁小武对于她的重要，是在丁小武险些失去时被发现的。小说最难的是转折，如何完成这个转折是小说走向自然结束的关键。另一方面，哲贵发现了“疾病的隐喻”。一方面，疾病是家庭最凶险的杀手，它可以将一个幸福的家庭破坏得支离破碎惨不忍睹。丁铁山“帕金森”，就几乎毁掉了儿子丁小武一家；现代疾病对人类构成的巨大隐患，已经影响到人类生活的最深层，成为现代人最严重的心理隐疾。家庭基因对丁点点和“帕金森”、季增石和“肝癌”造成的心理恐惧极具典型性。因为他们看到了父亲丁小武也得了爷爷丁铁山一样的“帕金森”。但是，哲贵的了不起，就在于他没有沿着这个路线前进，他反其道而行之，“疾病的隐喻”在这里有了新解：面对疾病的巨大压力，所有的人终归于善，过去的一切都“微不足道”，人心因善而与往事干杯。哲贵做到了，这是哲贵的小说能力。

当然，《微不足道的一切》值得关注和评论，不止来自小说的基本框架和设计。比如人物：丁铁山、丁小武、柯又红、丁点点、李其龙、董南妮等，每个人物的性格都自带光环。就性格而言，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丁铁山生病前后，性格一以贯之，病前像个战士威武雄壮，病后依然专横跋扈地拖着长音喊叫丁小武；柯又红不是女权主义者，她既不懂得也不关心女权，但她有保护个人权益的基本认知。她个人性格与经历和对生活的朴素理解有关。面对日常生活中的“一地鸡毛”，是需要有能力处理的，柯又红有能力也有她的底线；还有李其龙、董南妮、丁点点、季增石等，每个人都在生活的漩涡中，都有不为人知的伤痛。但丁小武是小说的核心，也是诸多人物性格变化的基本参照。

读过《微不足道的一切》，我能够感受到作家哲贵的决绝和隐忍。他的决绝来自他一定要捍卫人的“孝道”，这是做人的底线、应尽的义务，这个底线和义务是不能换取、不能失守的，哪怕是挚爱亲朋；另一方面，时代环境的变化，使这个世界不再属于任何一个人。由于血缘以及其他关系的全部复杂性，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能力让所有的人服从于一个人。因此，任何坚持都必须以隐忍作为代价。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生活里，那些不足为人道也的部分、那些在我们的交谈中被删除的部分，可能才是更真实的我们。所有这些，构成了“子欲养”的当代含义。这就是当下生活的复杂性和当代性，从更宏大的意义上说，也就是中国性。另一方面，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推论：如果我们没有进入“现代”，现代的所有“解放”的观念还不为我们所认知和接受，作为一个女性的柯又红，至于成为“子欲养”的抗拒势力吗？可以说，柯又红和生活、和丈夫的和解，是小说的逻辑，在现实生活中，这个逻辑是有力量的吗？因此，“现代”不只是一个观念、一个概念，它是实实在在进入我们生活并有支配性作用的。

二 还乡的两种含义

如上述所言，任何一个当代作家，都要回应时代的命题，这不是当代作家的宿命，而是历代作家的抱负和价值观。但是，如何有效地、用文学的方式回应时代的命题，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如果从这个角度讨论问题，我认为沈念的《龙舟》可以看作是当下的“主题写作”——一个建设美丽新乡村的故事。但是，沈念的不同，就在于他不急于直奔主题——小说的大部分文字，像幽灵一样游荡在主旨内容之外，当然，这是作者的有意为之；即便这是主题写作，我仍然认为《龙舟》提供了新的审美经验，并且继承了湘籍作家的传统和谱系；如果再深入地阐发，我认为《龙舟》关乎“现代性”和“中国性”的关系。因此，在我看来，《龙舟》起码有上述三个问题值得我们讨论。

小说的主要人物是一位从家乡亮灯村走出的大学毕业生，一个建筑工程师。爷爷突然去世，他奔丧赶回家乡。回到老屋或回到家乡，是爷爷的“生命有灵”，是爷爷的死讯招回了“我”。这时的他虽然顶着一个建筑师的头衔，实际是一个失业者。他读完土木工程的研究生，想找对口的工作，没有项目经历，几家公司看不上他这个新手，他又不想去受管束、待遇少的单位，于是跟本科的室友老金合伙办了一家培训学校。老金家是山西开矿的，他拿资金，“我”做运营管理，没想到很快就顺风顺水地做起来了。他们信心爆棚，打算把分校开到武汉、长沙。过了几年扬眉日子，学科类培训被明令裁减，几个合伙人手忙脚乱，拆东墙补西墙，退学费补工资，经营上没有好的应对之计，唯有把学校关停了；老金不甘心，又鼓动不甘心的合伙人，投了一家网剧视频制作公司，当时他们研判短剧短视频到了风口，随便来阵风就能吹上天。但没想到主事人是条贪食蛇，心急一口吃成个大胖子，同时投资了几部网剧，结果最有可能赚钱的那部剧在审查时没通过，因为网上炒作二号演员的生活污点，审查证不能发了。短剧公司人走楼空，当事人仿佛人与世界都在下沉。这段经历是建筑师——亮灯村丁家孙子的失败史。而亮灯村的“掌门人”陈保水正在琢磨村里的老房子，那些需要加固维修的危房和主人多年在外的空心房，像根鸡肋，天天碍眼，拆了可惜，又没财力悉数改造。他发过一长段言辞恳切的信息，有回乡之请，有求助建筑师之意，但“我”并没有应承，猜他不过是四处撒网罢了。这是小说的铺垫。或者说“我”既不是“大学生村官”，也不是上面派下来的“第一书记”，此刻只是一个在村里四处游荡的失业者，一个失去了爷爷的奔丧人。但他毕竟是亮灯村丁家的子孙，正如给爷爷做假肢的盛田生所说，“你爷爷走了，老屋还在，没事也多回来。”一个无所事事的人，一周后临时改变计划，决定暂时不回北京，要到老屋住些日子。这是小说主角与亮灯村重新建立关系的开始。或者说，“我”的重返故里，与我们司空见惯的那些建设美丽新乡村的“外来者”，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要在亮灯村留下来，只是一个突发奇想而已。但是，这里作者不经意地做了极为合理的铺垫：首先是亮灯村和他有关，这里是他的家乡，他的爷爷刚刚去世，留下来合情合理；其次，这是一个学建筑的专业人士，村里要对那些老房子进行治理，而这正是建筑师的专业；更重要的是，当事人目光所及，一切都是他熟悉的事物，一切都在他的童年记忆中。他对亮灯村的情感关系就这样被呼唤出来，留在亮灯村也就水到渠成。这里一个重要的缘由是我们在其他同类题材小说中不曾见过的，就是建筑师留在家乡亮灯村，是情感所致，而不是别的原因。还有什么能够比情感更发自内心、更有说服力呢？

《龙舟》是与主题创作有关的小说，但它首先是一部小说。我的意思是，《龙舟》首先是一部有趣、好看的小说。沈念在回应时代命题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小说的文学性。《龙舟》的文学性与湘籍作家的文学传统有关。可以说，自沈从文的《边城》起，湘西或湖南的小说，便有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传统。到了1980年代，这个传统得到进一步的传承和发展。从古华、莫应丰、谭谈、韩少功、何立伟到王跃文、田耳、马笑泉、谢宗玉、于怀岸和沈念。他们对湖湘山川地貌、风情风物、饮食男女以及人际交往等的描摹和状写，使湖南籍作家的小说充满了人间烟火，无论是河流湖泊还是深山老林，青山绿水间随处都是鲜活的生活景象。湘人小说对生活细节的兴致盎然，表达的是对生活的态度、对生活的感情。他们对细节的重视，给人的印象尤其深刻，因此湘人小说的辨识度极高。

沈从文在“边城”中曾写到：“这小城里虽那么安静和平，但地方既为川东商业交易接头处，因此城外小小河街，情形却不同了一点。也有商人落脚的客店，坐镇不动的理发馆。此外饭店、杂货铺、油行、盐栈、花衣庄，莫不各有一种地位，装点了这条河街。还有卖船上用的檀木活车、竹缆与罐锅铺子，介绍水手职业吃码头饭的人家。小饭店门前长案上，常有煎得焦黄的鲤鱼豆腐，身上装饰了红辣椒丝，卧在浅口钵头里，钵旁大竹筒中插着大把红筷子，不拘谁个愿意花点钱，这人就可以傍了门前长案坐下来，抽出一双筷子到手上，那边一个眉毛扯得极细脸上擦了白粉的妇人就走过来问：‘大哥，副爷，要甜酒？要烧酒？’男子火焰高一点的，谐趣的，对内掌柜有点意思的，必装成生气似的说：‘吃甜酒？又不是小孩，还问人吃甜酒！’那么，酽冽的烧酒，从大瓮里用竹筒舀出，倒进土碗里，即刻就来到身边案桌上了。”这里几乎都是具体的细节，浓重的生活气息弥漫在小说的每一个角落，小城的祥和和亲近感便一览无余。

到了更年轻的一代，王跃文的《漫水》也在这个传统的序列里。《漫水》是一个村庄，它没有时间或历史的印记。它更像是一部村志：“漫水是个村子，村子在田野中央，田野四周远远近近围着山。村前有栋精致的木房子，六封五间的平房，两头拖着偏厦，壁板刷过桐油，远看黑黑的，走近黑里透红。桐油隔几年刷一次，结着薄薄的壳，炸开细纹，有些像琥珀。”然后作家写“漫水的规矩”、写“漫水”作为地名的来历等等。这些笔致很是散漫，在看似无心中构建了小说的另一种风韵——这是沈从文小说的遗风流韵。《漫水》写了慧娘娘、余公公等人物，这些人物与风土人情一起构成了湖湘大地的风俗画。作家耐心的讲述，让我们看到了前现代乡土中国的另一种状态——在意识形态和现代商品经济没有进入这个领地之前，它世外桃源的诗意，今天看来竟是如此的感人。正如王跃文在谈创作时所说：“《漫水》中的余公公可谓乡贤表率，他虽不是旧时那种读书明理的乡绅，但这方土地淳厚的民风如雨露滋润五谷，把他养育得坚韧刚毅、心灵手巧、乐善好施、豪放仗义。慧娘娘贤良、聪慧、宽厚、慈爱，亦是那方水土上随处可见的寻常女人。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是非颠倒好几个来回，人情冷暖若干春秋，余公公和慧娘娘们却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做人做事的方式。他们判断世道，不听莫名其妙的政治口号，只凭最原始和最实在的是非标准。外来政治暴力或许会暂时把乡村的人们压服，但流淌在他们血液里的正直善良的禀赋不会永久地失去。”

沈念的小说创作有鲜明的湘籍作家传统的印痕。这方面不仅体现在他获鲁迅文学奖的散文《大湖消息》以及数量巨大的散文、小说中，同样也体现在他的《龙舟》中。比如沈念对日常生活琐屑事物的兴趣，使小说充满了人间烟火气：“我转进巷子，这条巷子的住户人家，门脸多数改成了售卖鱼制品的小店铺，门口用竹箩盘盛着各种晒干的鱼。毛花鱼、银鱼、细鱼细虾、咸鱼、熏鱼、风干鱼等等，空气中浮着一股黏稠的鱼腥味，细细呼吸时有挂丝的甜味。在北京的时候，父亲一年总要寄两三回咸鱼刀子。咸鱼刀子是个笼统的称呼，有好几种，翘白、青鱼、草鱼，油烧旺，鱼下锅，两面煎成金黄，香气扑鼻，特别下饭。那时爷爷在世，喜欢的一种吃法是把青椒切成小圈口，毛花鱼或小鱼小虾炒一起，猛火一过，鱼虾身体会微卷，焦黄中发光，挟一筷子到嘴里，回香脆口，下酒拌饭，好吃得很。”小说如果不与烟火气建立关系，非常容易和概念化有染。对烟火气的兴致并非可有可无，它的功能既调适了小说的节奏，让小说在情节推动下得到缓释，让阅读得到调整，也将地域的风土人情、生活样貌具象化，让读者对异乡的“一方水土”怎样养育了一方人有了形象的理解。与此同时又与中国传统小说、特别是明清白话小说建立了关系。我们经常说的“本土性”“中国性”等，在小说的细节中就是这样表现的。好的小说家或者对小说创作确有体会的作家，没有不对细节高度关注和重视的。

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沈念对多样人物的塑造。这里不仅有陈保水这样的年轻的带头人，而且有建筑师这样的“新乡贤”，他在乡村中的作用虽然和余公公那样的“乡绅”不同，但他在乡村生活秩序中的作用确有相似性；而且，小说也塑造了老金这样的人物。他不是我们过去的“中间人物”，更类似彼得堡作家们塑造的“多余的人”，幽魂一样游荡在各处，但终将一事无成。

“现代性”和“中国性”的关系，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这是一百多年来不断被提起和讨论的。自从我们遭遇了现代性之后，这个命题就一直是我们挥之难去、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按照李泽厚的说法，“西学”东渐，我们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三个时期，由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到接受西方进步观念，都是“中体西用”的发展，至“五四”提出“全盘西化”口号，进行新文化启蒙。然而，“中体西用”的演化，并不能改变“中学”的核心。从“洋务运动”到“五四”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热”，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一直没有中断，它不断被提起说明的恰恰是问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龙舟》是一篇小说，但它是用文学的方式参与了这个问题的讨论。小说从爷爷去世写起。红白喜事是体现乡风乡情最典型的场景，从来往的各种人物到殡葬仪式，不仅表达了地域的风情风貌，而且各种人物关系也得以集中体现。丁家虽然不是亮灯村的大户，但也有几代传人。“爷爷年轻时喜欢往外闯，曾祖父生前交代，无论在外是发达还是破落，把家安好了，天塌下来根还在，就没什么可怕的了。”这是传统家风的力量，也是传统农民对生活的理解。把“家”理解为根，与西方的个人本位主义是完全不同的。因此“老屋”这个意象在《龙舟》中就是根的意味。建筑师“我”眼中的老屋由衷地充满感情：“我站在院子里，打量着眼前变得陌生的房子。青砖黑瓦白石灰墙，挑出走廊几十公分的屋檐，前堂很宽，左右两侧是主次卧，穿过前堂到餐厅和厨房，结构简单，前后与回廊开门相通，各自进出，互不干扰。前廊的梁架上，有一家燕子筑了个瓦罐状的巢。前坪阔绰的东墙角有几块从湖里打捞上来的石头，高高矮矮，现在东倒西歪，无人打理，倒是草木长得葳蕤，像没人看管的一群野孩子，天性就爱争斗抢打。”他也打心眼里叹服：“不得不承认，曾祖父盖老屋时花了心思，它看似普通，但与村里其它建筑有着显明之别。我后来才知道，他是模仿湖滨教会学校的牧师楼，做了中式风格处理。”这不经意的“中西合璧”，显然也意味深长。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从“曾祖父”那代开始，中与西就不是完全对立，而是各有所长的。

老房子、老巷子，既是具体的事物，也是具有象征意味的意象。它是祖祖辈辈生活的根，也是乡村传统的物化。对新事物、新观念的接受和对新生活的向往，并不意味着将过去全部抛弃或推倒重来。这些意象是带着讲述者的观念一起来到我们阅读感受中的。当然，《龙舟》毕竟不是一篇讨论“传统与现代”的论文，我们也不必从小说的表达中论争沈念究竟意属传统还是现代。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沈念的《龙舟》在同类题材中，究竟有怎样新的审美经验，这才是重要的。

盛可以的《建筑伦理学》，从一个方面再次证实了“返乡”的悲剧。当年高晓声有一篇名作《李顺大造屋》，是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作品。小说以幽默风趣的语言讲述翻身农民李顺大立志要用“吃三年薄粥，买一头黄牛”的精神，造三间属于自己的瓦房。“置地造屋”对李顺大个人来说是人生的理想，他对居无定所有切肤之痛。但对前现代的中国广大农民来说，那是他们的价值观，是他们的核心利益。因此，李顺大造屋既是个人的理想，也是所有农民的共同目标。不同的是，高晓声以李顺大为具象人物，通过他造屋的经历——特别是他梦想被三次击碎的经历，反映或表达了中国农村三十多年的历史变化。高晓声讲述的不仅是李顺大造屋的悲剧，同时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幽默的语言里隐含了致命的悲情。许多年过去之后，盛可以的主人公万紫以慈悲心肠“返乡”为亲人造屋，她的出发点和高晓声并不相同。个人要超越时代几乎是不可能的，盛可以试图以一己之力改变亲人的生存处境，但她能够成功吗？按说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盛可以成功了吗？当然没有。这不仅与时代有关，更与传统的乡村文明或乡村伦理有关。它的悲剧可能要大于李顺大的悲剧。

盛可以说建房子就像一面“照妖镜”，让原本一派和气的生活“现了原形”。混沌复杂的人性，也要在关键时刻才能试出它的分量。整整一年，她没办法写作。房子竣工之后，她躲进山里闭关。“冬天下着大雪，在我们益阳桃江有一座竹山，山上全是竹子，白雪压在上面，景色特别美，但是也特别荒凉。”积压在心里的许多事情、许多情绪终于爆发出来，她以每天3000字的速度，一气呵成了令人惊讶的中篇小说《建筑伦理学》。后来我看到了一个访谈《经历痛苦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南都：我发现现在作家在处理城乡关系的时候，不再和路遥当年的《人生》一样去写人们怎样从乡村挣脱出来，奔往城市，而是写曾经出走的人从城里返回乡村，却发现自己已难以被乡村接纳。你怎么看这样一种反向的“归乡”书写？

盛可以：我觉得首先不被乡村接受是正常的，因为乡村没变，是你变了，事实上也不仅仅是乡村不接受你，你自己也不接受这个乡村。

这个不经意表达的感受，就是我已讨论过的“现代性是一条不归路”的具体化。乡村，无论任何一种方式，都是难以重临的。盛可以的感受就像鬼子的长篇小说《买话》中的刘耳一样，人回到乡下，但物是人非时过境迁，刘耳的遭遇只能是进退维谷。现代性改变了人所有的想象。

三 现代性的路有多长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对现代状况的表达方式。“现代”改变了一切。但“现代”确实未必是最好的，却没人有能力改变“现代”的神话。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些作品。须一瓜的《邮差藤小玉》，是一部极具现实感的小说：“从红旗镇邮局往半月谷，是高原往盆地下行的过程，这个井底般的半圆形盆地里，清贫又秀丽。沿着清清的千丈官溪水，盆地里埋伏着鸡鸣村、渔翁渡、官里、牛尾庄四个村。十三四公里的步行邮路（老乡邮员老藤，喜欢表述为三四十里路），两代邮差，老藤和小藤，四十多年来，就负责井底这四个村庄、一百多平方公里、六七千人家与外界的沟通。”

这是一段写实性的文字。它交待了父子两代邮差的工作内容和环境。无须分析，这段无论走了多少年也不会改变的山路，就是老藤和小藤命定的道路。这条路寂静无声，非常有画面感，但它也别具隐喻性，就是这十三四公里的路，让邮差可以足足走上一生。不仅老藤走了一生，小藤还要继续走。所谓的山清水秀、天高云淡、直挂云霄济沧海，是诗人笔下的抒情。到了邮差这里，他们才更透彻地理解了，这就是生活。这生活是崎岖不平，是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汗。当然，须一瓜也以写实的方式处理老藤小藤的山路凶险，老藤就曾险些跌下山崖；但小说更多的笔墨是在心理空间展开。老藤的经历是粗线条的，是因为老藤的时代处于相对稳定的前现代，即便有故事，也是另外的惊心动魄。但小藤不一样，他赶上了一个“大时代”。这个大时代是他无力超越的，是他无论如何努力也不能改变的。

藤小玉是一个普通的邮差，一个善良、朴素又多少有点小毛病的乡下人。他的戏份，基本是在和妻子葛旦龙和女儿藤婷婷之间展开。葛旦龙当年崇拜藤小玉，是因为他和“外面”有联系，他就是外部世界的表征。社会历史的发展远远超出了葛旦龙的想象，也就几年的光景，“葛旦龙再也不是当年的井底之蛙，她对邮路的向往和迷恋，早已是笑话般的烟云。邮差包括老邮差，都已经让她十分轻视，用她的话说，我看透了。葛旦龙嫁给红旗镇的藤小玉，就打开了外面花花绿绿的窗口，窗口虽然小也不高，但足以使她瞭望更远，也足以使她识破：一个假装装满外面世界的帆布邮包，不过是小儿科的信息世界。邮差和他的绿邮包，很快就开始进入褪色、去魅期。”藤小玉不再光鲜，外部世界已经一览无余，他的价值也一跌千丈。“邮件已经越来越少了”是一个事实也是一个隐喻，生活真的变了。藤小玉的生活就要变成过去了。一个时代终结了。小说金句比比皆是，将文学赋予哲学色彩，小说也就有了思想力量。

时代变了，人心变了，但藤小玉没变。他对女儿藤婷婷的耐心和由衷的父爱，是小说最让人动情的部分。我们在肯定外部世界变化的时候，更应该肯定那些不变的事物，特别是人心的依然如故。葛旦龙“外部世界”神话和崇拜彻底幻灭了，于是，藤小玉的好日子就到头了。小说如果写到这里就写死了。但小说还有藤婷婷，她还在她的童话里，她还会为一些事情黯然神伤，她还生活在父亲为她讲述的《不死草》的世界里，这是唐婷婷的《一千零一夜》。因此小说就有了未来性。但是，这个未来性是否就是现代性允诺的另一种形式呢？

“范特西”是英文“Fantasy”的音译，意为“幻想”。孟小书的中篇小说《终极范特西》，是一篇完全虚构的作品。但是，这个虚构不是空穴来风，现实生活为虚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无论发生在缅北的诈骗案还是各种网络诈骗，几乎铺天盖地弥漫四方。这大约是当下世界最荒谬、最极端的骗局。那个“噶腰子”的“梗”也几乎成了世上最恐怖的民间话语。《北京文学》发表《终极范特西》时写了简短的介绍：“网络世界他们都拥有完美人设，她是二次元美少女网红主播，他是开着房车四处旅游的阳光男K；现实世界她是患有腿疾的大龄女孩，他是在网上寻找‘猪仔’的狩猎者。厌倦了恍惚间错认的爱情，她决心不做主播，去寻找真实生活，前方等待她的，究竟是更加充满谎言的人生，还是那金色的范特西？”这个简介虽然有蛊惑阅读的意味，却也从一个方面揭示了小说的内核。

小说从一个自媒体主播的直播开始。纷乱的粉丝和评论区，是一幅典型的具有后现代气质的场景，每个人都是主体，每个人都自以为是自命不凡，每个人都是主宰又同时是被掌控者。这时的博奇、出镜时的Leila唱起了《范特西》：

范特西 今夜启程

与凛冽的冬日相持

我手中有一座岛屿

金色岛屿 洒满余晖

我朝着岛屿方向

一直游

范特西是金色的

是我对未来的终极幻想

这个《范特西》和周杰伦无关。是作家“征用”了周杰伦自己创作的新词。在直播后台，不可控制的网友瞬间起了争执，然后是疯狂的相互辱骂。“Leila的情绪终于失控了。也许是因为这首《范特西》让她想起了曾经的自己，使得眼下这一头粉色假发的面孔变得既陌生，又恐怖。她不计后果地退出了直播间，关上音响，拔掉所有电源。”这个混乱的后现代场景只是一个铺垫，更混乱的生活还没有开始。这时一个叫“k”的人出现了。这个“k”就是张存良。

场景到了湄公河岸边，那是一个壁垒森严如监狱般的场所。他们称这里是“科技园区”，这个命名是一个登峰造极的反讽。张存良、宝哥、阿水等就在这里。这是“职业新人”、也就是网络诈骗的据点，他们的“工作”方式是按照手册与对方聊天，“咱们每天是有业绩要求的，要聊到100句话。七天后就要开始‘开单’。否则下一个惨叫的人就是你。”手册里有各种不同的对象的“攻略”，比如“御女”攻略、白领攻略、“白富美”攻略等。“k”和Leila建立了联系。后面的故事我们大体可以想象了。虚拟和现实的不断置换，是今天亦真亦幻生活的模版。但一旦进入小说，那种被放大的荒诞感，比现实更加真实和本质化。这就是虚构的魅力和力量。

作家石一枫在评论《终极范特西》时说：“假如一部作品只写恶的环境中的善，假的环境中的真，那么它又应该面貌如何？而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和孟小书算是想到一块儿去了，她的新作《终极范特西》恰好就是这样一篇小说。小说的背景环境和《孤注一掷》异曲同工甚至更加广泛，除了我们耳熟而不能详的网络诈骗团伙内部，还有我们眼熟而不能详的大大小小的网红的盈利渠道与生存空间。小说中的人物身份涉及了‘杀猪盘’的操盘手、诈骗集团的小头目、半红不红的网红，等等。这些都是以前从未存在，近年来突然曝光在社会聚焦下的全新的事物。在这儿还得补充一句，关注并表现类似的新事物，也是孟小书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她总能通过类似的新人群捕捉到新生态，从而呈现一个全新的城市生活切面。只不过这种敏锐性上的优势也会给孟小书带来新的挑战：新的职业生态——姑且把诈骗也算一个职业的话——是否仅仅提供了某种戏剧性的故事因素，从而使小说流于一次奇观式的浏览？或者作者又能从满眼惊奇的‘新’的要素中发现某种恒定的、稳固的对世界的认识，去帮助我们消化并勉强适应扑面而来的‘新’？这或许也是一个称职的作家所需要做到的。”石一枫目光如炬，他说出了《终极范特西》的全部要义。但是，我觉得小说最令人震惊的，是在“k”的魅惑下，Leila义无反顾地奔赴他的怀抱，以及最后“k”的“一念至善”。如果没有这个“一念至善”，Leila的命运可想而知。

这里的“一念至善”，是小说的核心要义。或者说，当作家完成了一座堡垒所有的要件，即将封顶的时候，她突然将大门敞开，堡垒里隐藏的巨物飞向远方——她改变了小说原本运行的轨迹，在恶贯满盈的“科技园区”，有一双“一念至善”的眼睛，那是“k”的良知未泯发出的光。这部小说对孟小书来说至关重要：她从书写个人经验进入文坛，然后用传统现实主义讲述时代五花八门的人物和故事。这些当然也很重要。但是，到了《终极范特西》，我发现她观察世界的视角有了极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她学会了用更复杂的、更具想象力的方式面对今天的世界和生活。她相信无论世界怎样变化，无论有多少恶的存在，至少还有“一念之善”一息尚存。

孟小书在谈到《终极范特西》时说：“如今，无论在哪个方面，网络已经逐渐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通过网络建立自己的人物形象，创建一个新的自我，一个被想象出来的自我。同质化生活模式，让人们逐渐想摆脱现实中存在的乏味肉身，取而代之的是丰富、有趣、变幻莫测的角色转换和人物扮演。网络就是人们精神幻想的终极目的地。人们在网络中寻求同伴，所寻找的对象同样也是虚幻的。我们已经不知不觉中，生活在了一个被建构出来的世界。”这当然是她对当下生活、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其实，作家未必一定要把世界的真面目看清楚，事实上也看不清楚。我们看到的终究还是世界的“冰山一角”。但是，如果能将这个“冰山一角”用文学的方式呈现出来，那么，也可以将这个世界的本质表达得一览无余、昭然若揭。我想《终极范特西》大概做到了这一点。

索南才让的《月亮和大漂亮》，同样是一篇和青春有关的小说。那个被命名“大漂亮”的女孩是一个小提琴演奏家。她厌倦了过去的生活，于是开始了满世界转悠的日子。她来自上海，性情奔放，单纯又有头脑。来到草原，她很兴奋地到处走，敢于住在单身男性的家里。后来她突发奇想，要长久呆在草原。她要和一个牧民朋友做生意还要和“我”互换居所：她了解到“我”喜欢上海，让“我”到上海居住，她到草原来。她要和我的“仇人”古勒莫合伙买牛肉，古勒莫杀牛，她在网上直播。后来，大漂亮成了一个直播网红。

这个故事并不复杂，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索南才让对“大漂亮”这个人物的塑造。她是一个艺术家，向往自由自在没有拘束的生活，这种生活只有“流浪”才会获得。于是“大漂亮”就成了草原上一个类似于英国人称其为吉卜赛人、法国人称其为波希米亚人、西班牙人称其为弗拉明戈人的人物。“大漂亮”的行为方式和性格特征也几乎“波希米亚”化。她不在意人们的眼光和议论，完全按照个人的方式生活和思考。在这一点上，索南才让不仅征用了类似雨果笔下《巴黎圣母院》爱斯美拉达等形象的精神特点，还征用了“波西米亚”的精神内涵。我们知道，“波西米亚”后来成了一种诗学手段，引申为一种涵盖着流浪、神秘、创新、反叛、颓废以及空前的自由化、浪漫化和民族化等等。《月亮和大漂亮》中的这个艺术家，几乎具有“波西米亚”的全部特征。我之所以说索南才让征用了这个“诗学手段”，是因为“大漂亮”毕竟来自中国、来自上海。她是这个时代的“先锋人物”。小说对“我”心理的讲述和刻画，同样真实和生动。一个离了婚的单身男性，面对一个漂亮的艺术家，又是住在自己家里的女人，如果说心如止水是不现实的。那种生理反应是符合男性本能的。艺术家称自己为“同性恋者”，是一个“障眼法”，她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自我保护。她对自由的理解超越了男女之间，重要的是，她不止是一个观念上自由的人，她更是一个敢于践行的勇者。最后，“大漂亮”成功了，这里当然有鲜明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但我觉得这是一篇非常好看、非常有趣的小说。

于晓威的《裙子的那种蓝》，就题材或内容来看，并非横空出世。1980年代就有很多写讲习班、改稿会风流韵事的作品，甚至在近些年仍有这类题材的小说在发表。于晓威的不同，在于他并没有专注于作家的风流韵事，而是在这样的事件背后，写出了不同作家内在品性的高贵和流俗。许廊雨和佳淇的文化教养、生活认知以及对爱情、名利的理解完全不同。小说在许廊雨、佳淇、詹启雄和康樊之间展开。许廊雨、佳淇同为作家，但她们的人生经历、价值观等是非常不同的。许廊雨是一个传统的、偶有浪漫奇想的女作家，与詹启雄的偶然相遇最多也是发乎情的“心理越轨”，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身体接触。但“舆论”并没有站在她一边，而真正的当事人却销声匿迹并得到了她想要的东西。小说更值得关注的，是对许廊雨心理变化和行为举止的描摹。她检讨了自己和詹启雄的接触，甚至也想到了某些后果。尽管流言四起，但她处乱不惊，底气来自她不是当事人。小说没有写詹启雄和佳淇的具体行为，但所有的读者都一目了然。詹启雄和康樊两个理论家的形象都很丑陋，他们或夸夸其谈自以为是，或貌似风雅云淡风轻。但在作者笔下几乎都乏善可陈一无是处，这不是对理论家的成见，而是对知识分子的空谈和虚伪的批判。

以上是对近期中篇小说创作观察的一个视角，这种观察难免挂一漏万。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百年白话文学的“高端文体”、也是某种意义上成就最高的文体，中篇小说创作的整体状况是完全值得信赖的。以上的作品从一个方面表达了这个文体近期的面貌。其间我觉得更值得我们关注和讨论的，就是一直延宕的“现代性”。它带来了巨大的希望和可能性，同时也有允诺迟迟不临的虚幻性。其实，这个问题已不止在中篇小说中有表达，在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中，同样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不是说作家们对“现代性”失去了足够的耐心，而是说，主要由西方缔造的这个“现代性”，正在把我们抛进一个越来越说不清楚的困境中，想成为现代人的意志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事实上我们至今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现代人。或者说，即便成了现代人，我们希望得到的是什么？现在我们发现，我们如此长久渴望的东西居然像幻觉一样虚无缥缈，这还不足以让我们对其质疑和反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