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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写作:历史叙事的多重可能

2023-12-20 12:2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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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在期刊杂志、互联网和各种新兴媒体的合力下,有关“青年”的话题被反复提及、制造和包装,与之相关的青年精神、青年生存图鉴乃至青年文学都成为讨论的热点。在文学领域,“青年写作”也成为了重要议题,在“众声喧哗”的文学场形成了一股强劲的“青春之风”。

纵观百年新文学的历史语境,文学与青年之间始终存在紧密的联系,进步的、向上的、革命的青春勇气与新文学的蓬勃气质也有着天然的联结。在《扬子江文学评论》2023年组织的关于青年写作的“同题共答”中,面对“青年写作”是否属于“新潮流”的问题,作家和评论家们都认为,“青年写作”伴随着“新文学”的诞生而来,李敬泽更是将其概括为一个“现代性照耀下的‘老话题’”。

既然,“青年写作”并非一个新话题,为何却在当下受到如此密集的关注?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变化和更迭的“青年写作”,是否在当下还存在别样的历史意义?观察近几年的作品可以发现,个人化的片段描绘、呓语式的语言方式以及焦虑、迷茫的精神特质似乎已经成为“青年写作”挥之不去的标签。在各种讨论会上,时代视野的狭窄、历史意义的缺失和对现实观照的匮乏也常常被视为青年写作的不足。虽然这些要素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能够反映一些青年写作的特质,但是,依然有许多青年的写作关注历史向度的挖掘,以多种形式丰富了当代文学的历史叙事。

地方史与精神原乡

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用“恋地情结”来描述人类与其生活环境间的情感纽带。段义孚关注人的经验世界与环境的关系,关注人情、人性乃至人的终极命运。在他看来,“恋地情结”是“关联着特定地方的一种情感”,是一种长久的依恋关系,有利于身份认同的建构和安全感的营造。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语境中,许多作家的创作都有着鲜明的地理坐标,如高密之于莫言、商州之于贾平凹、王家庄之于毕飞宇、拉萨之于马原……通过对这些地标的描绘,作家的情感图谱也得以徐徐展开。

近年来,青年作家们也开始在这一领域展开尝试。他们从故乡入手,将情感、记忆与风土人情杂糅在一起,展现大历史背景下的地方变迁。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和《飞行家》等小说集中所收录的故事大多带有着强烈的东北地域色彩。作者擅长以悬疑案件为切入,重回20世纪90年代的工业化语境,书写一代下岗工人的生活困境。《跷跷板》以“我”和“我叔”的两重叙述话语形成了代际间的对话。小说通过破旧的厂房、高耸的铁门和断裂的门锁重回九十年代的改革语境,以冷硬的意象组合回溯一代人的命运转折,同时通过铁玫瑰、跷跷板等意象,给故事营造了一层浪漫的色彩。当跷跷板下的骸骨被挖出,浪漫终被血色笼罩,小说的冷冽氛围也更加浓厚。《光明堂》以一张艳粉街的地图导入,经由少年张默的漫游讲述两代人层层交织的命运。当工人们的共同信念随着改革的大潮随风而逝的时候,改名为“工人之家”的“光明堂”试图重新汇聚人们无处安放的精神信仰。但是,在小说的最后,光明堂随着林牧师的死在大雪中轰然倒塌,短暂的精神寄托也随之中断,人们陷入了普遍的失语状态,不得不再次退回到艳粉街的深处。

双雪涛借由对地域的独特感知理解历史,以东北的时空记忆为线索,刻画铁西区的下岗工人群像。在他的笔下,与地方命运紧紧相连的个人命运,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有力的注脚。虽然他们的痛苦与哀愁在庞大的城市面前显得十分渺小,但当个人汇聚为群体,艳粉街所承载的群体之痛终将抵达每个人的内心深处,而父辈们所承载的地方记忆也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

班宇则从城市与人的关系入手展开他的地方叙述。在《逍遥游》《冬泳》《铁西夜曲》等小说中,班宇以火车站、体育场、游泳池、卫工明渠等城市地标,建立起人与地方之间的情感关系。通过叙述视角的切换,父辈与子辈的故事层层相连,经由现实的阵痛抵达历史。与此同时,班宇还擅长以方言拓展地方的文化空间,并以诗性的表达呈现城市深处的历史痕迹。

与双雪涛、班宇相比,四川青年作家周恺的地方书写显然带有更大的历史野心。他的长篇小说《苔》从四川嘉定的地方缙绅李普福家族入手,展开了一段长达20余年的历史书写。小说描写了一对兄弟的不同命运,被抱养进入李家的李世景成为家族的继承人,而留在农民家庭中的刘太清最终变身为山匪。在描写人物命运的同时,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科举、保路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被渐次编织入李氏家族的故事之中,权力的更迭、新旧秩序的转变、家族的兴衰都在两兄弟的生命际遇中徐徐展开。在故事的主线之外,小说还填充着丰富的民族传说、民间故事和民俗特色。这些繁密的地方细节,经由茶馆、酒肆、烟馆等颇具特色的地方空间,通过乐山方言传达出来,凝练为一幅活泼而丰满的地方志,为风起云涌的近代历史提供了另一种民间的表达。

这些青年作家的地方书写,从生于斯长于斯的生命经历出发,从细节出发,在历史的长河中发现了可贵的现实性与当下性,抵达了人类共同的情感共振。

“在岛屿写作”——个人与历史的对话

2022年以来,江苏卫视的纪实类节目《我在岛屿读书》受到了全国观众的喜爱。纪录片以一间“岛屿书屋”为原点,邀请作家、编辑等爱书人为嘉宾,共同分享阅读和写作的经验。这个节目的命名恰到好处地切中了读书和写作的状态——如岛屿一般,孤独的、悬置的、陌生的,但又充满着各种思考和可能。在《扬子江文学评论》组织的同题共答中,作家孙频也将当下的青年写作状态称为“岛屿化”,即作家在各自的领域中以基本隔绝的状态写作。虽然孙频不太认可这种“岛屿化”的写作方式,但她也承认,在岛屿写作是一个动态的成长过程,作家们在不断地调整、变化,小心翼翼地探寻写作的多种可能。

从孙频自己的创作来看,这种“岛屿化”呈现为深入人物内部的挖掘,通过对人性的深层思索寻求一种历史的张力。在《光辉岁月》中,孙频借梁珊珊求学、工作的经历回应着不断变化的历史。梁珊珊似乎一直在受着时代的捉弄,在分配工作、遭遇下岗,重回校园的过程中感慨着“人生虚妄”。恰逢千禧年的发展大潮,梁珊珊成为了一名金融从业者。这一次,她谨记时代的物质底色,不断地迎合时代的主潮,却又遭遇了金融危机,一夜破产。梁珊珊再度重回校园,希望通过再次提升学历留在知识的岛屿,可是毕业后却因年龄而错失就业的机会,最终回到故乡,成为了一个有博士学历的县中教师。梁珊珊将校园视为岛屿,总是在受到挫折之后试图返回这一精神家园。但是,随着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坍塌,梁珊珊终于放弃了,她不再追逐历史的步伐,而是不断后退,退回到长满葡萄藤的故乡。

周嘉宁的《了不起的夏天》回到了2001年的那个令全国沸腾的申奥成功夜。小说以数次和奥运会有关的记忆,回顾21世纪初期的历史,思考充满震撼的集体性的情绪。在秦的青春记忆中,这种非凡的激动所造就的庄重感和肃穆感,成为“不可复制的朴素,甚至纯洁”,成为今后漫长人生中反复回味的历史时刻。在21世纪已经过去20多年的现在,似乎少有作品关注这一段历史,这段历史往往被视为当下,在文学史的表述中也常常被含混地带过。事实上,这20多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如何面对这段历史,又如何看待一个个辉煌的历史时刻,或许是青年写作值得挖掘的方向。

三三也是以细腻的情感描写和深入的人性探索见长的作家,她在《晚春》《唯余荒野》《凤凰于飞》《恶有恶报》等小说中,借由死亡切入,以人生经历、成长际遇勾连家族史和社会史,提供了别具风格的“城市异境”。三三小说充满着冷酷、阴鸷、暴虐的场景,《唯余荒野》中的早娘和《凤凰于飞》中的包外婆,以决绝的姿态亲手破坏了生活的秩序,而《晚春》中的雅红的日常行为也透着阴郁、暧昧而危险的气息,传达着作者对生活的质疑和不信任。同时,三三还擅长使用历史元素增添小说的厚度,如孟婆汤、补天的传说、聊斋故事和《凤凰于飞》的歌词,都显示出作者与历史对话的尝试。

幻想、寓言与历史的多重分身

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如何展开历史叙事,已然面临着困境。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历经反复书写,已经很难再去发掘新的美学维度。面对这一问题,一些青年作家选取了别样的形式,如寓言、口述故事或是科学幻想,借此重新触碰历史的肌理。

路魆的《夜叉渡河》重回古典小说《聊斋志异》的传统,书写家族的夜叉传说。爷爷是夜叉的后人,因为这一异类的身份屡遭欺辱,弟弟坤葬身水中,父亲也在寻找弟弟的途中失踪,夜叉抓人的可怕宿命一直在这个家族中循环。小说中,真实的历史与传说故事不断交错、重叠,呈现出一幅亦真亦幻的鬼魅图景。小说采用《易经》中八卦的名称给主角命名,强化了故事的传统特质,而阴阳八卦的转换又暗示着因果的颠倒,给小说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早在《暗子图谱》中,路魆就试图将聊斋故事加以现代加工,小说将传统文学中的“山魈之子”与现代剧场、霍尔姆兹共鸣器和镜庄等现代元素相联系,建构了充满幻想的叙述体系。路魆的历史表达并不刻意,他更擅长在颠倒、怪诞的叙事中营造一种独特的美学氛围,并将历史要素自然引入,从而达多重的审美体验。

陈春成的《竹峰寺——钥匙和碑的故事》也提供了这种亦真亦幻的历史体验。幽林中的古庙,充当桥面的石碑,以及代表故乡和童年的钥匙被一同藏起,但这种隐匿的状态却指向了历史的永恒,而作者也在其中找到了抵御无常的力量:“只要我不去动它,它就会千秋万载地藏在这碑边,直到天地崩塌,谁也找不到它。这是确定无疑的事情。确定无疑的事情有这么一两桩,也就足以抵御世间的种种无常了。”而在《〈红楼梦〉弥撒》《传彩笔》和《音乐家》中,陈春成同样从历史维度寻求一种超越时代的艺术永恒,他以幻想的形式创造出被不断重写的《红楼梦》、无字的笔记本和藏在箱子里的萨克斯,试图让它们成为能够对抗时间与权力的象征物,最终达到宇宙意义上的永恒。

在青年文学创作普遍呈现出细节化、碎片化、个人化等特质的同时,还有很多青年作家们在努力绘制更为广阔的文学图谱。为了克服相似的城市生活经验所带来的同质化的创作困境,他们再次回到历史之中,从地方、故土和个人的情感联结中寻求创作的突破,在对精神原乡的建构中寻求个性化的符号和图腾,从有限和局部出发,书写无限,在处理个人的历史、记忆和困惑的同时,营造了多重历史维度的文学空间,也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青年创作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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