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论中的人与文化——漫谈陈宗俊的《潘军论》

我与陈宗俊有缘。多年前，我有一件小事麻烦宗俊，虽不复杂却颇费时间。那时与宗俊并不相识，经他的导师介绍，宗俊帮了我这个忙。费心费力的事情，宗俊做得非常认真尽力，让我相当感动。当时我便觉得宗俊是一个可交的青年。后来宗俊有机缘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做高访学者，我们的关系就更深了一层。所以，宗俊写完《潘军论》，在出版之际，想请我为他写点东西，我觉得这是义不容辞的，既有一份感情，也是一种责任。宗俊托我为他写篇东西，可能是源于两个原因：一个当然也是出于对我们二人情谊的看重；另一个缘由是我和潘军的关系。早年我对潘军略有研究，有一段时间和他还过从甚密，对他有一定的了解，也能体会到他作为一个作家对中国文坛的意义。所以我将宗俊的委托视作分内之事，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做作家论研究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除非处理的对象是创作潜力方兴未艾或是初露头角的作家，否则难以先声夺人，因为大量的前期研究成果对创新构成了挑战。像潘军这样有40余年创作历史的作家，作为作家论的研究对象尤难处理。他在文坛究竟处于怎么样的位置？他的写作构成一种什么样的状况？这些问题有待直面。作为作家，潘军有创作声望，也有相当广泛的读者，但是始终不温不火。写潘军的作家论，无疑需要勇气，需要眼光，需要功力，因为这对研究者的掌控力提出要求，研究者要能“托”得住一个作家，尤其是像潘军这样奇特的作家，他是某种另类。当然读了《潘军论》之后，想必我们将会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这位作家。

话说在前面，不妨从潘军的名字入手。潘军的父亲姓雷，母亲姓潘，而他后来之所以取名为潘军，其中的缘由我还没有细细考究。潘军可能是他的笔名，假定他起名为雷军，那么便更恰如其分了。何以潘军不起名为雷军？这是不可思议的。潘军是一个能够“雷”倒人的作家——或者说在本雅明的意义上的“震惊”，当你把他所有的作品读完之后，便不得不相信他是雷军，而不是潘军。但潘军却以这个更加温和的名字行世，这不只是他个性还有内敛的一面，另外还是有渊源可溯的。潘字有三点水，这三点水恰恰与他故乡的风土有渊源。他的故乡是位于皖西南的一个小镇，他家的房子坐落在一条有活水的河边，他小时候的乳名叫小河。据潘军所说，至今老街坊邻居还叫他河伢子。由名字中的“水”联系到故乡的水，再联想到潘军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水”意象，这一脉相承的文化记忆恰恰解释了名字的某种源起。潘军本来应该叫雷军，与小米的当家人雷军同名。历史何其富有戏剧性，潘军早于雷军多年弃文下海创业，铩羽而归，在文坛时隐时现。而雷军在商界叱咤风云，早已成为当代英雄。潘军还是潘军，他本来可能会是小说界中的雷军，他是以潘军的面目出现的雷军。这意味着潘军在文学界的分量，宗俊的书对此进行了更加透彻的揭示。

潘军的创作体量非常之大，他的创作经验相当丰富，他写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还写话剧，写电影剧本。他自编自导，执导电影与话剧，甚至演话剧。潘军对自己的演艺才能非常自信，他的才能乃是家传。他出自艺人世家，父母都是黄梅戏艺人，外公也是黄梅戏的艺人。大家切莫小看艺人，艺人乃艺高胆大之人，舞台上的胆量非常人可比。艺人胆大包天，他敢当众去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设想大庭广众之下，他们或手持大刀杀人越货，或置身歌舞楼台，打情骂俏，假戏真做。我非常欣赏杰姆逊对本雅明的致敬，当被问及他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路数时，杰姆逊说他师法本雅明，而本雅明在某种意义上则从波希米亚人身上获得灵感。波希米亚人偷来别人的孩子，让他去走钢丝。每当读到这句话，我都深感这背后的极度残忍。偷来别人的孩子，这本身是尤为残酷的，却还要让孩子们去走钢丝，这个事件和这种命运何其残酷！

现在我们将艺人称作表演艺术家，我认为这种称呼太过温和了，这个职业的内容本身包含着某种残酷性。传统的艺人归属于三教九流，对他们职业的认定虽有争议，但在古代乃至近代，他们均属艰辛困苦的职业。古有贼盗不盗戏子之说，民间以为做贼不成再以卖艺为业。贼人在乱世或许能成枭雄，但戏子却难有这番作为，回顾生平，自然有一种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意味。这背后的壮志难酬之感，与王勃所说“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所赖君子见机，达人知命”正相呼应。在这个意义上，潘军的心境亦与他的先辈暗通款曲，接近于心比天高了，但他却并非命比纸薄，他命很硬。虽然60岁以后潘军行事风格大变，但他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却是不变的。60岁前他以文为生，60岁后他以墨为宝。潘军的绘画极为精彩。我想说，潘军正是一个徽派文人，他身上承载着老式徽派文人的遗风。我觉得这一点构成了宗俊研究潘军的全部缘由。光是这一点，便足以说明研究潘军的意义。但宗俊对潘军创作意义的开掘，更是越出了潘军在文品乃至人格意义上的历史承续，而展开了多重面向。他的研究目的是相当充分且深刻的，我对此深表赞赏。

写作作家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一个在某种意义上尚未被文坛充分认识的作家作品，做出全面充分的阐述，给予其应有的文学史定位，且这种定位是准确的、令人信服的。这构成作家论的核心，也是作家论的意义所在。相较于一部高头大章的文学史，我认为作家论的意义并不为低。宗俊的学术训练非常好，一方面他的文论展示出精细、认真与执着的特点；另一方面他的写作展现出他在南京师范大学所受的学术训练，有着大气高调的格调与眼界。所以我读毕这本《潘军论》之后，深感欣喜，这本书几乎可称为作家论的样板。我之所以作此赞美，不是因为我与宗俊有什么特殊关系，这么多年我也读了不少的作家论，宗俊的作家论给了我惊喜，他的论述有眼界、有自信，做得扎实深入，有要点、重点与突破口，相当可贵。虽说宗俊始终没有非常明确地说潘军是一位被文坛低估的作家——诚然，这绝非潘军所愿，但宗俊颇有此意，在这个问题上宗俊无疑卖了个关子。事实上，潘军确实是一位被文坛有所忽略的作家，这并非有意臧否，而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虽然为潘军喝彩的人很多，但其实潘军这20年的创作境遇还是比较寂寞的。文坛那么多的大奖，都与他无缘（当然，他本人也从不申报任何奖项）。相比较于其他作家获得的评论数，有关潘军的评论也就百十来篇而已。宗俊曾论及这一点，这与潘军自己和文坛的分分合合有关，用他本人的话来说，他不是一个专心致志的作家，倒像一个三心二意的作家，往往是想写就写，写写停停，停停写写。他在66岁生日当天填过一首“七律”自况，其中颔联是“六十六年路中路，三十三载坛外坛”，他不加入任何协会，放弃了包括职称在内的一切待遇，他宁愿一意孤行。

潘军总有自己的志向与追求，但他不是那种认定目标，工于心计的人，毋宁说他率性而行，冲动而不安分。潘军早年其实有一份很好的在大机关的工作，若他不以创作为业，他今天或许已经是位居要津的官人了，当然也有可能会遭遇另一种命运。但他抽身离开，他热爱写作。多年以前，应该是十几年前吧，我读到他的女儿潘萌写的一篇文章《与父书》，这是她长篇处女作《时光转角处的二十六瞥》中的一章。我当时跟几个朋友说，潘萌笔下父亲的背影可以与朱自清的《背影》相称，朱自清的《背影》写“我”的父亲，潘萌写的也是“我”的父亲。我对潘军的经历很了解，这篇文章应该是潘萌读本科的时候写的，我当时大为惊异，这篇文章写得太棒了，潘军有这样的女儿，写出一篇这样好的文章，潘军也足矣（为这本书作序的史铁生也有类似的感慨）。潘军是一个奇人，我当时读了那篇文章，我毫不夸张地说，唏嘘不已，几近泪目。身为父亲，在天下的父亲中潘军也是特立独行的，不是因为潘军当父亲当得多么好或多么不好，也不能说是不是称职，他做父亲的方式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方式。以至于女儿像看一个陌生人一样看他。他不知道他作为父亲可能在无意中伤害到自己和家人，而这一切难以言喻。或许我这样理解潘萌的文章有些偏颇。潘军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但他一说起家庭，总是有一种故作轻松的沉重。所以他女儿写的父亲背影的文章，我读来感到她写出了很多的真实，其实女儿知道的或许并没有那么多，或者正相反亦有可能。但诸多的隐秘当然不便写出，在那么年轻的年纪，她也无法理解到那一层。我略知道一些潘军的家事，潘军也会跟我谈一些他不太为外人道的事情。他总是离家在外“拼搏”，马不停蹄。他对家又总有一种很深的感情和歉疚，其实这是个很顾念家庭的男人。有一次我们谈到人生、家庭之类，那时我们年轻，潘军对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夫妻的情分是守出来的”。30多年了，我依然觉得那时他就对生活理解很透。但年轻时的他总是违背自己认识到的生活真理。后来我们交往少了，我不知道他之后的生活状况，但我大体知道他有很长时间一直漂泊不定。

潘军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普通人，都非常独特。他甚至生活在自己的小说中，他成为自己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他也会成为别人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正是由于这种独特而真挚的另类性格，我非常珍惜这位朋友。虽然潘军有着将生活小说化的倾向，但具体到小说创作，他是非常认真与讲究的。很多评论家在争论他的小说属于先锋派还是现实主义，但二者实际上殊途同归，并不矛盾。先锋派也要以现实主义为底色，之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要将二者区分开，这跟一种矫枉必须过正的诉求有关。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背离有多远，乃至后现代背离现实主义有多远，这种争论体现了当时的针对性。当我们重审先锋派，会发现不管是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实际上都以现实主义为底。像乔伊斯那样具有开拓意义的作家，也是要以现实主义为底，否则他无法把爱尔兰的历史写得那么深刻。所以威尔逊在《阿克瑟尔的城堡》里谈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他讲到乔伊斯对事物的刻画相当真切，有着原型，紧扣生活的本相，以至于能够将神话与爱尔兰的历史紧密关联起来。比如其中的街道、人物，甚至街道拐弯处的地点，诸如教堂等，若将其放回乔伊斯生活的当年，都有据可考，可见其刻画之真切准确。潘军也是如此，他追求另类反常的故事走向与人物的塑造刻画，但这种方式整体上看是现实主义的，他追求准确的刻画，遵循现实主义的逻辑与经验。宗俊下了大气力来论述潘军作为先锋派背后的现实主义底色。可见，宗俊的作家作品论正是紧扣住作家创作的关键点，来展开知人论世的深化。

宗俊知人论世的功夫，跟他与潘军的渊源有关。他们同为安徽怀宁人，后又在安庆工作或定居。宗俊应该跟潘军有很多的来往，他应该是深知潘军的生活习性的。作为安徽人，宗俊对怀宁乃至安庆的文化，进一步说，对皖文化，对徽派文化，无疑都有深刻体会。所以他分析潘军的作品中文化的韵致，生活习性，人物的性格、心理，包括他写的那些村庄镇落，山川、河流、田野、桥、树木花草这一类自然或人文环境，都能够形成一种贴切的体认，都能找到一种共鸣。宗俊的知人论世让我欣赏的另一点，在于他的分寸感。他知潘军的文化背景，知其家世与身世，当然他也不能在行文中把潘军的底说穿，因为他要写的不是潘军传，而是潘军论。其实若能有一部潘军传成书，那将是相当有意思的。不是为名声大的作家作传才有价值，潘军不是莫言、贾平凹这类闻名遐迩的作家，但他经历的丰富性与创作的独特性，足以支撑起一部传记。然则，若是将潘军方方面面的经历都写出来，传记就会变成畅销书了。好的作家论乃至人物论，不一定要深挖传主的经历，从传主的特色入手，反而更能具备新意与深度。我颇喜欢的一些传记就具备这样的特征，我尤为赞赏伊格纳季耶夫的《伯林传》、瑞·蒙克的《罗素传》，尤其是后者，写得非常之好，还有同为瑞·蒙克所写的《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奥利维·托德的《加缪传》、杰弗里·迈耶斯的《奥威尔传：冷峻的良心》、林语堂的《苏东坡传》等，也都非常好。还有一类传记比较特殊，它并没有直接被称为传，这是因为传记作者对人物的家世和文化把握得不够充分，因此他着重于学术或政治，因此这类“传记”被称为学术评传或政治评传。特里林的《马修·阿诺德》或许可作如是观，这部书甚至无法被称作是严格意义上的传记，它具有学术专著的性质，但由于作者对传主的学术历程做了深入的阐发，它可以被限定为学术传记。

回到潘军的特色。潘军的文化背景和渊源，无论是放在作家论还是传记中，都将构成其中的独特之处。在这个意义上，宗俊对潘军的把握是独具慧眼的。在这个意义上，我想进一步指出，宗俊这部《潘军论》的意义在于他对皖文化、徽文化的深刻论述，皖文化或徽文化本身难解难分，宗俊通过对潘军作品的分析折射出了文化本身的韵致。黛瓦白墙，这本身即象征着徽派文化的韵致，“野渡无人舟自横”，更是徽派文化的意境所在，宗俊对文化的透视相当深入。安庆乃人杰地灵之地，我有幸到过那里。作为一个地级市，安庆在明清时期出过百余名进士，其中包括8个状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安庆可谓非凡之地。怀宁、安庆史上行政归属原本密不可分，如今怀宁为安庆市下属县，史上文人不可胜数，近世名人则有陈独秀、刘文典、邓稼先，还有诗人海子。安庆属下桐城市，以“桐城派”众所周知。桐城派自视为中国传统文脉的继承人，在近世转变中也曾是中流砥柱。皖文化中宋明理学的积淀也很深，朱子之学在这里也多有传承，亦塑造了安徽人顽强执着的文化性格。可以说，安庆这个地方，坐拥两千年文脉，静观长三角风云，若是有怀旧之情的话，那也是理所当然的。宗俊不单是写潘军，更透过潘军，写出了皖文化和徽文化的底蕴，这也是这部作家论的意义所在。

再者，我想谈一下这部作家论的文本分析。宗俊对潘军所有作品的分析，既有一种纲领性的、观点式的总体眼光，进而展开要点式的论述，又能进行深入作品内部的分析，在理论与细读之间实现平衡。宗俊的文本细读建立在这样一个思路的基础上，他从作品的内容与美学表达中，读出作家的心理投射，进而透示出皖人的文化性格，并结合这一文化背景，开掘出作品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宗俊的作品分析尤其显示出他的学术力道，尤其是他颇有深度的文化积淀。

这部作家论可圈可点的地方非常之多，比如作为一本专论的体例结构安排、论述的层层深入等。我想我也不必面面俱到，我还是想回到宗俊的文本细读中，做出进一步的评价。宗俊对潘军重要作品的分析阐释，很是中肯精辟，见解独到。宗俊在分析潘军创作中的第一人称叙事时，针对以《南方的情绪》为代表的先锋文学创作展开了多方面的分析，围绕多重身份、越界视野与美学空间的扩展，揭示出第一人称叙事的突出特质。此外，宗俊通过文本分析，颇费心力地阐述了潘军作为先锋小说家的历史观的特质，即对历史的怀疑精神。他将分析的目光聚焦于潘军的两类实验性文本：一是以现实为起点找寻历史真相的文本，如长篇小说《风》与中篇小说《蓝堡》；另一种则是重写古代历史的文本，如中篇小说《重瞳——霸王自叙》（后改编为九幕话剧）。通过分析这些实验性文本所包含的形式感、对矛盾冲突的设置、对空白的填补乃至对史实的发挥，展现这些文本所呈现的不同历史况味，并揭示潘军对历史的总体态度。

我尤其重视宗俊为潘军作品打开的历史文化面向，这揭示出潘军的另一面，即写实的态度。比如宗俊读潘军的《独白与手势》三部曲，他能读出其中时空体的关联性：人物成长中的一些事件与时代发展中的某些事件，在某一特定空间上相遇，于是成长史的时间和历史时间能够对应起来。宗俊是下了很深的功夫，读得非常仔细。这种深度与力道，是大多数对潘军作品的评论难以企及的。他分析到，三部曲都以空间加时间的模式，作为章节的小标题，如《白》卷中的“石镇：1967年10月”“水市：1975年10月”“梅岭：1976年10月”，《蓝》卷中的“海口：1992年4月”“广州：1992年4月”，等等。宗俊从中看出潘军小说所包含的很强的纪实性，也就是说，潘军把他实际经验中的历史内容与自我感受写出来，这是无法虚构的。这也是因为潘军的小说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是现实题材，他为历史作证，他亲历了历史。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中，其实最关键的一个段落就是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之后海南的开发以及珠江三角洲的大发展，潘军亲历了这段时代高潮，他是真正下过海的中国作家，成功过也失败过。所以他所记录下来的经历，具有历史的清晰性，这是别的作家所不具备的，别的作家都隔了一层。饶有意味的是，潘军以他的历史经验，为文学的时代想象赋予了真实的形体，而他自己作为一个在市场经济中浮沉过的人物，本身就是文学想象时代的一个对象，或者说是其中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他更要浓墨重彩地书写某种传奇般的生活。这一段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独特的，从未有过或许也难以再有。我想，宗俊对潘军的作品进行了如此具有历史感的阅读，他的隐衷或许在此？

宗俊通过文本细读，证明了潘军小说的某种纪实性。但小说总体上还是一种虚构的文类，内容的真真假假最终都要聚合在小说的艺术层面。诚然，那些溢出虚构的部分，熟悉潘军的人仍是能够读出。但宗俊守住了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的本分，他从文学本身的问题出发，来处理包含在文学之中的虚实真伪。就像我在上文所强调的，宗俊深知他写的是作家论，而非人物传。

总而言之，对于这部作家论，我深表赞赏。但或许是由于篇幅所限，宗俊对一些学术要点未进行更深入的阐述，以宗俊的学术功力，这些要点是可以深入展开的。比如宗俊谈到潘军的第一人称叙述问题，谈到潘军与鲁迅之间的可比较性，均展现出宗俊颇为独特的视角与立意，但我认为就某些要点，还是应该做出更为广泛的展开，让我们看到作家本人的创造性。潘军的双重叙事、心理刻画，将时间作为小说构件的处理方式，纪实与虚构的混淆，体现了他对现代主义文学传统的致敬，因此可以将潘军的创作放置在一个更大的文学谱系中来讨论。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卡夫卡，这都是深刻地影响过潘军的作家。潘军也曾跟我谈及，法国新浪潮的作家尤其是罗伯-格里耶，对他影响至为深远。这些作家往往隐身在潘军创造性的文学表达之后，未必诉诸直接的显现。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影响关系更有必要得到深入的开掘。这种深入的比较将使这部作家论的学术含量更加深厚。这是我的一点建议，或许有些吹毛求疵了，但也表达了我对宗俊这样一位有才学有定力的学者的更高期待。总之，更应该恭贺宗俊，写出一部高水平的作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