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受限的位置看万物的挪移

读薛超伟的小说有几年了，起初是在期刊上追着读，后来就互相发小说给对方看，追问彼此的不足，也暗暗祈祷苦心写出的东西，不要引来对方太多的失望。据我了解，薛超伟写小说的时候，是比较痴苦的，但每一篇写出来，总能显出他对人世的承托之力。这力量追究起来，当然来自洞见和笔力，但在我看来更主要地，是依凭了他内里的宅厚。

小说《雨迟》缓缓淡淡地去写一个出家青年的寺内生活，又拿出同样比重去写他记忆里邻家姐姐雨迟的跌宕故事。小说中的“我”似乎没有属于自己的波折，母亲在儿子选择出家时宽慰自己说：“从小到大就见你安安静静的，不太笑也不太哭……你心地好，大概真的跟菩萨有缘。”看来这年轻人注定是要到山上去的，而他也确实在寺里过着稳扎充实的修行日子，除有一点：他常常想到雨迟。与一般小说作者的处理不同，“我”和雨迟并没有太复杂的情感牵连，最多是少年时期有过一段时间的善意陪伴，以至于有读者恐怕难以理解“我”对雨迟为何有如此挂碍，寺内生活的疏朗平静也和雨迟人生轨迹的粗砺动荡看似不能协调，甚至在结构上产生割裂的感觉。

薛超伟小说新的变数恰是在这里产生了。在他过去的所有作品中，没有哪个主人公离他所关心的那个人如此之远，远到丝毫不能参与对方的人生，却又在黄葛树下、法堂内外和罗汉堂内切切牵动他精神内部的运转。小说中的“我”对雨迟情意深重，却不通过感情来抵达，而是通过修“善心”来持续地“看”，一直看到万物随雨迟的自我指认而腾挪，才终于感到天地寥落，宣告拜别。

记得薛超伟曾在小说《渥丹的颜色》创作谈中谈道，他因儿时有落水被救的经历，总觉得“受惠的人不应独享，需向外界释放善意”，他总想做点什么，于是就把这心理投射在小说中，“想把小说里的人带出困局”。到了《雨迟》和短篇小说《观看》，这种“带出困局”的想法明显起了变化，他开始主动把故事的主要人物带入受限的空间状态，比如《雨迟》中的隧道、寺庙、罗汉堂的砖孔，又如《观看》中的囚室、监控室、一格格小小的监控屏幕。在《观看》中，狱警任鸿甫一出场就意识到她同时处在“看”与“被看”的位置上，她值班时的工作是隔着监控屏幕监视犯人，既要提防她们，又要保护她们。与《雨迟》中“我”对雨迟的关心不同，任鸿的关心是产生之初就要被法理限制的，她很明白：“有时候对她们温和一点，她们就会不断地越线。”

就《雨迟》和《观看》两篇小说而言，薛超伟始终让他的主视角立在受限的位置上，不与被观照者有太多具体接触。也许薛超伟认识到写作者总是在这样或那样的限制中写作，一边疲惫地受困于限制，一边受限制的启发，从一处局限里耗尽心力去摸现实的全部。如弗兰纳里·奥康纳在《小说的本质和目的》一文中所说：“你花越长的时间凝视一样东西，你就可以从中看到更广大的世界。你最好记得所有严肃的小说作家总是在描绘世界的全部，无论他作品中的场景有多狭小。”

我想，当一个写小说的人能够在受限的位置锚定，他就更有可能浩瀚地经历现世诸善恶的洗刷，让日常人生趋近澄明。具体到小说《雨迟》和《观看》，即敏感地看到向善之心时常遭遇危机，它漫天可爱，但流失起来也可以完全不着痕迹。对想要释放善意的作者来说，善心是在人间日常里常遭损毁的东西，有些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失去了它，找也找不回；有些人不在乎自己身上还有没有这朴素又值得宝贝的东西。

《雨迟》中的“我”恐怕早已认识到这些，他是高度敏感的。一个人为什么选择出家，一般人的解释是“看破红尘”，或有什么事情要逃避，但小说中的“我”似不属两者，他觉得“世上还有那么一处境地，想要亲往”，他安慰父母：“我只是选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其他没有什么分别。”这话对于父母恐怕确是“诓骗”，但对自己，我以为讲得坦诚。也许这个“我”也曾自问，如果继续在山门外磨损自我，对雨迟“我”还能始终抱有善心吗？这恐怕没有人可以保证，而“我”也不愿去冒险。人和人的关系总在日常损耗中经受考验，“我”对雨迟的人生选择会生出各样无可避免的看法，会做出判断，会渐渐远离。这当然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每一天都在发生，可对小说里那个“我”来说，这是不能接受的，这是内心的危机。所以这篇小说表面上来看是“我”和雨迟没什么瓜葛的两种人生，但往深里走，雨迟不是单单一个人，而是万物的叠影，小说十分温柔地讲述的是一个年轻人通过另一种生活方式，限制善心，保护善心，以观照万物的故事。薛超伟在这篇小说中并没有以救雨迟出困局为责任，而是把保养人之善作为自己的义务。

小说从隧道里的画开始，讲雨迟童年的不幸，其中并没有太多旁观的愤怒和哀叹掺杂，“我”回忆起雨迟的第一印象，“是个洗菜时都会面露凶光的人”，可想到她在雨天会被打哭，“我”又常常撑伞去接她。后来雨迟的人生还是多有苦处，作者没有耽溺于悲悯，他写雨迟的执拗、狡黠、野心，也写碾转而来的扭曲、挫败和无力招架。薛超伟此前的小说，已经显示了他理解复杂和书写幽微的能力，这样的书写既是他一向“关心人”的延续，也是他对人之生存所需究竟是什么，有了新的认识。

小说中有一处情节我很喜欢：十二三岁的雨迟作为家里常挨打的孩子，受母命将咸带鱼送到亲戚家，中途却起意把咸带鱼卖了，用那钱买了柑橘回家，尽管后来果真挨了耳光，雨迟却在其中体会到一种控制感。我之所以特别留意这个情节，不仅是因为这是雨迟第一次对母亲发起挑战，更因为这是一次错动，是在文本内部强大作用力之下人物位置发生的变动，以至“母亲诉诸惩罚”和“雨迟体会控制”之间出现错位而无法抵达。后来错动在雨迟和男友、家人、儿子的种种关系中愈显剧烈，事情翻滚发生，都有悲剧的面影。但雨迟尽管不断断裂，却并不抗拒和解。这不是作者赋予的，也跟他人的关心没有太大关系，仅仅是人为了换个角度活下去自然就会生出的能力。小说写到最后，雨迟因为儿子的自残问题，悟到问题出在她自己身上，这是她同自己的和解。她问回家探亲的“我”，念佛经能不能修心、让性格变好？“我”的建议是主要还是听医生的。如同寺庙里那个畏惧僧众、十足惶惑的种菜老人，“我”关心他，但也“不再说理，只是聊几句日常”。

佛理深究终究要破除很多恐惧，常人钻进去恐怕还是受苦，生活之理则糊里糊涂，往往到最后又无理可论，只好靠日常去化，渐渐才能重拾信心。而信心，是要那些依然保留了善意的人不断去说、去谈论，才能在人间恒有。

小说写到结尾，善心是雨，雨迟也是雨，混落下来才有那一番万物奔走的景象。薛超伟在创作谈里说，那是“壁画出走，漫山遍野逃遁”，我却有不同看法，总觉得那不是壁画出逃，而是山林挪晃了万物，万物腾起了身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