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者形象——新城乡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引 言
中国是一个长期受农耕文明影响的国家，农民构成了社会主要群体。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提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2]施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里曾经提到过：“人自己也因此变成了植物——就是说，变成了农民。……敌对的自然变成了朋友；土地变成了大地母亲。”[3]从时间和空间上看，农村和农民是静态的。然而，随着世界工业文明和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乡村封闭自足的状态被打破，城市和乡村的意义某种程度上发生了逆转。如麦克卢汉所说：“出现了另一个典型的逆转：乡村不再是工作的中心，城市不再是闲暇的中心……随着金钱和道路的增加而变得繁忙的交通，结束了静态的部落状态（汤因比称之为漂移的、采集食物的文化）。”[4]地缘意义上与乡村（乡土）对立的城市，是一个“人造天堂”：钢筋混凝土建构的几何空间，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文化空间。关于“空间”，爱德华•苏贾在《后现代地理学》中提到：“空间是一种语境假定物，而以社会为基础的空间性，是社会组织和生产人造的空间。从一种唯物主义的视野来看……在一般意义或抽象意义上的时间和空间都表示了物质的客观形式。”[5]因此，城市空间既是物质，又是非物质的，是一种动态变化的环境状态。而城市作为空间，借用恩格斯对巴黎的评价：“在这个城市里，欧洲的文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里汇集了整个欧洲历史的神经纤维……”[6]城市是聚集着人口、财富，从事着经济、社会、文化和知识创造性的活动，现代设施完备的生存空间与高度精英化的文化空间。传统社会是“原始的诗的世界”[7]。与之相比，城市在某种意义上极具吸引力和诱惑力，城市和乡村构成两个对立的空间。因此，乡下人从农村向城市迁移，不仅成为一种必然的全球化的趋势，同时这种现象也进入了文学的视野，并逐渐成为文学的重要主题。
文学史中的“进城者”形象，经历漫长的发展过程。从世界文学史范围内考察，尤其是文艺复兴之后，文学视野从神转向了人，西方文学史上涌现出一批经典的“进城者”：司汤达在《红与黑》中塑造了从底层跻身上流社会的于连，巴尔扎克在《高老头》中塑造了外省青年拉斯蒂涅，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塑造了为了实现目标而付出惨痛代价的盖茨比等。在中国，“乡下人进城”的文学主题在五四新文学中可见端倪，一直延续至当下，当代作家们不断塑造一系列新的“进城者”形象。
一
E．M．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强调人物的重要性，为人们了解人物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人物是小说叙事的重要一面，也是重要的小说形式之一，分析人物形象可以窥见小说形态史的演变。弗莱提出“高模仿”“低模仿”“讽刺”[8]等五种不同类型人物，而在形式上与之相应的“神话”“史诗”和“传说”等。分析人物形象旨在透过人物形象分析小说文本之后潜藏着精神史的变迁，“进城者”人物形象的演化有其内在复杂性。它以一种转型时期的社会现象出现，在精英阶层和社会舆论的双重作用下，进而演变为一个社会学范畴的话题。作家出于天然的悲悯情怀和强烈社会责任感，以文学的形式使之进入审美视野。
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受西方现代性思潮影响，社会性质与社会经济发生巨大转型，在文学层面的变化，李欧梵将其描述为“知识性的理论附加于在其影响之下产生的对于民族国家的想像,然后变成都市文化和对于现代生活的想像”[9]。而以鲁迅为代表，首开“问题小说”与“乡土小说”之先河，“标志着我国小说终于与封建小说告别，开始跨入世界现代进步文学的行列”[10]，同时，“中国文学结构中小说由边缘向中心移动”[11]。因此在形式与内容的双重变革下，作为启蒙文学思潮中的“进城者”的形象，它是反封建这一宏大主题的一个重要支脉。而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末，“进城者”形象塑造进入低迷期，文学在形式上“大叙事”[12]成为主流，这一形象发生微妙转变。
新时期以来，商品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迅速崛起，农村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城市与农村形成两大对立的生存空间。伴随着1978—1991年“大潮涌起”[13]现象，城市在现代化的引导下，以全新的形象出现，并吸引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这一显著的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现象，直接的结果是产生了“城里人与乡下人之别”[14]。与现代时空体验相比，乡村的时间和空间，大多是含混的、暧昧不明的。乡村社会的劳动分工极不发达，农民是自给自足的人。因而，乡村经验是无休止的重复、单调、匮乏、神秘和疲惫的总和。背离乡土来到城市的人们，以劳动力的方式将自己出售给城市，并从农村脱离出来。然而，陌生的事物蜂拥而至，现代都市景观和陌生的人际关系让人晕眩，现代科技延伸了人自身的完整性，这一切都对进城者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也带来了不适感。城与乡、工与农、完整与破碎，无论形式还是意义上，都撕扯着“进城者”的心灵。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经验进入了新时期“进城者”小说书写。
“乡下人进城”这一文学母题，在五四时期就受到鲁迅为代表的现代作家的关注，出现了大量的这类形象，比如《阿Q正传》《祝福》《骆驼祥子》等作品中的主人公。作者以知识分子启蒙立场，抨击国民劣根性和病态人格，进而启发大众实现思想上向现代理性转变的目标。农民形象最终共同呈现出审美和思想的现代性批判色彩。20世纪40年代以来，活跃在文坛的一批生机勃勃的青年农民群像，例如《小二黑结婚》《创业史》《红旗谱》等作品中农民形象成为主流。城市被简单地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经验总和，城市经验是被拒绝的经验。因此，“进城经验”写作也随之产生微妙的变化。
新时期“进城者”形象既不是启蒙知识分子笔下反封建的符号，也不是政治化文学思潮影响下的集体神话，而是作为个体意义而言的进城，但个体经验却折射时代心理和时代情绪。自20世纪80年代以降，描写“进城者”形象的文本大量涌现，比如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贾平凹的《浮躁》，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和《民工》，王安忆的《保姆们》和《富萍》，李佩甫的《城的灯》和《生命册》，荆永鸣《北京候鸟》和《外地人》，东西的《篡改的命》，毕飞宇的《玉米》，徐则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郝景芳的《北京折叠》，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小李还乡》，等等。从形式到内容，新时期以来的“进城者”形象书写都显得更为幽微复杂。
在学术研究领域，这个话题也日渐受到学界的关注，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城市异乡者”[15]相关研究、“底层文学”[16]相关研究。目前，国内学术界相近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底层文学”“乡土文学”“农民工题材小说”等领域。围绕作品个案，集中探讨现代化进程中底层群体的生存，主要对乡下人进城进行身份界定，或是从乡土小说转型为城市文学的范畴，对这一类型人物的塑造进行研究。本文所提出的“进城者”——主要以时间为尺度，既包含着空间上的位移地缘意义上的流动性，同时也涵盖着农村向城市迈进中人的精神状态和心路历程的转变。“进城者”故事叙述的背后，是城市经验逐渐代替乡村经验的过程和结果。
二
新时期以来文本中“进城者”形象塑造，主要以解决“匮乏”为叙事动力。“进城者”故事的主题原型借鉴了古希腊神话中有关“金羊毛”的传说。每一个进城的人历尽艰难都渴望成为英雄，寻找“金羊毛”—财富、地位、爱情等等，“‘寻找’的是尚未充分呈现、完整呈现的东西，这东西又绝非海市蜃楼”[17]。这种象征物，赋予了“寻找”以意义和精神支撑。借用汉娜•阿伦特的理论，工作就一个物化的过程，“技艺人的制作和对材料本质上的‘加工’……以及亚当•斯密为建立交换市场所需的‘价值’，而且它们也是马克思用来检验人性的生产力标准的证明”[18]。因此，进城谋取资本，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们试图为自己创造一个“天堂”的冲动，或者可以称之为人的“僭越”的冲动，也是“黄金时代”梦想的发源地。由于进城的目的不同，导致在城市停留的时间的不同，小说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进城者”形象。通过考察在城市里停留时间的长短，可以区分出进城者的目的和身份，以时间为尺度可以将他们分为如下几类：
（一）短暂进城的农民
“农民”形象在五四新文学浪潮中塑造极为典型，“城市展示出一种不同于乡村的精神，城市是引进新观念和新行事方法的主要力量和主要场所”[19]。为此，旨在拯救国民性，鲁迅最先推出了不朽的典型——阿Q，求爱风波之后实现的短暂进城宣告失败。茅盾的《子夜》中的吴老太爷短暂进城也走向灭亡。
时至80年代，一个鲜活生动的“陈奂生”闪耀出现在文学人物画廊里。此前的农民大多是光辉的英雄人物，身上极少出现农民自身的狭隘性，而他是一个地道的具有复杂性的人物。最能够表现出农民“进城体验”的情节是陈奂生被领导安排住宾馆，对他在付房费前后的心理变化做了细致描写。这一人物，既延续了阿Q精神面貌的某些侧面，又生动反映了一个农民面对时间和空间资本化，如何消费时间变得茫然无措的心理。而他对招待所的“报复”行为，可以看作是农民自身在现代话语环境中个体自由表达的无力，也可以看作是他无言的反抗。
（二）季节性进城的底层农民工
底层农民工是进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底层人物”为书写对象的文学传统可以追溯至“五四”；而在“进城者”形象中，农民工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农民工’是一个被多学科广泛使用的概念，它囊括了所有进城的农民”[20]，农民工是转型期的中国出现的一个阶层。“底层文学，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历史的契机，而且在全球化时代为书写中国经验提供一个新视角——来自民间与底层的视角。”[21]曹征路的中篇《那儿》和《霓虹》，塑造了以“舅舅”和暗娼“倪红梅”为代表的底层工人形象。荆永明在《北京候鸟》中塑造了农民工来泰——一个渴望留在城市的农民，只能像候鸟一样往返。与之相似，贾平凹的小说《高兴》塑造了收废旧的底层人物——刘高兴和五富。受尽城市的磨难高兴依然没有死心，依然要留在西安；而五富却成了城市的孤魂野鬼。此外，王安忆的小说《骄傲的皮匠》中，孤独让小皮匠（席根海）沦陷在城市诱惑中。郝景芳的小说《北京折叠》，塑造了“艰难浸在人海和垃圾混合的酸朽气味中，一干就是二十年” [22]。在两个不同空间的“底层垃圾分类者”形象，生动再现底层人物在城市的生存之艰，以科幻小说的创作思维和笔法，构建一个底层空间，表现了“进城者”蜕变为现代性城市居民身份的曲折过程。
（三）想长期扎根城市的人
1.通过高考进城的知识分子。新时期之后，知识分子成为“进城者”书写中重要部分。其中无法避开的是路遥的《人生》中塑造了高加林这一人物形象。高加林身上凝聚了时代青年所有的斗志昂扬、积极奋进的特点，同时也聚集了青年农民所有的弱点。他是一个“利己主义的奋斗者”，也是一个“成长中的农村知识青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人物”，代表了“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意识”，“现代生活方式和古朴生活方式的冲突”。[23]高加林作为节点式的人物，在他之后，具有同样戏剧性命运的人物不断出现。东西的小说《篡改的命》中塑造了农裔知识分子汪长尺形象，表现了一家三代艰难悲惨的进城之路。
2.通过婚嫁进城的女性。女性是“进城者”大潮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桑巴特在讨论资本主义起源时看到了奢侈和享乐，指出“随着非法爱情、单纯的爱情的增多，一个新的女人阶层出现于受尊敬的女人与放荡女人之间。在罗曼语中这种女人有很多名称：宫娥、宫廷情妇、姘妇、女主人、情人……”[24]。现代城市与乡土社会分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婚姻爱情是个人的而不是“公共领域”的。通过身体交易实现进城，既是女性独有的手段也是目的。新时期以来女性进城的方式更加多样，描述女性通过婚姻交易进城的有毕飞宇的《玉米》，生动再现特殊年代，农村婚恋和女性性心理从传统到现代的艰难转变。
不论是进城体验城市变化的农民，还是进城打工的底层人民，抑或是企图扎根城市实现现代身份转换的乡下人，他们的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乡土文明的文化印记。他们的自身特点是聚集着乡村匮乏、疲惫、无聊、神秘、暧昧不清的经验。他们进城的目的首先是解决“匮乏”。
三
城市生活与城市经验摧毁了古典田园生活及其相关词语、意象以及古典诗意。“进城者”形象的书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产物。伴随着向现代都市文明转型，小说叙事中都市经验也渐渐代替乡土经验的中心地位。“进城者”形象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撕裂感与不适感的精神症状，主要表现在他们在城里的遭遇。这种对城市的不适感主要原因是：意象体系的新变、时空体验的新变、人际关系的新变。
意象体系的新变导致的不适感。进城者的城市体验，实际上是对新的城市意象的体验。人工物体系取代自然物体系，在身体感知层面最先产生不适感。例如，《陈奂生上城》的主人公面对舒适而温暖，却需要收费的招待所，他茫然不知所措，不敢消费，惶恐不安，徘徊不决。在小说《高兴》里，两个农民来到西安，满眼所见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视觉、听觉、嗅觉等多重感官受到冲击，充满新鲜好奇。五富就连捡垃圾也觉得稀罕。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城市产生的疏离感，昂贵的城市物价和消费让高兴和五富逐渐畏惧、怀疑生活。在城乡相互镜像般的映照中，小说呈现了那些游荡在城市边缘生命个体的苦痛与无奈。《富萍》中的富萍从乡下进城，上海屋宇楼阁、女子中学、马路车辆等一系列新鲜事物对她思想的冲击：一方面她不愿意离开城市到乡下去结婚，另一方面她没有能力在上海生存，导致了她的内心纠结。
时空体验的新变引起的不适感。城市文明与农业文明最大的区别在于，现代城市的时间和空间被打上资本的烙印。而乡村时间有生态时间、结构时间、节日时间、机械时间、心理时间等，乡村空间有地理空间和血缘空间、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神圣空间和世俗空间、空间的死祭和再生，[25]乡村世界是诗的世界。然而，现代城市在高科技和资本的融合下，导致时间和空间的变异，时空体验、想象方式以及语言世界产生混乱。时空被压缩、变异和颠倒，乡村的古老经验被取代。最典型的代表是郝景芳的《北京折叠》，虚构了一个被高科技造就的时代阶层金字塔，每一个空间都是社会阶层无形界限的有形化。人在三个不同空间里对于时间的自由程度，是每个阶层身份的象征。在城市，乡土社会的时空体验一去不复返。在小说《霓虹》里，下岗工人倪红梅对城市最直观的感受变成她的口头禅：“我不怕鬼，我怕别人不给钱。”生存空间的资本化，对于人思维方式的异化尤其明显。城市时间、空间的资本化是导致“进城者”们思维方式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时间上看，城市是“消费”的现代社会，乡村是“生产”的传统社会，因此，从生产到消费的转化，直接导致了农村里进城的人，在身份上产生不适感和撕裂感。
人际关系的新变带来的不适感。城市人际关系的转变，是带来不适感的一个重要原因。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农耕文明以血缘关系作为维持人际关系的纽带，社会学上称之为共同体（机械团结）[26]。而现代城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依赖社会分工的细化与交换等现代规则重新组合等级秩序，都市陌生人经验取代了乡村的血缘宗法制下的熟人经验。因此，人际关系的重组，催生了新的城市群体即孤独而陌生的个体。由于熟悉的人际关系和等级秩序的消失，生活方式的个人化、生存空间的私人化、日常经验的零散化，让孤独而弱小的“进城者”产生焦虑。在小说的叙事层面，是关于个人的叙事，不是集体化而是个人化的风格。人际关系与社会秩序的新变，是“进城者”面临的一个巨大现实，也是构成其现实遭遇和进城失败的主要原因。在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里，乡下姑娘来到北京，作为城市“异类”遭受大院小孩的歧视和排斥，进入社会又不断被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歧视、欺骗，最终走上犯罪的道路。而与此相似，在《涂自强的个人悲伤》里，涂自强渴望留在城市，却因为缺乏稳固的城市人际资源和后台背景，孤独却勤奋朴实的知识分子最终也无法改变底层命运。
综上所述，在“进城者”形象身上，可以窥见不同文化语境之下文学叙事的变化。从“五四”以来，“进城者”形象经历了从现代寓言到宏大叙事的变化，再转向个人叙事的边缘写作。从小说人物自身的遭遇及结局来看，其原因可以总结为三点：物象体系的新变、时空体验的新变、人际关系的新变。“进城者”文本狂欢趋势隐喻着对城市中心文化的回归，然而也暴露了回归过程中的诸多问题。靠血缘宗法制为基础维系起来的人际关系，在信仰层面信奉的是神与祖先。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努力解构千百年来中国人坚固的文化信仰，力图将人们带入信仰民主、科学的理性王国。而十七年时期，作家则建立了一个明朗肃穆的集体化社会，信仰神圣化的革命英雄。而进入新时期之后，英雄形象淡出视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欲望膨胀和消费狂欢让人的感官得到空前解放，然而，精神却呈现萎靡状态。在诸神退位的时代，面对城市的新鲜事物，乡下人既缺乏正确理性的价值判断，丧失了某种意义上的对祖先崇拜的原始信仰，也由此产生了各种不信任、孤单焦虑和不适感，因此，“进城者”形象大多以失败告终。
结 语
从“进城者”形象可以窥见不同文化语境下，叙事形态和文学思潮的变迁。自新时期迄今，城市与农村俨然形成对立的生存和文化空间，“进城者”形象呈现出心灵的不适感和撕扯感，是时代群体性的精神现象，映射出乡土文明与城市文明的融合与冲突。新时期以来，“进城者”叙述文本呈现狂欢化趋势，然而在作家笔下呈现的是叙事差异性，多元化的文本叙述也反映出“进城者”形象叙述的旺盛的生命力。有关“进城者”形象叙述的文本，在情感价值上既有批判也有认同，但总体上呈现出对以城市文明为导向的中心文化的回归、对现代性话语的认同、对文学与现实关系的重构。“进城者”形象是城市经验逐渐取代乡土经验的过程和结果。
注释：
［1］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1页
［2］费孝通：《乡土中国》，第3页。
［3］[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世界历史的透视》第二卷，吴琼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78页。
［4］[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71页。
［5］[美]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20页。
［6］[德]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50页。
［7］[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67页。
［8］[加]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陈慧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46、47页。
［9］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8页。
［10］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29—30页。
［11］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12］[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导言，车槿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页。
［13］盛明富、于文国：《1978—1991——大潮涌起》，《中国工人》2018年第8期。
［14］冯友兰：《新事论》，《贞元六书》（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47页。
［15］丁帆：《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24页。
［16］李云雷：《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作家出版社，2011年，第89页。
［17］赵园：《北京：城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00页。
［18］[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5页。
［19］[美]阿列克斯•英克尔斯、戴维•H.史密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变化》，顾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21页。
［20］丁帆：《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研究》，2012年，第24页。
［21］李云雷：《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2011年，第18页。
［22］郝景芳：《北京折叠》《孤独深处》，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11页。
［23］李劼：《高加林论》，《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
［24］[德]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3页。
［25］张柠：《土地的黄昏——中国乡村经验的微观权力分析》（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0—21、36—52页。
［26］[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