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红昆、朱镛合作的长篇报告文学《大医百年:“时代楷模”李桓英》描述的对象是与中国共产党同岁的百岁名医、“时代楷模”李桓英——一位将毕生精力投入到防治麻风病事业中去的最美“逆行者”。在抗击新冠疫情的当下语境中,李桓英及其事业的意义和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云南,进而成为中国之典范。
这部以人物为主体的报告文学给予我们最为深刻的印象就是,李桓英这一人物的传奇身世和楷模精神的本质。可以说,正是人物生活的大时代和小环境共同铸就、共同塑造了这样一个楷模形象。中国20世纪以来由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富强的波澜壮阔之发展历程是李桓英所身处的大时代语境。小环境则是指李桓英十分优越的家庭环境、学校教育和社会环境等,譬如李桓英在其父母的引导下选择同济大学的医学专业学习,继而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留学深造,到世卫组织工作,投身云南麻风病防疫等。在云南这块对外交往十分频繁的特殊土地上,马海德、汤飞凡、顾方舟、屠呦呦等致力于传染病防治的前辈科学家留下了他们的坚实足迹及其崇高人格、科学精神、悲悯情怀、坚韧力量。这也正是从小走南闯北、横跨中西、见过“大世面”的李桓英所能够获得的宝贵人生财富。因此,尽管李桓英所面对的是一个个十分凶险的传染性疾病,譬如性病、印尼雅司病、云南麻风病等,但作为医生的她,却能够秉承希波克拉底誓言、牢记医者仁心,以专业科学严谨的态度对待传染病毒的防治。作品为我们描述了许多惊心动魄的场面和细节,如开篇写其从昆明到西双版纳勇走“夺命路”,住处的“低矮、潮湿、窄小”,行医途中遭遇车祸重伤,麻风病人及其家属的种种误解和偏见等。与其说这是在展示李桓英所面对的各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不如说是在呈现这一人物“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坚韧品格、不屈信念、科学态度和博爱精神。这并不是一种虚构的戏剧化冲突,而是人物真实的生活经历,它给予我们的是浓郁的真实感和强烈的震撼性。作品还通过叙写李桓英防治麻风病等传染病的故事,深刻反思麻风病产生的重要原因——贫穷与落后,以及传染性疾病所带来的个体歧视、群体歧视、直至亲人歧视和社会歧视的连锁反应和严峻的社会问题。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作品所再现的李桓英形象具有多维深意——她是护佑苍生的仁心医者、是坚持科学精神的智慧专家、是党和人民卫生健康事业的忠诚卫士。
为倾情再现“时代楷模”李桓英,作者特别注重作品的艺术构思。作品的叙述结构采用的是交错叙事,即将主人公李桓英的过去与现在进行“穿梭”叙述,在不断的“闪回”中呈现主人公百年生命历程里最为闪光最具华彩的那些部分,凸显其40余年奋战在云南防治麻风病第一线的感人故事。上世纪80年代初,年近花甲的李桓英从北京一路向南,历经重重艰辛与风险,置生死于度外,走进彩云之南,投身极具风险的麻风病防治事业之中。“生命之殇”、“生命前沿”和“无惧征程”等章节叙写李恒英对待病患的医者仁心、悲悯与大爱,以及针对麻风病的全程联合化疗试点——“李桓英在麻风事业上的所有动力,都来自爱,以及与病人心贴心。”因此,敢于与麻风病人零距离接触的李桓英被尊称为“李妈妈”。“李桓英走到病人家时,会把麻风病人的鞋子脱下来,提在手里看鞋底,抖掉泥巴,然后再帮他们穿上。她常常主动和他们接触,握手、拥抱,与麻风病患者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口渴了,直接喝麻风病患者家里的水。”作品中类似这样的细节和场面描述比比皆是。它们昭示着李桓英像一束光、像风一样的“福音”,带给这些自嘲为“琵琶鬼”的病患以生的希望。李桓英将药物治疗与摒弃歧视与恐惧的“温暖与爱”相结合,使麻风病人从自卑、绝望、自暴自弃的精神与肉体双重伤痛的心态中恢复过来,树立战胜疾病的决心和信心。当然,作品也写到李桓英被病患误解质疑,最终以自己的真诚化解的事实,以此再现李桓英的大爱无私和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精诚誓言”和“赤子之心”等章节追忆李桓英的成长过往,包括其具有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家庭教育,父母亲对其从事医学人生选择的影响,同济大学、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等著名高校的学习深造,世卫组织最年轻的专家,深入缅甸性病和印尼雅司病防治现场等。“瘟疫古今”和“抗疫百年”等章节将全书再现的视野拓展开来,对包括梅毒、鼠疫、瘟疫和天花等在内的传染病流行历史以及中国麻风病等传染病的防治历程做出叙述。加之“时代群英”一章所述李桓英带领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包括胡烈、黄文标、冉顺鹏、马金福、郭丽珠和李桂科等一批云南麻风病防治专家群像,作品就在一个宏大的叙事构架当中完成了对于李桓英道德“楷模”和科学“楷模”形象的全方位再现。这正如作品里写到的——“中宣部在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时间,把‘时代楷模’授予了李桓英这样一位防治传染病的医生,让时代、生活于日常的人们记住了这一群逆行者。我们知道,这不是对她一个人的肯定和褒奖,而是一个群体:所有逆行的医护人员。” “她首次提出的麻风病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的模式,被称为‘全球最佳的治疗行动’,以世卫组织的名义,在世界范围推广。”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作品的交错叙述结构之中,李桓英形象及其防治传染病的价值被凸显出来,具有了跨越国界的人类意义。
真正优秀的报告文学绝非新闻的简单摹写和事实的粗略复制,而是精于文学性表达的“艺术的文告”。应该说,《大医百年:“时代楷模”李桓英》在践行文学性表达等方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这种践行体现在作品的多个方面,我们从作品的整体结构、章节标题的设计等都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追求叙述语言的诗意和激情则是其中一个显明的特质。譬如写李桓英“她的姿态很高,高到很多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她的姿态又很低,低到多数人无法回到的低处。她与时代和麻风病人所处的关系,注定她的精神成为了一道光。”“她的眼神却充满着光亮,与她对话,她整个人却始终保持着一个母亲般透明的闪着柔和光亮的精神,亲切而温暖。”“人间就是这样,有些伤痕,需要安抚的慰藉;有些伤痕,需要坚强来抹平;而有些伤痕,则需要爱来融化。”类似这样的叙事话语或非叙事话语遍布于作品当中,颇具徐迟报告文学的诗意风格。这种富有诗意的语言也是一种特别具有感染力的情感语言,体现了创作主体即作家本人对人物或事件的情感倾向、审美评价和个性表达。作品中还有许多对于“路”的描述,这也成为作品诗意语言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里的“路”极具象征意味,它既是指现实中云南山区崎岖艰险的道路,也是指麻风病防治的复杂奇崛之路,更是指主人公事业征程上的艰难攀登之路。“路”在此成为一种涵义多元的意象,使作品的艺术传达更具丰富性和蕴藉感。而全书也就在这样一种诗意语言的追求中超越了一般性的新闻报道,进入到极具魅惑与回味的文学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