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妙婷 翟晓甜：桂西北作家群新乡土写作的创作资源探究
桂西北地区是广西最具少数民族文学质素的文化空间。壮族、瑶族、苗族以及仫佬族等少数民族群众世代居于此地，汉族群众也在这片土地上安居乐业，与各民族兄弟姐妹唇齿相依，交流交融，互学互鉴。进入新时期以来，桂西北作家依托桂西北大地，书写出一大批优秀的新乡土作品。其中既有内在驱动力，也离不开外因的推动。从内因上来说，桂西北作家大多出身乡土，应该说，他们进行新乡土写作是真情流露、贴合现实、自觉主动的选择。从外因上来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广西文学创作中占据主流的一直是乡土写作。桂西北文学作为广西文学的一部分，受到大环境影响加之自身写作的实际需要，也自觉加入了乡土写作的阵营。
进入新时期后，桂西北作家的乡土写作，又有了新的发展。新乡土写作之“新”，主要表现在叙事对象方面，除了关注乡村，也同样关注进入城市的乡村人；在叙事空间上除了对乡村进行书写，还涉及荒野、城镇；在叙事手法和美学风格上，更加复杂多元，具有更广阔的审美空间；在叙事题材上，也表现出时代特征，呈现新乡土社会的新样貌。桂西北作家们通过乡土写作这一载体，深刻地传达出民众的内心呼唤与情感共鸣。他们的笔触细腻地勾勒出中国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城乡之间复杂的碰撞与摩擦，同时也细腻地展现了现代性浪潮涌入中国乡土社会引发的种种冲击与变化。受研究者精力能力所限，本文主要讨论活跃于20世纪90年代的桂西北作家的乡土写作。
一、对乡土文学的传承与发展
桂西北作家群的新乡土写作并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在深受鲁迅、茅盾、沈从文等的深厚乡土文学底蕴启迪与引领下，继承其精髓并在此基础上蓬勃发展的成果。同时，这也是桂西北作家根植于养育他们的乡土，以现代的方式表达桂西北乡民精神、气质与苦难的文学实践。
（一）对乡土文学传统的传承
桂西北作家群对乡土文学传统的继承，一方面来自以鲁迅、茅盾、沈从文等为代表的经典乡土文学传统；另一方面来自以壮族作家陆地、壮族诗人韦其麟、仫佬族作家包玉堂等为代表的广西作家前辈的乡土文学创统。
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一批桂西北作家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知识完备、文化修养较高，他们最初学习文学创作的知识与技巧基本来源于鲁迅、沈从文、茅盾等，这些文学史知识帮助作家们建立文学史坐标系，同时，在创作实践中自觉吸收有益营养。比如仫佬族作家鬼子的小说《谁开的门》中的胡子身上就有阿Q的影子，胡子的奴性和阿Q的欺软怕硬讳疾忌医有着共通之处，体现了作家对国民劣根性、人性卑劣面等的反思。在鬼子具有自传性意味的小说《艰难的行走》中，谈及现代文学史的精神质地：“（鲁迅）对民族的巨大的悲悯，在当下作家的笔下，不知怎么越来越弱了，即使有，也大都是拿‘过去’来说事，很少让人看到‘现实’，而一些有现实的作家，又很少让人看到文学的本质。”①由这段话可看出他非常认可鲁迅的现实精神，且致力于随鲁迅的引领找到自己的位置。又如，东西的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中的王胜利——家庭里唯一的健全人，最后也在人性异化下变得“无言”，东西在小说中发出了和鲁迅类似的“救救孩子”的呼声。
桂西北作家们更直接地受到来自本土成名作家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陆地、韦其麟、包玉堂等是广西文坛的领军人物，包玉堂、梅帅元、杨克等人又是桂西北地区的本土作家，必然地对当时还是“文学青年”的桂西北作家们产生影响。比如，壮族作家黄佩华在代际上横跨第二代及第三代桂西北作家群，是当年文学大讨论活动“广西文坛88新反思”的发起人之一。受广西前辈作家的影响，黄佩华小说最突出的特色为对民族风情、民间习俗的细腻描写，以现代意识观照桂西北乡土等。陆地是令广西文学在历史沉浮中得以保存生命力的重要支柱，他在长篇小说《瀑布》发表后，就革命历史题材相关问题发表了《作家陆地答记者问》，其中总结了许多文学经验，其中一点就是“注意选择和运用具有时代特质的语言”②。常年浸润在多民族文化氛围中的作家东西在自身创作中就是这样实践的，他的小说语言紧跟时代，既活泼、接地气，又不失庄重，且其中蕴含着诸多独特设计，如长篇小说《篡改的命》中章节的题目“死磕”“弱爆”“拼爹”等；长篇小说《后悔录》中的语言亦是具有生命力和时代特质的语言。除了东西，凡一平、李约热等作家的语言也是如此，继承了陆地小说创作的核心经验——即紧跟时代。
（二）对乡土文学传统的发展
中国的乡土文学自鲁迅起源，进入新世纪后，中国面临时代转型，全球化、现代化推动小农经济的解构，农民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观念和地位等都发生了变化。很明显，若是完全用鲁迅时期的乡土小说观念来表现当下的乡土经验是行不通的。无论是单纯的田园牧歌或者是纯粹批判的路子都已无法真正地表现出新时代的山乡巨变。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成名于90年代的第三代桂西北作家们亲身经历了转型时期的中国，时代的波澜扩散到桂西北的乡镇及村落，也深刻地改变着桂西北人的命运和生活。从文学艺术的观念及手段来说，在这一时期，国外纷繁的文学思潮也涌入中国，作家们能阅读到更丰富的外国文学作品。虽然起初未免有些囫囵吞枣，引进的作家作品也良莠不齐，可这却让作家们的文学审美得以建立，同时接触到了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的写作技巧和写作精神。
鬼子是一个擅长写底层苦难的小说家，但他写的困境并不止于人物的物质困境，而是鞭辟入里地挖掘人物的精神困境，并且用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表现出人物的苦难——这也是评论家们所说的“阳光下的苦难”③。鬼子对小说的命名也极富诗意和象征色彩，这种取名方式可以在文本接受的过程中形成陌生化的效果，如小说《瓦城上空的麦田》。要知道，鬼子常年生活的桂西北地区甚至整个广西，都是以种植水稻为主的，且根据作家给瓦城营造的小说环境上来说，这也更像是一个桂西北小城，而不是某个北方村镇。
身处时代转型期的新乡土文学在乡土文学的主干上发展出更多枝杈，一方面表现在作家的主观情感上，他们对乡村不再是一味地批判或者赞扬，而是带着无奈又怀念的姿态回望被现代文明逐步瓦解的乡村，体现在具体的写作行为中就有了作家笔下那些出走者对乡村的依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作家的情感立场。另一方面，桂西北作家的新乡土写作不再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而是带着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叙事手法的现实主义写作，像东西的现实主义写作就被学者张柱林定位为“寓幻现实主义”，东西和凡一平的创作被学者陈晓明定位为“直接现实主义”，表明了桂西北作家们在新乡土写作中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发展。
二、对时代急遽变动的书写
桂西北作家的新乡土小说写作自发端便秉持着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立足民间立场，展现底层人民的悲喜与生命底色，小说文本表现出强烈的与时代共同呼吸、与人民同频共振的品格。以东西、鬼子、凡一平为代表的新一代桂西北作家们迎面赶上了中国面临社会转型期的重要时刻。随着全球化浪潮、现代化推进以及科技文明的蓬勃发展，中国的乡土社会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全面冲击。面对剧变，生活在乡土的人们感受着拔根移土般的疼痛。自我身份认同的纠结与现代性进入乡土社会时产生的矛盾具体地浮现于每个人身上。
（一）社会转型期的印记
依照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的判断，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至少从基层上来说是乡土性的，但这是作者在20世纪作出的判断。目前身处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已经从“乡土中国”变成了“市场中国”，据贺雪峰所言“当代中国许多农民的最主要收入已经不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从土地里刨食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的农民和乡村现在其实更多是捆在市场上，而不是捆在土地上”④，而且，“当代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生活和命运都更多与市场，与现代民族国家，甚至间接地与全球化相联系了”⑤。根据马克思的理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会反作用于生产力，由“乡土中国”到“市场中国”的转变，必然带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巨大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为了应对这一转型实施了改革开放、脱贫攻坚等一系列举措。桂西北作家的新乡土写作所书写的就是这些时代大背景下的细小角落，他们试图通过自身的小说写作缝合历史的罅隙和生命的碎片，表现桂西北乡土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
壮族作家李约热的《李作家和他的乡村朋友》写的就是他下乡扶贫期间的见闻，在这部小说集中，李约热继续扩大着“野马镇”叙事版图。其中《村庄、绍永和我》讲的是村子里最穷的瑞明家的儿子绍永在大学毕业后没有找工作，误入传销组织后丧失理想斗志的故事。李作家的任务是要带着他们家脱贫，但这难度显而易见。李约热通过李作家之口说出了当下部分乡村的现状——“深沉、麻木”，就连人也因经历了太多的“背叛、利用和忘恩负义”而变得和村庄一样。叙述者李作家不仅在剖析着绍永，还在剖析着这个村庄的心灵，这样的心理状态正是人们在社会转型期无法准确地找到自身定位、创造生命价值的表现。在这部小说集中，李约热较为全面地把当下乡镇村民的状态表现了出来。同样写扶贫见闻的小说还有瑶族作家红日的《驻村笔记》，作品讲述了扶贫小队在河城县天马乡贫困村红山村的扶贫经历，通过叙事主人公毛志平的“内聚焦”视角讲述了“我”与扶贫小队的其他成员是如何通过架铁索桥、修水泥路、改造全村电网、建成全村集中供水工程等一系列扶贫工程帮助红山村脱贫的故事。最后，红山村的脱贫攻坚工作顺利结束，扶贫小队也与村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另外，壮族作家凡一平的小说《随风咏叹》表现的也是社会转型期传统价值观的衰落，他通过小说中三个不同的人物来代表三种不同的价值观。
可以说，李约热、红日和凡一平的这三部作品既响应主旋律，又极具文学性。值得一提的是，李约热与红日并没有忽视文学的客观规律，也没有横加干涉人物的命运发展，而是依据生活的现实本质将扶贫过程中的困难与收获都表现了出来。作家们深刻地感受到了贫困给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所带来的阻碍，因为作家们所在的桂西北山区本身就是脱贫攻坚战的前沿阵地。因此，他们的小说写作也更能涉过虚无的长河，抵达生活的本质，表现出身处社会转型期的新乡土人民正在经历的生命跋涉。
（二）现代性催化下的乡土社会实录
我国现代性发展进程属于后发的、外来的现代性，这就意味着现代性进入中国社会必然会产生各种摩擦与不适。所谓“现代性”，其内涵纷繁复杂，众说纷纭。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⑥；广西评论家张柱林在一部评论广西当代作家作品的专著中指出“所谓现代性，也就是成为一个世界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中，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⑦。张柱林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民族性还是地方性都被整合了。桂西北作家群新乡土小说写作的现代性便是表现在作为民族的、地方的部分被归纳整合进某个更大的组织或者模式时出现的矛盾。
黄佩华的新乡土小说多有表现现代文明与乡村文明甚或原始文明之间的冲突。他的小说《回家过年》写的是“我”与妻子和儿子牛牛一家三口回家过年的故事，小说通过艰难的赶车路程将小人物的众生相及南方壮族乡村的状况表现得淋漓尽致。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视角，“我”是一个出身乡村、通过读书走出大山、在城市工作后又返回乡村的人。在“我”眼中，现代文明与乡村文明的矛盾十分明显，特别是“我”眼中妻子的反应。妻子是一个地道的城里人，从许多细节可以看出妻子对乡村落后的状况并不满意，比如没有洗澡间和卫生间的落后环境与乡村里那些封建迷信的落后思想，都引发了妻子的不满。“我”身兼现代与乡村的双重文化身份，周旋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之间。一方面“我”是一个已经接受过现代教育的城里人，已经被现代文明所熏陶和驯化；另一方面，来自血脉骨子里的乡村文明又使“我”不断依恋着乡村文明中的美好回忆，并通过“过年”这件大事重温这些回忆，通过行动暂时把自己恢复到村里人的状态。另外，从那个用不惯电热毯、固执地要杀年猪进行招魂仪式的老人身上，可以看到古老乡村文明与壮族原生文化在乡村的遗存。老人固守在民族与地方的一小片天地里，不肯进入现代文明这个大场域，她有着属于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作家虽然怀念乡村中的美好，却也知道现代文明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也不否认现代文明带给人们生活的新变化。与黄佩华不同，凡一平所思考的是现代性在中国乡村扩散的时候，那些淳朴乡村文明该何去何从。而他的小说《天等山》中的女主角龙茗是一个被现代文明裹挟而来的消费主义、权力滥用和泛滥性欲所伤害的乡村女子，那些变故改变了龙茗的一生，也让她无法拥有一段健康的爱情。历经沧桑后，她想回归乡村的怀抱，但现代文明中的“恶”却不肯放过她，执意要把她拉回黑暗的深渊，最终造成了众人生命的悲剧。
桂西北作家们的写作始终坚持着现实主义精神，对现实人生与社会有着深刻思考，这让他们能在纷繁复杂的琐碎生活中剥离出能真正反映人民生活与情感的小说素材，站在人民立场上，反映小人物的悲欢，展现现代性进入中国乡土社会后的新乡土人的众生相。
三、作家自身成长经历的映射
古今中外许多作家都提到过童年经验对自己写作的影响，可以说正是童年经验晕染了作家的底色。马尔克斯、高尔基、鲁迅等作家都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或多或少地书写过自己的童年经历，有直接书写的，也有变形后映射在作品文本中的。童庆炳曾言：“童年经验作为一种体验更倾向于主观的心理变异。童年经验的这种性质对作家至关重要，它意味着一个作家可以在他的一生的全部创作中不断地吸收他的童年经验的永不枯竭的资源。”⑧桂西北作家的新乡土写作能够成功，也是源于作家们童年时在乡村的生活经验以及能激发出作家们想象力的贫困记忆。
（一）乡村生活经验对作家思想的激荡
桂西北作家们的童年几乎都是在桂西北乡村度过的。桂西北地区是广西出名的大石山区，这里耕地匮乏、地势险峻、交通不便。在当时，大米是少有的珍贵粮食，主粮几乎都是粗粮，因为在那样的环境里只有玉米、高粱和少量的水稻能够生长。可以说，这段闭塞、贫困、饥饿的童年生活经验对桂西北作家们的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2023年9月21日，作家东西在《新疆日报》报友分享会直播间就曾说过，他无论是写乡村小说，还是写城市小说，都会想到自己的故乡。他在刻画小说人物的时候，也会想起故乡的某个人，然后再对其进行小说虚构；在搭建某个小说场景的时候，脑中首先浮现的也是故乡的景物。来自记忆深处的乡村生活也对和东西拥有相似童年经历的其他桂西北作家产生了影响。来自都安瑶族自治县箐盛乡上岭村的壮族作家凡一平，在进行了多年的都市小说写作后，开始回望自己的故乡，以《撒谎的村庄》为试探之作，随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地开始了他的上岭村系列，发表了《上岭村的谋杀》《顶牛爷》《上岭村编年史》《蝉声唱》等。评论家张燕玲曾表示凡一平的长篇小说《四季书》可以看作是新乡土叙事之人物图谱的实践。散文集《掘地三尺》的开篇就是写自己的故乡上岭，说上岭是一个“被竹林和青山拥抱的村庄”。16岁之前，凡一平一直生活在上岭这个小村庄里，在这篇散文中，他细细地回忆了上岭的“得康码头”“乡亲父老”“祖屋”“小学”。可见，在上岭村的生活经历对凡一平的新乡土小说写作有着重要影响。
对壮族作家黄佩华来说，乡村生活经验对他影响最深的除了故乡里的人和事，就是那两条支撑着他文学生命的河流——驮娘江与红水河。在黄佩华的故乡平用寨流淌着一条温婉旖旎的母亲河驮娘江和一条雄壮曲折的父亲河红水河。依水生活的平用人擅长捕鱼，当时还是少年的黄佩华亲眼目睹了父亲和叔伯们那惊心动魄的捕鱼行动。为了捕鱼，在平用每家每户都有一叶属于自家的独木舟，黄家也不例外。黄佩华当年的梦想就是能拥有一条属于自己的独木舟，可以用那条独木舟载着自己渡过驮娘江，走到外面的世界。正是对远方的渴望激发了黄佩华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他在“红水河三部曲”中，一再书写了发生在红水河畔的故事，小说里的景物也是带有桂西北地区特色的景物，小说中也常出现“我的故乡桂西北”之类的表述，这些都能说明黄佩华对桂西北乡村生活的情感体认，以及童年乡村生活的经验对黄佩华新乡土小说写作的影响。
除了东西、凡一平、黄佩华这三位作家外，同为壮族的李约热、黄土路、陶丽群等桂西北作家皆是如此，在他们小说中或多或少都有着过往的乡村经历作为底色滋润着他们的新乡土写作，也正是因为有这些深入骨髓的乡土经验，他们才能真正地扎根乡土、回望乡土、思考乡土，并真诚地写出新时代下的乡土变化。
（二）乡村贫困记忆对作家创作的激励
桂西北地区是广西物质生产发展中较为落后的区域，但就是在桂西北这块贫瘠的土地上，迸发出了巨大的文学力量，显示出桂西北作家群强劲的势头。马克思曾经讨论过这种现象，他提出的关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的理论，并以希腊神话、德国文学等来论证他的观点。桂西北地区也是如此，虽然经济不甚发达，可在文化发展上却取得了瞩目的成就。
凡一平在散文集《掘地三尺》里谈到了桂西北的村民为了多种粮食，易路为地却导致了更深重的贫瘠状况。东西在散文随笔集《叙述的走神》中回忆了少年时母亲常常要上山去摘木耳，在地里种上玉米、板栗、核桃等等为儿子换取学费和生活费。可以说，在东西的童年记忆里，最先记住的是饥饿和封闭，那个闭塞落后的小山村在他的生命体验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那些在商店玻璃柜前徘徊的匮乏体验和饥饿感催生了东西的表达欲望。那些由于贫困所造成的困境和窘迫反而给了东西无穷的文学力量，东西的成名作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以及后来的长篇小说《篡改的命》《耳光响亮》等都涉及底层人的生活，这些底层人物因为经济拮据造成的种种生命困境及其引发的人性病态发展，是东西作品里着重表现的。凡一平笔下乡村人物的远走他乡固然有现代文明诱惑的原因，但大多也是因为贫穷。
鬼子作品里对于贫困体验的表现更加直接，也更加沉痛。出生于广西罗城的鬼子同样有着贫困的记忆。据鬼子在《一个俗人的记忆》中描述，他在西安读书的那几年，几乎穷到了要卖血的地步。⑨鬼子“瓦城三部曲”中《上午打瞌睡的女孩》讲述的就是一个母亲因饥饿和贫穷偷了猪肉铺老板一块掉在地上的脏肉所引发的一系列悲剧。因为母亲偷了那块肉，父亲抛下了母亲和“我”离家出走，母亲在寻找父亲的过程中离世，“我”也在寻找父亲的过程中失去了童贞。类似的伤痛体验在鬼子“瓦城三部曲”的另外两部作品《瓦城上空的麦田》和《被雨淋湿的河》中也有体现。在《被雨淋湿的河》里，鬼子写的同样是底层人物的悲喜，无论是晓雷、晓雷的父亲还是“我”，都是被城市伤害了的人，他们无一不是在追求幸福生活的路上被狠狠地挫伤。鬼子以一个小说家的良知和责任感来书写底层社会小人物的苦与痛，他早年的生活经验使他能够得心应手地将这些苦痛诉诸笔端。在那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下，作家们反而能够忘掉城市的喧嚣，静下心来孵化小说的骨骼和血肉，让人物在作家自我调适的适当距离中越过乡村和城市的罅隙，浮出水面，力透纸背。鬼子贡献给读者的是他直面现实的勇气，正如李敬泽所言，“鬼子以他的敏感、道义激情和刚猛的笔力参与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公共空间的拓展”，他的“瓦城三部曲”，拓宽了小说家所表现出的社会边界，让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看到了他者的苦难，也让人们看到了乡村的侧面与困境，在那些对人群的逼问中，鬼子的语言是一把利刃——“作为小说家的鬼子尖锐、阴郁，于万军之中心无旁骛，直取中军大帐”⑩。
除了东西、鬼子、凡一平之外，壮族作家黄佩华、黄土路、李约热、陶丽群及瑶族作家红日等人皆有着类似的经历与体验，但也正是这些经历和体验，才让桂西北作家们能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和持之以恒的毅力来坚持自己的文学写作，并逐渐成长为具有社会责任感、关注现实和人民的作家，他们的新乡土写作因为有了现实深厚的力量感也更显得坚毅和博大。
结 语
2022年8月1日，中国作协启动“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产生了广泛影响。2023年9月1日，广西作家协会在南宁举办了“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推进会，会上，东西、红日等桂西北作家都表达了面对广阔乡村应该如何书写这一问题的新思考。这正是桂西北作家们对时代的回应，他们的写作从来不是虚无的高蹈，而是接触乡土大地、触摸时代命脉的书写。深深根植在桂西北作家们记忆深处的乡村生活经历与贫困记忆时刻激励着他们，他们因为文学改变了命运，能够以自己的方式为故乡代言。他们立足于民间立场，或主动或被动地拉开了自身与故乡之间的心理距离，这种距离为桂西北作家们的新乡土写作赋予了冷静、清醒的写作姿态。而这份来自乡村的羁绊也将伴随桂西北作家们一生的写作生涯，在某个空寂幽深的暗夜，或者某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故乡的亲朋、邻人与景物就会冒出来，或写实或虚构或变形地出现在作家们的笔下，成为小说中重获新生的人物，并展现出在时代激荡、风云变幻之际人们生命走向变化的背后所隐藏的潜痛与希望。
注释：
①鬼子.艰难的行走[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2:41.
②李建平等.广西文学五十年[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5:53-54.
③王迅.叙述阳光下的苦难——论鬼子的小说艺术[J].民族文学研究,2008:01.
④⑤贺雪峰.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6.
⑥吉登斯.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01.
⑦张柱林.桂海论痕——广西当代作家作品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47.
⑧童庆炳.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J].文学评论,1993(04):54.
⑨鬼子.广西当代作家丛书[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2:2-4.
⑩鬼子.瓦城上空的麦田[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247-2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