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疑的“出圈”与“融合”——思考近年来小说创作的悬疑姿态
在当代文坛，对于小说创作领域的关注几乎占据了大半壁江山。这既得益于小说家们笔耕不辍的努力，更是与小说文体的丰富性、多变性等特质息息相关。自鲁迅的《狂人日记》开启了中国现代小说之路，小说家们便一直在寻求小说技法的突破与创新。蒋光慈的罗曼蒂克小说模式将恋爱与革命结合，新感觉派的作品里出现了现代人的现代感受，先锋作家笔下极致的语言狂欢……每一次变革，都将文学观念引向更宽阔的认知。及至今天，无论是从小说技法还是内核表达来看，作家们似乎都很难在严肃小说的框架中寻求新意和新的突破了。于是乎，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现象：将流行小说、类型文学的叙述方法与故事元素，与严肃小说的思想主题进行新的融合，即打破传统意义上纯文学与俗文学的壁垒，在作品中拼贴武侠、悬疑、言情、玄幻等通俗元素，强化小说的故事性，从而引发读者的阅读兴味。特别是近些年，许多作家拿起推理的笔，制造一桩桩引人入胜的悬疑案件。这些悬疑故事经过影视改编的二次加工后一炮而红，不仅点燃了人们心中的“悬疑热”，更打造出悬疑叙事的“出圈”神话。
一、出圈
中国当代纯文学作品中，先锋文学最早出现悬疑色彩，马原、残雪、孙甘露、余华等作家都在小说书写中尝试利用荒诞的故事叙述，探索先锋的叙事技巧。真正将悬疑作为叙事焦点的，是麦家的《解密》《暗算》《风声》等谍战特工小说系列。2008年，《暗算》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是主流文学界把类型文学纳入视野的下沉姿态。自这之后，当代小说创作便与“悬疑”“推理”等元素结合得愈加紧密，不仅在题材方面组合多变，叙事策略也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样貌。大致看来，涉及现实刑侦悬疑色彩的小说以须一瓜的《太阳黑子》（2010）、田耳的《天体悬浮》（2014）、蔡骏的《春夜》（2020）、路内的《雾行者》（2020）、房伟的《血色莫扎特》（2020）、东西的《回响》（2021）、吴忠全的《寒夜无声》（2023）等为代表，小说家以类型写作的方式结构故事，又以现实批判的理性来书写主体记忆的危机想象，使这一类文本极具文学与戏剧的双重张力；历史悬疑推理题材首推马伯庸的《风起陇西》（2011）、《三国机密》（2012）、《长安十二时辰》（2017）、《显微镜下的大明》（2019）、冶文彪的《清明上河图密码》（2014—2019）、魏风华的《唐朝诡事录》（2013—2016）等。此类作品运用悬疑推理乃至政治阴谋等类型元素，不仅讲述了一个个悬念丛生的精彩故事，还重构了对于中国古代的历史想象；还有一部分作品是以悬念建造起一个个真假难辨的叙事迷宫，刘醒龙的《黄冈秘卷》（2018）、林那北的《每天挖地不止》（2022）、田耳的《秘要》（2023）等皆是虚构了一个秘宝，在寻宝过程中逐渐显现几代人的情感纠葛与历史记忆。
在诸多文本中，以“铁西三剑客”双雪涛、班宇、郑执为代表的东北悬疑叙事，是率先进入大众视野的“出圈”组合。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跷跷板》《北方化为乌有》，班宇的《冬泳》《枪墓》，郑执的《生吞》等小说，都采取了悬疑小说的架构模式来搭建别样的东北城市历史空间。以“悬案”为切入点，以1990年代为背景，“新东北作家群”共享了“老工业区”与“下岗潮”的历史经验，“原本工业化、城市化水平最高的东北地区，遭遇了一次整体性的垮塌。机器成为废铁，工人成为失业者，原本沿铁路串联起来的、铜墙铁壁一般的现代城市，也顺着铁路的轨迹一路衰落下来。原本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铁西区，在不断地锈蚀中，成为落伍的代名词，也成为集体化时代的遗骸”[1]。衰颓的时代氛围与神秘冷峻的悬疑叙事构成了新东北书写最独特的文化标识，也间接重塑了大众对东北的认知。
显然，悬疑“出圈”的原因，影视改编是最大的推手。2014年以来，以爱奇艺、腾讯、优酷为代表的头部视频网站利用网络平台的优势，开始对优秀的悬疑小说进行改编。2015年的《心理罪》，2016年的《法医秦明》，2017年的《无证之罪》《白夜追凶》，等等，原创小说＋影视化改编的制作模式，促使收视率和口碑得到双丰收的惊喜。进入2020年，爱奇艺打造的“迷雾剧场”正式启动，《隐秘的角落》和《沉默的真相》两部现象级悬疑剧横空出世，后又紧接着《非常目击》《八角亭谜雾》《谁是凶手》等多部剧集，助推悬疑叙事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其中，《无证之罪》《隐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分别改编自紫金陈的小说《无证之罪》（2014）、《坏小孩》（2014）和《长夜难明》（2017）。这三部网剧的高播放量和好口碑，促使紫金陈成为豆瓣2020年度读书榜单最受关注作者的第一名，原小说在各大电商平台销量暴增。紫金陈的成功，是因为其作品有效完成了悬疑叙事由文学文本向影像文本的再创造。
二、融合
需要强调的是，悬疑推理小说作为类型文学的一种，有其固定的类型特征。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一个悬念为轴心作为情节推进的主要动力，伴随着谜题的深入探索、解决，将读者带入到紧张刺激的情绪中，最后在结局中剥开“疑”的内核；为了推动情节发展，在人物类型设置上，需要包含“悬念设置者”“活动参与者”和“解释悬念者”，一个人物可以有多重身份的重叠。然而，上文提及的大部分作品却与悬疑小说的特征相悖。一是悬念的延宕。读者对推理小说的最大期待就是悬念的层层揭开，文本中出现的任何插曲都会被视作无用的拖沓。然而在东西的《回响》中，“大坑案”的探查过程被冉咚咚与慕达夫的婚姻生活一再悬置。女警察冉咚咚在调查被害者的出入记录时，却意外发现丈夫的开房记录，由此开启了小说偶数章对于包括冉咚咚在内的若干人物的心理勘探与精神分析。每当凶杀案的侦破往前推进或遇阻时，就开始缠绕冉咚咚与慕达夫的情感波折。所以小说虽然以案件的侦破为叙述内驱力，但文本的叙述重心却是冉慕二人更为残酷的心灵档案。由此可见，《回响》看似是在侦破案件，实际是对幽暗人心、复杂人性的诘问。二是结局的不确定性。格非的长篇小说《敌人》（1991）以赵家宅院的一场神秘大火为开端，老财主赵伯衡于临终前写下一串人名，暗示着这些人名与那场大火有关。“敌人”是否存在？“敌人”是谁？这个疑问始终作为悬而未决的威胁缠绕在赵家人的头上，成为他们的恐惧来源。尽管小说最后暗示了赵龙是被赵少忠杀害，但却没有解释其杀人动机，“敌人”仍是未知，从而产生了新的谜题。似是而非的结局指向愈加不明的叙事空缺，并留下意味深长的话语空间。三是模糊的人物设置。悬疑小说吸引读者的重要手段除了悬念的精妙设计，人物的塑造也是关键。如《心理罪》系列的方木，《法医秦明》系列的主角三人团秦明、赵大宝与林涛，《死亡通知单》系列的刑警罗飞，人物设置功能清晰、特点鲜明。反观《平原上的摩西》，刑警庄树虽然是调查十二年前那件悬案的核心人物，然而双雪涛却采取了多角度交叉叙事。文本中有七位第一人称叙述者进行了十四次叙述，庄树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只出现了三次，不同的叙述者既有十二年前的父辈，也有十二年后的“子一代”，其中有的叙述者与案件并不相干，甚至案件的直接涉案者李守廉只存在于其他叙述者的讲述中。参照黄平所说，“对于《平原上的摩西》而言，非如此叙述不可的原因，在于小说故事开始启动的历史时刻，任何一个人物都无法把握时代的总体性”[2]。每一个叙述主体对同一历史时刻有着不同的经验与感知。在这里，人物不是为了推动情节而服务，而是暗示了主体在把握历史与个人命运的无力感，是对历史的重新讲述与修复。
因此，对于本文所要讨论的作品来说，它们并不能被归纳到类型文学的行列里。更准确地说，这是严肃小说与流行元素的碰撞与融合，借助悬疑的外壳，小说家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叙事的不可知性，将思想的触角延伸至现实关怀与历史向度，使得作品兼具类型写作的可读性与严肃小说的纵深性。紫金陈“推理三部曲”之所以能获得观众最大认可度，悬疑是看点之一，而真正打动人心的是其作品触及了更为广阔的社会问题。如《沉默的真相》唤醒人们对公平正义与道德良知的追求，《坏小孩》思考原生家庭对孩童成长教育的作用，其内核与外延已经超越了一般悬疑小说的深度。另外，在严肃小说融入流行元素的同时，一部分类型写作的作家也开始有意识地转型。曾经，悬疑、恐怖流是畅销书作家蔡骏身上的标签，然而自2020年出版的《春夜》开始，到后续的《谎言之子》等几部作品，无论是从风格、类型、语言等方面来看，都与此前的类型文学有很大区别。初看《春夜》的封面介绍——具有被“托梦”能力的少年、能让万物死而复生的男人、消失的厂长、仇人的女儿、永动机的秘密——不少人以为这又是一部悬疑之作。然而，在亡魂“托梦”的指引下，一个消逝的时代的历史记忆缓慢苏醒。《春夜》的故事发生在1990年代末上海大部分国企重组改革引发的下岗潮这一背景下，小说以“我”父亲所在的国营春申机械厂由盛转衰后发生的一系列故事，与工厂两代人的命运变换，展现出上海的时代变迁史与小人物的心灵史。通过作家向历史纵深处的探寻，《春夜》摘下了“悬疑”的标签，并被纳入纯文学的轨道中。
三、悬疑作为方法
若要把以上讨论的文本聚合在一起，我们不难看出，“悬疑”已然成为当下小说家重述历史记忆或推演人性幽微的首要手段之一。那么这就不仅仅只是浮于表面的“出圈”现象，而是一个具有时代症候意义的文学问题。若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或应回溯到现代作家的类侦探写作中去。有学者将张天翼与施蛰存二人的侦探小说创作尝试视为两种文学症候与发展可能性来加以理解：“曾经尝试侦探小说创作的张天翼，不乏情节的佳构与诡计的巧思，但同时也一直囿于模仿与创新、类型与突破的两难困境之中；而同样有着大量类型小说阅读经验的施蛰存则跳出类型之外，将侦探、悬疑、恐怖等类型文学元素融入自己的小说创作之中，并试图借此表现某种时代的‘新感觉’。”[3]张天翼的侦探小说写作一直停留在对国外侦探小说的模仿中，而施蛰存则将悬疑作为一种装置，把侦探小说这一舶来品与中国本土的历史、文化、社会相结合，于是找到了一条新的文学实践的方向。当代作家将侦探、悬疑等形式作为把握时代“新感觉”的写作方式，正是效仿了施蛰存的道路。
历史是发展的、流动的，百年前施蛰存大胆选用侦探、悬疑等类型文学元素来反映1930年代历史的变动与断裂，与当下作家从纯文学的束缚中突围、寻求新的技法的融合产生了共振。阿甘本曾就“当代性”提出一个问题的讨论：“我们与谁以及与什么同属于一个时代？”他回答道，“真正同时代的人，真正属于其时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完美地与时代契合，也不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要求的人。因而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就是不相关的。但正是因为这种境况，正是通过这种断裂与时代错误，他们才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去感知和把握他们自己的时代”[4]。从文学的角度论，近十年来的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代际经验表现出明显差异，恰如陈晓明所说，“历史发展到如此时刻，何为这个时代的‘当代性’，已经不能获得共同的经验和统一的认识”[5]。今天，我们谈论当下小说创作的类型化倾向现象，已经和1980年代探讨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分野有了恍如隔世之别。生活于复杂当代社会的小说家们，完全坚守传统文学写作阵营似乎已经变得不再可能。没有了约束力的文学场域，还会产生伟大的作品吗？我们不必为此过于悲观。正如施蛰存当年运用悬疑类型元素表现1930年代上海都市“新感觉”的探索，当下作家也无须将一种文学方法或思潮视为圭臬，而赋予其过多的责任使命与意识形态内涵。本文所分析的以悬疑把握现实的书写策略，或许指出了未来文学实践的可能性。
注释：
[1]江怡：《论“子一代”的东北书写——以董宝石和“新东北作家群”为例》，《文艺理论与批评》2020年第5期。
[2]黄平：《“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以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为例》，《扬子江评论》2017年第3期。
[3]战玉冰：《把悬疑作为方法——兼谈当代中国青年写作中的类型问题》，《扬子江文学评论》2023年第4期。
[4][意]吉奥乔·阿甘本：《何为同时代？》，王立秋译，《上海文化》2010年第4期。
[5]陈晓明：《论文学的“当代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