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代的回响
“真正跟我们同时代的不是那些作家，而是他们的作品。时钟上确切的时间是我们初遇这些书的时间，是它们进入并改变我们的生活、变成我们的一部分的那一天、那一瞬。”迈克尔·伍德（Michael Wood）这句话，对当代批评者而言，何尝不是句箴言？
当残雪的小说摆放在我们面前之时，我们也面对着理解的深渊。她似乎并不着意于“写”小说，而是侧重于“设计/规划”小说。正如《一段雪中的爱情》（《作家》2024年第6期）中，瑞南和青叶的那桩事业——“打捞昔日的激情”，使得一切都变成了“行动策划”。这实则是无奈之举，因为瑞南深谙：樱的生存之道恰在于“将一个人完全忘记”。我们自“山上的小屋”走向了山脚的树洞、城里的小酒馆、三面墙的收藏室和弟弟（抑或哥哥）的藏宝洞；在这里，蓝黑格的围巾和肉体质感的“728”铁皮片，装满囚室味道的瓶子和充满熟悉的公墓气息的房间喻示性地组构出魅影下的幻景，似假如真。风化了的、固化了的情感地壳在热熔技术下与自以为彻底遗忘的昔日恋人再次连接。“彻底遗忘”本就是个谎言：忘记并非冷酷无情，而是更为深情。那是关于失去的爱人的回忆吗？不，老妪一语中的：“是关于牵挂着自己的爱人的回忆。”这回忆令樱与顾永相情系，彻底遗忘自然事与愿违。
“忘了你，我已经忘了你，为何你的名字还占据着我的心。”如鬼魅般萦绕不去的，还有徐伟升与梁曼音（小秋）的情感。王莫之《忘不了的你》（《上海文学》2024年第5期）中所描绘的，只是一种止于唇齿的单向度爱情吗？当小秋向伟升说出“我们能不能保持距离”“不会再跟别人提起你了”时，我们不免深想：说出这些话需要多大的勇气，内心历经了怎样的撕扯，而寻出的这一理由又令人多么难以相信（虽然它看起来那般正当、合理）？伟升补的那粒牙齿被拔掉，以假牙替之；可是“情”呢，能被拔掉并代之“假情”？伟升为小秋灌音、谱词曲，这盘磁带的A面好像是徐伟升的歌星梦，投射于、寄望于小秋身上的歌星梦；B面则终究只是梦的一段情。小秋唱出了难言的爱，亦唱出了伟升的梦，梦想与爱情并置，甚至互通。自我与自性间，小秋成为了伟升的阿尼玛（Anima）；伟升则在旋律中短暂跻身为小秋的阿尼姆斯（Animus）。值得一提的是，《忘不了的你》多处写到人物的“不响”。有评论家言，“不响”是“标准上海式的态度”；是伟升沉默的体恤，是“至情”的表现。若回到小说技法来谈，“不响”就是不响，是休止符；它是无声的节奏，但却“胜有声”。事实上，这里不止“小秋不响”“伟升不响”，还有“伟升一直不响”，或者“另外两个老头不响”以及言夫人推门而进的“响”。“一直不响”与“不响”的不同，好似全休止符与八分或三十二分休止符的不同；而“另外两个老头不响”或新人物的“响”，是声部间的交织与协调分配。奇怪的是，小秋与伟升这两位男女主角之间，却在“响”的时候“不响”，令本应合奏的地方成了孤鸣，弥散着说不尽的悲情。
城市中的悲情无时不在上演，她掩于岁月，匿于年华。张鲸鲸《海上孤儿》（《上海文学》2024年第6期）中，女儿顾木兰一张又一张叠上去的奖状贴满了墙壁，也覆盖了旧日的情，成为顾真对新生活的信念与信心；可是当身为编剧的顾木兰在多年后和顾真尝试着揭开这段旧情的叙述时，拟取样于此的剧本情节咬着母亲的口述回忆，后者亦擒着前者，二者作龙虎斗。到底是做顾木兰的母亲，还是“顾木兰在美国的有钱的母亲”？顾木兰设计了与现实相反的结局：“清濛孤女和美国华侨相爱”，母亲跟林叔叔一家到美国开中餐馆，抛下顾木兰成为符号化的“母亲”（按时寄回的美元）；所谓“相爱”，也不过是争得“妻子候选人”一席。两段叙事穿插交错，其中不乏顾木兰的用心：女儿希望通过对象化的叙述方式帮助母亲走出旧情的窠臼，抚去伤害所带来的痛苦，寻找并发现自己。借作者的小说集《骑楼上的六小姐》扉页语：“这是她们彼此知晓的，未曾流出的眼泪”，表达的正是母女之间复杂又深刻的共情，以及携手抵抗命运的决心。
张鲸鲸自陈，其笔下的母女所面对、所抗衡的，是叙事符号化的“男性”所代表的“外部世界的某些不确定性，人与人之间的猜忌、隔阂和伤害”——一种生命力的表达和言说在此成为可能。而这，不也是占巴笔下的小女孩（“她”）和阿妈所遭遇的困境吗？占巴《草地上的黑白电影》（《天涯》2024年第3期）中，名叫“花牦牛”的牛儿是独属于“她”的小牛，陪伴其成长，并由阿妈和“她”一同养育。婚前，阿妈试探性地提出“花耗牛”做女儿的陪嫁时，遭来的是阿爸的咒骂和大哥的嘲讽。为此，阿妈欲上吊轻生。这不是脆弱、矫情，而是绝望下的无惧，只有“她”才能明白。或许黑白才是最浓烈的色彩，借以诉说的恰是最深沉的情感。“阿妈究竟去哪儿了？”随着无对白字幕的题词，我们仿佛看到占巴化身“持（胶片）摄影机的人”，用一秒二十四帧的长镜头跟随听闻阿妈病危、沿着玛曲河没日没夜骑马奔走的少女；而黑白的奇特之处恰恰在于，“它在视觉体验上疏离于现实，却又可以在情绪感受上创造另一种真实”。或许“她”已经预感到“阿妈往生”这一残酷的事实，但总是心存一丝幻想，幻想着超越历史时空、生死界限的再会——哪怕只是一丝浮影。
原乡总是让人眷恋，而逃离、流散的背后又有多少难言的苦衷？身份的标记游动不拘，我们实际上早已生活在“华夷交错”的语境里。索耳《九月颱》（《收获》2024年第3期）书写了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初发生在槟城的南洋华人的故事。章公资助华校办学、陈公哲授拳术以求国人体健的革命、黎先生携团南下为的是“大家唱的是同一首歌，讲同样的话，认彼此是同胞”以及伍连德抗击鼠疫等，这些难道不也是我们所处时空体的一部分？作者曾在一次采访中坦言，自己“天然对整体、一统的东西不太感兴趣”，更倾心于“离散的文化和边缘人”；后者常藏在暗角，不为人知。可这些正是我们所称之为“历史”的一部分。将目光投向全球史、流动史、区域史下的华侨，以“小”见“大”，其雄心可见一斑。
扫描不免挂一漏万，刘西渭早已道明：“同代作家，无名有名，日新月异，批评者生命无多，不是他的快马所能追及。”希望那些无名者为更多读者所注意，传出回响，不至于在探索中迷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