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崯：理想主义的失落与复归
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每一次变革与演进似乎都离不开青年的助推，诸如新文化运动与白话文的兴起，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救亡图存与解放区文学，以及朦胧诗派、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的发生……不一而足，在中国百年文学史上，青年始终以在场的方式参与了文学流派的更迭和文学思潮的流变，因此，从一定程度而言，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追踪离不开对于青年文学创作的考察。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文学创作环境的演进，新生代作家不断涌现，文学创作类型日渐丰富，文坛整体呈现出日新月异的繁盛景象。然而，在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合奏中，我们不能忽视类似这样的声音：“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的‘青年’，消失了！”（周志强：《我们失去了“青年”》，社会观察，2012年第5期），尚且不论“青年消失论”的判定正确与否，但这声音却实实在在地提醒着我们需得重新回顾当下文学的创作，勘察中国青年形象的演变，从而抵达一个真实的文学现场。
一、青年形象的演变与理想主义的失落
“青年文学”这一概念的模糊性使得其所指内蕴了多重内涵，而本文所谈的青年文学创作指涉两个方面：其一是青年作家的创作，其二是创作文本中的青年形象。前者关乎青年主体如何想象自身存在的世界，后者回答作为客体的青年如何被形塑和建构。无论是青年作家的创作还是创作的青年形象，都不过是当下文学创作的一体两面，爬梳文学史上的青年形象，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创作主体的思想理路，把握时代的创作脉搏，钩沉历史的变迁。
谈及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青年形象，便不得不提及《新青年》杂志的《敬告青年》一文的发表，“青年”这一群体便带着启蒙先贤对于未来中国的美好寄寓，出现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正如启蒙先锋们所期盼的那般“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陈独秀：《独秀文存》，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6页）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文本中，出现了一批类似《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药》里的夏瑜，《家》中的觉慧、觉民，《雷雨》中的周冲等青年形象，他们是黑暗旧时代下最初的觉醒者，是奋力呐喊、不惧牺牲的革命斗士，是驱散了封建暮气后意气风发的阳光少年。呼唤平等、拥抱科学的青年形象在这一时期层出不穷，一部分是作家秉承现实主义书写原则的结果，在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中，当然不乏这样一群怀抱激情的有志之士；但另一方面，也源自于五四作家群对于新中国的美好想象。自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问世，“青年”便不再单纯是生理意义上的集群概念，在“少年强则中国强”的语言逻辑背后，“青年”被赋予了更为复杂的含义，成为了新生中国的代名词。与晚清时期疲弱不堪、老迈昏聩的东亚病夫相比，青年作家们无比热切地期盼一个朝气蓬勃、自由开放的国度的降临，故而五四先贤们因袭着改革的思想观念，将对家国的理想与期盼，投影于青年群体的塑形当中，赋予了其最美好品质，通过对青年的塑造完成了对于全新中国的摹写。这样一种想象青年的方式，使得“青年”这一概念在历史上具有着非比寻常的象征意义，它注定以集体之名，与家国同构，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成为一种隐晦的修辞策略，深刻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对于青年的书写方式。
当然，如前所述，除了这种极具象征意味的革命青年形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史也涌现出了一群荷戟独彷徨的困顿之人，诸如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孤独者》的魏连殳，《伤逝》里的涓生和子君，叶圣陶塑造的倪焕之……相比于激情澎湃的革命青年，这群青年则被塑造得更为立体和复杂，他们或者曾经怀抱过坚定的理想，但是现实的残酷际遇让他们陷入到了迷茫之中；或者身处异地，遭受了灵与肉的剧烈冲突，而表现为精神的孤独、焦虑和绝望。如果说革命青年的塑造带有几分美化和想象的色彩，那么孤独、彷徨、焦虑的青年形象刻画，则因为直面了残酷现实而增添了人物的真实性。他们象喻了革命落潮时期广大的革命战士低落的心路历程，可以说，以“零余者”和“孤独者”为代表的知识青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首次出现的“失败青年”，真实再现了艰难坎坷的革命图景以及革命者们对于前路的未知和迷茫。
作为启蒙的主要对象，譬如《故乡》中麻木寡言的闰土，《阿Q正传》里长于自欺欺人的阿Q，常常出入于咸亨酒店的顽固善良的孔乙己，《潘先生在难中》里自私虚伪的潘先生，以及在众多文本里屡屡出现的无名看客们，成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版图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青年群体的又一代表。他们代表了深受封建社会荼毒、愚昧麻木、可悲可怜，具有深厚奴隶根性的劳苦大众们，是革命青年们试图改造和唤醒的重要目标。可以得见，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创作中，青年形象被划分到启蒙者/被启蒙者、先觉者/沉沦者、先进者/落后者、精英/大众、开化/蒙昧的相区隔的阵营中，在不同类型内部，青年形象的塑造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和集群性。在五四运动和左翼文学的余辉之下，青年群体更多地以激越昂扬、具有强烈改革精神、传递真善美的形象出现在文本中，在时间的长河中固化成一种经典。
这种想象青年的方式一直延续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抗日战争的打响使得救亡图存成为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文学书写的首要主题，阶级论逐渐取代了启蒙话语，此前出现的“沉沦者”和“孤独者”以及落后的“蒙昧者”也日渐边缘化，青年群体再次高举抗日救亡的大旗，充当了爱国主义的急先锋。《四世同堂》的祁瑞宣、《财主底儿女们》的蒋纯祖便是这一时期青年的典型代表。他们具有鲜明的家国意识，爱国主义情怀，在民族存亡之际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不惧牺牲，勇往直前。这些优良的特质犹如这一时期青年共有的图腾，印刻在文本之中，指涉着民族的希望与未来。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避免形象的刻板化和虚假性，作家们有意识地写出了青年成长过程中的矛盾心理和复杂面向，青年不再仅仅是意识形态层面的一个单调所指，而生发出了更多符号意义以外的生命内涵。这使得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形象，较之平面化的革命者形象，因为多出了理想与现实的斑驳，灵与肉的冲突，见证了青年成长的曲折轨迹，而更为生动和真实。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当代文学迎来了第一个创作的丰收期，大量反映新中国农村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长篇巨作出现，《青春之歌》的林道静、《山乡巨变》的邓秀梅、《红岩》的江姐、《创业史》的梁生宝成为这一时期耳熟能详的青年代表。柳青塑造的梁生宝怀抱着难以磨灭的革命热情，携带着大公无私、舍己为人、吃苦耐劳等品质，参与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成为社会主义时代新人。有耐于进乎完美的个人品质，梁生宝携带着浓厚的时代色彩，以青年标本的形象存在于当代文学的文本中，被后人不断地分析和解读。
纵览五四时期到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史，无论是在启蒙初期愤慨写下战斗檄文的孤勇斗士，还是无视小我，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青年们；无论是出于摆脱封建桎梏的目的，还是期待一个富强民主的国家主体，他们都在理想主义的号召下，成为被集体征用和收编的对象。青年群体，作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梦的表意符号，永不止息地追逐着家国理想。尽管这样建构青年的方式，或多或少会损害人物的真实性和艺术的审美性，然而，这种书写方式却在一定程度上激励和鼓舞了大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效发挥了文学的政治教育功用和记载历史的作用。
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样徇唤青年的方式在个人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西方哲学思潮中开始失效，青年不满足于在集体的话语下共享同一副面孔，他们纷纷现身于刘索拉《你别无选择》、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王朔等众多作家的笔下，以挑战权威的、荒诞不羁的、玩世不恭的、躲避崇高的、追求个我的形象游溢出曾经宏大乐观的、集体规约的想象之外。自此，文学史上的青年形象挣脱出集体的压制和家国的代言，开始寻找更能凸显“自我”的个性化特质。于是，沿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发展脉络，我们搜寻出了嘲讽一切、自甘堕落的顽主，淹没在一地鸡毛的琐碎日常里的小林，在个人世界里喃喃自语的女性，还有随着新媒介技术发展，在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中两相拉扯的“柔人”，以无厘头的方式完成自我观照的“至尊宝”，沉浸在校园生活中多愁善感的少男少女，在自我搭建的幻城里记录“小时代”的青年……文学思潮的不断更替，使得文学创作的理念和技巧也随之发生了改变，青年形象也在个性化的表达中呈现出纷繁的样态，我们不再能够为其寻租到一个共同的姓名。
但是，与此同时，当我们翻开新世纪的文学序章，随处可见的是插科打诨、玩世不恭的顽主们，是穿梭在城乡之际居无定所的“柔人”，是深陷个人悲伤的涂自强和陈金芳，是浸润在“丧文化”里的佛系青年们，亦是“卷也卷不动，躺又躺不平”的无奈肉身，还有在异次元网络世界做着各种玄幻穿越“白日梦”的男男女女们……我们愕然发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反抗集体的结果，是连同理想主义一起被抛弃了。无处可依、飘零孤独、迷茫无措，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及至新世纪文学最常写就的青春底色，它无不提醒着我们再次正视青年文学或者文学青年的问题。诚然，理想主义的历史内涵，由于曾经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被利用和扭曲，而与某种虚假的真实，纯粹的乐观主义挂钩，这种长久遭受污名化解读的境遇，使得“理想主义”逐渐丧失了其最原初的意义，而被大众羞于提及。但是，如果新时代或者新世纪的青年上空，游荡的尽是愁云惨淡的意绪，之于文学艺术和现实生活而言，显然都不是一件幸事。
在中国百年历史中，青年形象从饱含激情、乐观理想的革命斗士，向追寻个性、迷惘困顿的小我转变，青年形象的黯淡，理想主义的落潮，都迫使我们结合当下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等，去关注文学中的青年形象，经由青年形象的演变，不断追问当下青年文学创作的现状。对于文学创作中的青年形象和青年文学创作的追踪，不仅仅关乎人物塑造等文学性问题，它更涉及到文学如何想象自身，如何观照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等社会性问题。从文学层面而言，它回答了文学如何重新接续中国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立场，传递具有温度的人文关怀；从历史维度而言，文学的发生正在积极参与到当代史的建构之中，当下青年的创作正是经由文学，表达新时代和大社会背景下的或集体，或个我的经验，恰恰可以视为文学对“如何在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语境下讲好中国故事”的有效回应。
二、青年文学创作的问题及困境
近年来，青年作家备出，包括80后、90后甚至00后等不同年龄段的作家群，这些文学新人创作题材广泛，叙事技巧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文本呈现出独特的个人美学，例如：近几年谈论颇多的“铁西三剑客”（双雪涛、班宇、郑执）从个人性的经验出发，对社会主义内部体制改革和东北老工人阶级进行历史性的书写；李世成《月亮今天亮了吗》以异质先锋的腔调讲述自我的孤独与世界的游离，叙述农村打工青年的生存和精神困境；甫跃辉的《广阔天地》记录县城青年群体的日常，从两性婚姻到城乡关系，从生死离别到灵肉冲突，以全方位的日常描述来检视人间冷暖、虚情假意，进而思考生命的意义；周恺的《少年、胭脂与灵怪》如同书名一般带着充沛的想象，书写原始的人性和旷世的孤寂；《苔》借用乐山方言讲述晚清家族传奇，凝望风云诡谲的历史和被时代浪潮冲决的如苔草般的众生；孙频《以鸟兽之名》以寓言式的笔法展开了关于自我身份的追问之旅；周李立的《六号线》冷静克制地诉说都市众人的孤独和隔绝；糖匪擅于突破类型文学的限制，借助科技异形、虚拟文明的多元形式，在奇幻的异世界探寻生命的原初意义；张怡微的《四合如意》接续世情小说的笔法，将青年一代放置在媒介环境下，勘察时间、现代机器与日常生活、人伦情感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王占黑的《空响炮》坚持传统的现实主义笔法，挪用镜头语言的表达方式，聚焦旧社区的边缘群体，拼凑出一段饱满的被遗忘的历史；陈春成《夜晚的潜水艇》以老练空灵的文字，光怪陆离的想象致敬博尔赫斯，带领读者在瑰丽奇崛的世界里遨游，在敞开的巨大空间上天入海，穿行于过去与未来，尝试小说书写的多种可能；索南才让的《找信号》真诚记录高寒草原的游牧文化，思考现代文明下的游牧生活，关注青年一代的精神现状……还有周嘉宁、郭爽、索耳、林培源、李唐等青年作家，都用自己的方式对当下的生活、身边的人物、所处的时代进行记录和观照，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通过这样粗线条地描述，基本可以发现当下的青年作家不乏创作的才情，奇幻的想象，新颖的叙事技巧，多元的书写领域，然而在数量庞大的新作之中，我们却也遗憾地发现，尽管大部分的作家确实在观照自身所处的现实，青年一代也是作家们书写的重要对象，但是我们却不再能够找寻到一个诸如梁生宝、陈焕生、孙少平似的具有代表性的青年形象。我们当然可以将其归于“无名”时代的到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转型，各种文化思潮的入侵，个人主义和大众文化兴起，文学创作中的青年形象，不再聚集于集体主义的名下，宏大的历史叙事逐渐消解，取而代之的是个人化的日常私语和底层小我的奋斗史。在一个倡导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年代，张扬个性化的诉求使得创作不能也不必要致力追求这样一个共性的人物，然而问题是，在浩繁的文本当中，我们究竟又能辨认出“青年”的几副面孔呢？不论作家冠之以怎样的姓名，安置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拥有怎样的身份，出于何种的目的，青年都是如此地相似，我们可以在众多的文本中提炼出这样的共性：他们游走他乡、漂泊无依、上升无门、奋斗无果，面对残酷的现实常常陷于苦闷孤寂当中，或者自甘堕落，沉湎肉欲；或者忍耻苟活，控诉社会。这是一个吊诡的事实，作家们以自由之名出走集体，却最终不约而同地再一次进入了同一个阵地，而这样的结果显然让“无名”时代无法询唤典型人物的说辞显得几分可疑，同时它勾起了更深层次的困惑：为何在大量相似的面孔中，我们却难以找到一个直击人心的、鲜活纯熟的代表性人物呢？这种同质化的想象、刻板化的形象、类型化的叙述让我们更加期待青年形象的多元表达。
不止于此，当下文学创作似乎进入到了一种难以突围的瓶颈期，譬如不少作品号称要彰显作者向生命荒芜却仍旧寻求希望的底层致敬的本意，但是文本反而由于戏剧化的情节、稍显生硬幼稚的对话和带有人为痕迹的视角转变等因素，平添出了几分悬浮的疏离感，虽说极写血肉模糊的世相人心，却仍旧逃逸不出“后伤痕时代”关于众生苟活和时代沧桑的印记。诚然，青年群体的行为离不开城市和乡村两个叙述空间，关注青年群体在当下的生存境遇，显然难以绕开城乡书写，然而目前这一类题材的书写也出现了模式化的倾向。在不少作家笔下，城市被想象成一座巨大的冰冷机器，不近人情地压榨青年劳动力，吞噬人们的梦想，放逐原始的良知，个体生命在城市逐渐异化为单向度的机械人。城市被塑造为一座永远进不去的围城，它光鲜亮丽却冷清凉薄，融入城市的过程中自我身份、亲情、爱情便通通遭受质疑和检阅；而面对乡村，则泛写乡村的贫苦凋敝，生存的苦难，物质的缺乏，权力的争斗，精神的荒芜，道德的沦丧。不可否认，在现代化的进程当中，城乡融合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诸如资源分配不均、阶层固化、乡村空心、人才流失、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然而回顾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这样以二元对立思维想象城乡，进行现代性批判的书写方式并不新颖，甚至可以说是有点陈旧。事实上，个体对于城乡的情感绝不仅仅是喜爱或者厌恶便可以简单概括的，也不单纯就是逃离乡村、拥抱城市这么绝对的价值选择，文学需要把握底层对于城乡更为复杂和微妙的关系。
青年形象的高度趋同和对城乡关系的简单理解，使得青年作家的创作在应对现实时表现出一种虚弱的无力感，换言之，理论只能给作家提供一个批判的视角，却无从寻找一个可以借鉴的解决策略。以城乡关系的书写为例，当创作者集体对现代文明进行批判和鞭挞之后，文学并没有寻租到一个合适的共通目标。相信部分创作者已然意识到了退守故土和时代浩浩汤汤的现代化进程之间的悖论，故而在讲述过程中，无论是在都市还是乡村，始终游荡着居无定所的灵魂，恰恰象喻着创作主体自身对乡土社会未来命运的不可把控和犹豫不定。因此，如出一辙的带着悲剧色彩的青年形象，并非是偶然的创作结果，它与作家的创作理念、思维模式和对现实的考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实际上，无力应对现实的另一个结果是，青年作家也无从把握好历史，这也许也是青年作家中短篇小说见长，而少有长篇作品的原因之一。虽然说早在新世纪伊始，批评家便关注到后起的青年作家囿于青春题材，习惯隐匿于一方校园写着青春私语，或者个人化的怀旧叙事，而与大时代格格不入，批评其创作缺乏深厚的历史感。不少80后作家面对质疑之后，有意识地向传统文学的写作路径靠拢，譬如张悦然的《茧》重述父辈记忆，回溯式地展开一段文学想象之旅；张怡微的《细民盛宴》颇有张爱玲的洞察与讥诮意味，捕捉小人物的只言片语，将家族叙事作为进入世情小说的入口；笛安的《南方有另秧》对历史做穿越式的想象书写；曹永的《捕蛇师》立足自我建构的乡土世界，重新选取中国传统巫术文化进入文本叙事，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聋哑时代》则将城市作为书写的原乡，建立属于“80后”一代的城市故土文学；甫跃辉的《鱼王》、林培源的《白鸦》创设“人与自然”的类型写作模式，以孩童视角对人类活动和生态环境做批判性思考；以及上文提及的青年创作，无论从内容题材还是技巧形式，都已经远远超越了80后作家初期的青春校园的主题和抒发个人情绪的书写。我们无法忽视青年作家在近些年来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但是这种进步始终没有达到历史的高度，毕竟我们在青年作家文本当中很少见证到一个时代的时移世易，那些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声音也渐渐淹没在了绝望、颓废的哀叹声中。简言之，当下青年作家以亦真亦幻的手法展开的精神迷思，灵魂拷问或者历史寻踪，更多的是以历史横截面的方式展现出来的个人生活，谈论着老生常谈的话题，面临着无法及时改变的社会问题，而陷入自我精神的迷茫之中。而这种失去公共生活的文学表达，很容易演变为无所依附的绝望、颓废、忧伤的情绪抒发，或者沦为自导自演的“他者”想象。
当新世纪的文学讲述青年群体，观照其所处的城乡环境时，我们固然可以去书写青年群体无所依附的漂泊心境，在意象化的书写中追问形而上的人生困境命题，以艺术审美的形式驱使大众去直面社会的诸多问题。但是需要警惕的是在现代性装置中老套的表达方式，单一的二元对立思想，以及观念先行下预设的文学结果，如果文学始终自怨自艾，喋喋不休地讲述青年奋斗无门和徒劳无功，那么文学也许会陷入到僵化的类型化写作当中，千篇一律的青年形象和可以预想到的悲观结局，不仅会让读者失望而归，也会令自身终结在自我重复的圈套之中。
笔者无意去否认青年作家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在青年新星不断涌现之际，我们需要不断以自省的姿态去面对这场盛大的文学宴会，在前辈作家鼓励式的称道中，去直面青年文学创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方可实现青年创作的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
三、理想主义的复归及其可能
如上，当下青年作家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人物形象的刻板化和消极化，缺乏独特有力的典型人物，价值信仰虚无以及历史感薄弱；思维模式的单一化和模式化，常常以二元对立的思维对城乡关系进行简单的想象；主题思想的同质化和片面化，作品探讨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显得陈旧和老套等问题。我认为这些问题的集中出现盖因以下几方面：
首先，作家常常对现实生活进行镜像似的“现实主义”书写，而在新世纪社会改革、民族复兴的现代化进程中，无疑会出现不可避免的问题，譬如作家们在文本中反复提到的三农问题、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社会制度不完善、教育系统的崩溃、生态环境的恶化、道德信仰的危机，社会阶层的固化等等，这些便成为了文学创作中青年形象遭遇身份认同危机和精神苦闷的主要原因。作家秉承真实的写作原则，去摹写当代都市和乡村中的青年群体，进而揭露大时代变革中的各种矛盾，这当然无可厚非，它承担起了文学对于社会的责任。但是如果现实主义创作仅仅以追求现象“真实”为最高准则，那么文学便会丧失其想象的独特性，与新闻采访和纪实笔录毫无二致，文学作品之间也会呈现出相互克隆的尴尬状态；更何况，追求真实的前提，是作家必须充分地理解真实，把握生活的全貌，而非以刻板的想象和片面的认识来型构当下的生活。
其次，新世纪以来个人主义的兴起、商品经济和消费文化纷至沓来，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以及近来常常论及的“丧文化”“佛系文化”“躺平”“摆烂”等青年亚文化，更加深刻地影响了当下青年群体的精神状态。一方面，网络媒介为广大青年的负面情绪提供了荫蔽的场所，在匿名化的交流和“丧文化”的表情包里，青年不再耻于面对自身的失败，在高度相似性的“丧言丧语”之中，获取了聊以自慰和自我接纳的勇气，进而放任不堪处境的延续；另一方面，“丧文化”经由网络媒介传播得更为广泛，本就在社会生活中遭遇挫折，在理想和现实的巨大鸿沟中自我怀疑的青年，在媒介大肆营销和传播的亚文化中，更是为自我的妥协和自暴自弃寻找到了永久的赦免权，这无疑助长了青年群体负面情绪的滋生，导致信仰价值的虚无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彻底瓦解。
最后，现代化令大众趋于一种同质化的生活，都市和乡村的独特性渐渐消泯于一体化的进程中，娱乐方式的单调重复，日常作息的程式和机械，大同小异的情感故事，人云亦云的观念，无形中钝化着人们的感知能力，也让思维模式或多或少在无深度的、泛滥的娱乐文化中日渐固化，进而催生出大量似曾相识、老套失真的作品。
实际上，站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起点，面对一个大踏步进入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并非全都停滞不前、悲观无望，我们应该看到还有众多的青年正活跃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战线。2022年4月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白皮书》让我们看到了中国青年奋斗在各大传统行业和新兴领域，遍及工厂车间、黄土田间、建筑工地、训练场所和大街小巷，无论是工人农民、运动健儿、外卖骑手、快递小哥，还是医生护士、教师学生、公职人员……他们都在平凡的岗位努力奋斗，自我打拼；当国家面临了重大的自然灾害和突发性的公共危机，青年们的身影总是出现在最前沿；在全面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新的过程中，涌现出了大量先进的青年典型，他们不畏寒暑，在艰苦复杂的环境中为乡亲们排忧解难，甚至奉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而在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等高端领域，杰出的青年学子也为国家软实力提升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研究生支教团、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连续18年派遣41万余名研究生、大学毕业生，到中西部2100多个县（市区旗）开展扶贫支教、卫生医疗等志愿服务。青年始终是大型赛会志愿服务的主体力量，给千家万户乃至全世界留下深刻印象……而这样的青年形象，似乎鲜少在新世纪的文学文本中出现。那么当下的文学创作应如何突破瓶颈，解决问题，塑造出别出机杼的更为真实的青年形象呢？或者进一步说，文学在新时代应当怎样创作出更加生动真实的人物？怎样介入和记录时代，进而建构我们的当代史？
事实上，青年形象书写的消极化、碎片化和单一化的问题，并非现阶段才表现出来，从更广泛的层面而言，自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当创作者以精神真实取代生活真实，从刻画人物的性格特点转为捕捉人物的灵魂精神，在此基础上去书写人物生存的困境，探讨普遍性的存在主义问题时，人物形象的塑造便不再是作家探索的焦点。在此，并非指摘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创作观念，它们为中国当代文学带来的深刻影响以及对形而上问题的思索，显然已经远远大于了人物塑造的问题，其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也无可否认。但文学创作观念的转轨，确实在一定程度加速了人物塑造的分化。加之在特定的历史年代，对现实主义文学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理论的机械认知和过激实践，导致出现了人物脸谱化、平面化、单一化的问题，严重损害了文学的艺术审美性，典型人物理论便被投鼠忌器似地遭到了抛弃，而后便淹没在各种文学思潮当中，渐渐沉寂下来。
然而，关于文学人物塑造的理论并没有得到完善和发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后现代主义昙花一现般退潮，紧跟而来的通俗文学和新媒介以来的类型化小说，更热衷于讲述精彩的故事，编织充满戏剧冲突的情节，“情节中心论”使得自五四时期发展而来的“人物中心论”面临非常尴尬的处境。对现实主义文学典型人物理论的疏离，可以视为对虚假人物创作的矫正性策略，但是在新世纪的当下，我们发现对人物的放逐反而让文学再次面临了形象塑造乏力的问题。在一个提倡文学应该把握民族复兴主题，热忱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全方位全景式展现新时代精神气象，书写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塑造丰富多样的人物形象的年代，这一病灶无疑是致命的。当个人化的创作陷入了单调琐屑的庸常叙事，青年群体形象日渐板结而毫无活力和特性，青年群体的价值观念普遍出现信仰虚无的倾向，重新要求塑造典型人物、呼唤理想主义不失为一个可供参考的策略，一方面它符合新世纪的中国国情和现实主义文学的需要，现实主义的核心就是典型人物的塑造，凭借典型人物来洞悉时代的变化，反映时代的精神，触摸一代人的心灵轨迹。虽然从理论层面而言，文学具有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和娱乐功能等多种功能，作家注重文学的何种功能是其个人化的自由选择，但是如果文学选择承担书写历史的责任，那么青年群体多元有力的形象、张扬的奉献精神和为理想而奋斗的人生，就应当被文学发现并忠实地记录下来。在形塑当代的青年形象，描绘生存状态的过程中，作家不能无视文学与政治社会、时代历史的关联，这不仅是文学创作实践的内在规律，同时也关乎文本的格局与品质。毕竟偏安一隅的喃喃自语，很难长久地被时代听见；另一方面，从文学的教育和审美功能而言，青年群体晦暗、迷茫的精神现状需要文学来引领，让他们看到生活的诸多可能，重建青年的理想目标，培养青年吃苦耐劳、勇于奋斗的精神。当然，这里并非主张文学创作无视现实困境的盲目乐观和歌功颂德，而是在直面新时代诸多问题的前提下，给予青年以精神上的慰藉，毕竟困难是任何一代青年在成人之旅上都会遭遇的，青年一代不应将其视为自我沉沦的理由。之于青年作家对于城乡关系书写的模式化问题，则需要作家站在历史和社会的高度，全方位地理解生活，密切关注当代社会的种种现象，真切投身至百姓生活中，警惕以书斋式的书写代替社会实践，以“他者”的想象取代真实发生的生活，进而去思考复杂的生活矛盾和人物之间的关系，勇敢、真诚、坦率地记录当下，而非以抽象和绝对的概念对生活进行图解式的分析。
近几年，部分传统作家和网络作家的现实主义写作让我们看到了文学新青年的希望和构建全新城乡关系的可能。譬如《大国重工》《朝阳警事》《中国铁路人》《大美时代》《上海繁华》《大医凌然》《你好消防员》等作品关注到工人、警察、医生、消防员、铁路人、创业者等在各行各业辛勤工作、勇敢拼搏、为个人理想奋斗，为国家做出贡献的青年人物，在这一类现实主义的书写中，青年形象不再如行尸走肉般在繁华的都市迷失自我，沉沦放纵，他们找到了城市给予自身实现梦想和改变现状的机会，褪去了黯淡颓废的暮气，个人理想和家国情怀再次同构，成为了青年群体实现自我价值的又一路径，青年形象重新焕发出了青春的活力。这一类文本聚焦时代的最前沿，不仅捕捉到了新时代下别样的青年形象，凸显了一个民族国家高尚而宏大的精神追求，而且完成了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讲述，再现了社会个体对于家国主体的精神认同。
此外，韩永明的扶贫系列小说《春天里来》、赵德发的长篇小说《经山海》、关仁山的《金谷银山》、何涌的《泥窝物语》、马平的《高腔》、田耳的《到峡谷去》《吊马桩》等农村题材小说，都关注到了当前如火如荼的乡村振兴事业，经由返乡扶贫人员的书写，开辟出了乡村题材书写的新路径，书写出了乡村社会新的生活生产方式、精神风貌和城乡关系。在这些作家的笔下，城乡关系从绝对的二元对立转为相互融合促进，一方面，城市为乡村带去了较为先进的发展理念、科技产品、人才资源，改变了乡村既有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乡村学会利用互联网和科学技术进行更有效的产业化、市场化经营，极大改善了乡村的物质条件生活；另一方面，在城乡融合的过程中，注重乡土的绿色发展，极大地保留乡土的传统文化资源，注重开发乡村的旅游娱乐和文化传承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城市中人提供了一个闲适向往的所在，以缓解快节奏都市生活带来的巨大压力。新时代语境下的城乡写作当然是在路上的书写，也会存在叙事上的稚嫩，缺乏美学形式上的突破等问题，但是在新旧交替、社会转型的时期，它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观照生活的新路径，在理想主义的废墟上发出了时代的新声。
纵览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文学创作中的青年形象经历了从集体化到个人化，从共名性到无名性，从激情高昂到消极颓废的转变，经由青年形象的书写，我们见证了文学理想主义的高张和落潮，也窥见了中国当代青年文学创作存在的问题。诚然，文学需要忠实地记录这个时代的黑暗与怀疑、失望与难堪，但同时也应该去书写光明与希望、繁花与四季。在中国社会经历巨大的社会变革，迈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新征程中，我们必然要直面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诸多问题，但是仍旧期待文学的多义性，能够驱散青年群体精神面貌的惨淡愁云，让理想主义的回归成为新世纪的一种可能，传播好新时代的中国之声，在文化自信的道路上讲好中国故事。
